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初戏剧艺术对生活的重要性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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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孙燕单位：河北保定学院基础教学部

清末民初的保定，自雍正二年（1724年）设直隶总督署以来的近两个世纪里，帝王巡顾，商贾云集，文化昌盛，是清朝每位外官进京或京官外放的必经之地，也是每一位赴京赶考的举子，在进京之前的驻脚之所在，再加上保定得益于水陆交通的便利，各地商贾往来不绝，遂朝廷官员、商贾士绅和青年学子云集于此，热闹而芜杂，繁华而显赫。官僚士子、学生、商人形成了一种极为微妙的社会生态关系，共同营建了这座显赫一时的城市的光怪而复杂的社交、娱乐圈子。

在这个复杂的社交、娱乐圈子里，戏曲扮演了极其重要的角色，戏曲演出被纳入朝廷的仪典之中，朝廷官员观剧活动“载于会典，诚重之也”。日益频繁的内廷演剧与规模不断扩大的赏戏不仅培养了大臣们的戏曲爱好，也对臣僚们产生了强烈的示范效应。于是乎，戏曲观剧之风迅速由日常娱乐演变成一种官场上的社交仪规。时处于畿辅首善之地的保定自然跟风而起，并唯恐不及。戏曲观剧活动不仅成为保定朝廷官员的一种重要的社交习规、娱乐方式，而且成为民间百姓的竞相仿效的一种社会习俗，而保定地方戏曲则在这样一种得天独厚的条件下迅速成长并繁荣起来。

一、戏曲观演成为保定高官们的一项重要的社交活动

清末民初，保定的朝廷大员们社交活动主要集中在饮宴应酬、吉庆吊丧等方面，这些活动又无不与戏曲相关联。晚清许多朝廷重臣是在自己家中办公的：“国初长官画诺，皆在公署，以其无日不入曹也。自乾隆以后，重臣兼职者多，遂不恒入署。而阅折判牍，移于私宅。且事繁，私宅亦不得见。往往追逐竞日，司官以为苦事”。[1]所以，官僚之间的互访，有时不单是私人间的交往，许多时候是因为公事。或公或私，官员互访完成之后，根据双方的身份和相应的礼节，主人一定总要宴请客人并观看戏曲演出，这似乎成了晚清社交场合中的一项重要内容。

曾国藩就有大量的戏曲观剧记录。例如：同治八年正月初十日，湖广会馆，团拜，“至湖广会馆团拜，听戏良久……听灯戏至亥刻。”同治八年二月初一，保定浙绍公馆，官文（秀峰）及司道府厅宴请，“至浙绍公馆，赴官相及司道府厅之招……午正二刻入席听戏，直至酉初一刻，余始先散。”同治八年二月初六，保定浙绍公馆，公请官文，“至浙绍公馆，公请官相听戏、饮酒，如初一日之式。”[2]

道光二十五年（1845年），张集馨获任陕西督粮道，其自叙年谱《道咸宦海见闻录》详细记载了自己终日迎来送往、请客宴乐的情况，充满了自嘲与无奈：“每次客人到境，督粮道便跟随将军、巡抚等领导到官厅迎接，送至公馆休息，然后张灯结彩，请戏班、备酒席。每次都要请两班戏，酒席备五桌上席，中席十四桌……不论冬夏，总是子末丑初时分，戏筵才散。”[3]杨恩寿在《坦园日记》中曾谈及地方上的官场礼仪效应，说凡同任升迁、同门赴任、同乡联谊，下属官宦皆“请团拜，”，而凡团拜则必观剧。“缘中丞李公，颇好音乐，辄张剧招引，故同官效之，梨园供役，殆无虚日，外间演戏甚少。”[4]

