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文化转型的进程阐述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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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是第三轮会谈了，主题是中西文化的现代化转型。大家都知道，现代化的转型毫无疑义是由西方开始的。西方首先开始了由中世纪向近现代的转变，然后通过18世纪殖民化或全球化的浪潮，把东方的很多古老文明带入到现代化的浪潮之中。所以今天先由我来讲一讲西方文化的变革。我的提纲已经放在这里了，我准备谈四个问题。

近代西方文化变革的时代背景

大家知道，15、16世纪一向被中外历史学家说成是人类历史的重要转折点，汤因比甚至把它说成是人类历史上最重要的分水岭。说它是分水岭，主要是从旧大陆的范围来看，那时新大陆还没有被纳入到人类文明的视野之中。当时的旧大陆可以说是三分天下的格局:整个西方，包括西欧和东欧，属于广义的基督教文明范围，包括西欧的天主教和东欧的东正教;东方是中国的大明朝，从精神文化层面来看，中国人信奉儒家伦理，可以称之为儒家文明;而东西方之间是广大的伊斯兰教世界，包括三个国家形态，一个是西边的奥斯曼帝国，一个是中间的萨珊王朝，还有一个是印度的莫卧儿王朝，印度当时也是处于穆斯林的统治之下。这种三分天下的格局，如果站在15、16世纪的角度来看，在三者之中，西方的基督教世界是最没有希望的。无论是在经济上、军事上，还是文化上，西方都无法与东边这两个文明相比。在军事上，当时最强大的要数奥斯曼帝国，它从15世纪攻陷君士坦丁堡以后就对西方基督教世界形成了咄咄逼人的攻势，一直持续了好几百年。而在经济和文化上，中国的大明朝可以说独领风骚，明朝的经济和文化达到了中国古代社会的顶峰。大家知道，宋、明两朝在经济和文化方面都达到了很高的水平。

15、16世纪的时候正好是西方中世纪的末期，那时天主教社会已经暴露出严重的危机，但是新的文化还没有形成，所以当时西方的状况确实是非常糟糕的，与东方的两个文明相比明显处于弱势。正因如此，所以20世纪美国一位著名历史学家斯塔夫里阿诺斯在《全球通史》里写道，如果1500年的时候在火星上有一个观察者，他看到当时旧大陆三分天下的格局，一定会断定，未来的世界不是属于信奉儒家伦理的大明朝，就是属于信仰伊斯兰教的奥斯曼帝国，他绝对不会预料到未来数百年将会是西方基督教文明的天下。所以，当时在这样一种格局下，西欧的天主教专制已经到了最后的时期，文艺复兴已经发生，宗教改革也开始爆发，这个时候整个西欧都处在一片混乱之中。上次对谈时我讲到中世纪基督教文化的二元分裂现象，就是基督教的理想与罗马教会的现实之间出现了一种严重的分裂以及普遍的虚伪。所以当时的西方文化处于严重的困境之中，非要发生改革不可了，而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发生的。第二个背景呢，就是西方的二元政治结构，就是教会和王权之间的冲突，即教俗之争。教会和王权之间的冲突到了15、16世纪也出现了明显的转折。实际上从14世纪开始，教会就出现了衰落的迹象。14世纪由于法国的兴起，导致了70多年的“阿维农之囚”，后来又出现了40年的教会大分裂，在欧洲形成了两个教廷，一个在罗马，一个在法国的阿维农。这两个教廷互相争夺正统性，结果是使教会在人们心中的威望一落千丈。因此实际上从14世纪开始，天主教会首先是由法国国王控制，然后又出现了教会自身的分裂。在这一段时间里，首先是法兰西的崛起，到15世纪英格兰也开始崛起。这些世俗国家的崛起在很大程度上取代了中世纪那个徒有虚名的神圣罗马帝国，成为罗马教会的强劲对手，所以罗马教会一统天下的格局已经开始受到挑战。

