萧伯纳戏剧研究综述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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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国前的简要回顾

“五四”前后，为配合反帝、反封建斗争，我国文学界掀起了翻译外国文学经典的高潮，作品的选择大多是从服务政治革命和文化启蒙的角度考虑。易卜生的戏剧由于对资本主义大胆的揭露而受到胡适、茅盾等人的高度称颂。1918年第6期《新青年》刊发了“易卜生专号”，胡适发表了《易卜生主义》。作为易卜生在英国的忠实追随者，萧伯纳同样满怀强烈的社会批判精神和现实关怀，因此也深受茅盾、鲁迅等中国学者的青睐。陈独秀于1915年11月在《青年杂志》（次年改为《新青年》）第1卷第3号上发表了《近代欧洲文艺史谭》一文，提到了“白纳少”，即萧伯纳。茅盾是最早的萧伯纳作品的翻译者和介绍者之一。1919年2月,他在商务印书馆主办的《学生杂志》上刊登了《人与超人》中《地狱中之对谭》部分的翻译,并发表了《萧伯纳》一文，介绍萧伯纳的生平及作品。此后他又多次撰文，大力推荐、及时介绍萧伯纳及其作品。潘家洵、林语堂、张梦麟、黄嘉德、陈瘦竹、钱歌川等也积极译介萧伯纳的作品。虽然专门的研究文章少，但有些译本的译者序或者前言往往就是一篇比较好的论文。1920年10月，在汪仲贤主持下,上海新舞台剧场上演了《华伦夫人之职业》。这次经过精心准备、改编后的演出虽然惨遭失败,却加快了话剧本土化的进程。我国萧伯纳研究的第一次高潮发生于1933年。作为他“世界之旅”的一部分,萧伯纳对中国进行了为期7天的短暂访问。由于宋庆龄与他同为世界反帝大同盟名誉主席，因此宋庆龄在上海率领文艺界对他表示了热烈欢迎，并召开了记者招待会。当时各大报刊杂志均发表了一些介绍和评论文章，详细情况收录于乐雯（瞿秋白）剪贴翻译并编校、鲁迅作序的《萧伯纳在上海》（上海野草书屋，1933年）。这本小书具有非常高的历史价值。在文学价值方面，除了鲁迅、茅盾、邹韬奋、郁达夫、张梦麟、林语堂等人的文章外，第5部分“萧伯纳及其批评”所收黄河清的《萧伯纳》以及刘大杰翻译的德国学者尉特甫格的文章“萧伯勒是丑角”也比较重要。后者较明显地体现了西方的一些学术特点：严谨、注重文本分析。此外还有张梦麟撰写的《萧伯纳的研究》（1933），须白石、徐懋庸各出版了一本《萧伯纳》（1935）。1946－1948年每年至少有七八篇文章，如陈瘦竹的《萧伯纳及其“康蒂妲”》（1943）等。1949年之前，对萧伯纳戏剧的翻译、编译居多，研究较少。当时总体来说属于意识形态多元化时期。陆耀东认为，我国的现代文学界大致可归纳为两大流派，一大流派是以鲁迅、瞿秋白、冯雪峰、茅盾等为代表的主流意识，主张文学是革命的工具，另一大流派以梁实秋、朱光潜、李健吾、钱钟书等为代表，姑且称之为“自由主义文学论”。［3］对萧伯纳戏剧的评论也充分体现了这种多元化。如林语堂经常谈的话题是萧伯纳的幽默，翻译的作品是喜剧和幽默色彩较浓的《卖花女》（1931），而茅盾推崇的则是《华伦夫人的职业》等具有强烈社会批判倾向的戏剧。在潘家洵所译《华伦夫人之职业》（1923）一书的前言中，茅盾发表了《戏剧家的萧伯纳》一文，比较了易卜生和萧伯纳的社会思想，认为后者比易卜生前进了一步，因为易卜生只诊断出社会的病症但没有开药方，可是萧伯纳却给出了药方。

1949年至“”前

