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文学式微生产体系探究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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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河南省作为文学历史悠久的重要省份之一，在古代曾出现过杜甫、韩愈、李商隐、程颢、朱熹等为数众多的文坛巨匠和哲学鸿儒。新中国成立后，河南当代文坛又涌现出姚雪垠、李准、刘震云、周大新、阎连科、刘庆邦等一批在全国极具影响力的著名作家，实现了“文学豫军”的中原突破。但是在现代文学时期，河南文坛只有冯沅君、徐玉诺、师陀、于赓虞、尚钺等为数不多的作家活跃于当时文坛，这种现象主要是由河南文学中心地位南移、文学生产体系滞后、文学对外交流受阻等原因所造成的。
关键词:
河南省作为一个文学历史悠久、文化底蕴深厚的大省，在华夏五千年历史文明的发展长河中曾经出现过诸如杜甫、韩愈、李商隐、董仲舒、程颐、程颢、朱熹等灿若群星的文坛巨匠和哲学鸿儒，他们对推动中国文学乃至中国文化的进步与繁荣都做出了不可替代的贡献。新中国成立后，李季、魏巍、姚雪垠、李准等河南作家在全国享有盛誉，进入新时期，当代河南文坛又涌现出刘震云、周大新、阎连科、李佩甫、刘庆邦、柳建伟等一大批在全国极具影响力的著名作家，实现了“文学豫军”的中原突破。但是，回顾中国现代文学30年，河南文坛既不像毗邻的河北、山西文坛那样出现了以孙犁为代表的“荷花淀派”和以赵树理为代表的“山药蛋派”，又不像北京和上海文坛出现了“京派”和“海派”，更不像浙江、四川、湖南、福建、上海等省份孕育出了鲁迅、徐志摩、郁达夫、郭沫若、巴金、沈从文、冰心、林徽因、张爱玲等中国现代文学的翘楚，河南在现代文学30年时期只有冯沅君、徐玉诺、师陀、于赓虞、尚钺等为数不多的作家活跃于当时文坛。为什么现代文学时期河南在全国有影响的著名作家屈指可数、所创作的经典作品为数不多、所取得的文学成就与河南古代文学相比判若云泥?河南现代作家“集体失语”的个中原因，成为一个值得深究的现象。
区域文学繁荣与否和该地区作家、作品及其影响力密切相关，当一个地区拥有足够多的作家，且这些作家创作出大量富有影响力的作品时，该地区往往会产生巨大的文学辐射力从而形成文学中心，如唐代的西安、洛阳，宋代的开封，明、清两代的北京、南京、扬州、苏州等城市。河南省地处中原，是中华文明重要发源地之一，历史上先后有20多个朝代建都于此。从先秦到宋代，洛阳、开封、郑州、安阳等城市不仅是全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而且是中国古代文学的发展中心。在先秦，《周易》《山海经》《庄子》《列子》《韩非子》《墨子》《道德经》以及《国风》中约60%的篇目均出自于河南。秦汉时期，贾谊、枚乘、司马相如、扬雄、班固、张衡、蔡邕、李斯等作家在河南形成汉大赋“劝百讽一”的传统。而到了魏晋南北朝，左思更是以《三都赋》创下“洛阳纸贵”的佳话。杜甫、白居易、韩愈、李商隐、元稹、高适、岑参、李欣、崔颢等诗人则在唐代把河南文学推向巅峰，据统计，这个时期至今仍有作品保留的作家有400余人［1］，“河南的一流诗人、文学家，在唐代文坛要占到半数还强”。
一定程度上说“唐代及其以前的中国文学史，大半是由河南文学家书写的。这不能不是一个区域文化的奇迹，不能不是河南人永远的骄傲和光荣”［2］5。宋朝由于北方少数民族入侵和“靖康之难”的发生，河南生产力遭受极大破坏，人口大量南迁，河南作家也随之锐减，下面表1是西周至清代中国作家数量排名前10位省份统计表［3］552。表1中统计数据显示，从宋代开始，河南作家整体数量不仅和江苏、浙江、安徽、福建、江西等省份相比出现较大差距，而且也少于毗邻的陕西、山西、河北、山东等省份的作家数量。虽然作家数量的多少和文学成就的大小不完全是一一对等关系，但至少作家数量的多寡是衡量一个省份或区域文学成就的重要标准之一。