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太炎语言社会学研究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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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国粹派的重要代表人物章太炎也同其国粹派同仁一样，认为要研究国学，即研究自己国家的历史文化，以发扬优良传统，提高民族自尊心。在章太炎看来，“血统”与“文化”是一个民族之所以区别于其他民族的重要表征，如果“血统”与“文化”中断了，则意味着一个民族的灭亡。所以，要维持民族共同体的生存，首当其冲的便是要维护民族的“血统”与“文化”的绵延。那么怎样才能保证做到维护民族“文化”的延续呢?章太炎认为在于保国学，存国性，只要国学不坠，国性不失，则文化不灭，民族不亡［5］。章太炎发出“国粹者，一国精神之所寄也，其为学本之历史，因乎政俗，齐乎人心之所同，而实为立国之根本源泉也”［6］366之感叹，可见章太炎深刻地认识到“国粹”对于建立现代国家的重要意义，显示出其高瞻远瞩、洞烛先机的目光和视野。在此情结下，章太炎提倡的“国粹”，包括三项内容:一是民族的语言文字;二是古代典章制度中的好东西;三是国族的历史中的建功立业、有学问的优秀人物的事迹和道德情怀［7］。他认为三者是一个有机的整体，缺一不可。在世界历史上，异族侵略、破坏、毁灭一个民族，往往都从这三个方面下手［8］。“群之大者，在建立国家，辨种族。其条例所系，曰语言、风俗、历史。三者丧一，其萌不植。俄罗斯灭波兰而易英语，突厥灭东罗马而变其风俗，满洲灭支那而毁其历史。”［9］而这“国粹”的第一项就是语言文字。在晚清时期的国粹派看来，一个民族如果语言文字灭亡了，便会沦入万劫不复的境地;如果语言文字不亡，即使遭到亡国的命运，还可以藉之作为复国的基础，实现民族的复兴［3］256。章太炎更是将振兴民族语言文字作为使民族强盛的重要手段之一。透过对世界各国历史的考察，章太炎发现，强国对于弱国的征服，往往是并其语言文字而灭亡之，如俄罗斯之灭波兰便是一个显著的例证［3］256。章太炎及国粹派为了对抗西学东渐的迅猛之势，增强本民族的自我认同感和自我价值感，以民族语言文字作为斗争工具，其实质是将语言变成了争取社会权利的重要手段。章太炎的主张虽然与语言民族主义在原因和目的上有相似之处，但其主张并不是语言民族主义的体现。