曾任直隶总督、北洋大臣的王文韶在直隶总督任不足三年，关于公宴娱宾和迎来送往时的观剧记录达二百余次。清代官员们的宴饮应酬大多是在会馆中进行的。会馆是同乡士人们联络感情、疏通关系、礼尚往来的重要场所。凡同乡、同年之间逢升任、出差、红白喜事及旧僚返京等官员们都要举行宴会，而宴会之后必以戏曲来助兴，期于尽欢而散。通过参与这些活动，官僚们可以从中寻求友情、交流学问、获取官场上最直接的信息。

当时人看来，无论是打通官场上下的各种关节，还是希望保住自己的既得利益，这些交往和应酬都是必须的，哪一方都要照顾到，不能有丝毫差池，应酬之繁便可想而知。

有人曾描述当时情况说：“凡座师、房师，及朝殿复试，阅卷大臣例执弟子礼，位尊者或投三四次始获见，此外乡会同年，及同衙门同乡，皆须投谒仆仆不得少憩，日奔走宴会。霖性疏懒，应酬生涩不周，日觉抱疚，然已碌碌少暇，若贵游子弟，交游欲广，投赠愈多，则终日困顿车马酒食场中而已”。[5]官员们不得不把自己多半的时间和精力放在繁杂的宴饮观剧应酬中。翻阅曾国藩、王文韶等朝廷重臣的日记可见访客、宴饮、观剧几乎日日有之，几近应接不暇的地步。以致曾国藩辈相对严于律己者，也不得不承认自己心一散漫，便有世俗周旋之意，又有姑且随流的意思。吉庆吊丧作为一种传统习俗，也是保定官员们用以社交的重要方式。同年、同僚、同乡、师生之间有人办红白喜事，一般都要举行宴会，饮酒观剧，联络感情，或出力帮忙或赠以礼金，这已成清代官场上的惯例，且已成一种规模：“自五品以下，遇庆会，具受贺，演戏终日，谓之请分子，每分多至八金以上，少只一金以下，每会可数百金，除费计赢若干，以为主人之得。”[6]可以说，戏曲观剧已经成为清朝官员官场礼仪的主要方式。官僚们要想保持自己在同僚中的地位，就必须遵守这种礼仪规范，礼尚往来。官僚们繁杂的宴饮观剧社交对当时保定的社会风尚产生了广泛的示范效应，下层官吏群起效之，形成一种顽固的官场风气。这种风气反映到人际关系的礼尚往来上便是大小官吏热衷于用戏曲观剧活动编制出各种关系网，什么亲朋故旧、姻亲同学，什么同年同乡、同门师生皆可拉上关系，形成了一种权力“官系网”。官系网以征逐酒食、观剧应酬为外在支撑形式，“宴会之事弥积弥繁，若欲处处周到，虽日日谒客，日日设撰，仍有不逮”。[7]宴饮时，官员们追求豪奢的饮食，大肆挥霍，且逢宴饮必观剧，讲排场。一品大员“宴后必观剧，戏班为名班，角为名角。”“寻常饮享无海错山珍，无名角名票捧场，群以为耻，风俗奢靡莫此为甚。”[7]许多官员以善食、通戏而闻名，例如，直隶总督杨士骧爱好戏曲，尤好唱二簧。其文案即专陪杨清唱者，其内差即专为杨操琴者。傍晚时分，歌声琴声时达行辕以外。杨士骧殁于直隶总督任，赐谥文敬。有人为联嘲之曰：“曲文戏文所以为文，冰敬炭敬是之谓敬”。[8]直隶总督如此，境内其他官僚、士子、商人自然上行下效。据传，杨士骧督直时，直隶官员的最大的兴趣是“宴会听戏”，“终日酣嬉淋漓，彻夜不休”。虽然时势艰难，但以总督为首的官员们却“俱尚浮靡”，“两暑笙歌，竟无虚月”。聚众泥饮看戏，往往通宵达旦。豪奢的宴饮观剧活动在清末民初的官场上愈演愈烈，且影响深远，成为晚清保定社会道德败坏、世风日下的渊薮。官员们以酒色征逐来弥补精神空虚，还利用色相贿赂权贵，以求在官场中获取权力和钱财。例如轰动一时的“杨翠喜案”，直隶候补道段芝贵重金购买歌妓杨翠喜献媚于商部尚书载振，段遂一夜之间超擢署黑龙江省巡抚，成为封疆大吏，而旨下之际，许多人还不知段芝贵为何许人。禁止官员狎妓观剧的朝廷规定名存实亡，以经营茶园为幌子的娼妓业畸形繁荣起来，狎妓观剧、纵情声色成为清末保定社会的流行风尚。