我国萧伯纳研究的第二次高潮是在1956年。1950年萧伯纳逝世之后,1951年的《翻译》月刊推出了“萧伯纳特辑”,登载了英国左派人士撰写的《伟大的社会主义者萧伯纳》等6篇文章。1956年,萧伯纳诞辰100周年之际，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了堪称经典的三卷本《萧伯纳戏剧集》（共11个剧本），发表在各类报刊杂志上的论文有二十余篇，包括曹未风的《萧伯纳的创作道路》、杨宪益的《萧伯纳———资产阶级社会的解剖家》、田汉的《向现实主义戏剧大师们再学习（纪念萧伯纳和易卜生）》、黄嘉德的《伟大的英国戏剧家萧伯纳》、王佐良的《萧伯纳和他的戏剧：萧伯纳诞生一百周年纪念》、蔡文显的《萧伯纳的戏剧创作的思想性和艺术特点》等，出版的译著有巴拉萧夫的《萧伯纳评传》等。1956年后，我国的萧伯纳研究高潮退去，只有一些翻译剧本的重印和对个别剧本的注释。“”期间至1978年，萧伯纳研究处于停滞状态。这一阶段分量较重的是王佐良的研究。在《萧伯纳戏剧三种》（1963）的“译本序”中，王佐良不仅详尽分析了其戏剧的优点，如深刻的现实主义手法、崭新的题材、高超的喜剧艺术和语言能力等，而且以他一贯的犀利眼光和实事求是、敢于直言的勇气，对其缺点分析得也非常透彻：“然而萧又是一个有着严重缺点的作家。他的剧本提出了一些社会问题，但是没有打中要害；他所揭示的矛盾、冲突经常是前紧后松，他的答案往往是妥协的……萧永远寄希望于聪明盖世的个人，他们的长处只是雄辩滔滔，有时即使谈到‘革命’，眼中并无革命的群众……在萧所写的五十一个剧本当中，整个儿都叫人满意的的确为数不多。”王佐良中肯地分析了萧伯纳的中产阶级情结，以及他骨子里的势利，看不起、害怕、不了解真正的下层人或者劳动人民。尽管措辞上难免有那个时代的烙印，阶级分析的痕迹比较明显，但即使按现在的眼光来看，这也是一篇价值很高、很深刻、很全面的论文。1949年至“”前这一时期的萧伯纳研究总体上学术性不够强，纵然是像王佐良和黄嘉德这样非常优秀的学者也不能完全摆脱极“左”思想和阶级分析论的影响。对比一下王佐良上述这篇“译本序”和他20世纪末为《英国20世纪文学史》（2006）所撰写的《萧伯纳与新戏剧》，就不难发现两篇文章既有内容上的共同之处，又体现了作者不同时期在研究方法和语言风格上的变化。其他研究者的文章则更为明显，在此仅举一例比较典型的评论：钟日新在1964年第4期的《中山大学学报》（文科版）上发表了《试论萧伯纳的〈不愉快的戏剧〉》一文，认为“三个剧本的主题都暴露了当时英国资本主义社会制度的阴暗面，直接向观众开火，因为当时的观众都是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分子。他们看了或读了这些戏剧，心里必会觉得不愉快”。这种分析是情绪化的、笼统的、主观的，而不是科学的、严谨的、客观的。然而，这并不是某个评论家的水平问题，而是时代使然。在这一阶段的研究中，黄嘉德和王佐良两位前辈的成果对新时期萧伯纳研究的影响较大。

1978年至今

1978年开始，随着政治、社会、文学各领域思想解放的推进，理性、客观、科学的治学态度逐步占据主导地位，我国的萧伯纳戏剧研究从停滞状态缓慢恢复，能查到的最早的文章是张华1978年发表的《鲁迅与萧伯纳》。应该说，新时期的外国文学翻译和研究是非常活跃的，是“五四”以来的又一次高潮。据统计，新时期英国和美国文学译著的书目种类分别达到了4500种和5800种。［4］（P.2）不过，对萧伯纳的译介和研究并不算太热，近30年新译的剧本非常少，中后期作品的翻译尤其少。