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言文化研究的汉字转向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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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字”在中文表达理解中的核心作用

在汉语的句子组织中，句法的基点是“字”。“因字而生句，积句而成章，积章而成篇”(《文心雕龙•章句》)是中国古代语言学对“字”和“句”关系的基本认识。在“字”和“句”中间，完全没有“词”的位置。即无须“词”的转换，汉字天然就是一个基本的语言单位。而“词”这个观念，在汉语中原来是一种文学样式，是将诗文配上曲调加以演唱的形式。“词”的word含义，是由翻译外来词而产生的，它并不是一个中文的概念。在现代汉语的分析范畴中，“单音词”和“字”对应，两者并无冲突。“双音词”把两个字的较为稳定的组合视为一个基本单位，并非没有道理。首先，单个汉字字义丰富，却不够明确。虽然中文高度依赖语境，但当我们仅仅指称一个概念的时候，指称本身的明晰就成了概念清晰的一个基本条件。中文不断创造新的概念、新的指称，其方法就是将有限的汉字灵活组合，产生新的组合义，从而创新了语汇。由此，新的组合义(1+1＞2或1+1≠2的组合义)，是双字组结构“合法性”即“词化”的必要条件。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明”表示bright，“白”表示white，而两者组合后的“明白”表示understand(组合义)。其次，中文的表达喜好单双音节交错的节律，因此新的概念的产生，即字的组合和“意会”，大都发生在一个稳定的双字组范围内。甚至即使在意义上是1+1=2的字组，也会因双音化而“凝固”起来，成为一个基本单位。前者如“然则”，王力分析说:“‘然’是‘如此’，‘则’是‘那么’，‘然则’本来是两个词，即‘既然如此，那么……就’的意思。后来由于它们常常结合在一起，就凝固起来，成为一个连词了。”

又如“所以”，“在上古时期，‘所以’应该认为是两个词，‘以’字有它表示工具语的本来意义。”“‘所以’这个仂语，在古代汉语里是最常见的凝固形式之一。”更有些1+1=1的字组，其组合不惜以意义的冗余去凑足一个双音节。例如，古代汉语中大量的“偏义复词”，诸如用“吉凶”指“凶”，用“国家”指“国”。“有孙母未去，出入无完裙”(杜甫《石壕吏》)，“出入”实指“入”;“备他盗之出入与非常也”(《史记•项羽本纪》)，“出入”实指“出”。又如古代汉语中大量的“同义并行复合词”，“涕泪”同义，“诛杀”同义，“忧虞”同义，“愿望”同义，“爱怜”同义。“吾既已言之王矣”(《墨子•公输》)的“既已”、“斧斤以时入山林”(《孟子•梁惠王上》)的“斧斤”，都是十分典型的1+1=1的组合。在汉语史的发展中，基本表达单位的双音节化是一个长期的趋势。然而，即使受双音化的影响，汉语的“双音词”仍然与欧洲语言的“word”有根本的不同。其关键在于汉语的双音组合是“字”组，汉字在组合中有很大的分析性。这就造成了中国语言学的一个世纪纠结:当两个汉字组合起来的时候，我们无法清晰地判断哪些组合是“word”，哪些组合不是。即使是那些很有把握判断为“词”的字组，只要提供合适的语境，组合中的字就有可能独立表意，由此形成汉语表达中十分独特的“组义分合二重性”。经典的例子如“非常”，合则为“很”，分则为“不寻常”;又如“半天”，合则为“好久”，分则为“白天的一半”。汉字的分析性使得“字”即使在一个成熟的组合中都潜藏着很大的游离性，这种游离性甚至能转换结构的性质。一个引人注目的现象就是“动宾强势转换”。例如，联合结构“唱歌”强势转换为动宾结构(“唱了一个歌”)，联合结构“睡觉”强势转换为动宾结构(“睡好觉”)，偏正结构“小便”强势转换为动宾结构(“小便小不出来”)，甚至貌似不可分析的连绵词、音译词也难挡汉字的游离，连绵词“慷慨”强势转换为动宾结构(“慷他人之慨”)，音译词“幽默”强势转换为动宾结构(“幽他一默”)。这一因汉字特点而造成的理解上的分合二重性，稍加扩展就成为汉语表达中习以为常的“结构重新分析”。

