资本主义多样性理论介评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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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导论

政治经济学家一直对不同国家的经济和政治制度的差异感兴趣。在这种研究中，大致可以区分出两种带有极化倾向的视角：一种观点认为，不同国家之间的差异是对经济社会建设的“最优实践”的偏离，在不同国家追赶技术和组织上领先国家的过程中，这些差异会逐渐消失，并最终导致经济体制的趋同。另一种观点认为，不同国家的经济社会发展模式是特定类型的社会长期历史选择的结果，它是特定国家复杂制度演化的结晶，有其独特的价值，因此各国的经济体制在全球化的洪流下产生的不是趋同，而是继续保持多样性。无论持哪种视角，问题的核心始终是如何构筑理论框架去理解不同国家之间的制度差异。过去几十年间，比较经济体制研究的焦点几经变换，先是对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经济体制进行了对比，然后开始对结合了两种体制要素的“混合体制”进行研究。20世纪90年代之后，随着指令性社会的失败变得日益明显，构建比较经济体制研究理论框架的进展，发生了重大的转向，开始从苏东解体前的以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比较研究为中心，转向关注资本主义的多样性。对资本主义研究而言，“没有哪位经济史学家曾经有过所有的资本主义都是一样的的幻想”①。随着时间的推移，每一位经济史学家都认识到资本主义不仅在不同的国家，而且在个体国家内部都采取了不同的形式。最近一些年，资本主义多样性被比较政治经济学中一种特定方法的支持者成功地推广开来。这种方法的先驱是索斯凯斯，这种方法在霍尔和索斯凯斯2001年出版的著作《资本主义的多样性》中得到了最为全面的阐释。由霍尔和索斯凯斯明确地加以阐述的资本主义多样性（VarietiesofCapitalism，简称VOC）框架，成为论述发达工业化国家政治经济文献的标准参照系。比较资本主义研究中的VOC方法，可以被列入在过去十年间最具影响和研究意义的社会科学理论之一。

二、VOC的基本分析框架和核心概念

（一）以企业作为分析的中心——对传统方法的超越比较政治经济学领域的比较资本主义研究在20世纪90年代前，主要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第一个阶段是20世纪50年代到60年代的“现代化方法”，这种方法把分析的重心放在二战之后国家在经济恢复与发展中所发挥的功能上，尤其表现在如何引导金融与产业之间的关系上。第二个阶段是20世纪70年代两次石油危机所引起的“滞胀”时期，彼时的比较资本主义研究关注的焦点在于如何通过“新社团主义”（Neo-corporatism）的三方（劳方、资方和政府）协调以渡过难关。接下来是20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的第三个阶段，开始研究“生产的社会系统”（SocialSystemofProduction）。这种研究强调企业的生产并非只是经济活动，尚须许多社会条件的配套与支持。霍尔和索斯凯斯认为，与上述三种方法相关的著作“解释了经济中重要的方面”，但是他们自己的目标是“在一些方面超越它们”②。针对上述方法的不完善之处，霍尔和索斯凯斯指出，他们构建的方法尝试“把公司带回到比较资本主义研究的中心，同时，不忽视工会的作用，突出商业协会和其他类型的公司间关系在政治经济中发挥的作用”③。也就是说，霍尔和索斯凯斯认为，先前的研究方法，过分强调了“国家”和“劳动”的重要性。针对先前的比较资本主义研究方法的不完善之处，多样化资本主义方法“是一种以公司为中心的政治经济学研究，它把公司视为是资本主义经济中的核心主体。因为，公司是面临技术变迁和国际竞争时进行调整的关键主体，它们的行为的加总决定了经济绩效的总体水平”④。