在这样的情况下，当时西欧天主教世界就开始了变革，而这个变革的原因也有很多。从14世纪开始，主要是15、16世纪，这个变革分为两支，一支是拉丁语世界的变革，那就是文艺复兴运动;还有一支是日耳曼语世界的变革，那就是宗教改革运动。这两场变革的意义是完全不一样的，尽管在中国的教科书里面总是喜欢把这两场变革相提并论，但是实际上这两场变革的差别非常大。可以说拉丁语世界的变革仍然是在天主教的影响之下进行的，文艺复兴运动中出现的那些人文主义者，他们基本上都受雇于罗马教廷。尽管文艺复兴运动也产生了一些新观点，比如说用人性来冲淡神性，用人间的生活来取代天国的生活，这都是一些人文的因素，但是总的来说，这场运动并不反对罗马教会。相反，它和罗马教会的关系还很密切，甚至整个人文主义思潮，基本上也是在罗马教廷的默许和支持下发展的。然而日耳曼语世界的宗教改革运动就完全不一样了，它是一场直接针对罗马教会的变革运动。尽管它的初衷一开始只是想帮助罗马教会革除弊端，但是它的最终结果却是与罗马教会彻底分道扬镳，从而导致了基督教世界的大分裂以及后来出现的一系列社会后果。西方社会真正的变革，从广义上来说的文化变革，即包括政治、经济以及狭义文化本身的大变革，其根本原因并非拉丁语世界的文艺复兴，而是日耳曼语世界的宗教改革。面对着中世纪罗马天主教会专制格局所造成的一切社会弊端，唯有宗教改革运动才是西方文化变革的真正开端，这是我个人一直坚持的观点。

宗教改革运动的历史吊诡性

在这里，我要说明一下为什么说宗教改革才是真正导致西方文化发生现代化转型的原因。宗教改革运动具有一种吊诡性，也就是说，我们应该把宗教改革运动的主观动机和客观效果区别开来。从主观动机来说，发起宗教改革运动的那些人，如马丁•路德、加尔文等人，包括英国国王亨利八世，他们从主观动机上来说，一开始并没有想过要开创一个新世界，更没有想过什么资本主义的发展，什么现代化的问题。他们的目的只是想回到中世纪早期，回到一个比较纯真的基督教状态，回到早期基督教会的那种真诚信仰和纯洁道德。但是这场改革的结果却是非常吊诡的，路德等人本来是出于一种非常保守的主观动机，但是无意中却开出了一个完全出乎他们意料之外的新世界，最后竟然推动了西方社会的现代化转型。下面我从三个方面简单说明一下这种历史吊诡性。

第一，本来马丁•路德、加尔文这些人发动宗教改革，只是出于一种虔诚的信仰。他们认为罗马天主教会的信仰是非常虚假的，它导致了中世纪后期的一系列社会问题，所以他们主张回归到早期基督教会的状态，回到奥古斯丁时代，甚至保罗等使徒时代的真诚信仰。关于他们的神学主张，概括而言就是要把信仰变成每个人心中的事情，这一点被马丁•路德的那个著名观点“因信称义”明确地表述出来。也就是说，一个人要想在上帝眼里成为一个义人，关键就要看他心中有没有真诚的信仰。这样一来就把信仰置于至高无上的地位，从而把一个人得救的根据从教会手里转向了人的内心中。宗教改革运动用信仰的权威来挑战罗马教会的权威，最终造成了基督教世界的大分裂。由于把信仰从教会手里转到了每个人的心中，而每个人对信仰的理解又不一样，这样就必然会导致大家在教派归属和教义解释方面的分歧，导致教会的大分裂，于是就从天主教中分裂出了路德宗、加尔文宗、安立甘宗，还有其他大大小小的新教教派。这样一来，统一的基督教世界就变得四分五裂了。这种四分五裂的格局首先会使每个人都认为只有自己的宗教信仰才是正统的，其他观点都是异端，这样就导致了持续100多年的宗教战争。但是在经历了宗教战争之后，西欧人终于发现，为了宗教信仰而打仗是一件不值得的事情，信仰只是属于个人的事情。所以到了17世纪中叶，具体说就是30年战争结束以后，人们开始有了新的认识。人们终于意识到，你有你的信仰，我有我的信仰，条条大路通罗马，大家没有必要为了不同的信仰而打仗，这样就出现了宗教宽容。而宗教宽容呢，我觉得就是西方整个社会宽容的前提。首先是宗教宽容，而后才发展为政治宽容、生活方式的宽容、文化观念的宽容等等。西方的宽容首先是从天主教与新教徒之间的宽容开始，进而扩展到广义的基督宗教与伊斯兰教等其他宗教信仰之间的宽容，然后再到有神论者和无神论者之间的宽容，最后发展为不同政治派别、不同生活态度和不同文化观念之间的普遍宽容。18世纪的伏尔泰在他的论敌卢梭遭到法国当局的迫害时说了一句著名的话:“我坚决反对你的观点，但是我誓死捍卫你说话的权利。”也就是说，我们的观点可以不一样，但是我们每个人都同等地具有自由表达自己观点的权利。这就是一种普遍的宽容。在西欧，最初正是由于信仰的虔诚而导致了宗教的分裂，这种分裂首先引发了不同教派之间的武力冲突，然后才逐渐走向宽容。到了17世纪中叶以后，具有不同宗教信仰的人们终于可以和平相处了，大家再也不必因为信仰分歧而打仗了。宽容精神构成了西方科学和民主的共同温床，只有在宽容的基础上，才能真正地谈科学、谈民主。