(一)与“新世纪同人”的争论

由于中国国土非常辽阔，全国各地存在着众多的方言，这不仅造成了全国各地在主体文化之外形成众多亚文化存在形态的历史格局，而且还妨碍了散处在全国各地人民之间的交流。并且，由于汉字属于表意文字系统，识解颇难，不易于进行文字的普及。所以，汉语与汉字发展到近代若不对之进行改良，便不能适应建立近代民族国家的需要［3］257。建立一套易于普及的标准化的统一的语言文字系统，便成为历史赋予时人的一项重要使命。在这一历史背景下，出现了以吴稚晖为代表的万国新语派。掀起了“万国主要是以他们所创办的刊物《新世纪》为阵地来发表他们对于汉语言文字前途的看法的，所以，他们又自称为“新世纪同人”。“新世纪同人”提出废除汉字而代以拼音文字、废除汉语而代之以世界语的主张。他们的理由有两条:一是他们认为汉语言文字是野蛮文字，是落后不开化的，而万国新语是优良文字;二是认为汉语言文字识解、读音、印刷颇难，不利于普及和开启明智。与此同时，章太炎同时人一样，也已经深刻地认识到了建立标准化的统一的语言文字系统，对于建立近代民族国家的重要意义。他把语言文字作为他所倡导的“国粹”中的最重要的内容之一，立志使传统的汉语文存在格局“恢明而光大之”，其意既是要通过建立一个统一的标准化的汉语言文字系统，使汉语文挥发出新的生命，并且，使其更好地服务于他们正在从事的建立近代民族国家的需要［3］280。但在建立一套什么样的易于普及的标准化的统一的语言文字系统问题上，章太炎同“新世纪同人”进行了激烈的论战，提出了针锋相对的观点。章太炎认为语言文字是历史的产物，它与民族生存、民族特性、民族文化紧密联系在一起，他把语言文字看成是一个历史性、社会性的存在。所以，他反对“新世纪同人”漠视语言文字作为历史性及社会性存在的价值，忽视“习惯”的作用，而将自然科学真理的普遍性应用于人文社会，用“科学之理数”进行“齐一”语言文字，“人为”地实现世界语言文字的“大同”的主张［3］269。章太炎对于“新世纪同人”的主张有针对性地提出了反驳的理由:他认为汉语言文字属于象形字的表意文字系统，欧西诸国语言文字属于合音字的表音系统，这是由于他们所处的自然环境历史地的不同产生的，无关乎文化的优劣。如果将使用象形文字称之为野蛮，将使用合音文字称之为开化，那么，章太炎指出“南至马来，北抵蒙古，文字亦悉以合音成体”，但我们却不能说马来、蒙古的文化要优于中国［3］265。从文字内部来看，合音字徒识其音不知其义，与象形字能辨其义不识其音，本是各有长短，在半斤八两之间［11］74。因此，章太炎认为:“象形、合音之别，优劣所在，未可质言。”［6］254其次，对于“新世纪同人”认为汉语言文字识解颇难，不利于普及和开启民智的看法，章太炎则以俄、日为例给予了驳斥。他认为俄国使用的也是合音文字，但俄国人的识字率却少于中国;日本人使用的是混合文字，在其文字里杂有汉字，但“日本人既识假名，亦并粗认汉字，汉字象形，日本人识之，不以为奇恒难瞭。”［6］257在章太炎看来，开启民智，提高国人的识字率，并不在于是使用象形文字还是合音文字，而在于“强迫教育”的有无，教育的发达与否。并且，章太炎还认为，国人识字与否，还系乎其本身的需要与否，譬如说，农民种地似乎无需乎识字［3］266。因此，章太炎认为随着国人需要的增加，如果国家再实行“强迫教育”，那么，“何患汉字之难知”呢?［10］267汉字读音较难，章太炎认为可以在中国先前反切方法的基础上，创造一套新的简便易行的注音方法。“新世纪同人”认为从印刷来看，中国文字字粒制造很难。章太炎从汉字与欧西文字的特征，以及援引日本印刷为例给予了驳斥［3］267。此外，章太炎还认为如果中国人采用世界语废弃汉文，则不能“宣达职志，条鬯性情”［6］255，即中国人将无法表达自身。例证有二:一是社会学家杜尔斯兑曾经指出中国的“道”字，任何一种外文皆难以准确译述［3］267。二是汉文中“持”的精细化。在汉文中，“持”是通名，但抗、提、捽、抱、奉、儋、台、扛等表达不同的“持”，被传教士称为汉文的“独秀”［12］，其实这样的例子在汉文中比比皆是。因此，汉语言文字作为一个历史性、社会性的存在，与其文化存在着密切的关系，我们不可能做到将语言文字从其文化之中游离独立出来。所以，在章太炎看来，将普行欧洲一隅的万国新语当做普行全世界的统一语言文字，是不可取的，也是不可能做到的。章太炎的以汉语和梵语为中心的语言的亚洲视野，与章太炎政治上的亚细亚主义是同构的。这正印证了解释学大师伽达默尔认为的那样:“语言同现实世界是‘同构’的，人与世界不是主客体紧张的对立关系，而是一个统一的过程。”所以，与其说章太炎的汉语观是语言民族主义的体现，倒不如说是章太炎的民族意识、民族精神使然。