在汉语的句子组织中，音韵节律的基点也是“字”。“一句之中，或多一字，或少一字;一字之中，或用平声，或用仄声;同一平字、仄字，或用阴平、阳平、上声、去声、入声，则音节迥异。故字句为音节之矩。积字成句，积句成章，积章成篇。合而读之，音节见矣;歌而咏之，神气出矣。”(刘大櫆《论文偶记》)汉语的表达，天然讲究对称与和谐。这种讲究，在口语中粗放地表现为单双音节的配合，而一旦要深究其规律，必须推敲书面语中每一个字的音韵表现，所谓“神气不可见，于音节见之;音节无可准，由字句准之。”(《论文偶记》)“字正”才能“腔圆”，字音是句子音律的基础。在汉语的句子组织中，意义的基点也是“字”。汉语是一种高度依赖语境的语言。汉语的说话人奉行“听话人负责”的言说策略，对听话人的默契有很深的信任。因此汉语句子的建构讲究“人详我略”。句子的意义依靠有限的文字作充分的意会，这样的文字在句子的理解中就成了一个一个的意义支点，在多方意会中灵活地组合起来，字义成为句义乃至篇章之义的基础。汉语句子的理解，在“字斟句酌”和“字里行间”展开，形成“文字有意以立句，句有数以连章，章有体以成篇”(王充《论衡•正说》)的意义格局。这样一个特点，造成了中文简洁凝练、灵活自由的风格，这也是为什么唐诗和宋词成为中国古代文学的高峰。正如张新所说:“中国文字这种高度凝聚力，对短小的抒情能胜任，而对需要铺张展开描述的叙事却反而显得太凝重与累赘。所以中国诗向来注重含蓄。所谓练字、诗眼，其实质就是诗人企望在有限的文字中凝聚更大的信息量即意象容量。”［3］汉字的凝练是中国文学充满诗意、中国人的思维充满丰富的意象和诗意的重要原因。中国语文研究传统高度评价“字”在汉语结构的组织和理解中作为基本要素的功用。刘勰指出:“夫人之立言，因字而生句，积句而成章，积章而成篇。……句之精英，字不妄也。振本而末从，知一而万毕矣。”(《文心雕龙•章句》)我在上世纪80年代的博士论文《〈左传〉句型研究》中曾指出:“(刘勰)强调‘因字而生句’，这是同西方形态语言的因‘框架’(形态配合关系)而生句完全异质的一种组织方略。因‘框架’而生句，以大统小，以虚摄实，是先有句法关系模式，然后在这个图式内的各条‘透视线’上刻意经营。这是一种静态的空间体造句。因字而生句，是以小组大，散点经营，以流程见局势。这是一种动态的时间流造句。刘勰所谓‘正本而末从，知一而万毕’，其中的‘本’、‘一’，都体现出汉语句子以‘字’为立足点的建构而非‘填构’的语言组织方略。”

当然，就汉语句子的格局而言，仅仅有字的立足点还是不够的，字的运用必须和“气”联系起来，并且浑然一体，形成句读段，才能产生强大的铺排延宕能力，使汉语的思维和表达流动起来，在语境的观照下形成生发语义的整体(这一点，正是后来有人提出的“字本位”语法的很大的局限)。而“气”的形成，依然是“字”的有节律的组合。汪曾祺曾提出过一个观点:作为汉字书面语的诗歌和小说，用口语朗诵，甚至配乐朗诵，听上去就像隔靴搔痒，很不过瘾，因为离开了汉字视觉，会损伤原作的意境。他以柯仲平的“人在冰上走，水在冰下流……”为例，指出:“这写得很美。但是听朗诵的都是识字的，并且大都是有一定的诗的素养的，他们还是把听觉转化成视觉的(人的感觉是相通的)，实际还是在想象中看到了那几个字。如果叫一个不识字的，没有文学素养的普通农民来听，大概不会感受到那样的意境，那样浓厚的诗意。‘老妪都解’不难，叫老妪都能欣赏就不那么容易。‘离离原上草’，老妪未必都能击节。”因此，汉字书面语的阅读效果比耳听更好。与其听书，“不若直接看书痛快。”

