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物语言进化探讨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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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吴文单位：西南大学教育学部重庆北碚

1859年达尔文的《物种起源》问世后，海克尔率先就想到用生物进化的模式来研究语言的发展。斯莱歇尔对达尔文理论的了解一开始也是通过他耶鲁大学同事海克尔的介绍。斯莱歇尔对植物学一直有浓厚的兴趣，特别是达尔文学说产生以后，更促使他十分认真地把语言与植物、动物相比。他说:“语言是天然的有机体，它们是不受人们意志决定而形成，并按照一定规律成长、发展而又衰老和死亡的。”

他认为语言学家是自然主义者，他与语言的关系如同植物学家与植物的关系一样，语言学的方法也与其他自然科学方法息息相关。斯莱歇尔认为自然研究者所说的属，语言学家称之为语系，或叫语族;若干亲缘关系较密切的属，语言学家也称一个语族或语系的亲属语言。生物学上一个属的若干种，在我们语言学上称为一个语系的语言;一种语言的方言或土语，便是一个种的若干亚种;而更小的方言土语则相当于变体或变异。最后是个体，对应于个人言语方式。不用说，即使同属一个种的个体也不会绝对相同，语言的情况也是这样，哪怕是说同一种语言的人们，他们的言语方式或多或少也都带有个人色彩。

弗洛伊德(SigmundFreud)是大家都熟悉的心理分析的开山始祖。但是他在1890年时曾写了一本书(AuffassungZurAphasie)专研究失语症(Apha-sia)的问题。他从失语症的病人里面看到许多的语意系统的崩解(SemanticBreakdown);然后将这个语意的转换扩大到整个文化的层次，变成文化意像(CulturalImage)的转换，加上他自己对潜意识的分析，最后才发展成心理分析(Psychoanalysis)的理论。从这个视角去看，弗洛伊德虽不是以专业的生物语言学家出现，但他非常关心这个跨生物学和语言学界的问题。因此，本文作了一个大胆的判断，如果佛洛依德早期没有做语言学的研究，他心理分析的理论就出不来;或者说，成就也许就不会那么大。同时，弗洛伊德的研究在一定程度上也为生物语言学的发展奠定了病理学意义上的实践基础。除此之外，罗曼•雅克布森(RomanJakobson)在1941年用德文写了一本书(Kindersprache，Aphasie，undPhonologischeUniversal)探讨儿童语言、语言历史演变、语言病理方面问题。洛伦兹(Lorenz)认为每个物种都具有遗传性能力以学习特定事物。此外，他也发展并启发关于遗传学、生理学、演化和与物种行为适应生存价值有关的个体行为发生学等概念。他的许多方法和概念己经被广泛地应用在人类的生物语言研究上。列尼伯格(Len-neberg)对于凡是涉及心智与头脑研究的科学领域皆感兴趣，在哈佛医学院从事博士后研究期间，专门研究神经学与儿童发展失调。他的《语言的生物学基础》(TheBiologicalFoundationsofLanguage)是语言的神经心理学到目前为止最为经典的作品，于1967年出版。列尼伯格的作品以从神经心理学的数据中探求解释与理论基础的魄力著称，尤其是他最为人所知的一个论点:语言乃是物种特有的认知倾向之表现。此论点必然是个经由间接证据所得来的假设。人类神经心理学研究神经受损的人，因为不论以任何角度洞察，这个研究也许能提供一个正常运作的较高皮层过程。就如同列尼伯格经常说，如此的综合归纳是可能的，因为病理学从未增加头脑功能的复杂性。列尼伯格的《语言的生物基础》认为大脑是语言的生理基础，大脑中有专门区域负责语言功能，较早论及了生物语言学的研究。

生物语言学的诞生

“生物语言学”这一术语的诞生可以追溯到1959年克拉仁斯(Clarence)和穆世肯(Muyskens)合作的《生物语言学手册》(HandbookofBiolinguis-tics)。本书第一次把语言学与生物学的研究成果结合起来界定为“生物语言学”。1974年，在马西莫•皮亚蒂尼•帕尔玛里尼(MassimoPiattelli－Palmari-ni)召集下，巴黎罗约蒙研究所和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共同主办的由语言学家、生物学家、神经科学家等一批关注语言学和生物学的共同话题的专家、学者参加的生物语言学国际学术会议再次提出“生物语言学”这个术语。此次学术会议指出，生物语言学是语言学和生物学的交叉学科。

