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外创新人才培育经验及启示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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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21世纪，经济全球化浪潮风起云涌。世界上许多国家纷纷依靠科技创新，推动经济增长，促进社会进步，提升国家核心竞争力，增强综合国力，最终建立国家创新体系，走创新型国家之路。2006年我国颁布《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明确提出，到2020年我国要实现自主创新能力显著增强，科技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和保障国家安全的能力显著增强，基础科学和前沿技术研究综合实力显著增强，取得一批在世界上具有重大影响的科学技术成果，进入创新型国家行列的奋斗目标。这个目标能否实现，事关国家的长远发展和未来兴衰。然而，当前我国科技创新领军人才严重短缺，甚至已成为制约建设创新型国家的主要瓶颈。因此，突破当前科技创新人才的培养困境，建立符合我国实际的培养体系，已迫在眉睫。根据追溯研究，科技创新人才的成长大致可分为基本素质养成、专业能力形成、创新能力激发、领军人才完型四个阶段。［1］美国针对科技创新人才成长各阶段的规律，营造适合人才成长的科研环境，让其通过自身奋斗跻身名校，获得广泛涉猎、学有专攻的知识结构;师从名师，学习名师科学态度、治学方法以及献身科研的决心;在学校的社会化过程中积累大量的文化资本和社会资本，获得名师推荐参加重要学术会议，参与重大科技项目攻关等重要科研实践;甚至获得较好的就业机会，到有影响力的机构从事科技研究，形成正反馈效应，屹立于科学金字塔的顶端。［2］由美国实践经验可知，领军人才的出现不是个别现象，而是具有群体性、连带性的基本特征。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探寻美国科技创新人才的培养及成长规律，对我国营造一个有利于科技人才成长的环境，满足科技领军人才在不同时期的成长需要，迈上创新型国家轨道，无疑具有重要借鉴意义。

1美国创新人才的培养规律与实践经验

1.1素质养成阶段:开展通识教育，鼓励本科生参与科研基本素质养成阶段培养的是准人才，是领军人才成长的基础。作为一位学习者，这个阶段是人生求知欲最旺盛的年龄，是综合素质形成的关键时期。美国研究型大学在领军人才素质养成阶段开展通识教育，重点拓展学生知识视野，积累由量变到质变的学术功底，形成宽厚、扎实的专业基础，优化知识结构体系，发展全面的人格素质。其目标是培养完整的人，即具备远大眼光、通融识见、博雅精神和优美情感的人。［3］美国培养诺贝尔奖获得者最多的7所大学都设立了相互独立但又在本质上存在一致性的通识教育课程(见表1)，通识教育课程的具体类别或课程数虽各有不同，但所涉及的领域均为人文和艺术科学、社会科学及自然科学三个领域，包括语言交流、思维能力的培养。［1］这与我国古代“博观而约取，厚积而薄发”的通识教育理念如出一辙。美国研究型大学把本科生科研训练作为培养创新人才的重要措施，建立了校级领导机构，以扩充本科生科研机会和加强管理;把本科生科研纳入课程计划，并鼓励学生参加研究项目，以确保本科生科研形成制度化。例如，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本科生可以通过“指导下的小组研究”、“指导下的独立研究”、“实地研究”、“四年级论文”、“荣誉毕业生四年级论文”等研究型课程，获得20个以上的学分，占总学分达20%以上。美国研究型大学还给予指导教师经费和工作评定上的支持。例如，麻省理工学院为实现100%的本科生在学习期间有机会参加研究的目标，在教师聘任和升过程中，把参加大学生研究机会计划和新生研究指导等项目看做教学任务的一部分，要求各系鼓励教师积极参与这些活动。［4］实践证明:本科生科研活动为科技人才的成长，提供了提前与科研人员及专家接触的机会。他们不仅在实践中获得真知，掌握科研的基本方法，培育做学问的态度和科学精神;而且进一步激发了钻研兴趣，为专业能力形成阶段的深入学习开展研究，奠定了坚实基础。

