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艺典型论的现实主义底蕴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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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典型”是现实主义文艺理论的核心概念，在文艺理论中占重要的位置。对于中国文学界来说，在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学者们通过对文学典型细致深入的探讨，文学典型论最终成为成熟的中国化的文艺理论资源。冯雪峰艺术典型论主要涉及个性与共性、普遍与特殊、主体与客体之间的关系，以及典型的创作方法等三个方面。在其深入的探讨研究中，辩证统一的思想就像一股暗流始终涌动在冯雪峰文艺典型论的脉络中，呈现出一种独特的审美魅力，成就了冯雪峰文艺理论的现实主义审美底蕴，为中国文学史上现实主义理论的发展做出了应有的贡献。

一、普遍性与特殊性的辩证统一关系

艺术创造的最高境界在于创造出典型形象，即在特殊性中显现普遍性，在偶然事件中体现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那种貎似偶然实质上已取得必然的属性的偶然事物，日常现实生活中是否有其人，其事，可以不管，重要的是从中剔发常人所不易见，所不敢处理，但在一定客观条件之下，却合乎情理，没有也可以有的东西，即不是非常的事物。而事实上，世界文学的杰作，也几乎尽是胆敢描画貎似偶然的非常的事物的，不过世人不察罢了。”[1]周行的见解显然是在指出当时典型创造中普遍存在的过度重视“普遍性”和“共同性”，轻视艺术的“特殊性”和“个性”的文学创作现象。遗憾的是，周行仅限于对普遍性”和“共同性”、“特殊性”和“个性”在文艺创作上的重要性的认知，或者说，只是提出了文艺创作方面的一个重要命题，但对二者之间的关系并没有做更深入地探讨。冯雪峰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中个性与共性的辩证统一的观点为依据，对文艺典型创作中的普遍性与偶然性，个性与共性的关系做了具体而又深刻的研究。他认为“社会的普遍的东西和个人的个别的东西的统一，不仅是艺术形象创造所必须争取到的客观的认识法则，而且也只有争取到这法则才能给予艺术形象和人物的巨大的真实的生命和生气，因为个别的东西中就包含着普遍的东西，而普遍的东西只能在个别的东西里才具体地表现出来。”

冯雪峰辩证统一关系的哲学思想与理论视角，使他从当时文艺界只重视“普遍性”和“共同性”的声音中脱颖而出，体现了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家的真知灼见。冯雪峰的独到之处还在于他不仅注意到了共性，同时也意识到到作家创造个性对于文艺典型创作的重要意义，以此否定了当时盛行的一种只要典型不求个性的概念化文学创作倾向。“概念化的问题是一个创作路线上的根本问题。决非如有人所说仅仅是艺术表现上的缺点，仅仅因为作者技巧不高，而把人物表现得一般化，没有个性。”[3]基于此，冯雪峰以典型的个性化展开对文学创作中恶劣个性化倾向的批评。他多次指出许多作家在创造典型人物时从人物的性格中抽象出种种类似，然后在文本中机械综合的现象屡屡皆是，这种个性化的体现实质是在反映了一些表面现象，人物的思想却毫无生气，抽象思想与具体形象的隔离，致使很多文艺作品沦为没有生气的平庸的叙述，缺乏对客观生活的概括力和判断力。冯雪峰认为，典型人物并非依靠五官端正，衣冠齐备，以及他的任何方面都有细账可查而达到典型的。只有依靠主要方面的表现，以及与一种具有高度的启发性的思想相结合，人物形象才具有典型性。可见，人物主要方面的表现决定着人物的个性或性格，人物的个性才是建构成功的艺术典型的关键所在。

二、主体与客体，主观与客观的辩证统一

二十世纪四十年代的文艺理论家就典型创作过程中主体与客体，主观与客观的统一问题，以及二者链接方式进行了深刻的讨论。冯雪峰在《论民主革命的文艺运动》中提出“人民力”是人民的历史的要求和方向，作者体现“人民力”就是要求作家创作不但要体现生活本质，更要体现人民的意志和社会的发展。然而值得一提的是，冯雪峰也重视“主观力”，即重视文艺的主观力量。“主观力”主要还是指作家的“主观战斗力”和批判现实的精神，当然也包括作家的思想力和情感的感染力。在众多文艺理论家中，当时只有胡风强调作家主观情感对典型创造的意义。胡风说：“作家的主观和对象的联结过程，作家的战斗意志和对象的发展法则的矛盾与统一的心理过程。”