正由于“字”在中文表达和理解中强有力的核心作用，所以汉语的思维，从书面语的角度说，本质上是汉字的思维。这也是我们为什么给汉字下这样的文化定义:汉字是汉民族思维和交际最重要的书面符号系统。汪曾祺从一个“文化人”的角度更为入木三分地指出:“中国字不是拼音文字。中国有文化的人，与其说是用汉语思维，不如说是用汉字思维。”饶宗颐进一步认定在语言和文字的关系上，“汉人是用文字来控制语言，不像苏美尔等民族，一行文字语言化，结局是文字反为语言所吞没。”苏美尔人(Sumerian，闪族人)在两河流域创造了伟大的文明，他们在世界历史上最早建立了城市，由氏族制度向文明时代过渡。在这个过程中，苏美尔楔形文字的创造成为苏美尔文明的重要特征。这种文字最初的形态是图形文字。由于它产生于公元前第三个一千年时期，有的西方人认为它是汉字的源头。甚至发现它也是“先作纵书，后来九十度转为横书”。但就其图形本身而言，饶宗颐认为:“自然以之表达具体的东西较为容易，抽象观念则困难滋多。在乌鲁克时代①，若一涉及泥板上写刻大部分的神庙的有关经济记录，尤以羊牛的数目最为常见，表达的事物十分简单。它的显形文字发展未达规范化，远不像汉文的形声构造的齐整和严密”。更重要的是，苏美尔人的语言是黏着语，大部分是单音节，很少形态变化。“到了巴比仑人②接替了苏的字体时，继续发展这种音节系统，由于巴比仑人是屈折语系，需要在字的音节上来表示意义，不像苏人之为黏着(单音语)，只有于‘字’上来取义，于是更增加了复杂性，因而需要多量的限定词(determination)，而且每个符号不少为多音节符号”。显然，语言的特征决定了文字的走向。表意字对语言的控制，拼音文字“为语言所吞没”，划出了人类文字与文化类型的深刻界域。

二、汉字的特征决定中国古代语言学的特征

汉字的文化特征，深刻地决定了中国古代语言研究的特征。印欧系语言的研究起源于语法分析。印度的古典语文学家们从一开始就专注于宗教经典《吠陀》语言结构形式的分析和解释。他们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语法体系:波尼尼语法，即公元前4世纪后半叶印度语文学家波尼尼(Pānini)的《波尼尼经》。美国语言学家布龙菲尔德描述这一语法研究的过程时说:“我们看到印度的语法学家把他们的兴趣从圣经扩大到上层阶级的语言，编写了许多关于语言形式的规则和表格来描写纯正的言语，那就是所谓梵语(Sanskrit)。随即，他们作出了一套关于语法和词汇的系统分类法。这项工作一定做了好几代，才能编出那部流传至今的最早的著作――波尼尼语法。”这本书由3996条语法规则组成，极其详尽地描写了梵语词汇的屈折变化、派生形式、合成规则，描写了每一种句法的实际运用。与此同时，欧洲的语言学者在哲学和逻辑研究的基础上，尤其是在逻辑范畴研究的基础上，对希腊语词的变化、词的结构模式和词类进行研究，形成一种逻辑－语法学。我们从亚里士多德的研究中可以清晰地观察到欧洲语言学的源始样态:“陈述主词的任何谓词与主词都必然是可换位或不可换位的。如若可以换位，谓词就应该是定义或固有属性;因为如果谓词揭示了主词的本质，它就是定义;如果没有揭示本质，则是固有属性。因为固有属性之为固有属性，乃是由于它能与主词换位但又不揭示本质。如果谓词与主词不可以换位，它就或者是或者不是陈述主词定义的一个语词。如果它是陈述主词定义的语词，它就应是属或种差，既然定义是由属加种差构成的;如果它不是陈述主词的语词，它显然只能是偶性，因为……偶性不是定义，不是属，也不是固有属性，但它又是属于主词的。接下来，我们必须区分范畴的种类，以便从中发现上述四种述语。它们的数目是十个，即本质、数量、性质、关系、何地、何时、所处、动作、承受。事物的偶性、属、固有属性和定义总是这些范畴之一，因为通过这些范畴所形成的任何命题都或者表示事物的本质，或者表示它的性质、数量或其他某一个范畴。从这些显而易见:揭示事物本质的人有时表示实体，有时表示性质，有时则表示其他的某一范畴。”