1.2专业能力形成阶段:设立导师制，重点开展探究性学习专业能力形成阶段培养的是潜人才。作为一位传承者，这是创造力集成的年龄，是专业定型和专业能力形成的重要时期。在专业能力形成阶段，美国研究型大学设立导师制，发挥导师的“传、帮、带”接力棒式的指导作用，重点培养学生对学科国际前沿的跟踪能力和独立科研能力，传承导师严谨的治学态度、科学的研究方法、深厚的文化熏陶，形成合理的人才梯队，促进某一学科或若干学科领域长期深入发展。如，哈佛大学实行导师制。导师不是一种职务或职称，而是一种工作;担任导师工作的不但有年轻教师，而且也有资深教授;导师通过课堂授课、野外实习、社会实践、科技论文报告会等一系列活动，给学生予正确导向。［4］这样，一方面既能够为学生指明学科领域的最新动态，另一方面还能引导学生关注在前沿学科中可以做出重大成果的“关节点”，推荐他们到有声望的科研机构学习或承担重要科研任务，给他们创造开拓眼界、经受锻炼、施展才干、脱颖而出的机会与条件。创新人才最根本的特征在于创新精神、创新意识和创新能力。因此，美国研究型大学在专业能力形成阶段大力推广探究性学习，锻炼发现问题的敏锐性，培养调查研究、分析探讨和解决问题的技能，使其掌握科学的研究方法，养成科学的思维方式，形成科学观点和科学精神。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美国研究型大学的探究性学习有了很大的发展，除了“苏格拉底教学法”、“案例教学法”等传统的模式之外，还有基于问题的学习，基于课题的学习，一年级习明纳尔、高峰体验。实际上，这些模式之间在教学运用中并没有明确的界限，许多研究型大学往往把这些模式综合运用起来，引发学生钻研的兴趣，为其深入学科领域研究激发新思维、开辟新思路。

1.3创新能力激发阶段:强化科研资助，建立科研管理长效机制创新能力激发阶段培养的是显人才。作为一位思辨者，这是最富有创造力，也是最需要激励的阶段。美国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形成了政府、产业界与基金会三大主题的科学资助体系，将科研项目与科技创新人才培养结合起来，划拨专项经费资助，重点激发科技人才对原创性科学研究的孜孜追求，形成严谨的逻辑思维和执着的成就动机。科研资助按用途分为三类:一类是支持科研机构运行的基本费用，包括人员费、运行费、津贴等;二是具体科研项目资助，目的是获得某一研究领域的科学发现或技术发明;三是科技人才培养资助，旨在培养青年科技人才，资助研究生和博士后开展科学研究。［1］这为创新人才尽快进入科学家视野并得到认可和指导，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正如美国前国家科学基金会科尔韦尔主席说，对基础研究的科研资助，成为强大的科学驱动器，仅该会资助过的诺贝尔奖获得者就达到78人，其中2000年获奖者中就有4人。［5］可见，美国对基础科学研究的重视，尤其是经费上强有力的保障，成为其盛产诺贝尔奖获得者的重要原因。美国拥有强大的国家创新体系，除了建立激发人才成长的科研资助体系，还和美国政府的科研管理密切相关。政府通过科技政策与法律法规的制定、科学研究开发经费的分配和研究项目的咨询等手段，对全国的科技活动施加直接或间接的影响。联邦政府依靠科学技术政策办公室、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和总统科学技术顾问委员会这三个机构协调进行国家科学技术决策，在包括基础研究的科学和技术的所有领域向总统提供咨询，并制定国家科技发展目标。这种分散型的科技管理体制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了权力过于集中而产生的种种弊端。［4］与其他国家相比，美国还建立了一套完善的鼓励技术发明与创新和促进技术转移的法律体系，有效激发了科技人才将科研成果转化为实际生产力。

1.4领军人才完型阶段:以研究型大学为依托，创新人才培养载体领军人才完型阶段培养的是高级显人才。作为一位领导者，这是组织协调能力和团队指挥能力的成熟阶段，能带领和指挥一个或数个团队进行科技创新活动。研究型大学聚集了一大批领军人才，是培育诺贝尔奖获得者的摇篮，也是其眷恋的精神家园，有利于领军人才辈出格局的形成。美国经济科技发展的成功实践证明，以研究型大学为依托，以产学院合作为构筑领军人才的集聚载体，这不仅能为地方创造高额经济利润，加速科技成果的产业化，使美国大学成为国家重要的科学研究主体;而且这一创新组织聚集了大批领军人才，在相互合作中领导运筹学科领域的大跨越、大融合，创造出巨大的社会效益，形成良性循环。如1930年德国科学家冯•卡门流亡到美国，进了加州理工学院，带了一批研究生，进而带动了整个美国的航空工业，使其集中在加利福尼亚州的南部、洛杉矶地区。1940年，斯坦福大学副校长特曼洞悉了世界变化发展的新趋势，认为一个地区经济的繁荣将取决于教育和科研的兴旺，于是决定建立科学园，动员电机工程系的研究生制造仪器，开发公司，把硅谷建起来了。［6］1978年，美国高校明确了“学校与地区共同发展”的办学方针，承担地方政府的科研任务，学校自办公司，或与企业联合开展研究。拥有哈佛大学、麻省理工大学的马萨诸塞州，在传统工业严重滑坡时，却依靠人才智慧形成了一个智力集中、人才汇聚的新产业。