二、戏曲观剧成为保定商人、士绅们的主要娱乐方式

如果说朝廷重臣们的戏曲观剧活动还多少有些保守，带有一些不得不为的性质的话，那么，一般官吏、商人、士绅们对戏曲的态度则是主动的，其戏曲观剧活动则要张扬的多，狂热的多，戏曲观剧被演化成一种极具大众色彩的娱乐方式。十九世纪九十年代以前，保定作为京畿重镇，直隶省的政治和文化中心，官吏、文人、商贾聚集，特别是清末，官吏、文人、商贾汇聚，众多靠朝廷俸饷生活的官吏，以及较多的流动人口，形成了很大的消费市场。但由于清廷对官员娱乐活动限制较严，因而娱乐行业发展缓慢，商家数量有限，规模也较小，消费人群固定而数量有限，主要服务于外来商人和部分中上层市民，是城市生活的补充型行业。

到了清末，特别是庚子以后，官员出入娱乐场所之禁不复存在，进酒馆戏园成为时髦，茶园、妓馆等娱乐场所纷纷涌现。商人、士绅有钱有闲，是消费能力和娱乐需求最强的人群，加之新政展开，崇尚工商实业，特别是“京保之争”后，保定又增建多所各类学校，流动人口迅速增多，休闲娱乐行业更加兴盛。短短数年间，东大街、西大街、城隍庙街等街区，茶馆、戏园、餐馆、烟馆、妓馆数量大增，益形繁华，成为著名的娱乐消遣去处。到1910年，保定休闲娱乐商家已遍布街头，据说，当时保定城内有名号的妓馆有几十家，鸦片烟馆也有十几家。除此之外，戏园、说书场等消闲场所最引人瞩目，这里流行演出京剧，又是最早安装煤气灯的地方，于是，戏园里“大多日夕演剧，观者云集”，高朋满座，歌舞升平，形成了保定最繁华、最热闹的场所。时人感叹道“：大小戏园开满路，笙歌夜夜似元宵。”营利性戏园的出现和数量的大幅增加，是保定城市化的需求，也推动了保定戏曲的发展，加快了保定戏曲商业化的进程。

随着直隶省府由常驻保定变为保定、天津轮驻，保定的娱乐业受天津影响，形成了许多内地城市所不具备的开放局面。如省府迁津以前，保定的戏园多是日场戏，夜晚娱乐并不十分发达，在天津西洋之风的吹拂下，保定的夜生活开始变得丰富多彩起来，有人题咏保定大小戏园入夜张灯结彩、锣鼓喧天，好似过年闹元霄般热闹的情景时，写道：“大小戏园开满路，笙歌夜夜似元宵。”繁华热闹的夜生活，成为保定社会生活的一个突出特征，使千百年来习惯于昼起夜伏、入夜后只能待在家里的人们，开始改变传统习惯而享受夜生活。

以后又引进了更加明亮安全的电灯，到民国初年，电灯在保定城内普遍推广使用，娱乐场所和商业中心街道开始遍设电灯，餐馆、酒楼、戏园、茶楼、妓馆等娱乐行业借助电灯而大做夜晚生意，保定的城市生活日趋活跃与丰富，商业化夜生活开始兴旺起来。戏园夜晚生意的出现，催化了一种新型娱乐———捧角。有钱有势的名流们将捧角视为高尚娱乐，成为他们业余生活不可或缺的部分，也是他们满足虚荣心理的手段。

