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医汉英词典批评语言学范式与路径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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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传统中医汉英词典研究受语言工具论影响，注重语言形式和翻译文本的对等描写，但却弱化了社会政治、历史文化及认知倾向等因素在词典编纂过程中的作用，因而无法全面阐述中医英译的语言历史演变及特点。批评语言学关注语言在建构社会权力中的作用，强调语言、权力和意识形态之间的互动关系，为中医汉英词典学开辟了宏观历时的研究视角，其研究路径则围绕中医英译话语的历史演变与关联、语言政策与权力以及语言与文化关系三个方面。中医汉英词典的批评语言学研究路径，梳理词典谱系，追根溯源，揭示词典发展历史轨迹的同时也为后续词典的修订完善提供了坚实的理论基础和依据。

关键词:中医汉英词典学;批评语言学;研究范式路径

中医汉英词典收集、汲取了前人中医英译活动的成果，加速了中医名词术语英译标准化与规范化进程，也为异域学习者提供了重要的术语参考来源，对中医学的对外传播和国际地位提升产生了积极而深远的影响。词典学(lexicography)是研究词典编纂实践和理论的语言学学科，执行重要的社会功能［1］。目前，对于中医汉英词典研究所秉持的依然是应用语言学“脱政治”(apolitical)的研究惯例，研究注重语言形式和翻译文本对等的描写，弱化了社会政治、历史、意识形态等因素在编纂过程中的作用，无法客观、全面地阐述中医英译历史和词典编纂的本质。批评语言学关注语言在建构社会权力关系中的作用，强调语言、权力和意识形态之间的互动关系。将批评语言学引入到中医汉英词典的研究中，从意识形态和权力关系维度开展词典学研究，开辟新的思路和视角，丰富研究内涵，有利于“提高词典编纂者……立足历史、文化与社会政治视角理性、客观而有目的地规划、评析或从事词典及相关语言或社会活动”［2］。

1批评语言学视角下的词典研究

批评语言学(criticallinguistics)坚持以语言分析为手段，以透过表面语言形式，揭示语篇中隐含意识形态领域的作用和反作用关系，从而解释语言与权力分布、语言与社会控制之间的联系［3］。批评语言学强调语言、意识形态、权力和文化四位一体的关系，反对唯语言本体和描写主义研究传统和路径，加速了语言学研究从“纯粹语法理论”到“关注社会与指涉意义”的过度转变。词典是语言和语词的标准和权威。批评语言学认为，“词典表面上是一种客观而中性的语言产品，深层次则承载有特定的文化基因与社会属性，表征了特定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价值或偏见。［2］”而Ezquerra更是明示“词典向来是政治和意识形态工具”［4］。20世纪80年代，语言学研究者将词典文本看为一种特殊的语篇，指出了词典的语篇属性。批评语言学框架内的词典研究目的则是通过词典文本的语篇分析，阐述词典语言背后所隐藏的意识形态意义、社会结构和权力控制的关系。正如Reagan所说:“根本上，只有关注语言使用的社会、政治、经济和意识形态语境，且在该语境中只能用作元语言与元认知理解时，语言意识才是批评性的。［5］”那么，词典批评性研究内容该如何界定呢?从词典研究历史来看，部分学者从社会学角度剖析词典语篇与政治、权力和主流价值体系的关系;少数通过实证研究探讨意识形态在词典语篇中的渗透，但研究内容仍然局限在种族主义、殖民主义、性别、年龄等变量的分析。2014年天津外国语大学陈伟和赵彦春在论文“现代词典学:一个批评性视角”中，创新性完整总结了词典批评性研究的目标域，主要包括对社会发展和矛盾在词典及其编纂、出版和传播中的表现进行剖析;权力关系在词典语篇或话语中的体现;剖析词典话语的意识形态工具功能;剖析词典话语的历史关联性;关注不同读者对同一词典语篇的不同态度和理解等［2］。词典话语在文化解构和重构中扮演着重要角色，中医汉英词典在规范中医英译术语、传播中医文化和巩固中医学的国际舞台地位等方面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批评语言学为中医双语词典学研究开辟了新的视角和路径。

