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态语言学论述与运用范文

本站小编为你精心准备了神态语言学论述与运用参考范文，愿这些范文能点燃您思维的火花，激发您的写作灵感。欢迎深入阅读并收藏。

作者：关敬英单位：肇庆学院外国语学院广东肇庆

情态的语言学理论与应用价值

(一)语义学角度对情态的研究语义学对情态的研究主要从语言学内部展开。所谓语言学内部:是指语言是一个相对自足(autonomous)的系统。语言符号在语言系统中的意义和功能，可以部分地通过符号自身在系统中的位置获得确切的解释(彭利贞，2007)。如FabriceNauze(2008)发现英语情态组合一般按认知情态(可能性，必要性)→参与者外显的道义型情态(允许，职责)→参与者内显的动力情态(能力，必要性)(Epistemic→Partici-pant-external→Participantinternal)的先后顺序排列;肖唐金(2010)提出可通过与情态动词连用并起情态作用的副词(情态卫星副词)来消除情态的语义歧义。AnVanLinden＆Jean-ChristopheVerstraete(2011)研究了英语道义性形容词如essential，appropriate的语义，指出道义性形容词缺乏传统道义型情态所包含的直接的责任或允许的含义。它们的语义朝向表评价的非情态含义范畴延伸。崔诚恩(2002)全面研究了汉语情态副词的典型范畴;彭立贞(2007)归纳了三类汉语情态动词(1)典型的情态动词:“能(能够)、要、会、应该(应当)、可以(可)、肯、敢”;(2)较典型的情态动词:“得、该、可能、想、一定、准”(3)非典型的情态动词:“必须、肯定、得、旬、乐意、情愿、许、愿意”;并研究了多义情态动词如“能、会、应该、要、一定、得、肯定”等与其他语法范畴(如情状、体、否定等)的同现限制，发现典型的静态动词与表达认识情态的情态动词自然共现，而动态动词则与表达非认识情态(根情态)的动词共现;汉语情态动词的连续同现遵循“认识情态＞道义情态＞动力情态”的排列规则。徐晶凝(2008)调查了汉语情态虚语，即语气助词“啊，呢、嘛、吧、呗”与其它情态形式及句类的搭配规律。

(二)类型学视角的研究

类型学的目标是寻求语言的普遍性。随着语料库语言学的不断发展，众多学者综合语义学和类型学两方面的研究来把握情态的跨语言(学科、年代演变)特征，总体上有以下三个路径。一是早期尝试从跨语言角度对情态表达进行定义与分类(如Coates1983;Palmer1990;)。Palmer(2007)指出情态系统高度复杂，无法在语言之间建立一对一的对应关系，只能建立一种概念上的定义，强调情态与非情态在“现实”与“非现实”概念上的对立。几经修定，Palmer(2007)设立了情态系统的类型学分类框架，以英语为例，如下：二是从历时角度探讨某一具体情态表达，尤其是边缘性情态表达的语法化路径。如Bourdin(2003)发现“go+V-ing”短语有时具有评价性情态功能。“go”已由具体空间含义向评价事态发展的抽象语法义发展。Mitchell(2003)指出半情态动词“hadbetter”与“mightaswell”具有表达言者判断的情态功能。Verplaetse(2003)研究了“wantto”的意愿型情态助动词化倾向。而Paradis(2003)的研究表明really在话语中介于认知型情态与表达程度的副词之间。既表明话语具有证据性，还表达主观性强调。Nagle(2003，)研究了美式英语的非标准性变体如mightcould等双情态表达的作用(以上，转引自Leo2005)。朱冠明(2003)探讨了情态动词“能”的语法化路径:能(动物)→能(人)→身体能力→心理能力→综合能力→中性条件(许可，可能);以及“须”的语法化路径:等待→有待于→须要。王红卫(2008)则提出“能”有两条语法化路径:“能力＞(中性条件)＞许可”和“能力＞(中性条件)＞知识可能”。白解红，石硫智(2008)以英语will，shall，begoingto和汉语“要”，“行”、“欲”和“将”由将来时标记向认识情态功能的衍生为例说明业已语法化的语言形式的进一步语法化具有很高的规律性，其变化方向受语义基础和认知能力的约束。三是从历时或共时角度探究文本类型对情态表达的影响，揭示情态使用的发展趋势以及对整个情态系统演化的影响。如Gotti(2003)发现在赫尔辛基英语语料库的口语文本中，will的使用远多于shall，主要用于表示预测，will的认知和动力型情态用法远多于道义用法。Leech(2003)发现1961～1992年间的美国英语与英式英语语料库中，话语中核心情态助动词的使用在显著下降，而半情态动词(如begoingto，gonna，beto，hadbetter，havegotto，gotta，haveto，needto，wantto，wanna)的使用不断上升。并认为这表明了英语的美国化，口语化和语法化以及民主化(即非强式表达)趋势。