2我国创新人才培养方面存在的问题

2.1教育体制僵化落后，难以适应创新人才阶段性成长需求我国高等教育，新中国成立前主要以欧美为参照系，成立后主要是前苏联教育模式的移植。从知识结构看，我国本科阶段的人才培养总体上向专业化、职业化倾斜，学生知识面窄，不利于科学研究的开展，不利于素质全面、基础宽厚、长于探究的创新人才成长。随着“广泛涉猎，学有专攻”通识教育理念的普及与增强，高校普遍实施通识教育。然而，与之相应的大学课程结构，只是在形式上设立公共课、选修课和专业课，实际上“换汤不换药”，散乱庞杂的科目与专业课程关系并不紧密，无法达到通识教育的要求，使得大学教育本质依然没变，高等教育的核心仍旧是专业教育。［1］从实践能力看，20世纪90年代末以来，为了培养创新人才，我国一些著名研究型大学相续推行本科生科研，但实施效果并不理想。一方面，学生由于缺少相关知识的理论基础，热情度也不高，参与率低;另一方面，由于缺乏相应激励措施，无法调动教师的积极性，使得大部分教师把更多的精力投入与其职务晋升相关的个人科研，而对本科生科研指导仅是走过场、流于形式。从教学方法看，我国大学比较重视知识的传授，但对能力培养重视不够，造成学生发展的主动性、能动性不足，学生的创新能力不足。近几年，我国大学开始在专业能力形成阶段引入习明纳尔、案例教学、探究性课程等教学方法，但大都仍处于试验阶段，没有形成规范的教学制度。

2.2科研管理机制不完善，未能给创新人才提供保障和激励从科研资助效果看，白春礼对中科院杰出科技人才成长规律的研究表明，27至35岁是科技人才精力旺盛、工作勤奋的时期，是奠定科学家未来职业发展基础的关键时期，同时也是压力巨大的时期。在这个时期如果能够给他们以一定的支持，将大大加快他们的成长［1］然而，我国面向青年科技人才的专门奖项数量却偏少，奖励力度和幅度也较小。总的来看，对科研水平成熟拔尖的领军人才，科研资助常常是“锦上添花”;而对尚处在“成长途中”的青年科技人才，往往缺乏“雪中送炭”。这不符合科技奖励支持的普通性原则，难以发挥应有的保障激励作用。从科研管理机制看，我国政府科研管理在包括科技资源配置、科技组织管理、创新激励以及创新人才的培养等方面，存在“一多三难”问题，即行政干预过多、队伍整合难、资源共享难、形成合力难。大学与企业之间，缺乏科技资源的共享机制，不利于资源效益的发挥;缺乏深层次、实质性、高水平的国际科技合作，缺乏科技成果延伸发展和有效转化的机制。

2.3大学集聚功能弱化，无法发挥其人才优势和资源优势科技创新人才的优势累积理论告诉我们，科研拔尖人才的成长需要有良好的环境，甚至需要代际间的积累与传承。［7］大学特定学科的传统优势是吸引领军人才聚集的潜在文化因素。［1］然而，我国大部分高校由于缺乏有效的调控手段和凝聚机制，没有在办学传统、资源条件中形成办学特色，缺少代际间的积累与传承，未形成集聚效应，不利于人才梯队的构建，容易造成人才培养链的断层。因此，我国大学科研资源有待进一步优化配置，巨大人才优势有待进一步发挥。而且，从美国大学和企业结合紧密的角度来看，我国高校科研产业化的程度较低，仅仅停留在将高等教育作为卖方市场。在学科集群与产业集群对接中，为科技人才开展科研创新搭建合适的载体和平台，一直是我国高校的一个软肋。高校和企业存在的体制障碍造成自主创新缺乏能力、协同发展缺乏动力，领军人才缺乏充分的学术主权，难以形成“师徒型人才链”的长效机制。