（二）VOC分析的核心框架根据从关系视角对公司的理解，多样化资本主义方法把关注的焦点放在了五个重要的领域，在这些领域中，公司必须发展出解决协调问题（对它们的核心竞争力而言具有核心作用）的重要关系。第一，劳资关系领域。在这个领域，公司面临的主要问题是如何同劳动力、代表劳动的组织和其他雇主协调工资和工作条件的谈判问题。在这种协调中，也体现出微观经济和宏观经济彼此联系的一面。因为，在这个领域中，最为关键的是工资和生产率水平决定了公司能否取得成功，以及整体经济的失业率或通货膨胀率。第二，职业培训与教育领域。在这个领域，公司面临着确保工人有适当的技能，而工人面临着决定在何种技能上投资多少的问题。同样地，这个领域也体现出微观和宏观彼此联系的一面。因为这个领域的协调问题的结果，不仅改变了个别公司和个体工人的命运，而且改变了整体经济的技能水平和竞争力。第三，公司治理领域。在这个领域，公司寻求得到资金支持，而投资者期望他们的投资能够确保获得回报。人们设计出来用以解决这些问题的方法，既影响了特定类型项目资金的可获得性，也影响了公司能够获得资金的途径。第四，企业间关系领域。这个领域主要涵盖了一个公司同其他企业（尤其是它的供应商或客户）之间建立的关系。建立企业间关系的努力，主要包括标准设定、技术转移、合作研发等。在这个领域中，协调问题主要源自专有信息的分享和联合开发中风险的共同承担。第五，公司同雇员的关系领域。除了上述重要方面外，公司还面临着和雇员之间的一系列协调问题。在这其中，关键的问题是确保雇员有必要的能力且能够与他人良好地合作，以推进公司目标的实现。在同雇员的关系中，常见的逆向选择、道德风险问题都是存在的，信息分享问题也变得很重要。在这个领域中，公司发展出来解决这些问题的关系，影响着它们自身的竞争力和经济的生产体制的特征。

（三）VOC视域中的资本主义多样性在区分了五个重要的关系领域后，霍尔和索斯凯斯给出了他们的资本主义类型划分的标准：“可以通过考察公司在这五个领域中解决协调问题的方式，对国家政治经济进行比较。我们对两种类型的政治经济——自由市场经济和协调市场经济（构成了可以排列许多国家的类型谱系的两极的理想型）——做出了重要的区分。”⑤（见表1）霍尔和索斯凯斯的总体观点是，在自由市场经济和协调市场经济中，政治经济的制度框架差异造成了公司策略之间的系统差异。存在一些方式，使得国家政治经济的制度安排推动公司实行特定类型的公司战略。比如，在协调市场经济中，公司和其他行为主体将会更倾向于投资专属性资产和合作拥有的专属性资产。而在自由市场经济中，企业更愿意在可转换资产上进行更多的投资，也就是说，如果转向其他目标，资产的价值能够很快地实现。上述情形的出现是因为，协调市场经济为实现共同拥有的专属性资产的价值所要求的策略互动提供了更多的制度支持，这种支持可能是以特定行业的培训、合作研发等制度形式表现的。与此相似，自由市场经济中更具流动性的市场为经济主体转移资源寻求更高的回报提供了更多的机会，鼓励它们更多地投资于可转换资产，为此提供的制度支持可能包括一般性技能培训制度或多目标技术研发等。

（四）制度互补、比较制度优势与资本主义多样性“制度互补是强化自由和协调市场经济之间的差异”⑥的一种重要机制。制度互补指的是在两种制度之间，一种制度的存在（或效率）能够增加从另一种制度中得到的回报（或效率）。在这里，重要的是政治经济不同领域的制度的互补性。霍尔和索斯凯斯对传统的比较经济优势理论进行了批评，认为“这些理论走得不够远”，因为“它们都解释了为什么某种类型的商品的生产可能会集中在一个国家，但是对为什么那种类型的商品应该集中在某个特定的国家却什么也没说”⑦。霍尔和索斯凯斯认为，弥补传统理论缺陷的新理论“可以在比较制度优势的概念中找到”⑧。他们的基本想法是特定政治经济的制度结构为公司提供了从事特定类型活动的优势。内生增长理论的研究在一定程度上支持了这种想法。VOC方法分析比较制度优势的逻辑非常简单。在一些政治经济体中，公司更广泛地应用非市场协调模式组织它们的活动，而在其他一些国家公司主要通过市场协调同样的活动。利用对自由和协调市场经济的区分，霍尔和索斯凯斯识别出许多与这些差异相关的政治经济的制度特征，并证明这些差异对应于公司战略上的跨国差异。第一，VOC证明不同国家的公司在本质上并不是变得更加相似了。有充分的证据表明处于不同类型经济中的公司会对类似的挑战做出不同的反应。第二，VOC方法表明公司并不会自动地把它们的活动优先转移到能够提供低劳动成本的国外。有着同样技能和生产率水平的廉价劳动力总是具有吸引力，但是公司也能从支持特定类型的公司间和公司内关系的母国的制度中获得竞争优势。许多公司将不会愿意放弃这些优势而只是追求工资成本的降低。第三，VOC的比较制度优势理论还表明公司可能会利用新的转移的机会去从事某种形式的制度套利（InstitutionalArbitrage）。也就是说，公司可能会把一部分特定的活动转移到其他国家，以得到这些国家的制度框架为从事这类活动所提供的优势。第四，VOC质疑与全球化相联系的单一的政治动态的观点，认为在自由市场经济和协调市场经济中存在不同的政治动态。在面临更加剧烈的国际竞争时，自由市场经济中的企业有可能对政府施加去管制化的压力，政府可能会对这种压力产生共鸣，因为整体的经济的比较优势依赖于市场机制的有效运转。在协调市场经济中，全球化激发的政治动态可能会非常的不同，政府应该不会那么赞同去管制化，因为它威胁到国家的比较制度优势。

