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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翻译学较其他学科而言,还属于一个年轻的学科,那么伴随着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以来西方翻译的科学理论化进程,我国自八十年代后期,翻译研究呈现出突飞猛进的发展势头。与此同时,随着经济与文化等各方面全球化的影响,无论是翻译理论研究还是翻译实践都展现出一派蓬勃发展的面貌。
在我国,翻译的对象领域被人为的划分为“非文学”的和“文学”的,“非文学”的主要是指一般的实用性文体。如政治、经济、科技、金融、商贸、旅游、体育等,其中最主要的要数“科技翻译”,“文学翻译”则是与科技翻译并行的翻译的门类和方法论。随之也便产生“非文学”研究和“文学”研究,“非文学”翻译被认为是一种技术性的活动,在翻译活动中长期处于优势地位,与此同时,我们不能否认。文学翻译研究在翻译研究这一领域中占了主导地位。一直是人们关注的焦点。
20世纪80年代以来,受文化研究大潮的影响,翻译的历史文化研究日益受到重视,中西翻译的语言和文化思维的差异表现得极为突出,基于对语境、语气、含蓄等的敏感度及广泛运用各种修辞手法等方面的关注。翻译的文化因素被更多地加以考虑。
语言不仅是人类思想感情表达与交流的工具,而且是文化的组成部分,是文化的载体。语言能真切地反映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生态地域、政治经济、物质文化、宗教信仰、风俗习惯等。不同的语言决定了不同民族的不同思维方式,行为方式以及语言表达方式。然而语言的个性与共性是共存和并重的,洪堡特曾经说过:“比较语言研究是对语言差异的准确探索。”可以说,寻找差异的目的是达到统一,其中必须特别关注的,则是语言的音形、词句、文体等形式中所内涵的精神文化实质。
翻译的实质是将一种语言转换成另一种语言,其目的在于把原语的全部信息输入译语,同时取得最大限度的等值效果。英汉两种语言分属于印欧语系和汉藏语系,不同的语系特点,决定了各自的构词法和词义表达差异很大,要想确切地表达原作内容,在翻译过程中就要应用各种技巧,有时为了使译文更加符合汉语的表达习惯和规律。在忠实于原文的前提下,必须选词、增词、省略、把词类适当地加以转换,才能使译文通顺自然。当然翻译并不是纯语言本体的转换,它与社会文化等有着各种关系,每一个民族都有自己的社会文化特色,文化使人们凝聚为一个共同整体的一系列共享的意义、信仰和价值,有其特定的时空范围。因此,一些话语的正说与反说、句型和习语等在翻译时也要考虑到他们各自的特点。
在中国文化和历史中,有许多辉煌成就令外国学者向往,他们认为中华文化博大精深,多姿多彩,其历史源远流长,因此形成了构思方式和语言组织上的重视意合和悟性,区别于西方思维差异上的重形合和理性。汉语的意合无须借助词汇语法的衔接手段。仅靠词语与句子内涵意义的逻辑关系或借助语境、语义、语用的因素。便能构成连贯的语篇,这一特点的集中体现在古汉语文学作品中:英语在语言形式上把词语句子结合成语篇整体时则少不了词汇语法的显性衔接。
德国思想领袖哈贝马斯倡导的“交往行动理论”以理解与沟通为现代社会最高目标,认为翻译研究应该成为人类交往实践的一项基本训练,从他人的角度出发,建立起主客体间的有效联系,这对不同文化背景下的交往甚至是相同背景下的交往都是必要的,这样可以改变现实生活中单向的思维模式,建立一种新的主客体认识模式。
中国人的传统思维讲究天人合
