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言学下汉译佛典四言文体的形成范文

本站小编为你精心准备了语言学下汉译佛典四言文体的形成参考范文，愿这些范文能点燃您思维的火花，激发您的写作灵感。欢迎深入阅读并收藏。

[摘要]

汉文佛典中大量运用的四字格形式一直以来都是一个值得探讨的语言现象。本文尝试从认知语言学的角度，初步探究佛典中四言文体的形成原因。

[关键词]

汉译佛典；四字格；认知语言学

在文化的交流与碰撞中，语言往往是最直接的施加影响者，也是最深刻的被影响者。佛教的传入是中国历史上持续时间最久、范围最广、影响最深的一场文化交流活动。佛教作为一种不同质素的语言和文化系统，在近两千年的历史中，经历了试探、依附、冲突、改变、适应、融合种种阶段，已经渗透到中国社会的各个阶层和领域。自东汉桓帝元嘉元年（151）安世高译出《明度五十校计经》始，直至北宋仁宗景祐四年（1037年）佛经译场停顿，其间八百八十六年是佛典的翻译时代。这一场近千年的文化交流活动给后世留下了浩如烟海的汉文佛教文献。佛教文献是一种既有别于书面语，又不同于口语的特殊文体，显著特征之一就是四字格的大量运用。朱庆之先生在博士论文《佛典与中古汉语词汇研究》中指出，汉文佛典“刻意讲求节律。通常是四字为一顿，组成一个大节拍，其间或与逻辑停顿不一致；每个大节拍又以二字为一个小节”。俞理明先生（1993）认为，汉灵帝时支曜翻译的《成具光明定意经》最早开始大量使用四言文体，经文中四言句与杂言句交替使用；而在东汉康孟详译经中，通篇以四字句为主。根据颜洽茂先生的研究，六朝译经中四字句是最常见的句式。隋唐以后，经文中已经很少出现四字格之外的文体了。汉语是一种人文性极强的语言，四字格这种独特的语言构成格式，负载了许多语言层面以上的文化信息和内涵，本文试图从认知语言学的视角，探讨梵汉对译中出现的大量四字格词语和四言文体形成的内在动因。

一、四字格符合语言的精确性和经济性原则，有利于佛教教义的传播

从佛经翻译的根本目的出发，汉译佛经必须同时满足精确性和经济性两点要求。由于佛经是以传达宗教教义为宗旨，字面上的谬误和偏差很有可能导致意义上的分歧和谬误。对于《圣经》流传的不同版本的信奉导致了众多教派数百年的分歧和斗争，可见以宗教原典不可动摇的权威性、丰富的内涵性和可解读性，“一字之差”产生的蝴蝶效应是不可估量的。《荀子•正名篇》有云：“单足以喻则单，单不足以喻则兼。”佛经汉译的过程伴随着汉语从单音化发展到双音化的过程，这一方面是大量口语进入书面语导致的必然结果，另一方面也是词语为了适应表达信息量增加的需要。为了使词义更加精确、明白，汉语选择了词的自身内部自我注释的方法，排除了双音词或单音词的多义性。汉语词汇双音节化是产生四字格结构必不可少的内部条件。在此之前，汉语基本上是通过双声叠韵的语音手段产生新词，但是语音构词的手段局限性比较大，而由双音化引起的汉语构词手段的增加为四字格的发展提供了必要的条件。由于双音化大大增强了汉语词汇表意的精确性和丰富的内涵型，在佛经翻译的过程中被大量采用。