第二个方面，加尔文教的宗教改革，还有一些其他的新教教派，他们本来是想通过自己的宗教虔诚来获得上帝的恩典，但是没想到结果却导致了资本的增殖。借用马克斯•韦伯的话来说，宗教改革无意中为资本主义的经济发展提供了一种合理性根据。也就是说，那些虔诚的加尔文教信徒，他们出于彰显上帝恩典的主观动机而勤奋工作，但是他们的这种宗教虔诚却为世俗世界的繁荣昌盛奠定了基础，创造了条件，推动了资本主义的资本增殖和发财致富。在中世纪，一个人要想进入天国，要想灵魂得救，他的主要表现方式应该在教会的范围里，要做出罗马教会所要求的各种“善功”，例如购买赎罪券、参加十字军等等。但是加尔文教却把“善功”从宗教活动转向了世俗劳动，加尔文教强调，一个人要想在上帝面前称义，不仅要靠内心的信仰，而且还要靠外在的善功。但是这种善功并不是中世纪所称道的那些虚假的“善功”，而是直接表现在你的日常生活中，表现在你的工作是否勤奋，你的生活是否节俭等世俗美德中。加尔文教的重要精神之一就是鼓励勤奋节俭的生活态度，而勤奋节俭无意中就构成了资本主义原始积累的重要精神根据。按照这种精神根据，一个人越勤奋、越节俭，他的灵魂就越纯洁，他就越是能得到上帝的恩典。这样一种纯粹宗教的动机，结果却推动了世俗的资本主义的发展。所以马克斯•韦伯对这一点强调得非常多，他认为，加尔文教的“天职”观念为资本主义的经济活动提供了一种合理化根据。现在大家可以理直气壮地去发财、去创造财富了，但是要记住，发财不是为了你自己的挥霍，而是为了增加上帝在世间的荣耀，为了证明你的确是上帝的选民。我曾经指出，资本主义最初是宗教改革运动的一个无意结果，每个人都为了天国而奋斗，但是结果却导致了世俗世界的繁荣。这恰恰也是汤因比所说的那种吊诡结果，即“世俗世界的巨大成就往往是圣城工作的意外收获”。人们的眼睛本来是盯着天上的，没想到却促进了人间的繁荣。这是第二个方面的吊诡性。

第三个方面的吊诡性表现在民族教会和民族国家的关系上。宗教改革导致了基督教会的大分裂，产生了很多新教教派。而这些新的教派之所以能够成立，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北方日耳曼语世界里面的一些王侯贵族们的支持，正是他们的支持才使得宗教改革能够产生一些新的教会。在这样的情况下，这些新的教会就叫做民族教会，这些民族教会得到了当地世俗统治者的大力支持。这些世俗统治者之所以支持民族教会，是因为他们早就对罗马天主教会打着拯救灵魂的大旗来从事世俗的争权夺利活动心怀不满。但是在中世纪，他们却斗不过掌握着灵魂上天国的权力的罗马教会。现在终于有人在他们的领土上建立反对罗马天主教的专制统治的民族教会了，他们当然愿意支持!这样一来，就导致了民族国家的发展，推动了民族国家的强大，而民族国家的强大反过来又制约了罗马天主教会的专制权力。在欧洲，自从西罗马帝国崩溃以后就形成了政治上的二元结构，这就是教会与世俗王权之间的对立。在中世纪盛期，罗马教会曾一手遮天，把世俗王侯们玩弄于股掌之间。但是随着西北欧国家、也就是日耳曼语世界中的那些民族国家的崛起，罗马教会的权力就开始一落千丈。在宗教改革运动中，像英格兰、苏格兰、尼德兰、瑞典、丹麦、芬兰等新兴的民族国家都建立了自己的民族教会，这些民族教会反过来又推动了民族国家的崛起。所以像英格兰、荷兰、瑞典等民族国家，都在16、17世纪时纷纷崛起，成为西欧的强国，取代了以前的那些王朝国家如西班牙、葡萄牙等的霸主地位。可见，宗教改革运动以及民族教会的出现，对于罗马教会的专制统治构成了极大的挑战，同时也有力地推动了现代民族国家的崛起。除了以上三点之外，还有一点也与宗教改革运动有一定的关系，但也不完全是由于宗教改革，那就是关于地理大发现的问题。这个问题也对西方文化的现代化转型产生了非常重要的影响。实际上，地理大发现虽然不是由于宗教改革运动所导致的，在宗教改革之前地理大发现活动就已经开始了，但是它的发生与发展都与宗教热情、尤其是南部欧洲天主教世界的宗教热情有着密切的关系。地理大发现最初是由葡萄牙、西班牙这两个国家发起的，葡萄牙人从事航海探险活动的一个很重要的动机，就是想到东方去寻找早年失散的基督徒，以便前后夹击处在中间的伊斯兰教徒。