1981年后共出版杨宪益、刘炳善、英若诚、向洪全等翻译或重译的10本译著，加上以前的译本重印也就是15本左右。编著有倪平的《萧伯纳与中国》（2001）和沈益洪的《萧伯纳谈中国》（2001）。这两本书内容上有一定重复。与瞿秋白和鲁迅编撰的文集相仿，这些文集主要是围绕萧伯纳访华以及萧伯纳关于中国的一些言谈，富有一定的历史价值，文章绝大部分为随笔。1978年我国恢复了研究生教育，科研实力较强的一些高等院校随即开始招收研究生。90年代中后期博士研究生招生规模也逐步扩大，学术研究开始制度化、体系化。研究生教育的体系性和高校的科研要求客观上导致了学术界对国外经典作家的深入研究。萧伯纳研究也不例外。有关萧伯纳的硕士论文自1999年以来明显呈增长趋势，仅中国期刊网上能查到的优秀硕士论文就有26篇，2003年之前，基本一年一篇，2005年之后一般每年都在3篇以上，2009和2010各有5篇。这些论文中，研究戏剧翻译的有7篇，研究女性问题和单个作品的各有5篇，综述类的3篇，有关“创造进化论”的2篇，从宗教、讽刺与幽默和观念剧角度切入的各1篇。宗教主题的论文主要集中于河南大学的硕士论文及毕业生所发表的论文中，其他学校的偶尔也有论及的。选题比较好的有王莹的《萧伯纳戏剧中的圣经典故》（2009）、王文静的《宗教对萧伯纳的戏剧创作思想的影响》（2009）等。不过，西方人的宗教观是个很复杂的问题，需要研究者有较深的积淀。秦文的《创造进化论———萧伯纳戏剧创作的普遍主题》（1999）是一篇较早的论述创造进化论的硕士论文。综述类较好的有刘涛的《对20世纪中国萧伯纳研究的反思与批判》（2005）和翁君怡的《擦肩而过———萧伯纳与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2007）。刘涛从女权主义、比较文学、创造进化论和综合研究等几个角度梳理了我国萧伯纳研究的几个主要方面，并指出了目前存在的问题。谭雪凌的硕士论文《萧伯纳戏剧在中国》（2008年）也是综述性的，不过该作者将20世纪50至80年代视为我国萧伯纳研究的繁荣期，而将90年代至今视为停滞期，似乎有违事实。张彬彬的硕士论文《戏剧文本中戏剧性的迻译———萧伯纳〈卖花女〉的个案研究》（2008年）比较了林语堂和杨宪益两人的翻译，有一些亮点。

与学位论文的数量相比，有关萧伯纳的期刊论文偏少，1978至1996年共有18种，1997-2005年30余篇，2006年－2010年期间，期刊网上可查到的相关文章有50篇，其中比较专业的有35篇，核心期刊上的有10篇。20世纪90年代末有关萧伯纳的论文主要是关注其“社会问题剧”，如易晓明的《从社会问题剧看萧伯纳的思想倾向》（1999）、何其莘的《萧伯纳和他的社会问题剧》（2000）等，写得都比较全面。2006年以来，社会问题继续有人关注，如陈燕红、李兵的论文《萧伯纳剧作中的易卜生主义》（2006）、高音的《社会问题应该在戏剧中自由讨论吗?—————谈谈萧伯纳和他的舞台现实主义》（2009）等。此外还有研究翻译、女性主义、创造进化论、比较文学、宗教等主题的。对语言、文体等艺术特色以及萧伯纳的戏剧理论的研究数量上相对较少。数量最多的是对单个剧本的研究，仅关于《皮格马利翁》（或译为《匹克梅梁》《卖花女》）的就有9篇，关于《巴巴拉少校》的6篇。在宏观的综合类研究中，鲁效阳的《杰出的英国戏剧家萧伯纳》（1986）虽然篇幅不足70页，但语言流畅，文字清新，从剧作家的爱尔兰家庭背景及其对他思想的影响入手，指出萧伯纳一家即使在穷得一文不名的时候，也属于信奉新教、较体面的上流社会的一员，并指出：“中等阶级的本能，体面的上流社会的习俗，使萧伯纳不能最终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作者对其重要作品如《康蒂妲》《巴巴拉少校》等的分析虽然简短，但也多有亮点。