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文化交际对汉语国际教育的启示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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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汉语国际教育是针对母语非汉语的外国学习者的汉语教学。语言是文化的载体，因此国际汉语教学受到许多跨文化因素的影响，甚至关乎汉语教育的成败。本文分别从历时层面和共时层面共同探讨跨文化交际的影响因素，分析得出跨文化交际理论对汉语教学的启示。

关键词：

跨文化交际；影响因素；汉语教学；启示

跨文化交际活动是贯穿于人类历史的普遍现象。随着全球化的不断深入，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越来越频繁，因此诞生了跨文化交际学。语言是文化的载体，文化因素在语言学习中有着重要的地位。第二语言学习者大多来自不同于目的语文化背景的国家和地区，在开展教学的过程当中，需要对目的语文化和学习者的文化进行对比，找出跨文化交际的适当方法，以更好地服务于教学活动。

1跨文化交际理论对汉语学习的意义

跨文化交际指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之间的交际。第二语言学习者大都来自与目的语国家不同的文化圈，因此学习者需要整体了解目的语所承载的文化。而教师也需要整体了解学习者的民族文化，以更好地开展教学。但是，每个人的文化背景和价值观都不尽相同，在整体讨论民族文化的同时，也需要重视个体之间的差异。而整体了解目的语文化和学习者的民族文化是跨文化交际的基础和前提。随着全球化的深入，不同文化背景的个体之间得以相互了解和交流。目的语国家的人们和目的语学习者对于彼此都不再是抽象的、整体的存在，这一点对于当下的汉语国际教学十分重要也十分有利。但同时，刻板印象和民族中心主义依然存在，并对跨文化交际产生影响。这就要求我们在开展汉语教学的过程中以跨文化的视角处理具体问题，达到汉语教学的最优效果。

2历史上的中外跨文化交际及其启示

刻板印象的存在对于汉语教学有利也有弊。有利的方面在于，对目的语国家的正面认识可以强化学习者的动机。不利的方面在于，对目的语国家的消极认识会使得学习者对语言学习产生抵触情绪，甚至触发文化休克，不利于学习者的身心健康。刻板印象是诸多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其中历史原因和政治因素的作用十分明显。我们将通过梳理中西方交流史上的典型案例，归纳出刻板印象及民族中心主义的成因，用以指导跨文化背景下的汉语教学。

2．1《马可•波罗行记》及其影响：《马可•波罗行记》展现了中国元朝社会的风貌，为欧洲和中国的相互交流打开了窗口。研究马可•波罗的学者莫里斯•科利思认为，马可•波罗的游记不是一部单纯的游记，而是启蒙式作品，为欧洲人展示了全新的知识领域和视野。这本书的意义，在于它导致了欧洲人文的广泛复兴。事实上，当时的中国社会还有不为马可•波罗所知的一面。元朝统治者将全体国民分为四等：蒙古人、色目人、汉人及南人。在政治方面，“长官皆其国人是用，至于风纪之司，又杜绝不用汉人南人，宥密之机，又绝不预闻矣。”〔1〕在法律方面，“诸蒙古人与汉人争，殴汉人，汉人勿还报，许诉于有司。”〔2〕马可•波罗时代的欧洲处于文艺复兴的前夜，人们急欲挣脱宗教神学的桎梏。而此时的元朝正处于历史的巅峰，社会经济繁荣，对外交流频繁。因此，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当时的西方人以仰慕和学习的态度对待中国文化，以实现自我革新和发展。从中我们可以看出，国家力量及自身状况等决定着跨文化交际中的行为和思维方式。

2．2明清时代的中西方交流：从晚明开始，热衷于传播天主教的西方传教士开始与中国接触，利玛窦就是其中的代表。利玛窦在传教的过程中，主张尊重中国的古老文明，在不与儒家思想冲突的前提下，发掘二者的共同性和互补性。同时他还热衷于和中国知识分子探讨儒家经典，介绍西方的科学成果，以此激发中国人对天主教及西方文化的兴趣。利玛窦的这些做法堪称跨文化交际的典范，对于当今时代的跨文化交际和第二语言教学仍然有借鉴意义。西方传教士的东来为中国和西方的交流打开了窗口，而这场交流对西方的影响远大于对中国的影响。18世纪的欧洲正处于封建制度崩溃的启蒙时代，传教士有关中国政治制度和社会生活的著述对法国的启蒙思想家们产生了较大的影响。例如主张开明君主制的伏尔泰赞赏中国的皇帝和政治体制，而主张权力制约与平衡的孟德斯鸠则对中国态度冷峻。经历了18世纪上半叶的“中国热”之后，传教士因中国与罗马教廷关系交恶而遭驱逐，同时英国工业革命大大解放了西方社会的生产力。在这样的背景下，西方社会对中国的评价趋于负面，转而关注中国落后的科技状况和普通民众的贫困生活。英国使节马噶尔尼就是其中的代表人物。以跨文化视角来看，无论是尔泰还是孟德斯鸠，他们对中国的了解都只是来自传教士的描述，都未能了解到一个真实而全面的中国。这就启示我们在了解不同文化背景的国家和民族时，应当选择全面客观的材料，这样才能知道跨文化交际。而罗马教廷与中国的“礼仪之争”与利玛窦所采取的归化策略相比，则反映出异文化必须以受众可接受的方式才能顺利传播。在国际汉语教学的过程中，带有明显的中国封建传统的教学内容就需要根据学生的文化背景而做出调整。