一、人法自然、万物皆备于我,所以主体参与意识很强,在语言表达上表现为多以“人”作主语,西方人由于理性的分析而偏重于主客分离和区别,所以有时以“人”这个主体为主语,有时以客体为主语,视情况需要而定。但更多的是抱着客观审视的态度,以事物为主语并进行客观、冷静的剖析和描述,这就导致了英汉语篇主语、主位或是重心上的差异。从根本上讲,这是中西方各自重综合与重分析思维习惯的表现,中国人喜欢螺旋式的展开方式,先宣称主题之重要,继而进行反复的论述和强调,最后回归到主题:西方人喜欢直线形逻辑思维,就是先表达出中心意思,由此展开,或层层推演或逐项分列,后面的语由前面的语句自然引出。在一句含有时间、地点、事件的通知性的话语中,中国人的习惯表达是:我们将在什么时间什么地点做什么事情,西方人的表达是:要进行的事件+地点+时间。例如,中国人习惯上说:我们明天早上去看姑妈,7:00在院子门口集合:西方人的表达是:Wewillmeetatthecourtyardgateat7O''''clocktomorrowmorninginordertovisitouraunt。
翻译是传译两种相异的语言与文字,总需要将译者与被译者两方面的语言文字做一番深刻的研究,看中文与外文究竟有哪些相异之处,这些相异之处有文法上的、修辞上的、习惯上的和表现手法上的,如:由于英语重句子的建构,英语句型多,尤其长句多。西方人习惯于使用“叠床架屋”式结构的长句子,在进行翻译时,都要关照到。
在某种意义上说,翻译活动中准确和流利的表达就是在理解原文的基础上,通过深入的逻辑分析和推理,不断冲破原文词义或句法结构的强制范畴,把原文精髓用规范、通顺的译文语言全息再现出来的过程。由于这样的译文不是原文的机械复制品,它往往需要创造性劳动,亦即语言艺术。而表达的艺术主要体现在理解翻译法以及对于原文用词、句法结构、叙述顺序等问题的恰到好处的处理上。由“直译”与“意译”引发出“异化”和“归化”,在翻译实践中都不能不采用。没有哪一种译文是完全异化或完全归化的。在翻译过程中若能使二者相得益彰,那么就会收到意想不到的效果。
西方美学有着悠久的历史和许多优良的学术传统,尤其是近几十年来它的飞跃发展,对译学影响越来越大,在进行文学翻译时,不能忽略作品的比较美学价值,不拘泥于表层结构和形态,不注重译作语言质量的高下,现代翻译需要我们对译品所蕴含的代表不同文化系统的审美特征,乃至于对不同国家和民族所持有的不同审美理论和思维方式做出美学价值上的判断,以探索其审美本质和规律。
比较文学的翻译研究不能局限于某些语言现象的理解与表达,也不参与评论其优劣,而是把翻译文学作品作为既成事实加以接受,不仅要对其进行一般意义上的价值判断,还要在此基础上展开对文学交流、影响、接受、传播等问题的考察与分析。
研究文学翻译、研究翻译理论,可以拓展新的角度、新的方法,不再单纯评价译品的优劣高下,而是将各类译品作为审美对象,从美学角度进行鉴赏、品味、对比、分析,使文学作品及其译品所蕴含的美学因素及其价值得到淋漓尽致的揭示,使读者在研读文学翻译作品的同时,充分领略原作与译作的审美价值。
英汉互译实践与技巧翻译是一门实践性极强的学问,需要长期下苦功夫才能真正学到手。译者的翻译能力的形成不能单靠学习理论知识、强化技巧训练,而是需要扎扎实实的双语功底及大量的翻译实践。
无论什么翻译,都不可避免地带有交流的目的。在国际文化交流日益繁荣,在中国与国际各领域接轨日益加速的时代,为使翻译学得以更好的发展,在注意到中西语言文化思维差异性的同时,必须打破翻译研究的地域、学科、流派的限制,形成跨学科综合、多元互补的研究格局,在译学领域加强交流,跨越不同的传统与体系,进行中西译论体系间双向互补、借鉴和相互渗透,以达到中西译学的交融与共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