（五）有关国家体制变化的分析“许多比较资本主义著作缺乏对国家体制是如何变化的进行的理论阐述。”⑨结果，论述全球化的文献集中于两极：一方面，一些著作聚焦于制度本身以及制度再生稳定的行为模式的方式上。这些著作中持有的相对静态的观点，意味着国家体制在面对全球化时不大可能发生重大的变化。另一方面，一些著作特别强调与全球化相联系的压力具有的巨大力量。这些著作倾向于把既有的国家实践理解为一种需要通过这些压力加以改造的惰性因素。而VOC方法提出了一个更具动态性的分析国家政治经济的理论。所谓的“更具动态性”体现在它“预见到了国家政治经济发生的变化，提出了关于这种变化发生过程的具体主张”⑩。VOC方法把国家政治经济视为经常遭遇外部冲击的体系，这些外部冲击源自技术、产品和消费偏好持续变化的世界经济。这些冲击经常会动摇曾经使得经济主体实现了行为协调的均衡，并挑战既有的公司实践。人们期望公司努力去改造它们的实践，以维持包括比较制度优势在内的公司的竞争优势。从而，大量的调整过程将会指向比较优势的制度重建。在制度重建的过程中，公司和个体将修正它们的关系投资，寻求同其他公司或雇员建立新关系的能力。为了做到这一点，公司将呼吁已有的制度结构支持经济中的协调。在许多情形中，公司将需要政府的合作，人们也可以期望政府对重新恢复协调的努力做出回应，因为政府将会面临来自生产者集团和这样做可以从现有制度中得到实质利益的选民的压力。制度互补在这些调整过程中发挥了模糊的但是是重要的作用。一方面，制度互补提升了经济中某个领域进行的制度改革会像滚雪球一样波及其他领域的前景。另一方面，制度互补会对根本变革产生抑制作用。公司和其他行为主体可能会尝试保有经济中某个领域的既有安排，以保护制度的互补性或对它们有价值的这些安排同其他制度之间的协同效应。总之，VOC是一种政治经济理论，它“不仅能够用于识别不同国家相似和差异的重要模式，而且详细阐明了国家政治经济发生变化的过程。它不只预见到了在对当代的挑战做出的反应时，所有发达民主国家的制度变化，而且提供了对引入的哪些变化进行评价的理论框架”。