2．3近代以来的中外交流近代以来，中国一度成为落后的代名词，一直到二战结束之前，中国在对外交流中大都处于弱势地位。而在20世纪70年代以前，由于意识形态原因，“红色中国”长期被美苏等国家敌视、封锁，中国自身也独立于两大阵营之外，并严防来自美苏的颠覆和渗透。70年代以后，随着中国和美国、日本等国家的邦交正常化，以及中国自身的改革开放，中国的对外交流日益频繁。而随着和平与发展成为世界的主题，以及冷战的结束，全球化成为了可能。这使得跨文化交际的阻力越来越小，转而进入一个新阶段。

3共时层面的跨文化交际及其对语言教学的影响

进入21世纪，在刻板印象领域中最受瞩目的当属Fiske等人的刻板印象内容模型，它以热情和能力为基础建立二维模型，通过17个不同国家和地区的跨文化研究进一步验证了热情和能力两个维度决定外群体的分布假设：对HW－HC群体的赞美情绪、对LW－HC群体的嫉妒情绪、HW－LC群体的可怜情绪和对LW－LC群体的轻视情绪。后来SCM模型被进一步拓展为BIASMap，即加入了由热情和能力维度交互作用的情绪与行为结果，即包括主动助长（例如，帮助与保护）、主动伤害（例如，攻击与反抗）、被动助长（例如，合作与关联）与被动伤害（例如，忽略与漠视）。这就将刻板印象的研究具体到个体接触及特定群体之间的接触，适应了跨文化交际在个体接触频繁的全球化时代的新情况。随着全球化的不断深入，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越来越频繁，许多国家的文化也日益多元化。从汉语国际教学的角度来看，学习者在自己的国家已经对目的语国家的语言文化有所感知，这有利于学习者客观地认识目的语国家的文化和国情，从而减少刻板印性给语言学习带来的负面影响。例如在中华文化圈以外的西方国家，春节渐渐成为许多地方的节日庆典，其中的春联、汉字及舞龙舞狮等中国元素有利于当地人感知中华文化，这对于学习中文无疑是有利的。再者，在互联网时代，世界各地的人们可以共享相同的文化产品，例如日本动漫、好莱坞电影及中国的功夫影片等。社交软件的发展也进一步拉近了不同文化背景的人。

近年来，汉语国际教育的教学对象呈现低龄化的趋势，而青少年对于不同文化的态度相对开放，这就要求汉语教师不能轻易以整体的文化背景去认识学生，而应当详细了解学生的民族、宗教信仰及价值观等情况。例如，随着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不断加深，一些欧美学生喜欢饮茶，并信奉东方宗教。在深入了解中国文化的基础上，他们会自觉修正一些中国元素的英文翻译，比如道教、饺子及一些地名的翻译。因此，汉语教师应该使汉语教学这一跨文化交际行为最终以个体接触的方式进行，更多地关注具体的学生，大大降低刻板印象和民族中心主义的不利影响。这样国际汉语教学才会更有针对性，更能适应全球化的时代背景，更加高效地达到教学目标。

参考文献

［1］管健．《刻板印象从内容模型到系统模型的发展与应用》［J］．《心理学进展》，2009，（4）：845－851．

［2］胡文仲．《跨文化交际学概论》［M］．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99：57－73．

［3］胡文仲．《文化教学与文化研究》［J］．《外语教学与研究》，1992，（1）：3－8．

［4］孙淑秋．《元代和清代汉族攻策比较研究》［D］．北京：中央民族大学，2012年：42－76．

［5］许明龙．《欧洲18世纪“中国热”》［M］．山西教育出版社，1999：52－78.

作者：薛武 单位：四川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