从语法规则的细致描写到逻辑阐释，为什么印欧语研究的源始样态没有发生在汉语的古典研究中?钱基博从文章的文化特征解释这一点:我国文章尤有不同于欧美者，盖欧美重形式而我国文章重精神也。维欧美之尚形式也，故为文皆有定法，……皆缕析条分，日趋精密。后世无不本此以为著述。是以文少隐约模棱之弊，此其利也。然其失在过泥形式，文章不能活用，少生气。数千年来，中国无如欧美之文法书，而欧美文法学说则日新月异，岂非以形式可说而精神不可说乎。如果说文章“重精神”是汉语语法“阙如”的一个重要原因，那么我们进一步深究文章的腠理，就会发现，中文依托意涵丰润的表意汉字，使得字义在句子理解中的功用主导了结构形式的安排，并超越了结构形式的限制。中文的理解本质上是字义的配合，因此，中文的结构显现出“神形同构”的特点。“他坐地铁到体育场”和“他到体育场坐地铁”所指的经验顺序完全不同，概念结构的差异引导着语法结构的差异。在经验领域中不能出现在动作后面的处所，在句法上也不能出现在动的后面，所以“在马背上跳”不能说成“跳在马背上”。

不仅如此，中文字义理解对形式的超越还表现在即使“神形异构”，仍然不影响对字义的理解，所以，中文会出现“差点儿输了”和“差点儿没输”都表示没输，“水淹了庄稼”和“庄稼淹了水”同义的样貌。这充分说明无论是“神形同构”，还是“神形异构”，它的核心是“以神统形”。中文的语法是“以意运法”的“活法”，而非“以意从法”的“死法”。“文成法立”是中文语法最本质的表述。文意恰当地表现出来，文法也就立在其中，所谓“文成法立，未尝有定格也。传人适如其人，述事适如其事，无定之中有一定焉。”(章学诚《文史通义》)“无定之法”经过人的“心营意造”，即成“一定之法”。而这样的营造，是离不开一个个表意汉字在组合中的多方意会的。这样，我们也就能够理解，为什么中国的语言研究始于文字的考究，从先秦的字义辨析，到汉初的正字范本，再到西汉的我国第一部语言学著作，汇释字义的《尔雅》。

从某种意义上说，汉字书面语为中国古代的语言研究提供了一个比口语更真实也更重要的基础。说它真实，是因为汉字以其在形音义上的各种可能性不断创新、丰富和发展了汉语的语汇和句子形式。我们迄今能够看到的中文的优秀篇章，绝大多数是汉字创造性经营的杰作。说它重要，是因为在历史上汉字是唯一能够维系中国统一版图的交际工具和思维工具。而这一点，从使用拼音文字的欧洲语言学注重口语的理论视角来看，汉字几乎是遮蔽了口语的真实性的。文字学家唐兰曾说:“从文字上几乎看不到真实的语言，所以，在中国，几乎可以说没有语言学。但是，中国人把文字统一了古今殊语，也统一了东南西北无数的分歧的语言，所以，从纪元以前就有了文字学，而且一直在发展。西方的语言学，中国的文字学，是两个不同的学科，充分表现出两种倾向不同的文字里所造成的极明显的差别。”王力先生在《中国语言学史》中也曾经指出，西方的语言学和文字学可以截然分科，中国古代的语言学离开了文字学就好像无所附丽，中国古代的文字学就是语文学，或者称“小学”。古代的语言研究，是以“字学”为核心的。“清代的《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把小学类分为训诂之属、字书之属、韵书之属。大致来说，训诂是研究字义的，字书是研究字形的，韵书是研究字音的。但是，研究字形的时候不能不讲字形和字音、字义的关系，而韵书又兼起字典的作用，所以三者之间的界限不是十分清楚的。

只有一点可以肯定:‘小学’是有关文字的学问;古人治‘小学’不是以语言为对象，而是以文字为对象的。”许国璋说过同样的意见:“从语言的书写形式出发，去研究语言，这是汉语语言学一开始就有的特点。”“汉语的文字学即是研究古汉语演变的历史语言学。”中国的语言学之所以以“字学”为核心，而不是像印欧系语言的研究那样以语法为核心，正是表意汉字的特点决定的。汉字的使用很大程度上出于记录汉语的需要，但表意汉字一经产生，其意象形式本身就积极参与了汉语组织的建构。它不仅清晰地辨析了汉语中大量的同音音节，而且像积木一样以自身在字音、字形、字义理解上的极大的灵活性创生无数新的概念和表达形式。对于这一点，索绪尔在其论著中明确指出:“对汉人来说，表意字和口说的词都是观念的符号;在他们看来，文字就是第二语言。”所以，我在十多年前就指出:“汉字具有与欧洲文字完全不同的价值———其表达功能不在是否有效地记录语言，而在是否有效地传达概念。”