三、结论及评价

（一）VOC的主要理论观点第一，根据多样化资本主义的分析，除了自由市场资本主义，不同国家经济发展的模式还存在其他选择。从多样化资本主义分析框架发展出来的理论，“为批判别无选择的观点和新自由主义的正统模式适合一切国家的预言提供了理论证明”。不同的国家有着不同的制度体系去解决诸如资本获得、激励员工、保证适当的技术水平和进行工资谈判等协调问题。没有哪一套制度在一切时间，在所有的生产性活动中都有明显的优势。也就是说，比较经济制度研究中，人们经常会问：一种（某些）形式优于另一种（其他一些）形式吗？霍尔和索斯凯斯主要依赖他们提出的“制度互补”的概念，对这个重要问题做出了回答：“尽管每一种类型的资本主义都有其支持者，我们不认为某种形式优于另一种形式”，因为理论分析和经验研究证明，“无论是自由市场还是协调市场经济，看起来都能提供令人满意的长期经济表现”。第二，有关制度趋同或转变的观点，反映了多样化资本主义立场“区别于主流正统的另一个重要之处”。主流正统观点，主要依赖于新古典经济学工具，认为自由市场经济是一种“理想型”，是一种“最优实践”，代表着对经济活动组织唯一的、自然的和理性的结果。而多样化资本主义方法明显反对“最优实践”的观点以及与之相联系的趋同观点。在多样化资本主义的分析中，制度集彼此聚合、相互依赖的本质，致使不同经济体在面对全球化带来的各种挑战时，是抵制而不是积极地走向趋同。此外，因为不存在单一的最优制度集，国家和私人经济主体可能并不急于对它们的经济进行根本性的重建。尤其是“国家的繁荣，不是因为它同其他国家更为相似，而是建立在它们的制度差异的基础之上的……从而，很多调整过程的取向是比较优势的制度重建”。换一种说法，全球化带来的挑战，“更可能是制度套利得以巩固而不是得到破坏”。第三，当今世界面临着新自由主义的威胁。尽管对简单化的市场导向或新自由主义的趋同提出了挑战，霍尔和索斯凯斯也承认“对两种主要的资本主义类型存在的威胁是不对称的”。也就是说，在面对世界经济一体化时，许多活动是以市场为中介的，市场取向或去管制化被认为是协调市场经济更可行和更可能的选择。与此相联系的是一种担心，国际金融关系的持续自由化可能会消除协调市场模式的一个重要基石：“金融去管制化可能成为拆散协调市场经济的线索。”霍尔和索斯凯斯担心，以美国为主导的典型的新自由主义全球化可能会破坏作为协调模式的资本主义曾经稳固的制度均衡。因此，尽管《多样化资本主义》一书中对两种资本主义模式的分析是平衡的，但是其中也存在着明显的、潜在的担心，这就是为什么霍尔和索斯凯斯会说“一个古老的幽灵在欧洲游荡”，那就是“自由主义正统的幽灵”。

（二）资本主义多样性分析的重大理论意义第一，这种分析“对理解资本主义社会的动态学和21世纪的经济具有重要的影响”。这主要是因为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特征和现实经济提出的挑战发生了变化。“全球化、欧洲一体化、宏观经济政策范式的转变、供给面重建的强烈呼声、社会民主以及保守主义政府的积极的制度借鉴似乎定义了现今的资本主义时代”。在这种背景下，西方学者认为，迫切的问题不再是世界范围内资本主义胜利还是社会主义胜利的问题了，而是不同类型资本主义之间的内部关系问题了。“全球化”是不是就是“美国化”？欧洲一体化会不会使得欧洲各国的经济体制的独特特征最终消失？世界范围内各国的经济体制在全球化的潮流下是持续地走向趋同还是继续保持多样性？对世界上的不同国家而言，是否存在政策上的最佳实践？第二，对资本主义多样性研究成果进行整理和分析，有助于补充、完善和推动马克思主义运用于当代资本主义分析。在资本主义研究中，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始终占据着主导地位。但是，更多的时候，有关资本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分析被“资本主义发展趋势”这一宏大的问题所吸引，在这种取向下，对资本主义历史发展的“阶段划分”成为主要的研究内容。尽管对资本主义的“阶段分析”要求去考察每个不同阶段的资本主义社会现实、这一阶段主要的矛盾冲突及推动阶段性变化的驱动因素和关键机制，但为了证明马克思对资本主义趋势预言的终极判断也会遮蔽对现实资本主义的深入分析。因此，资本主义多样性研究有助于推动马克思主义运用于当代资本主义分析。第三，对资本主义多样性分析的研究，有助于深化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的理解。在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讨论中，时常出现的一个观点是主张走新自由主义的道路。通过对资本主义多样性研究成果的梳理可知，制度互补的存在决定了中国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过程必然是长期而又艰苦的，通过急剧的转变走上某种特定的道路，可能会使经济体制建设遭遇重大的挫折。此外，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建设取得的重大成就表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比较制度优势”不仅是明显的，而且也是取得重大成就的基本保障。在资本主义保持多样性的存在、在全球化背景下的“趋同”仍然是一种无法给予充分科学证明的纸面理论的大背景下，不切实际地坚持中国走新自由主义道路只是一种缺乏理论和现实支撑的妄想。

作者：常庆欣 张元鹏 单位：中国人民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 武汉大学 经济与管理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