(二)章太炎的标准化汉语言文字系统

鸦片战争以后，中西文化不断碰撞，中国社会开始了大规模、有组织地向西方学习的过程，传统的社会———文化结构由表及里地均发生了显著的变化。与之相随的是新生事物的不断涌现出来，这不可避免地会对汉语言文字构成冲击，汉语言文字正在面临着一个前所未有的重要变化时期。章太炎正是在这样一个时代背景下，既看到了积重难返的传统汉语言文字的窘迫处境，又非常清楚我国自身语文的巨大发展潜力［13］。所以，他在如何统一全国的语言的问题上进行了深入的思考，建立起了一套统一的标准化的汉语言文字系统。章太炎主张应在原有的民族语言文字的存在格局之下，将“汉口音”确立为建立全国统一的标准语言的“正音”，以“汉口音”为基础，再以其他各地的方言补其不足，以确立全国统一的标准化语言。为了使“正音”规范化并普行全国，章太炎主张应在研究汉语言纽、韵的基础之上，确立汉语言的标准纽、韵，并以此标准纽、韵制成“切音字母”来标注“正音”［3］280－281。所以，章太炎对于汉语言纽、韵的研究也是注力颇勤，他在总结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之上，确立汉语言的声纽为三十六，韵部为二十二，并以“古文、篆、籀经省之形”，制成“切音字母”五十八个，以之来标注、规范“正音”［6］276。但此“切音字母”只能作为原有汉字的“注音符号”来运用，不可以用之替代原有的汉字。章太炎的统一的标准化的汉语言文字系统可以说是他的中西文化观的集中体现，一方面，他尊重文化传统和民族习惯，从古代典籍中提取“典语”，以为“正音”的基础;另一方面，他又借西方音素文字的长处，创制切音符号，附注于汉字之旁。这是他既保留民族特色，又效取西方之长的文化思想的典型例证［8］。实际上，章太炎是将西方语言文化本土化、阶层化，使之成为本土文化、本阶层文化的一部分，用以坚持和发展本身语言文化，以彰显自身的身份和价值追求。清末民初之际，章太炎从汉语言文字本身的特质出发，奋起捍卫汉语言文字的尊严，反对“新世纪同人”以万国新语取代汉语言文字，形成了民族特有的独立而完整的标准化汉语言文字系统，为弘扬民族精神、振奋国人爱国情感做出了特殊贡献。特别是他对于汉语言“正音”的厘定，及其创制的“切音字母”，为解决汉字识读难问题提供了方便之利，也为解决汉语言的普及和统一问题做出了巨大贡献［3］282。从而真正地为建立近代民族国家提供强固的纽带与强大的凝聚力。章太炎所拟定的汉字注音符号，1913年教育部召集“读音统一会”一致决议采用，遂成为全国统一语言的标准“注音符号”(在实际运用中略有增损)［14］。由章太炎创制的“切音字母”，以后一直沿用多年，这一伟大的学术成就在历史长河的冲刷之下，已经愈来愈显示出其深远的意义了。

(三)汉语言文字本身的近展

章太炎认为语言和文字都是人类社会生活发展的必然产物，语言文字必定要随着人们社会交往的日益繁复而不断发展。反过来，人们对语言文字的意识和重视与否，也会对语言文字的发展产生很大的影响。章太炎指出，当代世界最为发达的语言应数英语。相比之下，中国语言文字的发展大为落后。在近代，西方先进国家“械器日更，志念之新者日蘖”，中国古老的语言文字再若停滞不前，那势必引发严重后果［15］。因此，章太炎在进行汉语言文字标准化、统一化的同时，对汉语言文字在近代的发展也非常关注。关于汉语言文字在近代的发展，章太炎同样也注重对于民族文化传统的因袭，主张在继承民族文化传统的基础之上进行。具体而言，第一，章太炎主张呼吁新词汇的创作要做到名实必符。当时的新词汇“格致”和“维新”在章太炎看来就是名实不符的。他认为时人将西方的声、光、化、电及有机、无机诸学概冠以“格致”之名，会让国人产生西方的声、光、化、电及有机、无机诸学“皆中国昔时所固有”［16］的谬见。而“维新”一词，会导致国人丧失反清革命大义，“以维新为温和主义”，章太炎斥其为“妄”，其影响之坏，较“格致”一词为尤甚。第二，关于“外来语”的翻译，章太炎则主张应当音译、义译相辅而行，不能义译的听其译音，能够义译的则可为之“特为作名”，但不能强相比附。如关于西方的海军、陆军之帅，时人或强相比附译为中国的“提督”，章太炎认为:“译之以提督，则权甚轻也”［9］298。有人译之为“大将军”，章太炎表示这种译法更确切些。第三，关于“废弃语”，章太炎主张旧有的废弃语，经过作时代性的创造，化腐朽为神奇，仍然可以继续为时代服务。因此，章太炎认为废弃语只要用之得当，仍然不失为一条丰富与发展汉语言文字的途径［3］288。1906年7月15日，在东京留学生欢迎会上章太炎提出新时代语言学的三项新的使命:其一，根据造字的先后，推见建置事物的先后，从而深入了解先前的社会和历史;其二，能够按照文字固有的规则增造新字，以反映新事新物;其三，提倡小学，以使文辞优美，以达到“文学复古”，产生爱国保种的力量［10］424。通过上面对于章太炎关于汉语言文字本身近展的研究成果的系统梳理，我们可以明显地看出，章太炎为我们指明了中国语言学发展的新方向，以使汉语言文字能适应现代社会发展的需要和文化的进步，使中国的汉语文有大发展。