随着作家数量的减少，文学作品总量和经典作品数量的锐减，文学影响力随之下降也就顺理成章了。河南文学由盛到衰的迹象在宋代就已初露端倪，这种衰落的颓势一直持续到新中国的成立，在现代文学时期达到了探底的程度。当“词”这种新的文学体裁随着宋代城市经济发展和市民阶层的兴起而广为流行的时候，河南不仅没有像山东、福建文坛那样孕育出李清照和辛弃疾那样的词坛大家，而且宋代以前河南在全国文坛的中心地位已经易位于欧阳修、王安石、黄庭坚等领衔的江西文坛和以苏洵、苏辙、苏轼等为首的巴蜀文坛了。到了明、清之际，以小说、戏曲为代表的叙事文学逐渐兴起与繁荣，生活于吴越之地的曹雪芹、罗贯中、施耐庵、吴承恩、冯梦龙、曾朴、李宝嘉、许仲琳、吴敬梓等著名作家，则创作出了《红楼梦》《西游记》《孽海花》《儒林外史》和“三言两拍”等经典作品，开启了中国长篇叙事小说和讽刺小说的先河。江苏、浙江、江西等长江中下游地区的省份也随即取代黄河中下游的陕西、山西、河南、山东等省份，一跃成为当时文学最活跃的中心区域之一。而此时河南则更是鲜有著名小说家与戏曲名家问世，更遑论产生类似于四大名著的文学经典了。
自20世纪20年代起，由于政治及经济的原因，鲁迅、茅盾、巴金、沈从文、徐志摩、蒋光慈、闻一多、胡也频、丁玲、冯雪峰等大批全国知名作家来到上海，与上海原有的鸳鸯蝴蝶派、新感觉派等作家汇聚在一起，成为上海这个现代文学重镇的中坚力量。进入20世纪三四十年代，全国形成了以京、津、沪、东北三省为中心的沦陷区文学，以重庆、桂林、昆明为中心的国统区文学和以延安为中心的解放区文学，且在这三个区域各自形成了创作风格迥异的京派、海派和山药蛋派等不同的文学流派。而同期的河南文坛则因境内连年灾荒、军阀混战及文人流离失所等原因，则显得相对萧索沉寂。据统计，中国现代文学30年期间，被列入《中国新文学大系》的河南作家共计22人，其中第一个10年4人，第二个10年6人，第三个10年12人［4］;入选钱理群主编的《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的河南现代作家有9位［5］;入选朱栋霖主编的《中国现代文学史(1917—1997)》的河南作家6位［6］;入选顾彬主编的《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的河南现代作家有5位［7］。无论是《中国新文学大系》还是其他不同版本的文学史，相对于其他中国现代文学的史料而言更具权威性和说服力。而从《中国新文学大系》和其他不同版本中国现代文学史列出的河南现代作家数量来看，河南现代作家的数量不仅远远少于浙江、湖南、四川、江苏、福建等省份，而且在文学史的撰写中，张天翼、于赓虞、师陀、黑丁、姚雪垠、徐玉诺等河南作家的影响力更不能和鲁迅、徐志摩、郁达夫、沈从文、郭沫若、巴金、林徽因、冰心、张爱玲等作家同日而语。由此看来，无论是从河南著名作家数量还是作家、作品的影响力等因素来考量河南现代文学，其衰落都已是不争的事实。故而，河南现代文学的地位最终和河南古代、近代文学的中心地位渐行渐远，自然也就成了一种既无奈又必然的历史选择。
文学是作家通过语言叙事塑造形象表现其内心审美情感的艺术。文学创作完稿后，还要经过排版、印刷、出版、发行、流通等程序，再经由读者阅读后最终完成从文本到作品的转换。可见，文学的繁荣除了要具备创作主体———作家这个必要条件之外，还和文学生产体系即“文学生成发展过程中的创作机制、传播机制和接受机制”［8］密切相关。本雅明认为:“日常的文学生活是以期刊为中心开展的。”［9］49在现代文学时期，以沪、江、浙、赣等省份为中心的长江流域成为现代文学发展的重镇，和该地区拥有大量的文学报刊及其较完备的发行传播体系紧密相关。据统计，从晚清到1949年有正式创刊日期的文学期刊有988种［10］510-580，其中创刊于上海的就有455种［11］，更不用说再加上江苏、浙江和江西等其他省份的文学期刊了。从文学生产与传播的角度上看，上海近、现代文学的崛起与河南近、现代文学的衰落形成鲜明对比。