驰骋商场的商人们借捧角放松紧张的精神、缓解疲惫的身心；文人们以捧角附庸风雅，消解落寞的情怀。而其他诸如官僚、贵族等，则更多是为了寻欢作乐，借此显示自己的经济实力或社会地位，从而获得心理的满足。对这些人来说，进戏园的主要目的是娱乐，像梅兰芳这样技艺精湛、形象俊美的名角，对他们来说是神秘的，诱惑力和杀伤力是巨大，他们争先恐后拥进戏园，只为一睹名角芳容。于是，清末民初的保定，达官贵族，社会名流，文人绅士纷纷投身到了这一娱乐活动中。特别是随着梆子女伶的登台亮相，戏曲的娱乐功能进一步增强，对女伶演戏趋之若鹜，以求声色之娱，捧角热情更加高涨，享乐之风风靡整个保定娱乐圈。捧角的出现，又带动了晚清保定剧坛演淫戏成风。一个戏园，一出戏，若没有女角，就没人爱看；若没有演淫戏的女角，座客就少；邀淫荡的女角演污秽的戏，就有人连连叫好。有人说：“戏馆子是众人的大学堂，戏子是众人的大教师。”以致此种消遣娱乐，渐成风气，不仅富人为之，只要手中稍有铜板的人也起而效尤，终致“戏园中携妓观剧者，纷如也。翠袖红裙，环坐几无隙地”。晚清的保定实际上仍是一个政治消费城市，“商业社会是享乐主义的社会，它需要丰富而刺激性的文化娱乐作为生活的佐料，需要文化为消闲、享乐服务”。在逐渐浓厚的商业氛围中，捧角变成了保定城市大众娱乐文化，这种娱乐文化是近代保定城市文化的重要内容，是通俗文化为追求消费效果的必然结果。

三、戏曲观剧成为全民性的社会活动

王公大臣们的戏曲活动通常是请名角、名班演出，借助于饭庄或会馆，且多以社交礼仪为主。商人士绅的戏曲观剧多在戏院，以娱乐聚会为主，门禁相对松弛，戏曲观众范围自然要大得多，（很多戏院还设有专门的女座，为眷属子女观剧提供了极大的方便。）影响也比较大，具有相对的开放性和大众性。但是，比较起堂会演剧和茶园演剧，保定戏曲的广泛普及还是在民间，在农村的寺庙草台。

保定自明代开始有酬神祭祀的神庙戏台，康熙年间，左都御史赵申乔奏称：“直省寺庙众多，易藏奸匪。旨准勒禁增建。”[9]清光绪《保定府志•祠庙寺观》记载，定县城关者有寺庙19座。至光绪初年，亦即在禁止增建后约160年，定县村图载城关祠庙寺观22座，其中注明是新庙者9座，可知寺庙之众多非一般禁令所能限止。在晚清，曾久住华北农村的西方人说：中国的事很难加以概括，但说村庄普遍有庙，大概不错。的确，考察晚清时期的保定地区的村落，基本上可说“无庙不成村”。且“惟繁盛街市之神庙，或有戏台”，其中火神庙、关帝庙、刘守庙等处的戏台设计讲究，建筑精良，称为“大祠庙”。每逢神诞、祭祀、节日、庆典等活动，大祠庙的固定戏台或一般祠庙的临时草台便有戏上演，市民可以免费观看，场内还经常有唱曲、杂耍、木偶戏等以娱观众。这种祠庙的露天戏坪场地大，有的可站立上千至数千人。