所以后来当葡萄牙殖民主义者来到了东方，来到了印度、澳门这些地方，以及西班牙殖民主义者来到了中美洲时，他们发现这些地方并没有基督徒，因此大失所望。西方的殖民活动最初源于地理大发现，源于西方人到东方去寻找财富和基督徒，后来却导致了海外贸易和海外殖民。大家都知道，近代西方的崛起，资本主义的发展，除了内部的变革以外，一个很重要的外在因素就是建立了海外市场，海外市场的建立就是通过地理大发现而实现的。实际上，葡萄牙探险者是在1480年前后才开始进行大规模的海外航行，但是在亨利王子、达•伽马等人进行航海活动之前，我们中国的郑和已经七次下西洋了。从郑和1405年第一次出海，到1433年停止航海活动，中国人的航海要比西方人早半个世纪。而且那个时候郑和的船队已经到达了非洲的东海岸，如果继续往南前进，就可以绕过好望角去发现欧洲了。但是1433年以后由于种种原因，我们停止了航海活动，从此以后中国人就不再去进行海外采买了，从此以后就闭关锁国。然而就在这个时候，西方人开始进行大规模的航海活动，其结果诚如汤因比所言，游牧民族3000年来想通过草原来实现的征服世界的伟大梦想，被西方殖民主义者通过海洋在几百年的时间里就完成了。正是通过宽阔的海洋，西方人迅速地征服了整个世界。以上谈的就是第二个问题，即宗教改革的吊诡性，它的保守动机和革命性后果之间的辩证关系。

宗教信仰与科学理性的协调

下面讲第三个问题，我想谈一谈宗教信仰与科学理性的历史关系。近些年来，我一直有这样一个观点，那就是，虽然宗教改革运动在客观上构成了西方现代化的重要开端，宗教改革运动造成了天主教世界的分裂，促进了民族国家的崛起和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但是这场运动最初在16世纪以及17世纪上半叶所导致的直接后果，就是“唯独信仰，唯独圣经，唯独恩典”，一句话，就是强调信仰的至高无上性。由于宗教改革运动的宗旨就是用真诚的信仰来反对罗马天主教会的虚假信仰，所以信仰本身就成为宗教改革的领袖和他们的支持者们大加弘扬的东西。正是由于这样，所以16世纪宗教改革运动所导致的直接结果不是对科学理性的弘扬，而是对科学理性的压抑，具体地说，就是“唯独信仰”的宗教立场对科学理性的压抑。在这种情况下，要想真正实现西方文化的现代化转型，就必须大力推动科学理性的发展，而这一点则是得益于英国。这些年来我一直认为，如果欧洲没有英国，没有这个对于欧洲大陆来说是孤悬海外的岛国的话，那么西方文化的现代化转型是很难想象的。英国人自古以来就具有一种经验理性精神，他们一向比较注重经验，英国中世纪的一些著名思想家，像罗吉尔•培根等人，都具有明显的经验主义倾向，所以英国很早就成为实验科学和经验主义的摇篮。还有一点，那就是英国人在政治上比较注重法治，13世纪的大宪章运动就确立了“王在法下”的政治传统，就是说国王也要讲法，英国国王也在法律之下。正是由于有这样一种注重经验和实验、同时又比较强调法治的传统，使得英国很早就出现了科学理性的萌芽。在欧洲，宗教改革运动所营造的“唯独信仰”或者信仰主义的氛围，在17世纪的英国率先受到了挑战。