黄嘉德称得上是我国萧伯纳研究第一人。他30年代即开始翻译萧伯纳的作品，80年代在《文史哲》等杂志发表了多篇文章。1989年出版的专著《萧伯纳研究》是作者50多年的研究积累和总结，对萧伯纳的创作哲学、戏剧理论进行了系统梳理，对一些重要戏剧的解读很深刻。比如，分析《人与超人》的第三幕时，作者援引剧中台词，指出现代人类所创造的文明不是生之力，而是死之力；对《圣女贞德》中的宗教矛盾和民族国家崛起进行了分析，认为贞德既是基督新教殉道者，也是民族主义兴起的代表。此外，该书对萧伯纳的悲喜剧理论以及现代悲喜剧做了非常透彻的阐释。作者认为，萧伯纳戏剧的真正主人公是民族、国家或者人类社会。这些论点都很有深度，值得我们进一步深入研究。对于萧伯纳与莎士比亚的对比，该书也写得很透彻，指出萧伯纳之所以高度推崇易卜生、高调贬低莎翁，是因为他反对戏剧创作中凌空蹈虚的倾向,认为莎士比亚设计的很多场景远离生活现实，如女巫、一磅肉的契约等。可以说当今萧伯纳研究的绝大部分文章或专著都达不到这本书的水平。王佐良在《英国20世纪文学史》中，对萧伯纳的评价较以前更为客观、更加深入：“向旧世界挑战，嘲笑它，讥讽它，鄙视它，但是又始终站立在那个世界的边缘，没能跨进新的世界：这便是英国现实主义戏剧家萧伯纳。”［5］（P.37）

对历史剧《恺撒和克莉奥佩特拉》有了全新的认识，指出萧伯纳是用现代人的眼光去看历史人物的，一方面要揭穿历史将恺撒奉若神明的传说的虚妄，竭力将他写得平凡、具体，另一方面似乎又爱上了这个老练的干才。王佐良认为恺撒是后来许多角色的先驱者，例如《巴巴拉少校》中的军火商人、《苹果车》里的国王等，并指出在萧伯纳对于恺撒的偏爱里有一个危险的信号，即他日后对于“行动的人”或者“超人”的崇拜的萌芽。这种偏爱发展到极点就是对法西斯头领的追捧。萧伯纳对墨索里尼和希特勒等法西斯分子的崇拜令西方评论界很反感，也是影响他声誉的重要原因之一，我国评论界对此鲜有论及。在《萧伯纳的社会心理辨析》（2006）一文中，张明爱分析了萧伯纳超人思想产生的原因和他强烈的精英统治思想,也指出他与法西斯主义者有着本质的区别。关于萧伯纳对法西斯主义态度的转变，张明爱在《萧伯纳的矛盾性》（2010）一文中也有所涉及。需要提醒的一点是，作为文学批评者，我们还是应该保持清醒的头脑和意识形态上的正确性。有些作者在文章中受西方观点的影响明显，不注意自己的政治立场。如《试论萧伯纳后期戏剧创作中的幻灭感》（2007）一文就不加区分地将斯大林与希特勒和墨索里尼相提并论。主题宏观的论文较好的还有阿庐的《萧伯纳之于中国戏剧教育的意义》（2005）。作者重申了林履信的《萧伯纳研究》（1939）中所述萧伯纳对中国人的劣根性所作的尖锐批判，如崇洋媚外、好“窝里斗”、不顾民族和社会的公共利益，等等。通过介绍萧伯纳对教育的看法，阿庐强调戏剧是教育的工具，反对“为艺术而艺术”，强调创造，不要死读书，要关注现实和民众疾苦。阿庐指出，萧伯纳对我国的戏剧教育有着特殊的意义，尤其在培养具有社会责任感的未来戏剧家方面。陈世雄在《现代欧美戏剧史》（1994）一书中比较了萧伯纳与高尔基、布莱希特等剧作家，认为高尔基剧作中的辩论更接近生活，而萧伯纳剧作中的辩论往往带有毫不掩饰的演说家式的激情与狂热。高尔基剧作中冲突的展开始终不渝地体现了阶级斗争的历史必然性，而萧伯纳则未能通过戏剧冲突来表现不同阶级的较量。