李泽厚在《论语今读》中也认为:“中国一大特色是言(口头语言)文(书面语言)的殊途同归”，即“中国的书面语言并非口头语言的记录或保存，它本身有独立的起源，大概源出于结绳记事。所以六书中应以‘指事第一’为原则。它本为远古巫师———君主———贵族所掌握，神圣而神秘;其后由于传授经验、历史事实和祖先功业而与口头语言结合，但又始终和而不同，仍然保持其相对独立性格。”李泽厚认为，汉字的价值在于“中国书面语言对口头语言有支配、统率、范导功能，是文字(汉字)而不是语言(口头语言)成为组合社会和统一群体的重要工具，这是中华文化一大特征，它是‘太初有为’的直接记录和表现，影响甚至决定了中国思想的基本面貌，极为重要。”汉字这一价值的实现在于其鲜明的文化特征:“重形而不重音，极灵活而又有规范”，因此，李泽厚认为:“中国语文之不可能拼音化，不可以西言语法强加于上，亦此之故。”正是汉字的这种“语言性”，决定了中国古代语言学以“字学”为基本范式。由此，我们也可以更深入地理解王力在《中国语言学史》中的一段话:汉族语言文字本身的特点规定了中国古代语言学不以语法为对象，而以文字为对象。其所以不以语法为对象，因为汉语的语法是比较简单的。虚词可以作为词汇的问题来解决，句法则古今的差别不大，古代汉语句法问题可以通过熟读领悟来解决。这就说明了为什么梵语音韵曾经影响我国的音韵学，而梵语语法却没有促使汉语语法学的产生;又说明了为什么直到十九世纪末年，马建忠才从西方移植了“葛朗玛”。

汉语的语法之所以是“比较简单的”，是因为它在形态逐渐简化的历史趋向中依托表意汉字而使单位的组合弃“形合”而用“意合”。汉语的虚词之所以“可以作为词汇的问题来解决”，是因为虚词的功能经过表意汉字的书写，凸显了它作为中文意义单位的本性———虚实相涵的灵活性。如清代谢鼎卿在《虚字阐义》中所说:“字之虚实有分而无分。本实字而止轻取其神，即为虚字;本虚字而特重按其理，即如实字。”袁仁林在《虚字说》中也指出:“迨涉笔用之，始得其虚活处”。汉语的虚词正是在“涉笔”中显现其“字法”的灵活性的。至于“句法问题可以通过熟读领悟来解决”，正说明句法的问题本质上是“以神统形”的问题。说得通俗一点，就是不了解意义就不了解结构形式，而意义的理解在很大程度上是以字义为基点的多方意会，或者说以字义的多种可能性为触发点的多方意会。表意汉字对汉语建构的强大的反作用，不仅在两千年前阻隔了拼音文字的梵语语法对汉语的影响，而且在现代化过程中移植了拼音文字的语法后，依然使中文语法的几乎所有基本的引进范畴，都捉襟见肘。

三、以“字学”为中心的中国语言与文化

从人类文字形式的角度看，世界的语言学可以划分为拼音文字的语言学和表意文字的语言学两种。不同的文字形式和不同的语言类型相适应，不同的语言学范式也和不同的语言文字类型相适应。拼音文字的语言学具有其内在的地方性和世界性，同样，表意文字的语言学也具有其内在的地方性和世界性。我们今天，误将前者的地方性理解为世界性，而对前者真正的世界性不甚了然;误将后者的地方性替换为前者的地方性，更对后者的世界性浑然不觉。汉语是一种什么样的语言，汉字是一种什么样的文字，汉语和汉字是什么样的关系，对这些“本体论”问题的认识，不仅取决于汉语汉字本身的性质，而且取决于研究者的语言学思维方式:是印欧语思维，还是中文思维?而决定语言学思维方式的，归根到底，就是所使用的基本概念:是印欧语概念，还是中文概念?而汉字的概念，对于欧洲语言来说，正是一个不可译的概念，正如欧洲语言的word，对于中文来说，也是一个不可译的概念。迄今为止，中国语言学的地方性知识与西方语言学的地方性知识的接触，中国语言学与西方语言学的交流，中国语言学的现代化，症结所在，就在这里。叶秀山先生在上世纪90年代，从文化比较的角度明确指出:“西方文化重语言，重说，中国文化重文字，重写。……中国文化在其深层结构上是以‘字学’为核心的。”