Smith(2003)研究了半情态动词(haveto，havegotto，needto)的口语化现象，指出作为强势标记的must呈下降趋势，取而代之的是“havegotto”使用的上升，认为这佐证了公众话语中言语的非正式化和民主化趋势。EvaThueVold(2006)比较了英、法、挪威三种语体的语言学类与医学类科研文献中使用认知型情态的差异。国内杨信彰(2006)对法律英语语篇和学术英语语篇情态分布特征进行研究。张曼(2009)研究了英文学术论文摘要中的情态配置特征;邓群、彭工(2009)对比了情态动词在学术语篇和报刊社论中的分布差异。胡丹(2011)发现法律英语中“shall”的使用率相当高，现在式情态动词的使用频率远高于过去式情态动词。肯定形式情态动词的使用频率高于否定形式，传递了强制性概念。

语用视角下的情态研究

Palmer(2003:16)强调语用学消除情态歧义的作用。作为一个普遍原则，语用学指出语言是一项活动，确认了语言使用者和语境的作用。在过去十年里，英语情态表达的语用研究受到广泛重视，主要从语用功能、语际语用能力发展及认知语用角度展开。Papafragou(2000)借鉴关联理论构建了一个语义-语用框架以讨论英语情态动词组can，may，must，should，继而探讨言语理解的语用机制如何利用语法信息进行运作。Capone(2001，Leo2005)指出情态副词有助于言者更准确表达观点;情态副词clearly，evidently，inevitably，obviously与表判断的情态动词组合使用时，往往能产生证据性的语用效果。

Wardetal(2003，Leo2005)探讨了would表证据性情态功能。Larreya(2003，Leo2005)指出could，should，would，might等词表达了非现实性的预设。Coates(2003)发现女性在日常话语较多使用认知型情态调节语力，认为这可能与她们常选的话题以及女性倾向使用自我揭露的，开放式和合作性的谈话方式有关。Nuyts(2010)分析了荷兰语中的mogen(may)及moeten(must)的道义情态功能及指令功能;并指出应从情感的接受度和必要性，而不是传统的规约和许可角度来判断这两个词是否属于道义情态，传统上的允许(permission)和职责(obligation)标准实则属于言语行为范畴。国内施兵(2006)参照言语行为理论，依据不同的语力将情态动词话语分为指令式、承诺式和断言式言语行为，并指出前两者属于触发类言语行为，后者属于评估类言语行为。分别对应道义意义和认知意义，验证了传统情态两分法的正确性。汤敬安(2008)分析了情态动词语义的语用蕴涵，语境顺应性和情态动词的间接言语行为性。

与此同时，从语际语用能力发展角度进行的情态研究也引起关注。如程晓堂(2007)，洪岗，余泽超(2007)的研究均表明中国学生在写作中表达情态意义时过多依赖情态动词，较少使用其他情态表达方式，而本族语学生则会较平衡地选择包括情态动词在内的各种情态表达手段。梁茂成(2008)详细研究了中国大学生英语笔语中的情态序列特征。孟悦，张绍杰(2010)发现大学英语专业学生写作中增强语和模糊语这两类认识情态表达总体使用频次低于本族语者，且偏好使用增强语，模糊语使用严重不足;周俊英，池丽芳(2010．)的研究表明中国学习者多使用“主语+情态动词+实义动词”来直接、主观地表达自己的观点，提出建议或义务，而本族语者多使用“主语+情态动词+助动词+名词、形容词，动词的过去分词”来间接、委婉地表达看法。王冕(2010)基于中国学生英语口笔语语料库，研究了会话中情态动词的选择与性别的关系。这些研究表明，我国英语教学过程中过于注重情态动词的功能，较少关注边缘性情态表达，提出适当引导学生注意各情态表达的语用内涵、不同文本类型中的情态使用差异，以提高学生情态运用的准确性和得体性。另有部分研究人员从认知语用角度解答情态表达的多义性。认知的方法把我们对抽象事物的理解与日常的生活经验联系在一起，表现出浓厚的经验主义色彩。以往涉及的概念主要有作用力图式(Talmy，1988)、复合投射空间(Sweet-ser，1990:49-51)、理想化认知模式(Langacker，1991:274-276)。以这些研究为基础，情态的认知语用研究不断深化。