寺庙演剧无疑是清末最具包容性和开放性的剧场。寺庙演剧的目的主要是酬神娱神，百姓看戏不过是与神同乐、与人同乐，一般不会像参加堂会和茶园那样需要遵守某些礼仪，需要送礼或付茶资，因此寺庙看客大多是一些差役佣保、附近乡民等的“无力之辈”，属于各类公私堂会、会馆甚至都市茶园之外最大的观众群体。当时保定地方戏如保定老调、哈哈腔等还没有完全脱离临时受聘演出的模式，戏班多受聘在周边县、乡或村赶场演出，很少受邀到城里的戏园演出。堂会、会馆和戏园的演出，多为京剧、梆子等“大戏”，票价也比较高，非普通市民所能承受。以有相对固定收入的产业工人为例，民初保定产业工人日收入在2至4角，而戏院消费最高可至6角至1元，最低的也需1角。因此，尽管清末民初保定的地方戏已大有发展，观众也在增加，百姓进戏园的机会也在不断增多，但总体上来说，赴堂会欣赏戏曲或到戏园看“大戏”基本上还是官员或社会上层人士的专利，中下层普通市民及广大农村百姓除有热闹一时的神诞节庆酬神庙会的草台戏可一饱眼福外，是不可能经常领略“大戏”这种贵族滋味的享受的。因此，寺庙演剧，多以演唱地方戏为主，不需要华丽的舞台和贵重的行头，不受场地的限制，演唱较随意，因此更易于流传，有更深厚的群众基础。加之演出地方戏时间可长可短，极为灵活，又能共娱共乐，因此常“招引戏班以消永夜”。还有七夕、中秋、端午等民间节日，各家、各村、各镇常“邀集亲友，唤招戏班，作终夜之乐，平家小户，亦必勉力为之，以应时节”。费用则由众人捐资，这种极具大众化的戏曲观剧方式，将保定的戏曲演剧活动推向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潮。

保定地方戏入戏园、茶园等公众舞台演唱，大约是30年代以后的事了，那时的戏园和茶园已基本摆脱了其贵族身份，几乎成为保定市民公众娱乐的主要方式。据记载，最早入保定东大街“文明茶园”的地方戏戏班是周福才的老调班。听众包括商人、手工业者、医生、教师、学生、记者、军人甚至苦力等社会各阶层人士，形成了保定文化娱乐最庞大的参与群体。保定市民在喝茶的同时，无需额外付费就可欣赏到戏曲演出，以至于保定市民把“饮茶，看女伶”看成是一件平日极惬意之事。

戏园的娱乐性和商业性集中体现在戏园的空间设置上。保定的戏园将观众分成不同的等级，等级不同享受的服务也不同。客座分楼上楼下两种，楼上靠近戏台的地方，用屏风隔成三四间单间，内设桌几和座椅，这叫官座，是专给官员、豪商、富户准备的。一、二品官员用红色坐褥，其他官员用蓝色坐褥，富商、士人则用各种锦褥。官座中下场门第二座的票价最贵，因为此座中人能与旦角直接交流、互送秋波。捧角的都以高价抢买此座，离戏台远的座位价钱则相对便宜些。楼下沿戏台周围设长凳，看戏的肩靠肩的挨着坐，这叫散座，散座也设座垫，除了收座儿钱外还外加收座垫和茶壶钱。在散座的后面设一些高脚座位叫池子，价钱更便宜，多是一些收入不多又爱看戏的平民百姓。有时戏园为招徕观众请唱连台本戏的戏班，往往是每日开三轴子戏，早轴子戏常因观众不齐，草草开场，继之是散套戏，由名角演出。演完散套戏是中轴子戏和压轴子戏，压轴子戏由名伶担任主角。压轴子戏之后是大轴子戏，演全本的新戏，且连日演出，靠惊险奇诡、扣人心弦的故事情节吸引观众，一部全本戏能唱10至20天。豪商富客一般是在中轴子戏之前来戏园，听完散套戏，然后与来戏园看戏的熟人、客商应酬，等压轴子戏结束后离开。大轴子戏是给平民百姓看的，有的戏迷为了看连台本戏，能跟着戏班转几个戏园，从开头看到结尾，场场不脱。[10]

总之，形式各异、数量众多的戏曲观剧活动带动了保定众多百姓的参与自娱自乐，使戏曲几乎成了全民性的娱乐。而围绕戏曲观剧而展开的所有社会活动，则构成了保定绚丽多彩的城市生活的组成部分，直接或间接地影响了清末民初保定社会的整体风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