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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以来,对章太炎先生的评论和争辩就不绝于耳,上个世纪80年代,一度出现了章太炎研究热。多少年来,人们对太炎先生褒贬不一,仁智各见。对太炎先生的政治之途给予批评甚多,对其文化上的指责也颇有声势。批评的靶子主要集中在两点:政治上否定“代议制”和主张“联省自治”;文化上主张所谓保存“国粹”,是为消极保守。由于篇幅限制,笔者意欲从政治制度、政治思想及政治理论方面入手,来考察太炎先生在战争频仍、政治动荡、经济凋敝、文化混乱的近代,是如何学习、借鉴西方先进文化,同时又是如何守护和发展中国传统文化的。 众所周知,太炎先生曾“以大勋章作扇坠,临总统府之门,大诟袁世凯的包藏祸心者,并世无第二人;七被追捕,三入牢狱,而革命之志,终不屈挠者,并世亦无第二人;”鲁讯将此无畏精神和英勇行为赞为“先哲的精神,后生的楷模”,今天读来依然令人荡气回肠、热血沸腾。[1](p547)炎先生从幼年便接受传统文化教育。刚懂事起,民族主义和爱国情怀便在其幼小心底扎下了根。随着近代中国的历史不断演变,章太炎的政治言论及行为也相应变化,但其爱国主义、民族主义、民本主义的精神和理想没有改变;他守护传统文化的决心没有改变。早年从当时名儒俞樾习经学,虽然是经学小学姣姣者,但太炎先生“遭世衰微,不忘经国,寻求政术,历览前史”而走上政治舞台[2](p511)。此后,在中国近代史历次重大政治斗争或政治运动中,太炎先生在其有生之年几乎都是积极投身其中,并提出许多政治主张和见解,而这些主张和见解大多在中国近代史上产生过一定影响。其中影响最大者如“俱分进化论”、“齐物论释”、“宗教论”、“代议制然否论”、“革命道德论”及“联省自治”论等。这些主张和见解所阐述的重心不一,科学合理性还有继续探讨的必要,但它们都有一个明显不变的特征:都是在参照西学的基础上,吸收西学中的他以为合理的思想理论,并与中国传统文化思想进行创造性的结合的产物,即对待西学的态度和方法是,学习与改造相结合;对待传统文化则是,守护与发展相统一。新晨 “章太炎先生是近百年来的思想家、革命家,在国学方面,无论经史辞章,声韵文字,也都是卓然足以成家”。[3](p30)以说章太炎先生最有资格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代表,最为恰当的中国传统文化的见证者。 长久以来,一说到传统文化,人们便总是想到孔孟、宋明儒学------其实,儒学只是广博浩瀚的中国传统文化的一部分或者为主要一部分。太炎先生对中国思想史上的儒、释、道三家及其他先秦诸子百家的思想再到六朝、唐、宋、明、清各家思想均有深刻研究和理性评判;在文、史、哲、经、政诸方面都自成一家之言。因此,“国学大师”的称号与太炎先生确是名副其实、无丝毫溢美之意。然而作为传统思想的代表人物,大师的思想是开放而非闭塞的、流动而非静止的、革新而非泥古的、创新而非守旧的。不仅仅在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态度上,“博大而平实”、“不偏尊一家,轻立门户”,终成一代国学大师;同时在对西学的态度上也是如此。太炎先生对于西学的研究范围极其广大,“在古代则谈及西腊爱利亚学派、斯多葛学派,以及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伊壁鸠鲁等,近代则举凡康德、费西特、黑格尔、叔本华、谢林、泥采、培根、休谟、贝克莱、洛克、莱布泥兹、穆勒、达尔文、赫胥黎、斯宾塞、笛加尔,以及斯宾诺沙等人的著作,几乎无不称引。”[4](p23-24)学习西学并非囫囵吞枣,亦不全盘吸收,而是对西学进行理性的批判改造,并与中国传统文化形成创造性的结合。在20世纪的上半叶,在中国近代多边的政治及文化舞台上,频频出现具有明显章氏烙印的政治文化新主张、新理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