布莱希特像萧伯纳一样，深信以政治和宣传鼓动为目的的戏剧有利于启迪明智，消除社会的弊端。他戏剧中的政论思维、哲学思维和科学思维远远超过了萧伯纳。陈世雄指出，虽然高尔基和布莱希特在运用戏剧艺术为现实斗争服务方面都比萧伯纳走得更远，更加卓有成效，但是，在这条路上走出第一步的是萧伯纳。在萧伯纳戏剧主题研究方面较深入的有谢江南2002年发表的论文《肖伯纳戏剧创作主题的嬗变》。作者从理想主义者和现实主义者的冲突以及超人的形象入手，将萧伯纳的戏剧划分为3个阶段，1896年前的早期作品强调社会现实生活，揭示资产阶级的伪善道德，中期作品着力塑造一种新型的超人形象，1914年《伤心之家》及之后的作品通过布道式的演讲，寻求人类灵魂拯救的有效途径。作者认为萧伯纳创作主题的嬗变，是从与世界不和谐、到寻求和谐、以至于最终进入虚幻的和谐的心路历程。该文对《恺撒与克莉奥佩特拉》一剧中恺撒作为现实主义英雄的分析很深刻。

上文提到的易晓明的《从社会问题剧看萧伯纳的思想倾向》也较有深度，指出新的经济视角使萧伯纳走出了传统道德善恶的视野，毫不留情地舍弃了伦理关系，以历史现状的展现置换了道德评价，历史理性是萧伯纳真正的艺术视角与思想倾向。通过《华伦夫人的职业》、《鳏夫的房产》和《巴巴拉少校》等3个剧本中两代人的冲突，萧伯纳刻画了安德谢夫等垄断资本主义时期的时代“英雄”，他们属于他所说的千分之一的现实主义者，左右着这个社会的发展，要高于薇薇、巴巴拉等看似纯洁、正直的理想主义的年轻一代。萧伯纳自己也曾说过他的剧中并没有正面人物，也没有反面人物。比较研究或影响研究类的文章比较突出地集中于鲁迅和茅盾等几位作家。涉及鲁迅的有张华的《鲁迅与萧伯纳》、王永生的《鲁迅论易卜生与萧伯纳》（1985）、高旭东的《鲁迅与萧伯纳》（1993）、高晓丽的《鲁迅与萧伯纳》（2011）等，主要论及这两位文学大家对社会现实的关注以及在讽刺艺术、女性角色的刻画和喜剧艺术等方面的异同。黄彩文的《茅盾与萧伯纳：中英戏剧交流史上的一段情缘》（2003）详细论述了萧伯纳对茅盾创作思想和风格的影响，认为茅盾在两方面受萧伯纳影响较大，一是把文学作为改造社会和拯救国家的寓言的政治理想主义，二是喜剧艺术方面。文章也揭示了茅盾对萧伯纳讽刺性作品的担心。茅盾认为“讽刺体的及主观浓”的作品“会使烦闷志气未定的青年有副作用”，而不愿多译萧伯纳的讽刺体作品。赵家耀的短文《萧伯纳和黄佐临的圣典》（2007）通过1927年19岁的黄佐临在英国求学时的一次亲身经历描写了萧伯纳对黄佐临的鼓励和影响。其他比较类的文章还有张健的《论丁西林与萧伯纳》（1999）、钱激扬的《无意识压抑的症候：论萧伯纳戏剧与中国“才子佳人”小说中的女性形象》（2002）等。萧伯纳戏剧中体现的女性主义思想在我国一直备受关注，但大多数文章都缺乏新意。秦文在这一领域的研究较为深入。在《理智与情感的失衡———萧伯纳女性形象创作得失谈》（2004）一文中，秦文将女性主义分析与创造进化论相结合，指出萧伯纳笔下的女性之所以不像他创造的有些男性那么打动人心而是一直颇多争议，主要是因为萧伯纳过于强调她们是社会进化思想的工具、是生命力的核心和载体，因而一定程度上抹去了她们的个性和性别特征。在《〈玩偶之家〉、〈康蒂妲〉和〈终身大事〉女性形象之比较》（2005）中，她比较了娜拉、康蒂妲和胡适的《终身大事》中追求自由恋爱的田亚梅，指出作为“生命力”的化身，康蒂妲依靠理智而非个人情感做出了最后的选择。在充当家庭的中心和保护者这一意义上，康蒂妲是高于娜拉的，但她充满理智的说教和选择以及在与马本克分别时所表现出的残酷的理性，会使读者觉得她只是一个可望而不可及的“天使”，无法产生共鸣。