17世纪的英国人不像18世纪的法国人那样公开用科学理性来反对宗教信仰，因为当时理性的力量还非常弱小，还必须借助于信仰来发展自身。17世纪的英国人潜移默化地把理性精神渗透到信仰之中，悄悄地将理性确立为基督教信仰的基础。现在信仰已经开始逐渐变得合乎理性了，而不是像过去那样，一说到信仰就是建立在奇迹之上，具有一种反理性的特点。在17世纪的许多英国知识分子中间，流行着一种自然神论的观点，自然神论的实质就是把理性引入信仰，用理性来作为信仰的标准。自然神论有两个基本观点，其一就是认为我们所面对的自然世界是上帝根据一定的理性法则创造出来的，这种至高无上的理性法则就表现为不为尧存、不为桀亡的自然规律，这个观点得到了牛顿创立的机械论世界观的验证。另一个观点则认为，我们每个人作为上帝的作品，都被赋予了一种高贵的禀性，即理性精神和道德良知。我们运用上帝赋予的理性精神缔结了社会，确立了法律和国家，因此社会或国家也必须遵循一定的法则，这个观点得到了洛克等自然法学派思想家的证明。这样一来，天上有了一个尊重自然规律的上帝，人间也必须有一个遵循社会法律的君主，于是一个以理性为特征的文化体系就建立起来了。这个变化当然很复杂，经历了漫长的发展历程，但是英国在这个过程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如果说15世纪是属于意大利人文主义者的时代，16世纪是属于德国、瑞士等地的宗教改革家的时代，那么17世纪则毫无疑问的是属于英国理性主义者的时代。17世纪对欧洲影响最大的两个人都是英国人，一个是牛顿，另一个是洛克，而他们后来分别成为科学和民主的象征。17世纪的英国人开创了一种新文化，这种新文化最初源于自然神论的思想。我们虽然不能完全说牛顿就是一个自然神论者，但是牛顿所创立的机械论世界观却是和自然神论的基本思想相符合的，他实际上是进一步验证了自然神论的基本观点，证明了天上确实存在着一个创立并维护着自然规律的上帝。而洛克则给人们开创了一个完全按照法律而运行的人类社会，既然天上有一个遵守自然规律的上帝，那么人间就必须有一个遵守法律的国王，这两者是相互对应的。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说17世纪的英国人率先开出了科学和民主。

后来到了18世纪，法国的启蒙思想家们最初都是向英国人学习的，他们把英国人温和的自然神论发展为偏激的无神论。作为法国老一辈的启蒙思想家，伏尔泰早年曾经避难来到英国，他宣称自己是牛顿和洛克的学生。其实伏尔泰到英国避难的时候，牛顿和洛克都已经去世了，但是伏尔泰的确是继承了牛顿和洛克的理性精神。伏尔泰后来回到欧洲大陆，到处都以英国人作为楷模，宣扬理性精神和一种有节制的民主思想。在他的影响下，法国启蒙运动在年轻一代的启蒙思想家狄德罗、霍尔巴赫、爱尔维修等人那里被推向了战斗的唯物主义和无神论。以往我们都比较注重法国人的启蒙运动，殊不知西欧启蒙运动的发展是一波三折的，法国、英国、德国等西欧国家所经历的启蒙运动也互不相同。启蒙运动最初由17世纪的英国自然神论者发其端，后来法国的伏尔泰也好，孟德斯鸠也好，这些老一辈的法国启蒙思想家都是受了英国理性精神的影响。然后到了较为年轻的法国百科全书派那里，他们又受到伏尔泰、孟德斯鸠等老一辈启蒙思想家的影响。那些激进的启蒙主义者们表现出法国人一向喜欢标新立异、剑走偏锋的特点，把理性精神推向了极端，从而导致了科学理性对宗教信仰的无情批判。但是在稍晚半拍的德国，启蒙运动的结果并没有导致科学理性对宗教信仰的毁灭性打击，而是导致了科学理性与宗教信仰的相互协调。