3对策建议

3.1建设高水平研究型大学，增强人才集聚效应高水平研究型大学是创新型人才成长和聚集的家园。根据优势累积效应，一流大学———一流师资———一流学生，形成了世界科学王国中的优秀人才循环链。为此，我们应理性看到我国研究型大学与世界一流大学的差距，大胆改革现行教育科研体制，建立独立自主的人才培养体系。首先，应重视本科教育的基础性作用，为科技创新人才打好宽厚的根基。在素质养成阶段，实施真正意义的通识教育，包括教育理念、培养目标、专业设置、课程安排、教与学的方式、学业评估、学生管理等一系列重要内容。［3］制定本科生科研实施方案，把本科生科研纳入教育教学计划，通过设立本科生科研学分、津贴和奖励等措施，鼓励本科生参加科研及相关的创造性活动。不断健全导师制，改革教师考核评价机制，将教学研究和指导本科生科研，作为教师科研成绩的重要内容，作为晋升考核的一项量化指标，从而真正调动教师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建立师承模式的优势累积人才链，加强本科生导师制质量监控体系建设，使导师制实现规范化和制度化，为科技创新人才的成长搭建有利平台。此外，要建立以发现和探究为核心的学习模式，进一步丰富和完善教育教学手段。

3.2完善科研资助体系，强化科研经费保障完善科研资助体系，规范科研管理，充分激发各类人才的创新活力，加快科技成果向现实生产力转化，是政府科研管理、大学运行机制改革的重点。在科研资助方面，要建立和完善人才政策体系，坚持吸引与培养并重的双轨方针，以法律制度等形式制定行之有效的政策和措施，网罗全球科技领军人才为我所用。实施教育优先战略，大力发展国内教育，培养本土人才，加大科研资助力度，建立健全资助体系;在创新能力激发阶段，注重对最佳年龄段的青年科技人才的扶持激励，在项目评审时应采用同行评审机制，以自主创新能力作为科技评价体系的基础，提高青年科技人才获得资助的机会［1］。优化科研环境，提高物质待遇，增强国际交流与合作政策，通过提供科研启动金、充足的安家费、科研经费，以及宽松的学术环境，吸引全球科技领军人才。在科研管理方面，政府的科研绩效评估和科研经费应强调以评价个人学术研究项目为基础，进行拨付支持、对研究项目的评价应强调创新和质量;应加快建立科研成果转化能力的评估机制，并以此为依据决定投入多少经费支持。大学应进一步完善适应社会发展要求的、符合国家各项方针政策的大学科研管理，建立健全学校相关政策，完善科技开发，形成科技为社会服务的良好机制;同时，还要注意完善各类科技资源的配置方式，优化科技资源配置，形成多层次的创新合作机制，建立健全绩效优先、鼓励创新、竞争向上、协同发展、创新增值的分配和评价机制，激发领军人才的持续创造潜能。

3.3优化创新人才培养体系，拓展产学研合作平台我国应建设科学研究与高等教育有机结合的知识创新体系，以建立开放、流动、竞争、协作的运行机制为中心，以企业为主体，以高校和科研机构为依托，使之成为建设创新型国家的纽带和载体。深入推行产学研合作模式，集人才培养、人才使用于一体，促进高校与企业的合作，形成资源集聚与共享。围绕重大核心技术研发，鼓励实行“项目———人才———基地”相结合的培养模式，引进和培养一批具有世界一流水平的科技人才。支持与国际高水平研究机构和团队开展实质性合作，把学科前沿问题、影响学科发展的关键技术难题直接带进高校，提高领军人才的团队领导能力，开拓培养青年科技人才的新途径。高等院校要积极为企业定向培养高级专业技术人才或管理人才，与企业共建博士后科研工作站，既提高企业的科研、生产管理水平，又使科技创新人才在重大攻关任务中脱颖而出，形成优势互补、利益共享、共同发展的双赢局面。同时，大学还应全面构建以企业为需求主体、投资主体、风险承担主体、收益主体的新型产学研合作模式，在原先的基础上拓展创新平台(如建设高新技术开发区、大学科学园)，以适应“由企业制定总体计划、提出项目需求，大学以优势学科和科研基地去承担其中的项目，再由企业进行总体整合，生产出科技含量高、市场需求旺的产品”的新型合作平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