秦文对于康蒂妲的这一评价比较中肯。其他较有影响的论文有何成洲的《女权主义的发展：从易卜生到萧伯纳》（1997）和《萧伯纳：西方女权运动的倡导者———评萧伯纳剧中“生命力”思想指导下的女性形象》（1997）等。在对萧伯纳的戏剧艺术分析方面，杜鹃《“萧伯纳式”戏剧品格探析》（2009）是一篇较好的论文。作者认为鲜明丰满的人物形象、精妙优美的戏剧语言、复杂多变的艺术样式，是“萧伯纳式”戏剧的独特魅力所在，认为萧伯纳善于运用各种方式表达思想，把丰富多样的题材和新颖而又成熟的技巧结合在一起，给人们思想启迪，又给人们审美享受。可以看出作者对萧伯纳的戏剧大部分比较熟悉，举的例子有新鲜感，可读性强，拾人牙慧的内容少。在单个剧本的评论方面，《卖花女》受到的关注最多，但观点都大同小异。《武器与人》一剧在国外评价较高，但国内研究者较少，且论点与黄嘉德先生的都很相似。比较难得的是宛磊2009年发表的仅有2页的小文章：《形式上的理想主义，思想上的反理想主义———论肖伯纳的〈武器与人〉》。该文文风朴实，分析作品时能抓住重点，对战争和婚姻两条主线中的理想主义与现实主义的冲突理解准确，也指出了作者的反战思想以及该剧对第一次世界大战的预言性。不过作者的中文表达还可以更流畅些，在萧伯纳研究方面还需进一步扩大视野。女主人公拉伊娜最后选择的“巧克力兵”丈夫布朗奇里实际上可以看作是萧伯纳所崇尚的千里挑一的现实主义者。

问题与反思

应该说萧伯纳不是当前的热门作家，学术期刊网上近年来每年能查到的相关论文在数量上远不及有关尤金•奥尼尔、哈罗德•品特等戏剧家的研究，国内也没有类似每两年一次的“全国尤金•奥尼尔学术研讨会”之类专门的研讨会。这与萧伯纳戏剧的形式、内容、主题、时代性等不无关系。与其他文学形式一样，近年来戏剧研究深受文化理论的影响，经常涉及后殖民主义、东西方政治文化冲突、种族关系、性别研究等，戏剧表现手法更为多样，在人物选择上往往关注边缘群体、弱势群体。在这样的背景下，萧伯纳的戏剧受到冷落并不太令人奇怪。然而，或许是受学术传统的影响，在萧伯纳研究中，我国学界很少有提出质疑和批评的，而西方学界对他的评价始终充满争议。如当代英国著名戏剧评论家迈克尔•比林顿（MichaelBillington）在1977年6月20号的一篇发自安大略的报导中，描述了湖畔尼亚加拉萧伯纳戏剧节的情况，文章在结尾处称萧伯纳为继莎士比亚之后最伟大的英国戏剧家。有趣的是戏剧家约翰•奥斯本在当月的23号立即给杂志编辑写了一封反驳这一论断的信，说比林顿自从离开牛津大学后肯定没有再读过萧伯纳的戏剧，否则不可能还坚持学生时代的神话。［6］（P.101）萧伯纳经常令人尴尬地将自己与莎士比亚相比，并在文章中多次攻击莎翁。木偶剧《莎萧之战》（1949）用喜剧的调侃方式集中展现了他对莎翁的一些看法。萧伯纳曾声称：“在所有作家中，除了荷马外，我最鄙视莎翁，对司各特都没有这么鄙视。”然而，权威评论家哈罗德•布鲁姆（HaroldBloom）在《戏剧家与戏剧》一书中，将全书近三分之一的篇幅献给了莎士比亚，而对萧伯纳的介绍则比较简短，并指出，没有一个批评家愿意将这两位剧作家的思想进行对比，尤其是因为萧伯纳在原创性方面没有什么特长，他的思想都来自于叔本华、尼采、易卜生、瓦格纳、罗斯金、卡莱尔、马克思、拉马克、伯格森等。他甚至认为萧伯纳没有一部喜剧能比得上王尔德的《认真的重要》或者贝克特的悲喜剧。［7］（P.155）如此直接的评价在我国很少能看到，更常见的处理方式是避而不谈。如张兰阁在《戏剧范型———20世纪戏剧诗学》（2009）中回顾20世纪的西方话剧及其对我国的影响时，提到的戏剧家有契诃夫、斯特林堡、贝克特、布莱希特、萨特、加缪、日奈、品特、雅里、尤奈斯库，但没有萧伯纳。在田本相主编的《中国现代比较戏剧史》（1993）中，专章讨论的外国剧作家有易卜生、莎士比亚、王尔德、奥尼尔、契诃夫、果戈理等，但也没有萧伯纳。

