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鲁威散曲创作的现实主义精神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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散曲可谓元代中后期文坛上独领风骚的文学样式，是继诗、词之后兴起的新诗体。元代蒙古族的汉文创作中也有为数不少的散曲作品，相比诗词而言，这种更为通俗的文学样式恰恰易于受到初入中原、习染汉文化的蒙古族文人的认同，且更易抒发情感、渲染主题，阿鲁威便是其中较为突出的代表。阿鲁威的生活年代大约是元成宗大德（1297—1307）至顺帝至正（1341—1368）年间。《阳春白雪》载其“字叔重，号东泉，蒙古氏，南剑太守，诏作经筵官”。

阿鲁威禀赋优异，勤奋好学，精通蒙、汉两种语言文字。他不仅擅长词曲，而且对中国的历史典籍有着丰富的认识，所以当时的一些知名文人如洪希文、张雨、张翥、虞集、润等人都尊称他为“鲁东泉学士”“学士东泉鲁公”，也有人称他为“元室文献之老”等，可见时人对他的敬重。他的一生为官时间很短，元英宗至治年间曾出任泉州路总管，泰定年间任翰林侍讲学士、经筵讲官。大约在文宗天历元年（1328）即弃职归隐，寓居杭州。顺帝至元二年（1336）因揭发地方官谎报岁灾，而受牵坐罪，后卒于江南。元代中后期是蒙古王朝逐步走向衰落的时期，一方面王室内部汉化派和保守派的斗争日益尖锐；另一方面，天灾频仍，人民起义不断，社会矛盾进一步激化。1368年，元朝覆亡。蒙元王朝自建国到被明军击退，撤回漠北草原，历经160余年的时间，在这期间，主张汉化的进步势力与反对汉化的保守一派之间的争斗始终没有停息，这也是致使元代中后期社会矛盾不断深化的原因之一。阿鲁威一生创作了不少散曲，但现存的只有十九首小令，其中包括《蟾宫曲》十六首、《湘妃怨》二首、《寿阳曲》一首。这些作品超越了民族身份，站在客观者的视角去审视现实，揭示黑暗与民生疾苦，具有一定的现实主义精神。

一、借助《楚辞》反观当下

阿鲁威的曲作可以分成两个部分，第一部分是《蟾宫曲》的前九首，完全是以《楚辞》的《九歌》为题材拼写而成的，其中包括《东皇太乙》《云中君》《湘君》《湘夫人》《大司命》《少司命》《东君》《河伯》《山鬼》，这些散曲的主题思想都没有超脱《九歌》，但辞藻华丽，婉约而浪漫，以小令形式写成，可谓创新之作。如《东皇太乙》：穆将愉兮太乙东皇，佩姣服菲菲，剑珥琳琅。玉瑱琼芳，烝肴兰藉，桂酒椒浆。扬枹鼓兮安歌浩倡，纷五音兮琴瑟笙簧。日吉辰良，繁会祁祁，既乐而康。这首散曲先叙述了灵巫饰威严的太一神，肃穆愉悦地降临祭堂，接着写祭品馨香精美，最后描绘了鼓乐演奏，神人共欢的盛大场面。在情节上，对屈原的原作进行了压缩、调整和加减，语言上既保留了原作的浪漫雅丽骚体，又比原作通俗易懂。由于阿鲁威写作这九支散曲的真正目的是赞美歌颂屈原的人格及忠君爱国的精神，同时反观当下社会现实，所以比原作增加了讴歌屈原的内容。如《湘君》：问湘君何处翱游，怎弭节江皋，江水东流。

薛荔芙蓉，涔阳极浦，杜若芳洲。驾飞龙兮兰旌蕙绸，君不行兮何故夷犹。玉佩谁留？步马椒丘，忍别灵修。最后一部分赞美了屈原虽无为楚国所容，不忍离别故国，出走高就的爱国主义精神。再如《大司命》：令飘风冻雨清尘，开阊阖天门，假道天津。千乘回翔，龙旗冉冉，鸾驾辚辚。结桂椒兮乘云并迎，问人间兮寿夭莫凭。除却灵均，兰佩荷衣，谁制谁纫？其中的“灵均”暗指屈原，只有屈原知道大司命掌握人间寿命短长，也就是屈原明晓人间祸福，却不为帝王所用，并赞美他“兰佩荷衣”的崇高人格。这九支散曲从语言、结构和内容方面对《九歌》进行了再创作，使之适合散曲表达的特殊要求。同时对《九歌》那种恣肆浪漫神奇而富于跳跃性的语言情节给予了加工改造，使语言典雅浪漫又具通俗性。情节结构也符合散曲“凤头、猪肚、豹尾”的三段做法，即起要华美，中要浩荡，结尾要响亮，首尾贯穿，意境清新。在元曲绝无仅见，颇具独创性。

