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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朝音乐建制的奠基
其次,隋朝建立了“七部乐”、“九部乐”的宫廷音乐体制。“七部乐”、“九部乐”以演奏燕乐为主,这种音乐制度的建立既为满足王室娱乐、审美的客观需要,也是音乐文化不断交流、发展的产物;至唐代,频繁的对外交流和民族文化的进一步融合,更使其发展成为“九部乐”、“十部乐”,对原有的宫廷音乐建制加以进一步的完善。再次,隋代于太常寺设置教坊的音乐机构。教坊不仅作为宫廷中管理、教习音乐的机构,还间接集中和培养了大量的音乐艺术人才,为燕乐的繁盛提供了人力基础。至唐初禁宫增设内教坊,唐玄宗时期教坊又从太常寺的礼乐机构中独立出来,并分设左、右教坊,“右善歌,左善舞”进行明确分工,由此教坊得到空前的发展。最后,继承和发展法曲的音乐形式。作为宫廷燕乐的一种重要形式,在汉族传统音乐与佛教音乐融合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至隋称为法曲。唐代沿用此称,在继承隋代法曲的同时又吸收了外来音乐与道教音乐成分,在唐代燕乐中具有很高的音乐地位。由此可见,唐代的诸多重要的音乐体制、音乐机构以及音乐形式都沿袭于隋。而作为隋代音乐文化的继承者,唐以其开明的文化政策,使得音乐文化迎来繁荣发展的新时代。
二、音乐文化不断交流、融合的结果
除了继承隋朝的音乐建制,唐代音乐文化的繁荣也是各民族之间以及中外音乐文化不断交流、融合的结果。唐都长安作为世界文化中心,其音乐综合了龟兹、天竺、高丽等外国音乐文化,同时也集合了西凉、江南等地国内各民族的音乐。这种融合对国内传统民族音乐而言,是华夏文明对传统文化的继承和发展;对外国音乐文化而言,则是一种宽容的吸收和同化。隋初文帝建立“七部乐”的宫廷燕乐体制,“七部乐”分别为:。国伎、清商伎、高丽伎、天竺伎、安国伎、龟兹伎和文康伎。其中,“高丽(古朝鲜)、天竺(古印度)、安国(乌兹别克布哈拉一带)、龟兹(新疆西域古国)”四部乐均为外来音乐,“国伎(西凉乐)、清商(汉族民乐)、文康(汉族乐舞)”三部为国内民族音乐。隋炀帝时期,又增设康国(乌兹别克撒马尔罕一带)、疏勒(新疆西域古国)两部乐,隋代“九部乐”的音乐建制至此完成。唐代沿用隋代“九部乐”的燕乐体制,太宗时期将“文康伎”废除,又增设“燕乐”于列部之首,从而形成了新的“九部乐”。“九部乐”的体制形成不久,太宗将“高昌乐(新疆吐鲁番)”专设乐部,最终形成了“十部乐”的唐代宫廷燕乐体制。无论是隋代的“七部乐”、“九部乐”,还是唐代的“九部乐”、“十部乐”,从乐部的分配上不难看出,外国音乐在宫廷燕乐之中占了相当大的比重。唐代将音乐文化的发展建立在多民族音乐并存的基础之上,既保留了原有的传统音乐形式,又吸收、引进了外来乐舞、乐器,呈现出国内、国外各民族音乐文化齐聚一堂的繁盛景象。
三、稳定、开放的社会环境
唐代经济高度发展、政治稳定,为音乐发展提供了雄厚的物质基础和安定的社会条件。经济方面,商业繁荣,不仅拥有货币储蓄机构,还出现了“市”、“集”的定期贸易场所;农业上,开垦耕地、兴修水利、改进生产工具,极大提高了作物产量;城市发展上,除两都以外,涌现出益州(成都)、洪州(南昌)、扬州等新兴的繁华都市。政治方面,国家强盛,对外扩张,呈现大一统的局面;政策上,采取开明的民族、外交政策,对外兼收并蓄,进行全面的开发和广泛的交流;文化上,受统治者开明政策的影响,诗歌、书法、绘画等艺术文化也呈现繁盛的景象。商业、农业的进步发展和新兴都市的出现,为音乐的发展提供了坚实的物质基础;国家统一、政策开明、文化繁盛,为音乐的发展提供了安定的社会条件。安史之乱后,唐朝的经济逐渐衰弱,政治统治陷入藩镇割据的混乱时代。宫廷燕乐及多种音乐形式的发展因此由盛转衰,梨园、教坊也于唐末先后遭受裁撤和解散。由此可见,音乐的繁荣发展与国家社会政治、经济一脉相承、息息相关。
四、统治者对音乐的提倡
统治者对音乐文化的发展也起着引导和支配的作用。唐代“九部乐”、“十部乐”宫廷燕乐体制就是是由太宗皇帝所建立的,而将唐代音乐推向繁荣鼎盛时期的是我国历史上著名的“音乐皇帝”唐玄宗。唐玄宗的音乐活动涉及创作、演奏、理论等领域。他擅长作曲,作有《霓裳羽衣曲》、《雨霖铃》等,还擅长羯鼓、玉笛等器乐的演奏,是一位杰出的演出者与指挥者。此外,他还亲自创设和指导新的音乐机构———梨园,将教坊从太常寺中独立出来并加以改组、扩充等,进行一系列利于音乐发展的举措。虽然统治者对音乐的提倡是音乐文化繁盛原因的片面因素,但统治者的特殊地位及其音乐活动,影响着宫廷燕乐乃至整个唐代音乐文化的发展方向,因而有着不可忽视的促进作用。
五、结语
中国音乐史上,任何一个统一稳定、多民族融合的时期,其音乐文化必然呈现繁荣发展的倾向。无论唐之前的两汉,还是唐之后的宋、明、清,都存在诸多辉煌的音乐文化成就。即便如此,任何一个朝代或时期都不能掩盖唐代音乐繁盛的历史,唐代也因此成为中国音乐发展史上蔚为壮观的一页。
作者:张惠源单位:烟台南山学院人文学院音乐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