2批评语言学框架内中医汉英词典研究范式

需要注意的是，中医汉英词典批评性研究不同于中医汉英词典评论。中医汉英词典语篇文本是话语符号系统的存在形式之一，是“囊括道德思考、知识和科学、谈论、文本乃至倾向在内的符号系统”［6］。因此，批评性研究所关注的是中医汉英语言使用的社会、政治、经济、历史和意识形态等语境，揭示的是语言使用背后有关意识形态和权力关系方面的问题;而词典批评则主要对辞书的编纂质量、术语翻译质量、内容囊括范围及编排体例等文本材料进行评价，并向读者推荐好辞书。批评语言学框架内的中医汉英词典研究涉及到三个方面，即话语的历史演变与关联、社会发展和权力变化在中医汉英词典语篇中的体现以及双语词典与文化间的辩证关系。

2.1中医汉英词典话语历史演变与关联的研究路径

哈特曼(ReinhardR．K．Hartmann)和詹姆斯(GregoryJames)丰富了“词典考古”的内涵:“通过研究不同词典的内容、历史和基因联系，揭示彼此之间的关系。［7］”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中国文化研究院杨慧玲在“19世纪汉英词典传统———马礼逊、卫三畏、翟理斯汉英词典的谱系研究”一文中，认为“词典考古”包含三个层次，为中医汉英词典话语历史演变与关联研究指明了思路。一是中医汉英词典书目、文献信息的考古，二是中医汉英词典谱系考古和蓝本考古，三是中医汉英词典的解释与评价［8］。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国内外中医汉英词典共出版几十部，组织编写的有各中医院校和科研院所(如北京中医药大学、广州中医药大学和中医科学院)，也有国家机关(如卫生部及国家中医药管理局)，以及国内外有志于中医世界传播的专家和中医爱好者(如NigelWiseman和NanielBensky)。因此，研究话语的历史演变和关联需要梳理归纳30多年来国内外中医汉英词典的书目，整理出《三十年来中医汉英词典目录》，为第二和第三层次研究奠定了基础。研究的第二个层次通过横向和纵向的比较分析，从中医词典词目编排、检索方法、术语囊括范围、英译标准和策略等方面归纳出词典之间的单向继承关系，进而确定它们之间的谱系关系。如1982年广东科技出版社出版的《汉英常用中医词汇》［9］，1986年又出版了《汉英中医辞典》［10］，可以说后续出版的《汉英中医辞典》在体例、检索和英译等方面与前者一脉相承，二者属于同一谱系，在中医名词术语英译方法上音译、意译(含喻义译)和半音半意译并存。如“风、寒、暑、湿、燥、火”六邪合称为“六淫”，在上述两部词典中致病的“邪”都被译为“evil”，这就有别于李照国在《简明汉英中医词典》［11］中的译法“pathogenic”。研究的第三个层次以中医汉英词典文献信息和历史演变为基础，从历史语境和纵向视角解释、描述并评价构建中医汉英词典学研究的目标域。“从历史原点出发的纵向视角一方面纠正了以往孤立评价缺乏历史连续性的弊端，另一方面也更能体现词典(包括中医汉英词典)的历史发展轨迹和在每个历史阶段的代表性特征”［8］。