经济性原则是语言的一个重要特征。语言的经济性原则最早由法国语言学家Martinet提出，指的是：在表意明晰的前提下，为了提高语言的交际效率，尽可能采用经济简洁的语言符号形式。（徐下考等，2008）语言使用中的经济性原则是所有语言使用的本质需求。这种需求在佛经原典被译为汉语时显得尤为重要和突出。佛典被翻译成汉语的最终作用是宣扬教义、教化民众，使佛教在中国得以传播和流传。在知识分子集中在社会上层、普通大众文化水平普遍不高的前提下，佛经文体必须便于诵读和记忆，才能广泛流传。从心理学和认知语言学的角度来说，四字格是一种非常符合人脑认知记忆的语言结构。心理学家研究发现，人脑处理或记忆信息是以组块为单位的。组块可大可小，都是作为一个单位被处理和记忆的。人脑的记忆的第二层次即短时忘记，其信息处理区的容量一般为5个组块，超过5个，会给信息处理带来困难①。“四字格”结构正好适应人脑认知心理上的特点。因为句子太长会超出人们的记忆，太短则无法准确完整地表达出应有的含义。“对于固定语来说，四字格的长度很适中，既不至于形成长串的音节而使人发音不畅便，同时又是可表示丰满、复杂的意思和明晰的结构关系。”（刘叔新，1990）这一现象在与汉语同属汉藏语系、并且同样深受佛教及其语言影响的藏语中可以得到印证。“藏语的四字格音节整齐、语调铿锵、组织严密、结构对称、表意巧妙、形象生动、言简意赅、感染力强、能产性大”，“在早期作品中这种四字格出现得较少，但在十三、十四世纪以后的文学作品中，特别是在卷帙浩繁的伟大史诗《格萨尔王传》中就用得多了”②。我们知道，十一世纪前后，佛教在西藏地区复兴，藏族僧侣开始搜集、整理、编纂之前，《格萨尔王传》都是以游吟歌手口口相传、世代传唱的方式流传的。除此之外，吴海勇在《汉译佛经四字文体成因刍议》③一文中考查得出结论，佛经四字文体形成的关键是受佛经原典首卢偈的影响。文中认为，出于忠实原典的原则，译经者极有可能用对等的汉字字数翻译梵文音节数，因此是梵文原典中四音节一顿的行文特征促使了汉译佛经中大量四字文体的形成。书写梵本佛典的语言是多音节文字，但是为了便于记忆、唱诵仍采用四音节一顿的停顿形式，那么作为单音节文字的汉字就更容易做到这一点。藏语和梵语中的这种现象，也证明了四字格符合语言经济性原则和认知结构的特点。在这一目的促使下，这种经济性原则在汉译佛经中对于句法规则的制约力极强，甚至使一般的句法规则都为之让步。因此，在佛典汉译的过程中，形成了一种既非散文，又非韵文，或者说散韵结合的新文体，朱庆之先生称其为“混合汉语”。颜洽茂先生（1997）认为，汉译佛典采用四字格这种整齐划一的文体，固然促成了诵读的便利，增强了宣传的效果，但同时也带来了迥异于世俗文献的语言面貌。具体包括：其一，语词的割裂与省缩；其二，语词的增扩与添加；其三，外语词的大量引进与初步整饬。④

二、中华民族以偶为美、追求韵律和对称的审美取向造成了佛典汉译中语言选择的偏好

心理学中的格式塔心理学明确地指出了对于对称事物的认知的倾向性和能动性。格式塔心理学研究人的模式识别，提出了几条模式识别的格式塔原则，其中有一条叫作对称性原则。这条原则认为人们在模式识别中有个明显的倾向———对称的模式是个“好”模式，这种倾向可以影响人对模式的识别。⑤汉语是一种音乐性强的语言，要求音节平稳、节奏和谐、结构对称是汉语的诗性内核。四字格的语音，是汉语固定语最常见的语音形式，甚至可以说是固定语典型的、有代表性的语音形式。吕叔湘先生说“：四音好像一直都是汉语使用者非常爱好的语音段落，最早的诗集《诗经》里诗以四音为主，启蒙课本《千字文》、《百家姓》、《李氏蒙求》、《龙文鞭影》等等都是四音。亭台楼阁常有四个字横额，流传最广的成语也是四言为多。”在汉语中，三音节的结构是不稳定的结构，而四音节从形式上看是对称的，这种对称意味着平衡。所谓“偶语易安，奇字难适”，正是因为四字格给人以整齐、匀称和稳定的感觉。吕叔湘先生指出，“四音节好像一直都是汉语使用者非常爱好的语音段落形式，2+2的四音节是现代汉语里的一种重要的节奏倾向”。从历时方面看，早在周代就形成的四言诗歌在文学领域占据统治地位长达一千余年，对于四言文体的偏好已经渗入到中华民族的文化基因之中；从共时方面看，从东汉至魏晋，既是佛经翻译逐步走向繁荣的时期，也是中国文人在文学创作中对于“骈四俪六”的形式美的追求达到巅峰的时期。而且，佛教存在着追求对称和谐之美的哲学。对于对称的认知心理基础，以及对汉语、汉文化及佛教文化系统本身的认知，使佛经的译者在语言选择过程中表现出语言选择的偏好。