(四)传统语言文字的研究

章太炎在致力于进行汉语言文字近代转化的过程之中，还特别地注重对于传统语言文字进行研究。他依据自己在小学方面的特长，对中国文字的发音、起源等进行考证，对文字的古今损益、一字重音、古双声、语言的缘起、转注假借等，一一进行考证说明和梳理，使之得以明晰［17］。他在这方面的主要代表性著作有《文始》《新方言》《小学答问》及《国故论衡》卷上诸书，这些专著成为了中国近代语言学的奠基性著作。《国故论衡》卷上收录论文十余篇，从理论上阐明语言发展规律。书中的主要内容包括对中国文字的构成方法“六书”(指事、象形、形声、会意、转注、假借)做出了新的诠释，并对语言和文字出现的先后顺序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他认为，人类先有语言，然后方才形诸文字;文字总是先有声，然后方才有形。形以表音，音以表言，言以达意。因此，形体、音韵、故训三者必须同时并重。在论述语言起源问题时，章太炎明确指出:语言的产生是“不冯虚起”，“诸言语皆有根”“故物名必有由起”［11］26。他认为语言起源于对于客观事物固有特征的反映，起源于人的实践，因此，语言随着实践的发展而发展。而“其在人类亦然，异种殊族，为之特立异名。如北方称狄，东北称貉，南方称蛮、称闽，其名皆特异”［11］26这实际是指出种族或地理位置的差异导致事物名称的不同。章太炎对于语言文字起源及形体、音韵、故训的研究，不仅对了解中国古代语言文字及其社会文化内涵提供了门径，而且对中国语言文字如何依循其固有规律在新时代获得发展，指明了正确的方向。章太炎着眼于发展近代统一的民族语言，努力从中国古代语言文字的形体、语音、字义发展过程以及它们相互之间关系的演变，阐明其起源及其演变规律，揭示其内在的统一性［10］429。《文始》和《小学答问》就是其中的代表作。《文始》根据古代声韵演化的轨迹，从语源穷究文字如何孳乳变化［10］433。《文始》对初文(指纯象形、纯指事的文字)及准初文(指合体、渻变、兼声、重复而产生的文字)510字，加以考释，揭示了初文、准初文510字同《说文解字》中近三分之二即五六千字之间的内在联系及演化方法。《小学答问》专明本字借字之流变［10］433。它在指出清代的《说文》研究的不足的基础上，从《说文》中的一个字开始，征引相关古籍，阐明其本字、借字如何演变;对于字音相关、字义相同或相反者，则努力揭示其内在联系［10］430－431。《新方言》则从方言俗语中推寻古音古义，从语根理其会通［10］434。章太炎在其中重点探讨了中国各地方言的声音条贯、原始意义等，从而揭示了全国各地方言不同时代不同地域的流变［10］428。《新方言》是从语源学角度，充分利用他丰富而精深的声韵学知识，揭示古今及各地方言演变规律的一部具有原创性价值的著作。它开启了现代中国方言研究之门，推动了方言的调查与研究，方言文学的搜集与整理，形成了有系统的分析语言、比较音韵、词汇语法研究等新的研究方法［10］429。这是《新方言》的学术价值，而它的社会政治价值则在于它保留了华夏民族精神的种子，集中体现了晚清国粹派“以国粹激动种性”的思想。这几部著作构成一个整体，阐述了中国语言文字的内在的统一性与规律性，是章太炎对支撑民族思想文化底蕴的载体汉语言文字的清理和净化，从而为民族复兴提供了强有力的文化实证支持。章太炎对传统语言文字的研究做出了杰出的贡献，这也令章太炎的学术研究呈现出多面的样态。（本文作者：丛日宏、徐晓艳单位：辽东学院装备与材料学院、辽东学院外语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