20世纪二三十年代，在全国极具影响力的《新青年》《语丝》《现代评论》等重要文学期刊迁移至上海发行，《太阳月刊》《文化批判》《奔流》《拓荒者》《萌芽》等刊物也为适应大革命形势的需求和读者对革命文学的阅读期待于上海创刊，而且在上海还曾出现了专营杂志的“上海杂志公司”，“一个月内近千种杂志，每天平均二三十种出版”，形成了一个规模空前影响深远的“杂志市场”［12］。此外，上海的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北新书局、大同书局、泰东图书局、亚东图书馆、现代书局、开明书局、光华书局、良友图书印刷公司等出版机构，占据了当时图书出版的巨大份额，朱光潜说:“在现代中国，一个有势力的文学刊物比一个大学的影响还要更广大，更深长。”
［13］91由之可见，当时文学报刊对文学的影响力之深广。而河南在民国时期主要文学类刊物据统计约81种，并且“创办的地域集中在开封”，而且“由于文化专制，经费困难，战争频繁，时局多变，大多期刊寿命短暂，不少期刊仅出1—2期就销声匿迹”［14］。因此，河南刊物从种类、发行量以及传播的范围与影响力上，都无法和以上海为中心的长江流域诸省份的刊物相提并论。更为甚者，现代文学时期，有很多著名现代作家还通过自己创办杂志、书店、出版社和做编辑等途径来传播新文学，如鲁迅创办《莽原》《国民新报》，沈从文借助《大公报•文艺副刊》宣扬其“京派”文学的理论主张，邵洵美经营时代图书公司，老舍和赵家璧经营晨光出版公司等，不一而足。而诸如此类推动文学作品的发行与传播、提升文学影响力、促进地方区域现代文学发展的举措，在河南作家身上几乎没有或很少出现。由是观之，文学作品的生产与传播，不仅为作家提供了生活的保障，而且随着报刊、出版社、书局等现代传播媒介的盛行，更为中国现代文学的传播、推广、普及与发展，起到了助推的作用。而与东南沿海及长江流域诸省份文学生产与传播的发达便利相比，自古就是兵家必争之地的河南，在近、现代时期更多地罹受兵燹之灾。于是，当近代之后全国其他省份尤其是沿海与长江流域的作家，在思想与创作上接受西方现代思想影响时，河南先进知识分子和广大文艺青年接受新思想、新观念、新理论则由于受地理位置和自身所受教育的局限等原因，较沿海地区显得相对滞后。这种状况不仅在一定程度上割裂了河南现代文学与河南古代文学、近代文学内在的传统与联系，而且阻碍了现代文学在河南的孕育、发展与成熟。鉴于上述原因，再加上河南现代作家与作品数量的先天不足，经典作家、作品的乏善可陈，报刊等传播媒介的匮乏，现代出版业发展的相对滞后，以及市民读者阅读群体内在需求锐减等因素掣肘，河南现代文学发展举步维艰，也就不难理解了。
文学交流对作家成长和区域文学的繁荣都是不可或缺的重要因素。对于作家而言，通过走出去的方式开拓人生视野、汲取文学的滋养为我所用，最终完成从普通人到作家身份的转变与认同，是当时较多作家共同的选择。在现代文学史上具有重大影响的作家大都有过留学经历，根据统计五四前后留学国外的中国现代著名作家(至1929年)共计103人，其中人数较多的省份为:浙江24人、湖南14人、江苏10人、四川9人、安徽8人、广东6人、福建5人，而河南仅有1人［15］110-111。从统计数据看，河南现代著名作家留学国外的数量和其他省份相比悬殊较大。而在留学海外的作家中，无论是留学日木的鲁迅、郭沫若、郁达夫、田汉、夏衍，还是留学欧美的胡适、闻一多、徐志摩、戴望舒、巴金、艾青、宗白华、冯至等人，国外学习不仅丰富和拓宽了他们的学识和视野、更新了他们的文学理念，而且还为他们的文学创作提供了丰富的海外素材。可以说留学海外的现代作家所取得的成就与其海外教育背景不无关系。但大多河南现代作家如师陀、李季、刘知侠、白桦、叶楠、魏巍、姚雪垠、李准等人基本没有受过正规高等教育，更不用说负笈海外求学了，他们往往通过自学或接受简单的文化知识教育和熏陶，就结合自己的人生经验开始从事文学创作。这种状况不但使河南现代作家与留学海外的作家相比在专业知识储备上处于劣势，而且就是与现代文学史上一批毅然离开自己家乡到异域谋求发展的现代作家相比也形成巨大反差，如沙汀、艾芜、端木蕻良、萧红、萧军等当时的文学新人，正是由于他们勇于离开自己的家乡到上海谋求发展，才得以受到鲁迅、巴金、茅盾等文坛前辈的提携而迅速成长起来，而张爱玲的香港求学生活更是缔造她“沪港传奇”文学佳话的重要原因之一。现代文学史上诸如此类不一而足的文学个案，足以说明作家所受教育对其成长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由此反观河南现代作家，他们大多囿于一隅所导致的创作视野不够开阔、理论知识欠缺和学理训练不足等自身局限，成为影响和制约河南现代文学发展与作家成长的主要瓶颈之一。