王蒙对这种“字学”核心做过生动的阐释。他认为，中华传统典籍注重的最根本的概念，多半是“字本位”即以单个表意汉字为本体的。“如哲学里的天、地、乾、坤、有、无、阴、阳、道、理、器、一、元、真、否、泰……伦理里的仁、义、德、道、礼、和、合、诚、信、廉、耻、勇……戏曲主题则讲忠、孝、节、义，读诗(经)则讲兴、观、群、怨……有了仁，就要求仁政;有了道，就认定执政的合法性在于有道，并区分王道与霸道还有道法自然与朝闻道夕死可矣;有了义，就提倡舍生取义的价值观念……这些文字、概念、命题，不但有表述意义、价值意义、哲学意义，也有终极信仰的意义与审美意义。华文注重文字———概念的合理性与正统性，宁可冒实证不足或者郢书燕说的危险，却要做到高屋建瓴与势如破竹，做到坚贞不屈与贯彻始终。”“字”在中国文化的深层结构中，是有独立意涵和灵魂的语言符号。字的书写重构中华文化的意识形态;字义的演变和延异，以静穆的形态和廓大的胸怀推宕意涵的增生，同时又“万变不离其宗”。

以字学为核心，中文的形式表现出一系列特点:首先，中文的组合是字义的组合，而非用单位去填充某种形式框架。相对于后者，前者的“组义”具有很强的主体性和创新性。以“凄”为例，历代文人在“无语话凄凉”时创生出一系列在特定语境中与“凄”字相配的组合:凄凉、凄冷、哀凄、幽凄、凄怆、凄恻、凄切、凄然、凄清、凄婉、凄惨、凄楚、凄凉……即使在当代年轻人的作品中，我们也能看到如万花筒般幻化组合、极富天趣和新意的名字:樱空释、梨落、星旧、泫榻、岚棠、蝶澈、潮涯、迟墨、片风、皇柝、渊祭、剪瞳……(郭敬明《幻城》)“梨落”让我们感到梨花落如雪，细草细如茵，如生命消逝般的凄凉;“蝶澈”，让我们在如溪水一般清澈的瞳仁中看到对花开蝶舞的眷恋，一股清新气息扑面而来。王蒙举过一个生动的例子，来说明汉字的主体性和创新性。他的小说《夜的眼》译成了欧洲多国文字。几乎所有的欧洲译者都向王蒙提出过同样一个问题:题目中的“眼”是单数还是复数?王蒙无法回答这个问题。

在他看来，汉语是以“字”为本位的，“眼”是“本”，是一个“有着自己独立性的字”，具有比eye或eyes更高的概括性与灵活性:“它可以代表主人公的双眼，它可以象征黑夜的或有的某个无法区分单数与复数的神性的形而上的而非此岸的形而下的眼睛，它可以指向文本里写到的孤独的电灯泡。”因此，“眼”的单数和复数取决于它出现的语境，这是“第二位的问题”。我理解，这“第二位的问题”就是语境中暗示的问题。在中文的理解中，汉字的表意性使它具有一种“本立道生”的功用，在这里，“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在汉字的组织中演绎为一种“追本溯源、层层推演”的“字思维”。一方面，如“华文里的‘是’字，既是tobe也是am，又是was，还是were，包括了havebeen、hasbeen和usedtobe等。”另一方面，“眼派生出来眼神、眼球、眼界、眼力、眼光等概念，再转用或发挥作心眼、慧眼、开眼、天眼……”。王蒙指出:“英语里的cat-tle———牛、calf———小牛、beef———牛肉、veal———小牛肉、cow———母牛、bull或者ox———公牛、buffalo———水牛、milk———牛奶、butter———牛油……大异其趣。这些与牛有关的词，在华文里，是以牛字为本位，为本质，为纲，其余则是派生出来的‘目’。这样的牛字本位，则难以从英语中看出来。”