本文提及的“生物语言学”概念就是源起于这次学术会议。与此同时，詹金斯(Jenkins)也在积极筹办Biolinguisitics学术期刊。1980年，哈佛大学AllanMaxam的分子生物学实验室资助成立了“生物语言学”研究小组，他们的研究涉及了理论语言学、分子生物学、语言学习障碍研究、动物交际的神经学研究、神经语言学、失语症、计算机语言学、婴儿的前语言知觉研究、语言的起源和进化等诸多领域，“生物语言学”发展为名副其实的跨学科的研究领域。语言进化国际研讨会(InternationalConferenceontheEvolutionofLanguage，EVOLANG)从1996年开始，每两年举办一次由语言学、生物学、考古学、基因学、计算机语言学以及人类学研究人员参加的国际性学术研讨会。它从人类语言进化相关学科的研究成果出发，以探究人类语言起源及其如何进化而来为宗旨。

除此之外，2004年至2011年期间，国际语言学界先后召开过7次专门的生物语言学国际研讨会，其中包括2004年在巴塞罗那大学召开的ConferenciaInauguralDelGrupDeBiolinguiistica(GB)，2007年分别在多明哥召开的以BiolinguisticsInvestigations为主题和在威尼斯召开的以Biolin-guistics:languageevolutionandVariation为主题的学术研讨会;2008年分别在亚利桑那大学召开的In-ternationalNetworkinBiolinguistics，FirstMeeting和在约克大学召开的Biolinguistics:Acquisition，Lan-guage，Evolution主题研讨会，2010年在魁北克大学蒙特利尔分校召开的TheLanguageDesign研讨会以及2011年在格罗宁根大学召开的Graduatework-shopofbiolinguistics研讨会。这些国际研讨会的召开为世界生物语言学研究人员提供了一个合作交流的机会。另外，2007年，詹金斯的愿望在博伊珂等人的努力下，终于成为了现实———国际语言学期刊Biolinguistics(《生物语言学》)的问世，为生物语言学研究人员提供了一个学术交流的平台，进一步推动了生物语言学作为一门新兴学科的发展。

20世纪50年代初期，生物语言学还远未成为学者关注的焦点之时，乔姆斯基就提出了生物语言学研究的5个核心问题:①Whatconstitutesknowl-edgeoflanguage?(什么组成了语言知识?)②Howistheknowledgeacquired?(语言知识是如何习得的?)③Howistheknowledgeputtouse?(这一知识是如何被使用的?)④Whataretherelevantbrainmecha-nisms?(相关的人脑机制是什么?)⑤Howdoesthisknowledgeevolve(inthespecies)?(语言知识在种系中是如何进化的?)生物语言学的基础也是乔姆斯基提出的五个问题，其中前3个问题都已在乔姆斯基的著作TheLogicalStrictureofLinguisticTheory(1975)有说明，而第4、5个问题则可从Lenneberg的著作(BiologicalFoundationsofLanguage)中一窥究竟。在该书中，列尼伯格预见了许多在当代受关注的话题，例如:语言习得的基因学、语言异常的基因学、聋童语言、关键期、狼童、家族血统、失语症、双胞胎研究、语言和语言演化，等等。由此可见，当语言学无法解释语言机能(Languagefaculty)时，则是转向生物学来寻求解答的时候了。在生物语言学看来，语言机能被看作“语言器官”(languageorgan)，正如科学家把人的视觉系统、循环系统、免疫系统看作身体器官一样。

著名神经外科医生彭菲尔德(Penfield)早期就从语言学习机制视角提出:“对于语言学习而言，9岁之后，人的大脑就变得越来越僵硬”;“10岁以后开始学习语言，很难有好结果，因为不符合生理规律。”尽管所有的人都感性地意识到过了青春期以后再想学好一门语言就很困难了。列尼伯格基于彭菲尔德的研究提出了“语言习得关键期”。乔姆斯基在著作中阐释了语言知识的组成、人脑语言器官的进化和语言习得及使用问题，为生物语言学的发展奠定了理论基础。

乔姆斯基生物语言学视角下的语言观认为，语言机制就像身体其他器官一样，由遗传所决定，可以在适宜的环境中生长、发育和成熟。语言机制之于语言环境，如同植物之于土壤、空气和水分一样，没有适宜的环境，植物固然不能存活，但决定植物本质属性的却是植物遗传所决定的那部分生物特性，而不是土壤、空气或者水分。乔姆斯基假设语言机能的特性和生物系统一样，并首次提出决定个体语言生长、影响内在性语言获得的3个因素:后天滋养某种语言的外部语料(externaldata)、天赋的决定语言的内控基因(genet-icendowment)和非专司语言机制的原则(principlesnotspecifictothelanguagefaculty)。20世纪70年代，生成语言学认为人类语言具有生物学属性，这一科学信念为许多遗传学家和模块生物学家所赞同和接受。近年来，乔姆斯基明确指出，人们终究会发现语言能力的基因变异基础;一旦科学家发现这些变异，我们就能寻找另外的全新的方法来研究语言能力的内在属性。因此，人的大脑/心智(brain/mind)就成为了生物语言学的主要研究对象。生物语言学主张自然主义，把语言看成一种自然现象，生物语言学的目标在于寻求解答人类语言知识的本质、来源和使用问题。