2.2中医汉英词典话语背后社会学研究路径

语言政策和规划一般由国家或政府机构制定，对社会中人们的语言交际进行干预和控制，常常受社会发展、意识形态、经济动力和综合国力等因素和变量的影响。从社会发展的角度来看，上世纪80年代之前，众多中医研究者对于中医名词术语的英译标准和规范未能达成一致，影响了中医国际化的步伐。面对国际间医学学术交流、中医对外教学、新闻媒体及出版的需要，中医名词术语的英译标准化问题亟待解决，也必将受到政府机构(国家卫生部、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和各级学术委员会)的重视。1987年卫生部组织编写的《汉英医学大词典》［12］出版，收录中医各科术语11000多条。该词典收集了多位前人译法，给出多种英译对应，是早期术语英译的总结。随着中医与各民族医学和外来医学的交流互动，加之中医学自身的发展，一些新名词、概念和术语相继出现，客观变化的社会发展现状与医学自身的不断交融进步，是中医汉英词典持续更新的动力来源和推手。2004年该词典第二版出版，而2010年受国家出版基金资助，第三版与读者见面，收录新词6万多条，极大地满足了读者的需求。由此看来，中医术语英译事业可以说是一种政府干预和导向行为，由国家和政府机构组织制定、编写的中医汉英词典，避免了各家分歧，很大程度上规范和统一了术语译法，大大加速了中医国际化进程。话语是权力的外在表象之一，而意识形态和认知倾向更是通过权力得以体现。中医汉英词典社会学研究的另一个路径就是权力和意识形态的探讨。李照国在论文“中医对外翻译三百年析”中，将中医翻译历史分成5个阶段，即拉丁语时期(1640～1899年);英语开始主导时期(1900～1949年);英语主导、废止拉丁语时期(1950～1976年);翻译理论出现时期(1977～1989年);中医汉英词典不断问世，术语英译标准化最终实现(1990～2003年)［13］。从宏观来看，中医最早是由欧洲传教士译介走出国门，译者倾向使用拉丁语选译部分中医学基础，原因正是基于所处时期欧洲政治经济实力以及拉丁语在世界舞台的影响。而随着近代英美等英语为母语国家经济和综合国力的增强，拉丁语被英语取而代之，但英译标准众说纷纭。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综合国力和经济实力不断提高，大国地位持续攀升，中医国际影响力日益扩大，国内外几部权威中医汉英词典出版最终实现了术语英译的标准化。从微观看，中医双语词典中有关术语英译的策略也深深带有权力时代特点，是研究的重点之一。译者起初根据自己对中医的理解对已有词汇作出选择，对中医的各个概念在翻译形式上比较随意，翻译有很大的不同。直到1987年，《汉英医学大辞典》［12］出版，对于难译的名词不再局限于搜寻西医中的对应语，而是使用音译，如穴位名称、地名、朝代、人名以及经络均采用音译，对于方剂名称则使用音译加意译双重表达。翻译策略的改变基于中国综合国力和中医地位不断提升的背景，中医有实力与西医争夺话语权，打破西医霸权的格局，采用音译以及音译加意译的译法最大限度地保留了中医文化的特色，主观意识上与西医划清界限，彰显了新时期中医的魅力，也带给词典学习者别样的异域医学体验。

2.3中医汉英词典的文化传播研究路径

语言是文化的载体和表现形式，语言所反映出的是特定文化中语言使用者所在民族的世界观、思维方式、社会特性等无形遗产。中医汉英词典中完整收录了中医药学各科术语词目，这些话语扎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土壤之中，带有浓厚的传统思维模式和民族文化积淀。如方廷钰主编的《新汉英中医学词典》［14］(第二版)由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在2013年出版。该部词典不仅提供了中医词条的英语对应词，还附有例语和例句，词目、例语和例句构成的中医话语语篇，体现了中国古代朴素唯物主义、自发的辩证统一思想、区域民俗以及历史建构等特色。从文化本体的角度研究就是要揭示中医汉英词典中语构、语义及语用文化，探讨文化语词，揭示词源文化信息，并整理归类词条和例语，开展介绍文化专题。

3结语

批评语言学关注语言在建构社会权力中的作用，强调语言、权力和意识形态之间的互动关系，为中医汉英词典学开辟了宏观历史研究视角，其研究路径则围绕话语的历史演变与关联、语言政策与权力以及语言与文化关系3个方面。目前，中医汉英词典学研究受结构主义和实证主义影响，坚持词典本体研究，崇尚词典工具论思维，忽略了社会发展、权力操控、主观意识、历史演变和文化传播等方面对于词典编纂的影响。而中医汉英词典的批评语言学研究路径，梳理词典谱系，追根溯源，揭示词典发展历史轨迹的同时也为后续词典的修订完善提供了坚实的理论基础和依据。

参考文献:

［1］郑书谱，张春新．“词典学”解析［J］．辞书研究，2002，2(4):106．

［2］陈伟，赵彦春．现代词典学———一个批评性视角［J］．现代外语，2014，37(2):189-198．

［6］李燕霞．论福柯“权力话语”下的经典译介与流变［J］．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社会科学版，2013，20(1):90-93．

［8］杨慧玲．19世纪汉英词典传统———马礼逊、卫三畏、翟理斯汉英词典的谱系研究［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2:328．

［9］广州中医学院．汉英常用中医词汇［M］．广州:广东科技出版社，1982．

［10］欧明．汉英中医辞典［M］．广州:广东科技出版社，1986．

［11］李照国．简明汉英中医词典［M］．上海: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2002．

［12］金魁和．汉英医学大词典［M］．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1987．

［13］李照国．中医对外翻译三百年析［J］．上海科技翻译，1997，12(4):39-40．

［14］方廷钰．新汉英中医学词典［M］．北京: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2013．

作者：李振 张宗明 单位：南京中医药大学中医药文献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