王蒙在这里剖析的正以汉字为单位的“字组”和拼音文字的“词”的文化差异。其次，中文的理解是字的形音义在特定语境中的积极暗示与默契，而非高度依赖丰富细致的形态变化。因此，中文重视字在意义、形式和功能上的弹性以适应语境理解的灵活性。中文的表达，对听话人的默契有深刻的信任。它是一种“听话人负责”而非“说话人负责”的语言。美国人类学家爱德华•霍尔认为，如果以对语境的依赖程度来区分人类语言的话，汉语排在高度依赖语境(“高语境”)的语言的前列。语言的高度依赖语境有诸多社会文化原因。例如人与人的相互关系非常密切，共享一张信息大网，具有较高的同质性。就像一个大家庭的成员，相互之间有很大的默契和心灵感应。许多信息不用通过语言形式，而是通过语境传达出来。再如说话人对环境因素、非语言行为(如表情、身势)非常依赖和敏感，与陌生人接触习惯在一开始通过一些背景性的问题对对方的社会文化背景作出假设，以确定说什么和怎么说，有一个“预热”的过程。又如重视交际双方的角色关系、亲疏程度、家庭背景差异，有时甚至忽视语言本身传递的信息，甚至对主要依靠语言形式交流信息的人非常不信任，认为沉默是金，言外之意传达的信息胜过语言信息。由此交流比较隐晦、间接、含蓄、迂回，注重礼貌，顾全面子，甚至不惜说一些善意的谎言，注重创造和谐的气氛，避免冲突，言简意赅，点到为止。而这些社会文化成因在语言中的实现，都要求语言单位简易而灵活，具有强大的暗示能力。毫无疑问，汉字以其独具一格的形象、音象和意象，以其在组合中极富弹性的意会和联想功能，为“高语境”的理解提供了印欧系语言难以想象的坚实基础。正如石虎所说，当一个字打入眼眸，人首先感受的便是字象。它是由线条的抽象框架形象所激发的字象思维。它一定会去复合字所对应的物象。这种字象意延绵具有非言说性，它决定了汉语诗意本质的不可言说性。

中国哲学家对汉语理解的高度依赖语境有较之西人更为深入的论述，并视为中国哲学的一种思维风尚:中国哲学家惯于用名言隽语、比喻例证的形式表达自己的思想。……名言隽语一定很简短;比喻例证一定无联系。因而名言隽语、比喻例证就不够明晰。它们明晰不足而暗示有余，前者从后者得到补偿。当然，明晰与暗示是不可得兼的。一种表达，越是明晰，就越少暗示;正如一种表达，越是散文化，就越少诗意。正因为中国哲学家的言论、文章不很明晰，所以它们所暗示的几乎是无穷的。其三，中文的表达，在基于字的形音义的发散性解悟的同时，用更多的余力经营字与字组合的音乐性，即节奏和谐，韵律流畅，一气贯注。所以在汉语的句子建构中，“音句”是中文特有的一种句子结构单位。集“音句”而成“义句”(这里的“义”指特定的表达功能的完成)，是中文最典型的句子样态，前人称之为“流水句”。字和音律、音句的关系，如刘大櫆所谓“字句为音节之矩”(《论文偶记》)。传统中文的无需标点，正是基于音句的自然节律。而中文句子之所以可以有意识地(刻意的)或无意识地(天然的)经营音乐性，正是因为它将句子的理解更多地建立在字义的发散性暗示而非结构形态的精确严密上。而这两者，实际上是格格不入的。换句话说，精确和严密，不是与生俱来，与中文一起成长的思维方式。中文能够用欧化的方式进行精确性的编码，但精确性在中文的思维中，不是一个积极的概念，更不是一个褒义词。中文的推敲，不在“推”和“敲”哪个更精确，而在“推”和“敲”哪个的暗示和联想更丰富和生动。本文的三个论题:字在中文表达理解中的核心作用，汉字的特征决定中国古代语言学的特征，以字学为中心的中国语言与文化，预示着中国语言文化研究在一个世纪的“去汉字化”的历程之后，“再汉字化”的世纪转向。这一转向的本质就是在中国文化的地方性视界和世界性视界融通的过程中，重新确认汉字在文化承担和文化融通中的巨大功用和远大前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