从内在主义的角度来看，语言研究是生物学的一部分。因此，语言可以在“生理”和“心理”两个水平上进行研究，这两种研究是互为支撑和引导的。乔姆斯基曾经借用科学史上物理学和化学的统一来说明大脑科学研究和语言学研究的统一。［12］詹金斯把硬科学的观点和语言学中的观点进行平行比较，证明硬科学中的研究方法也适用于生物语言学的研究，从而最终把自然科学和心智科学的研究统一起来。平克(Pinker)在其《语言本能》中以其深厚的生物学功底和通俗易懂的语言巧妙地论证了语言生物机制问题，指出人类语言习得能力有使用源自婴儿喋喋不休地表达自身思想的本能倾向。

平克从基因进化的观点来看语言的关键期，他把学习语言的机制想成一个预算很拮据的剧团，所有的道具、布景、戏服要不断地回收，大脑消耗我们身体1/5的氧，绝大部分的卡路里在语言学习完成后，这个机制就被回收，改作他用。既然语言学习是本能，他就和生物界其他的机制一样，我们学第二语言的口音是我们婴儿期语言能力卓越的代价。

进入21世纪后，人类基因组计划的完成和动物行为学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关注。语言生物机制的研究也迈进语言进化比较研究法(comparativestudiesonEVOLANG)和结构基因组学的时代。莱(Lai)的研究证实了FOXP2基因的突变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影响正常脑回路中言语和语言能力的发展，因此，FOXP2被命名为语言基因。FOXP2的发现震撼了整个语言学界，以无可争议的科学事实证明人类的语言能力与复杂的基因组直接相关，且为语言找出了基因变异基础。

此后，随着语言进化比较研究法的创立，生物学家、语言学家和心理学家开始广泛考查人类与其他动物在狭义语言能力(FLN)和广义语言能力(FLB)上的异同。神经解剖学家通过功能性核磁共振(fMRI)对鸣禽脑图像神经扫描的研究则为结构基因组学与语言进化比较研究法的结合开拓了广阔前景;继FOXP2后，语言基因组其他成员如FOXP1和FOXP4也先后被科学家证实。

语言生物机制的研究为语言进化研究提供了生理学意义的理论支撑，并进一步验证了进化理论在语言学领域的普遍适用性，也在一定程度上坚定了生物语言学研究人员的研究方向。

生物语言学的发展

生物语言学的新近发展旨在对语言的递归性进行阐述与验证。就语言递归性而言，乔姆斯基曾多次指出了递归机制、递归时态系统、递归方面、递归过程，大致上是把递归性当成转换生成语法的一种语法属性。他指出，如果一种语法没有递归机制(犹如封闭的环形圈)……它就会复杂得难以想象，如果语言没有递归机制，人类如何能产出无限多的句子呢?这里，乔姆斯基把生成无限多的句子的能力、语法的简单性与递归机制联系了起来，这无疑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因此，乔氏所谓的生成语法必须是一个能反复生成无限数量的结构的规则系统。乔姆斯基也曾指出:“从这个方面看，一套语法映射了能够产生并理解无限多的新句子的说话人的行为;而且有了一种语言的知识就暗含了必有这样的能力。”

“语言递归性”抓住了所有语言具有的创造性的这一特性:语言可以通过有限的语法和词汇表达无限多的思想以及在无限多的变换情景中做出适当的反应的手段。应该说，语言的生成性和创造性已经表明了语言递归性的基本性质。令人困惑的是，乔姆斯基并没有点明语言的生成性和递归机制之间是否具有直接联系。乔姆斯基在这几处所阐述的思想是人为什么能够用有限的手段说出无限多的句子原因就在于语言具有某种递归性机制。

2002年，豪斯(Hausser)、菲奇(Fitch)和乔姆斯基在《科学》(Science)上合作发表的一篇语言进化论的最新研究成果“语言机能:是什么，谁拥有，是如何进化的?”(Thefacultyoflanguage:whatisit，whohasit，Howitevolve?)在语言学、生物学、哲学等领域再次一石激起千层浪。根据SSCI2011年10月相关统计，该文已被768篇论文引证，其中Webofscience数据库收录的论文引用752篇次，BIOSISCi-tationIndex引用266篇次，中国科学引文数据库收录的论文引用3篇次。豪斯等人把语言机能分为狭义和广义两种。广义的语言机能主要是指内在性的运算系统、感觉运动和概念意向系统。广义的语言机能还包括天赋遗传的语言获得能力。狭义的语言机能指的是内在性的运算系统，也就是通常所说的狭义句法。狭义语言功能是生成语言的内在表现形式，主要是通过语义系统和音系系统，将这些表现形式映射到感觉运动和概念意向的界面。狭义语言机能的核心特征就是语言递归性，它提取有限的成分集合，运算生成无限离散性的表达式的序列。离散无限性作为语言的核心特征，指的是意义单位按不同的方式进行组合，从而生成意义不同的、更大的语言结构，这些组合是没有穷尽的。