三、四字格具有极强的模因性和造词能力，在佛典汉译的工作中能发挥极强的能产作用

模因论（Memetics）是近年来引入国内的解释文化进化、语言发展的新理论，它是基于达尔文的进化论思想发展而来的。该理论最核心的术语是模因（meme）。该术语最早出现于英国生物学家理查德•道金斯（RichardDawkins）出版的著作《自私的基因》（TheSelfishGene，1976）中，其含义是指“在诸多的语言、观念、信仰、行为方式等的传递过程中与基因在生物进化过程中所起的作用相类似的那个东西”。也就是说，模因可以成为生物基因之外的又一复制因子，是一种“文化传播单位”。它像基因那样得到继承，像病毒那样传播，可以更好地解释文化进化现象，为人类进一步解释文化进化规律引入了一个新的概念，提供了一个新的思路。语言在社会交际中也是不断地被使用者进行模仿、复制和传播的，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说，我们可以认为语言本身就是一种模因。事实上，语言作为一种模因，之所以能够流传至今与历代语言使用者的不断模仿、复制与传播是分不开的。根据语用功能，模因分为强势模因与弱势模因。强势模因指那些生命力强、被广泛复制并在一定时期内得以持续传播的模因。强势模因在物种文化进化过程中发挥着积极的作用，其复制力、传播性强。而那些随着时间与环境的发展变化，不再活跃、逐渐为人淡忘、遗忘乃至消失的模因被称为弱势模因。四字格和四言文体可以被看作是一种强势模因的语言表达形式。这表现为两个方面：第一是构词方式上的强势模因。受语言的经济性原则制约，词汇是不可能无限增加的。任何一种语言都不可能为每种新事物造出一个对应的新词。佛典在被翻译成汉语的过程中，引入了许多中华文明的文化系统中从未有过的全新概念，大大丰富和发展了汉语构词法。而古汉语中四字格的构词方式除了常见的构词法，最多的就是概括寓言、故事和节缩、扩展古书词句⑥。这两种构词方式都适应了佛典汉译的需要。孙艳在《佛经翻译与汉语四字格的发展》一文中总结了佛教成语的三种主要类型：凝练故事、概括教义和运用比喻。在朱瑞文编写的佛教成语中收录的478个成语中，四字格成语有412个⑦，可见四字格构词方式在佛典汉译这一方面的能产力之强。在大量引入外来概念的翻译工作中，能产力更强的构词方式就会被更加普遍使用。由于佛教文献的口语化和通俗化特性，使这一部分词语具有更广泛的传播力和生命力。第二是文体上的强势模因。大乘佛教的经典常常以“evamayārutam”开篇，意为“我曾经这样听说”。eva意为“如此、这样”；mayā意为“我”，是全句的主语；rutam意为“听到”，是句中的谓语。在西晋以前，这句梵语经文几乎都被译为“闻如是”，只有个别西晋译经用了“如是我闻”。在东晋齐梁间的汉译佛经中，有的被译为“闻如是”，也有译为“我闻如是”或“如是我闻”的。隋唐以后，“如是我闻”已经固定成为佛经的开头，后常接“一时佛在某处”。佛经原典的文体、叙述方式、描法大部分是类似的，对应的，经过翻译的汉文佛典也极有可能以某一种文体为典范，而产生大量模仿和复制的模因。四字格既能适应人类的认知系统，又能满足佛经传播的需要和受众的审美情趣，被广泛使用。

【注释】

①《中国大百科全书•心理学》卷《普通心理学》单行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7第l版.②胡书津.藏语并列四字格结构初探[J].西藏民族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1989（4）.③《青海社会科学》1999年第4期。④颜洽茂.佛经语言阐释[M].杭州大学出版社，1997.⑤于广元.对偶的认知解释[J].扬州大学学报，2004（9）.⑥李索.古汉语“四字格”与语音修辞[J].逻辑与语言学习，1994（3）.⑦孙艳.佛经翻译与汉语四字格的发展[J].中央民族大学学报，2005（1）.

【参考文献】

[1]颜洽茂.佛经语言阐释[M].杭州大学出版社，1997.[2]吴海勇.汉译佛经四字文体成因刍议[J].青海社会科学，1999（4）.[3]王继红.玄奘译经四言文体的构成方法———以《阿毗达摩俱舍论》梵汉对勘为例[J].中国文化研究，2006（2）.[4]李少虹.现代汉语并列四字格及其习得研究[D].中央民族大学，2009.[5]许杰然.汉译佛典对汉语词汇影响初探[J].甘肃高师学报.2012（3）.

作者：马云鹭 单位：浙江大学 人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