我最近在《社会科学战线》杂志上面发表了一篇文章，就是讲西方的启蒙运动是怎样一波三折地发展的。综观启蒙运动的整个发展历程，近性精神最初萌芽于英国人的“犹抱琵琶半遮面”的自然神论中。到了18世纪，法国人开始走向用科学理性来批判宗教信仰的激进的无神论。再往后，到了相对稳健而保守的德国，就开始在新兴的理性精神和传统的宗教信仰之间寻求妥协，最后终于在理性与信仰之间达成了一种互补关系。一直到今天，在西方文化中仍然维持着这种互补关系，科学归科学，信仰归信仰，一个负责治理外在世界，一个负责抚慰内心世界。这就是西方启蒙的最终结果。另外还有一个与此相关的问题，那就是，当我们谈到启蒙运动时，无论是英国的启蒙也好，法国或者德国的启蒙也好，大多是在谈知识分子的启蒙。但是我们不要忘记了，当时的欧洲还有很多人不是知识分子，那个时代知识分子还是极少数，17、18世纪的西欧知识分子可谓凤毛麟角。在当时广大的平民百姓中间，启蒙理性的影响是非常有限的，而宗教信仰仍然具有极大的感召力。当17、18世纪的欧洲知识分子们在推崇理性和批判宗教时，欧洲的普罗大众们正在干什么呢?他们一方面固然会受到知识分子推崇的理性精神的影响;但是另一方面，在经历了理性批判宗教的启蒙时代之后，在18、19世纪的欧洲民众中间，也曾一度出现了一个宗教信仰大复兴的浪潮。无论是在英国也好，德国也好，法国也好，甚至在大洋彼岸的美国，都不约而同地出现了一个宗教信仰的大复兴运动。这个现象很有意思，知识精英们在推动理性启蒙，而普罗大众一方面受知识精英的引导，开始踏上理性教养的历程，另一方面在他们中间却兴起了一场信仰复兴运动。比如说英国的宗教大觉醒运动，美国的宗教大复兴运动，德国的敬虔主义运动，还有天主教世界的宗教复兴运动等等。这些灵性复兴运动对于欧洲老百姓的影响非常深远，它们的最主要的作用就是使信仰直接落实到人心之中。从此以后，信仰的真正场所不再是有形的教会，而是人的心灵，人的真实情感和灵性体验。18、19世纪的宗教改革家们直接深入到民间，与那些贫苦大众们直接面对面、心对心地传播宗教信仰。这样一来，基督教信仰就变得越来越人性化，也越来越情感化、内在化了，实际上就是直指人心了。我觉得这场宗教大复兴运动的成效是非常大的，本来按照马克思的预言，英国、法国等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将要发生无产阶级革命，但是这些国家最终并没有发生革命。这里面的原因有很多，比如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福利政策的改善、贫富差距的缩小等等，但是在精神层面上，基督教信仰的影响也是一个重要因素。正是基督教信仰使得欧洲的普罗大众放弃了暴力，对现实苦难采取一种忍耐态度，并努力通过各种和平的和建设性的方式来改变环境。到了20世纪，欧洲通过经济发展和社会改良，从资本主义的血汗制度逐渐走向了福利国家，阶级矛盾也得到缓解，暴力革命的可能性变得微乎其微了。可以说，基督教信仰的大复兴和大觉醒，是致使欧洲社会的内部矛盾得以缓和，并最终形成一种和谐的新秩序的重要原因之一。

中国文化的现代化转型

最后一个问题，我想简单讲几句中国文化的现代化转型过程。我个人认为，在全球化的历史中，从18世纪以来，西方的科学理性也好，宗教信仰也好，都开始对中国文化产生影响。但是总的来说，近代以来中国人接受西方文化可以分为三个步骤，首先是在器物层面学习西方，坚船利炮;然后是制度层面，搞君主立宪或者民主共和;最后是精神层面，引进西方的“赛先生”和“德先生”，也就是科学和民主。但是这样一个学习西方文化的渐进过程，总的来说是非常盲目的，而且是囫囵吞枣，急功近利，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即使是到了最后一步，中国人对西方文化仍然采取一种二分法的态度，就是取科学而舍宗教。无论是全盘西化派，还是国粹派，基本上都认为科学是个好东西，而宗教则是不好的。在这一点上，当时先进的中国知识分子都是受法国启蒙思想的影响，坚持用科学来反对宗教。到了1949年以后，中国人又在变革中经历了三个时代，首先是政治意识形态统治的时代，这个时代一切都要讲政治。改革开放以后，是市场经济原则为主导的时代，它的特点是大力发展生产力，一切向钱看。到了今天，中国既不再受政治意识形态的主导，也不能一切都向钱看，中国社会今天已经出现了较大的问题，特别是信仰和道德的缺失，开始引起国人对文化重建的关注。所以中国现在面临的一个最迫切、最重要的问题，就是文化身份的重塑。也就是说，中国文化到底是什么身份，究竟是儒家文化、道家文化、社会主义文化，还是其他什么身份?我们现在天天讲弘扬民族文化，振奋民族精神，但是如果我们弄不清楚自己的文化身份，那么将如何来弘扬和复兴自己的文化呢?我想这个问题就要由郭教授来讲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