在对萧伯纳作品的具体选择和评价方面，受意识形态等因素的影响，我国与西方学界也有所不同。《牛津戏剧词典》（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0年）指出很多批评家认为《圣女贞德》是萧伯纳最优秀的作品，重演和翻译得最多的是《卖花女》《巴巴拉少校》和《圣女贞德》，其次是《康蒂妲》《人与超人》《武器与人》《医生的困境》《难以预料》等。英文版《剑桥文学指南》丛书的《萧伯纳》（1998年）在封底强调萧伯纳的成就时提到的戏剧是《人与超人》《伤心之家》《武器与人》《卖花女》和《圣女贞德》。我国学界介绍和评论的重点从20世纪初就侧重萧伯纳前期创作的一些“不快意的戏剧”，现在依然如此。如刘意青、刘灵撰写的《简明英国文学史》（2008）重点介绍的是《华伦夫人的职业》，其次是《皮格马利翁》和《巴巴拉少校》。王守仁、方杰的《英国文学简史》（2006）中重点介绍的是《鳏夫的房产》《华伦夫人的职业》《人与超人》《皮格马利翁》和《圣女贞德》。高继海编著的《简明英国文学史》（2006）着重提到的戏剧有《华伦夫人的职业》《皮格马利翁》和《圣女贞德》，节选的是《华伦夫人的职业》。今后的研究应该更平衡一些，既考虑我国的社会实际，又关注国外研究动向。在萧伯纳研究中，我国大部分评论家很少从英国戏剧史的角度或者在当代英国戏剧的大背景下对他进行研究。从戏剧史角度看，萧伯纳继承的不是莎士比亚的浪漫喜剧，而是本•琼生式的讽刺喜剧和社会关怀。在当代他也不是一个与现实毫不相干、仅有历史意义的剧作家。他不仅统治了20世纪上半叶的英国剧坛，而且他的很多思想目前依然影响着英国戏剧。［8］（PP.13-14,57）与美国现当代剧作家注重人物心理的刻画不同，英国剧作家大多数都很关注政治问题和社会问题，这无疑与萧伯纳通过他的戏剧和评论所确立的戏剧传统有很大关系。他所倡导并一再体现的社会意识、政治意识是难能可贵的，深刻地影响了20世纪50年代后英国戏剧的再次繁荣。虽然当代英国戏剧中真正的大家是游离于主流之外、关注人物内心世界、极具个性的品特和斯托帕德，但无可否认的是，50年代后，阿诺德•威斯克、爱德华•邦德等一大批主流剧作家关注的是社会现实，其创作都具有鲜明的政治倾向。在创作手法上，萧伯纳的一些创新也影响了20世纪下半叶的一些剧作家，如爱德华•邦德的很多剧都附有长篇前言或后记，卡里尔•丘吉尔的一些戏剧对时间和梦境进行了大胆的灵活运用。［9］（PP.2-4）

温儒敏的《关于“经典化”与“学院化”》（1999）一文虽然不是针对萧伯纳研究而写，但其中提出的问题却具有很强的适用性。文章指出，“经典化”不宜局限在纯粹的审美意义上，而应当兼顾到其他层面，例如文化意义和历史价值。同时，“学院化”的一些新方法新视点的切入虽然能够大大拓展研究的思维空间，但很可能方法大于内容；研究的深度拓展了，学术味也更浓了，但我们有可能正在失去学术研究的活力。学院派制造层出不穷的专业话语，却似乎只能在圈子里自娱。现在的学术研究新术语层出不穷，但在切入现实、回应现实方面，当代萧伯纳研究者的反应远不及鲁迅、茅盾等20世纪上半叶的学者。我们不能忘记，只有社会职责才能维持学科研究的社会地位。（本文作者：王岚单位：解放军外国语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