如Nuyts(2001)从认知结构与语言处理角度研究研究了荷兰语和德语中的四种主要认知情态表达(情态副词、情态形容词、心理状态谓词和情态助动词)。张立新(2007)指出根情态、认识情态和语言行为情态是三个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认知域。根情态处于真实世界，是事件域或行域，是核心域，通过类属空间，投射到认识域成为认识情态，而根情态、认识情态又可投射到语言行为情态言域中。高原(2008)研究了begoingto语法化为情态表达手段的认知机制。指出bego-ingtodo的隐喻机制以转喻为基础，在转喻和隐喻的共同作用下失去空间意义。认知机制与语用效果互为表里，不可分割。李丛禾(2008)将情态话语的意义解释为在关联原则制约下以其显义、隐义和认知语境为输入空间，进行动态复合而生成的一种新显的(emergent)复合情态空间。张楚楚(2009)探讨了英语情态动词客观认识情态的主观性。张会平(2009)根据认知语言学的拟象象似原则，分析了情态隐喻转移否定的认知理据。

系统功能语法对情态的理论研究以及在批评话语

分析及语篇翻译研究中的应用功能语法提出情态功能不仅限于情态动词，还可以通过名词、形容词、副词，介词短语以及相应的不同结构如小句来体现。Halliday(1994:357-358)归纳出明确主观和客观、非明确主观和客观四种情态向度(modalorientation)。前两种主要由小句及名物化表达，称之为情态隐喻;后两种由情态动词或情态副词组表达，为情态一致式;进而又区分了情态的高中低量值。这种扩大情态研究范围的结果把情态词表达情态看做无标记，把隐喻方式表达的情态看成有标记性的(李战子，2002:79)。

由于不同情态资源的使用会显示出作者在传递信息时暗含的不同卷入程度与类型(李杰，2005)，功能视角下的情态研究被广泛应用于探讨不同语篇的人际意义，涉及语篇对象广泛，可大致归结为以下6个方面:(1)媒体语篇。细分为电视话语，报刊语篇和广告语篇(如李姝，2009;谢佳玲，2009;郝雨，安鑫，2009;李桔元，2009)。议题主要包括报纸新闻报道的情态源分析，情态使用中显示出的作者立场，又称为意识形态。(2)政治语篇(如严世清，赵霞2009)，讨题主要是从批评话语分析框架出发，透过情态解读意识形态。(3)学术语篇中的情态(李战子，2001;张曼，2009)，主要议题为考察学术话语中情态的人际意义，以及从类型学角度探讨学术论文中情态的配置特点。(4)文学作品中人物对话的情态分析(陈华，2007;张洪莲，2009;马文联，2010，张瑞娥2010)，主要议题是揭示人物的性格或对话双方的权势不对等(5)机构性话语(institutionaldiscourse)中的情态分析(如王振华，2004;施光，2008)，主要对比主控方与辩护律师，或法官与各诉讼参与人之间使用情态的异同;(8)网络用语(如谢佳玲，2006)中显现的情态特征。(9)考察文本互译过程中对情态的处理(如Badran，2001;王鹏，2007;陈燕，2008)，主题是分析译文是否实现源文所示的意识形态或实现了人际元功能对等并提出相关建议。与此同时，属于系统功能语法概念的情态隐喻也引起广泛的，尤其是语用的关注。如周大军(2003)指出情态隐喻可以起到语篇衔接作用并揭示某些语篇内在结构的形成机制。

张易，彭宣维(2006)指出英语现在时表达将来时间意义时的情态隐喻特征为客观、隐性、高值。张立新(2007)从语言行为角度对情态及情态隐喻角度进行了认知语用分析;李向秋(2007)结合语用Q原则和数量学则分析了情态隐喻的客观含义;何伟(2008)指出时态的情态用法属于情态隐喻，当特定句式结合在一起又是语气隐喻的一种体现。高怀勇(2009)指出Zipf的省力原则为霍恩的Q原则提供了理论依据，再加上莱文森的数量原则的充实，可解释交际中情态隐喻“说是而非”的客观化现象。同时人们还研究了新闻报导、总统电视辩论、广告英语等语篇中情态隐喻的语用功能(高明强，2004;张志祥，2009;徐健，2009)。另一些研究则从英汉情态隐喻的对比展开(李柳，2005;魏在江，2008;司建国，2009)。

结语

综观过去十年，情态在理论本身、跨学科研究和应用研究等方面正不断向综深发展。并呈现出以下特点:1)研究视角更加多样化，出现了学科融合，理论框架的相互渗透与适应性改造。2)研究人员看重在实际语篇中考察情态的分布规律与功能差异，如媒体语篇、政治语篇、法律语篇、电子媒介等各类专门用途语篇中的情态研究正成为新的热点。3)基于语料库的情态用法实证研究已成为大势所趋。4)除了典型情态动词以外，边缘性情态表达获得了更多的关注。研究不足是，对情态的研究仍主要集中于情态助动词，而且多以英语为主要研究对象;且重复性研究较多，相较而言，对汉语情态研究的关注仍然不够;目前研究主要关注静态语篇，将来对话语和具体语境中动态的情态运用研究还有待更多的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