可见，冯雪峰是另一个敢于直接肯定作家在创作上的主观能动性，强调作家在体察现实生活时所形成的鲜活的个人体验以及作家个人体验在典型创作中的重要意义，这也是冯雪峰对作家创作过程中主体与客体之间关系作出的辩证的诠释。“人民力”与“主观力”二者之间主观与客观的关系问题充分体现了冯雪峰文论的辩证思想。这也是冯雪峰不同于周扬与胡风之处。在二十世纪四十年代，作家创作往往只注重客观的必然性，并以此预设革命的道路，冷淡了作家反映现实的主观能动作用。这种过多注重艺术创作的客观性，必然导致艺术创作的公式化和概念化。在1947年现实主义文学的论争中，多数人认为革命文学应为人民和政治服务。针对艺术政治倾向的片面性和抽象思想的单调性，冯雪峰提倡“所谓‘向精神的突击’，如果是指的作家被自己的对人民的热情和生活的理想所推动而燃烧一般地从事写作，以及人物的所谓内心生活或意识生活的探求，那么这正是我们所要求，并且也正是几年来我们文艺上的一个在展开。”显而易见，他始终辩证地去思考问题，辩证的思想使他很清醒地意识到胡风过于强调作家“主观战斗力”的主张极有可能会导致作家创作方面极端的主观主义倾向，因而造成文学创作与现实生活之间的偏离，这也正是冯雪峰现实主义文论思想的宝贵之处。因此，他提出“人民的主观力”的文论思想，借此约束作家在创作过程中主观意识可能的极端膨胀，同时在某种程度上对当时文论中主体与客体，主观与客观两极分化起到调和作用。显然，冯雪峰“人民力”和“主观力”统一的思想可以说是冯雪峰典型论的一个积极因子，这使他的文论思想避免走向极端的主观主义，同时对文艺理论的建设与作家的创作实践具有重大的指导意义。

三、创造典型的方法

冯雪峰典型论的独到之处在于他不仅注意到了共性和个性的统一，而且注重作家个体经验对艺术创作的作用，体现了冯雪峰理论对作家主观意识的不懈追求和思索。这一文艺创作观点摆脱了当时大多数文艺理论家机械照搬苏联的文论思想，轻视作家自身在典型塑造中的主观能动性。当然，冯雪峰在典型创造问题上最具独创性的是他提出，“‘典型化’与‘个性化’的法则是在形象创造的同一的法则中，并且经常是在创造的同一过程中进行的，而它们的唯一的客观标准是现实的历史真实及其生命。”[6]这一创作法则仍然是反映了文学创作中主体与客体的辩证统一关系。或者说只有在现实的矛盾中实现个人和社会的统一，才能创造出具有历史真实感的典型形象。基于这样的思考，冯雪峰主张深入到现实生活的矛盾斗争中，直观生活的本质，把现实的典型化创作路径，表达了文艺创作者对现实生活应有的尊重。关于典型创造的具体途径，冯雪峰提出了“真人真事”和“个人各事”的观点。他认为，文艺创作中的典型有的根据了“真人真事”加以改造和发展的，也有根据”真人真事”但几乎很少改造和发展的，也有的是完全想象和虚构的，大多数是观察了各人各事而综合创作起来的。此外，冯雪峰在《论典型的创造》中指出，“某种实有的人物，以其特别凸出的性格的全面或一面，引起了艺术家的注意，……有时是某种人物的特别的遭遇或行为引起了艺术家的强烈的爱和憎，感到那不是偶然而有巨大的意义的，于是这种实有人物和他们的意义就持久地牵着艺术家的心，……这样，在他心目中活着的人物已不是原来的实有人物，而是比原来的更高，更有生命，或甚至和原来的完全不同了。”

从冯雪峰的文论思想中可以看出，这种以“实有的人物”为基础的创造典型的方法，即是“真人真事”的原型创造法。综观冯雪峰的文论思想，他更青睐于综合“个人各事”的典型创作法。诚如他所说，在艺术家已有的生活体验与既有的社会现实的认知中，“有些人物的或思想的形象特别地反映在他的脑子里，他屡次被它们所惹动，而且就渐渐在他心里生长为一个或数个的活人物，他们的面貌、姿态和他们的命运都明了地展开在他的面前……伟大的典型就创造了出来。”显然，冯雪峰还是将“个人各事”创作出来的典型置于更高的位置。

四、冯雪峰文艺典型论的反思

3O年代，瞿秋白第一次将马克思主义文艺批评中的典型引入中国，中国文坛在客观性与主观性、个性与共性、现实生活的真实性与政治性等方面开始了漫长的论争，正是在这一时代的艰难的角逐中，冯雪峰始终以辩证的思维方式表达了他独到的现实主义典型论和鲜明的美学主张，成为中国文坛上可贵的记忆。虽然冯雪峰对于艺术的审美规律和特性他有着清醒的认识，在创作上避免了过度政治化的倾向，但在文艺政治化的背景下，他的文艺理论思想一度呈现出矛盾性和游移状态。他既强调现实生活及其真实性对作家文学创作的指导意义，同时又割舍不下政治，甚至在某种程度上认为政治才是“意识到”的生活，而作家的审美体验、审美创造最终在狭隘的政治性与思想性中销声匿迹。政治性的过分彰显必然导致文艺创作的理想化思维的增长、文艺形象公式化以及文艺批评的单一化倾向。艺术审美诗性与政治宣传之间的徘徊，成了冯雪峰政论解释学文学批评的桎梏，文艺创作因此丧失了审美属性，最终沦为“时代精神的传声筒”，这也是冯雪峰马克思主义文论思想的局限性所在。显然，在主流意识形态与文学审美的张力中，主体的话语权还是受到限制。这对于当下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建设、文学创作与批评的探讨与建构，无疑具有重大的启示作用。

作者：顾颉 单位：江苏省盐城高等师范学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