针对这篇文章，平克和杰肯多夫(Jackendoff)多次撰文予以争辩，相继在《认知》(Cognition)上“语言机能:有何独特性?”(Thelanguagefaculty:what’sspeciala-boutit?)和“语言机能的性质及其对语言进化的含意”(TheNatureoftheLanguageFacultyanditsImpli-cationsforEvolutionofLanguage)对乔姆斯基等人提出的唯递归性假设(therecursion－onlyhypothesis)进行了激烈的批判。乔姆斯基等人也据理力争，同样在《认知》上发表“语言机能的进化:澄清与含意”(Theevolutionofthelanguagefaculty:clarificationsandimplications)对他们的观点进行澄清与说明。

21世纪之初，乔姆斯基等人的高端对决再次把生物语言学的话锋推向了语言递归性。近年来，生物语言学视角下的语言递归性研究涉及3个方面的研究:实验心理学对语言递归性存在的验证、语言递归性在语言学理论中的权位以及语言递归性在人脑神经区域的定位等问题。

生物语言学的发展前景

生物语言学今后的研究必将继续朝着3个面向发展———物种语言演化(PhylogeneticLanguageEvo-lution)、个体语言发展(OntogeneticLanguageDevel-opment)以及语言认知演化(EvolutionofLanguageCognition)。

物种语言演化将把人类语言与动物交流方式进行类比研究以证实语言是人类特有的沟通方式。许多动物虽然能够传达讯息给同类，但是大多数的科学家并不认为这些沟通系统的多样性与复杂程度，足以被称作是一种语言。发展心理学家曾经试图教导黑猩猩说话，但是却发现它们能够习得的词汇与说话的能力只和学龄的人类小孩相当。研究认为在发音器官上，黑猩猩有位置过高的喉头和舌头，阻碍了它们发复杂元音(比如a，e，u)的可能性。在大脑结构上，一般推论黑猩猩只有人类1/3大的脑容量以及较小额叶的体积，这间接影响其在语言表达上的复杂性。神经科学界很早就发现，位于人类左脑前额叶的布罗卡区(Brocasarea)和颞叶后方的维尼克区(Wernickesarea)与语言的处理有密切关系。许多临床研究也指出，语言理解与表达的能力不只是这两个脑区的各自运作，联结这一前一后的语言处理区域被称做弓状束(arcuatefasciculus)。

该区域的神经元纤维一旦受损，会产生讲话杂乱无章且无法复诵别人言语的“传导性失语症”(Con-ductionAphasia)现象。因此，观察大脑语言处理区以及弓状束在不同灵长类之间的结构差异，有助于了解人类语言为何发展、如何发展及其演化结果等问题。生物语言学将利用扩散张量的神经纤维造影技术(DTI)研究人类与其他灵长类在连结大脑语言处理区域的弓状束结构，以提供人类语言演化生物基础的相关证据。个体语言发展过程当中，除了儿童语言习得(ChildLanguageAcquisition)以外，我们也可以进行语言处理(LanguageProcessing)相关问题的研究。

就是说个体发育、发展到成熟时，他如何处理讯息的问题;甚至一直到他老了以后，功能已渐渐萎缩时，他是如何处理这个问题的。以前因为乔姆斯基的关系，心理语言学(psycholinguistics)把重点放在语言习得，但GeorgeMiller则不同，当其他心理学家都在做转换生成语法(transformationalgrammar)心理真实性与否(psychologicalreal或unreal)的研究时，他在做心理记忆词汇(MentalLexicon)的问题研究。

除此之外，生物语言学还将关注这些方面:语言发展、进化能如此迅速而顺利地进行的生理基础是什么，儿童语言习得受哪些生理因素所制约，儿童语言发展的过程和一般模式是什么，等等。达尔文生物进化论的基础即动物个体的历史与种系的历史是相吻合的。也就是说，包括人在内的动物胚胎发育史，重演了整个动物系统由低级到高级的发展过程。由此推知:儿童语言学习进化发展史也就是人类语言进化发展的历史。前苏联学者斯捷潘洛夫也曾指出:“言语产生、学习、进化的过程，从总体上说，重复着儿童语言发展(个体发生的过程，而这后者从总体上说又重复着语言的历史发展过程(系统发生))。”

生物语言学家今后的另一项任务就是如何找到个体语言发展与物种语言演化的契合点，从而更好地理解和推进儿童的语言习得及其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