文学社团因在创作原则、手法、方式和审美倾向等方面存在着一定的趋同性，而使其成为文学交流的另一条有效渠道。下面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不同省份文学社团的统计表。表2显示，河南现代文学时期文学社团的数量和上海、北京等现代文学发达地区相比悬殊较大。究其原因，这与它们所处的地理位置、文学传统、社会语境等因素密切相关。文学社团通过发表作品、发行刊物，与其他文学社团、流派、思潮进行交流与争鸣，以达到相互交流的意旨。所以，文学社团在促进文学交流中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然而，正如表2所示，河南现代文学因社团数量先天不足，不仅使河南文学社团之间、河南文学社团与其他省份文学社团以及文学社团内部成员之间的交流效果大打折扣，而且也使河南现代文学丧失了对外交流的良好契机，给河南现代文学整体水平的提升造成了诸多不便。另外，在文学交流的诸多方式中，外国文学翻译不仅是中国现代文学与国外文学交流的另一条重要渠道，而且是中国现代文学作家了解外部世界的一个极其重要的窗口。据统计，《中国现代文学总书目》辑录的现代文学书籍总计有13500余种，其中翻译达3894种，占全部的29%，即每四种现代文学的单行本里就有一种是外国文学的翻译［17］。可见，在现代文学时期，现代文坛不仅外国文学译著数量大，而且还涌现出了鲁迅、瞿秋白、林纾、伍光建、朱生豪、梁实秋、林语堂、李健吾、傅雷、曹未风等著名的翻译家。通过翻译，泰戈尔、高尔基、巴尔扎克、歌德、惠特曼、易卜生、普希金、果戈理等一大批世界著名作家迅速在国内家喻户晓，在读者中产生广泛的影响。而翻译对中国现代文学的影响与推动，诚如郑振铎在《清末翻译小说对新文学的影响》中所讲:“中国的翻译工作是尽了它的不小的任务的，不仅是启迪和介绍，并且是改变了中国向来的写作的技巧，使中国的文学，或可以说是学术界，起了很大的变化。”
［18］由之可见，中国现代文学作家通过翻译或阅读国外理论书籍和文学作品，不仅广泛接触到了各种国外理论思潮，而且在更大程度上开启了他们的思想闸门，改变了他们的创作思维，更新了他们的创作方法。因此可以说:“通过对西方各种文学思潮的译介，对中国传统文学的文类进行改造，小说地位得以改变、诗歌形式发生变革、话剧成功引进，中国文学在五四时期实现了从传统向现代的转变。”［19］189而河南外国文学翻译的整体状况则主要表现为:河南出国留学人员和高级外语人才的匮乏，现代文学时期只有曹靖华、张今、刘炳善等翻译家在现代文学翻译界占有一席之地。另外河南文学译著总体数量少，再加之河南地处内陆，较沿海地区享有欧风美雨洗礼的机会少，河南民众整体受教育水平和沿海省份比较起来则显得相对落后。由此看来，在对外交流过程中河南作家所受教育的局限、较少接受西方文学的影响以及文学团体的不足、翻译人才的奇缺等种种不利因素，不仅影响了河南作家充分汲取译著作品的营养，而且严重阻碍了河南作家的对外交流，在更大程度上掣肘了河南现代文学的发展。概而述之，当文学中心地位南移、文学生产体系滞后和文学对外交流受阻等诸多原因汇集在一起，共同形成阻碍河南现代文学发展的壁障，严重制约河南现代文学发展的时候，河南现代文学在文学发展的历史长河中式微也就不言自明了。
作者：段永建 单位：山东师范大学 文学院 黄淮学院 文化传媒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