二、吊古讽今直指现实

除了借助楚辞的《九歌》来讽喻现实之外，阿鲁威通过《怀古》《旅况》《怀友》《道遣》等题，用吊古讽今的手法，抒发了自己对现实生活的无限感慨，揭示了当时社会的黑暗与人民生活的悲苦。如《蟾宫曲》中的《怀古》是怀念并赞扬三国时曹操、刘备、孙权、诸葛亮、周瑜等英雄人物的曲子。内容包括曹操对刘备畅论当今天下英雄；南征刘表、刘备；刘备由弱到强，由失败到胜利；孙权雄踞江东；诸葛亮与东吴周瑜合作抗曹，在赤壁获得大胜；诸葛亮后又辅佐刘备取巴蜀，造成魏、蜀、吴鼎立之势的政治局面。全曲共分五句，首句设问开卷，气势不凡；第二句写英雄曹操。在这首小令中，诗人只用了寥寥九字，就写出了这个身经百战、力扫群雄，统一了北方却又多愁善感、文采斐然的英雄形象；第三句写孙权，“紫盖黄旗”，指云气，古人附会为王者之气的象征。但诗人认为虚幻的王气不足凭信，东吴之所以能建立功业，是因为孙权、周瑜赤壁一战，借助东风，火烧曹军的战船，遏制了曹操的攻势；第四句写英雄诸葛亮，他胸怀奇才，隐居南阳，徐庶称之为卧龙，他的本愿只想“苟全性命于乱世”，不求“闻达于诸侯”，但为报答刘备三顾茅庐的知遇之恩，还是出山辅佐刘备。诗人用“惊起”两字，生动而又形象地描绘出诸葛亮由隐居到出山的转变过程。至于诸葛亮出山后的功绩，用杜甫“功盖三分国，名成八阵图”（《八阵图》）的概括最为确切完备，这里诗人化用其意。最后一句紧承对诸葛亮的描写，又对魏、蜀、吴三方做了一个总结。纵观全篇，诗人以大开大阖之笔，再现了三国人物的历史风采，歌颂了他们的英雄业绩，含蓄地表达了自己大展经纶的宏愿。感情基调雄健高昂，整体结构严谨，一气呵成；文笔简练，事典简明，有苏轼“大江东去”的遗风。

元代中后期，以顺帝为首的蒙古王朝逐渐走向衰落，社会矛盾日益突出，这些不容忽视的现象也投映到蒙古族文人的视域中，使得他们从原初积极入世而转向对隐逸生活的向往，表达了对现世的失望与忧虑。阿鲁威的《怀友》中写道：动高吟楚客秋风，故国山河，水落江空。断送离愁，江南烟雨，杳杳孤鸿。依旧向邯郸道中，问居胥今有谁封？何日论文，渭北春天，日暮江东。其中作者用问句进行指责，现世有谁还想着去为国家建功立业。元代中后期皇族争位，互相残杀，朝臣朝不保夕，百姓饱受涂炭，从上到下只为生计而担忧，无暇顾及功名。这不仅是对友人的规劝，而且表现了一种对现世的极端不满，刻画了一种孤寂悲凉、开阔豪放的意境，与人物心境相吻合，极具感染力。《旅况》是写诗人自己与友人饯别，启程离京远行的情绪：理征衣鞍马匆匆，又在关山，鹧鸪声中。三叠阳关，一杯鲁酒，逆旅新丰。看五陵无树起风，笑长安却误英雄。云树濛濛，春水东流，有似愁浓。这首曲既表达了送别的依依之情，又否定了京师的不良社会风气。从中可以看出，在元朝末年，统治阶层的压迫重重，人民生活困苦，农民起义风起云涌。在这种情况下，统治集团又驱使人们“理征衣”，“又在关山”，不仅表现了作者对战争的厌恶，而且反射出元朝统治日落西山的光景。另一首《旅况》同样表达了诗人鄙弃荣华富贵，想做江湖散人，漫游一方或散居一处的想法：烂羊头谁羡封侯？斗酒篇诗，也自风流。过隙光阴，尘埃野马，不障闲鸥。离汗漫飘蓬九有，向壶山小隐三秋。归赋登楼，白发萧萧，老我南州。这首散曲开篇即以“烂羊头”比官帽，表示对官位的厌恶及对封侯拜相的轻蔑。语言犀利，感情激切，虽是一种消极的态度，但也表露出诗人在思想上与当时的事态格格不入的悲哀与痛苦。《遣怀》亦是以抒发对官场不满，生不逢时，怀才不遇为主题的作品：任乾坤浩荡沙鸥，酤酒寻鱼，赤壁矶头。铁笛横吹，穿云裂石，草木炎州。信甲子题诗五柳，算庚寅合赋三秋。渺渺予愁，自古佳人，不遇灵修。

此曲第一句暗用了杜甫《旅夜书怀》：“飘飘何所似？天地一沙鸥”的诗意，写沙鸥游翔于浩荡天空，喻天地广阔，自己无所归依。盼望有所作为。接着化用苏轼、陶潜、屈原诗文意，抒发了自己不为所用的感慨和生活志向。通篇风格豪放且悲凉，语言典雅且凝重，借用典故，加强了作品的表现力。除此之外，还有一些感时之作，如《湘妃怨》：夜来雨横与风狂，断送西园满地香。晓来蜂蝶空游荡。苦难寻红锦妆，问东君归计何忙！尽叫得鹃声碎，却教人空断肠。漫劳动送客垂杨。抒发了对风雨送春归的伤感，读来使人惆怅。又如《寿阳曲》：千年调，一旦空，惟有纸钱灰晚风吹送。尽蜀鹃血啼烟树中，唤不回一场春梦。

以此慨叹人生不永，一死万事成空，创作了一种孤寂、悲凉的意境。综上所述，阿鲁威是元代散曲创作队伍中一位比较重要的文人，其书写的内容主要是揭露时政、咏物怀古，艺术手法多样。尤其是仿《九歌》而作的九支《蟾宫曲》更是独具特色，语言犀利激切，风格豪放。对此，朱权《太和正音谱》中喻其词曲的风格时说：“阿鲁威之词如鹤唳青霄。”［2］并且在阿鲁威的创作中，摒弃自身的民族身份，能够站在客观的角度从一个侧面揭示统治阶级内部尔虞我诈的丑态，反映了作者蔑视权贵的胆识和洁身自好的情操。

作者：尹晓琳 单位：长春理工大学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