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文学和文论的启蒙特质范文

本站小编为你精心准备了现代文学和文论的启蒙特质参考范文，愿这些范文能点燃您思维的火花，激发您的写作灵感。欢迎深入阅读并收藏。

摘要:

启蒙运动最为主要的任务就是反对宗教神权，以理性的原则重新树立起作为主体的“人”的生存自信。而这一理念在中国20世纪得到了延展和发挥，文学启蒙和审美救世的原则贯穿于“五四”时期和1980年代新启蒙的历时脉络中。文学和文论的超越性价值得以彰显。

关键词:

文学;启蒙;鲁迅;伤痕文学;主体性

启蒙运动作为西方思想史上的重要现象，不仅推动了知识和学术的发展，更是和政治革命、主体解放等密切联系在一起，成为人类发展史上的重要事件。“启蒙”一词的本源含义来自从黑暗中走向光明的内涵，英语词汇为“Enlightenment”，意为使之呈现“光明”的含义。后来引申为通过科学、文化等知识促使人民获得真理与智慧，并且确证自身存在的过程。启蒙最先的合法性来自柏拉图的“洞喻”理论。在长长的洞穴中有一批罪人被绑缚在洞中，他们必须面壁坐在洞内，不能扭头看洞口。而在罪人和洞口之间有一条横向的矮墙，矮墙后面有很多火把能够照亮整个洞穴。为了戏弄这些罪人，人们就在矮墙上唱歌跳舞，但与此同时罪人是不能回头观看的。罪人只能看到墙壁上演员的“影子”。

这些影子在罪人们看来也许就是“真实”。要真正能够把握住主体，还必须通过自己的力量对世界进行认知。这一理论在黑暗的中世纪被湮没，宗教神学成为统治人们思想的最高工具和“逻各斯中心主义”，而到了17世纪西方文艺复兴时期，通过文学艺术上的改良以及恢复希腊感性的认知模式，思想家们纷纷寻求能够重新使主体获得完满生存的方式，启蒙运动就伴随着文艺复兴的脚步姗姗到来。可以说，自17世纪到19世纪，西方启蒙运动经历了将近三个世纪之久。启蒙运动最为主要的任务就是反对宗教神权，以理性的原则重新树立起作为主体的“人”的生存自信。所以笛卡尔的“我思故我在”就肯定了理性的力量。不仅是自然科学领域，在政治和思想领域也纷纷出现了学术大师，他们突出了三权分立、民主自由、法律宪政、天赋人权等等。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伏尔泰的《哲学通信》等等，都树立起了以人为本的政治体系理念。由此同时，康德、卢梭、狄德罗等理论家也纷纷通过美学、哲学、文学等不同领域确立各自学科的合法性地位。正是在启蒙的语境中，西方全面展开了现代化和现代性的进程，所以启蒙思想也基本上可以视为“现代性”的话语内涵。由于西方现代性浪潮深刻影响了整个世界的政治格局与经济态势，所以“启蒙”就具有普世性的价值与含义。而中国近代以来的启蒙焦虑同样来自于西方或者全球化的政治经济思潮，并且先后经历了两次较大的启蒙浪潮。

一、“五四”时期的启蒙浪潮

在20世纪早期，中国处在经济社会的严重忧患之中，政治格局的动荡、经济社会的落后以及文化和民众的愚昧等等，都给知识分子带来了深刻的“焦虑感”，尤其是经历过西方文化熏陶的诸如王国维、朱光潜、宗白华、鲁迅等人，他们立足于文化启蒙的视角，赋予了文学和美学的启蒙价值。正如西方社会是以理性对抗神性，最终取得主体性话语权的确立。而中国的文化启蒙则是通过感性的张扬和审美的弥补，试图对抗政治的黑暗和人性的扭曲，所以文学和审美就构成了重要维度。而此时也出现了众多的文学家和理论家，他们一方面肯定了审美独立性价值，试图从政治的窠臼中解放出来;另一方面也将视角集中在人的生存、人的反思和人在社会制度的压抑场景之中。表现在文学中则是反思性和批判性的加强;表现在文论和美学中则是对西方“人学”理论的译介和重视。

鲁迅作为中国现代文坛的“斗士”，从文学到文论都体现了其强烈的审美“介入性”和“反思性”价值。他的小说中塑造了一系列诸如闰土、祥林嫂、阿Q等，体现了主体在生存中的无奈和面向生活的妥协，此种“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视角也完成了“封建人”向“现代人”的转换。而杂文则更加凸显了强烈的情感指向和对市政的反思，《记念刘和珍君》《再论雷峰塔的倒掉》等都是直接针砭时弊，给人以震惊的效果。不仅表现在文学领域，在文学理论和美学领域，鲁迅表现出了更加强烈的启蒙意识。一直以来，鲁迅对西方注入尼采、叔本华、克尔凯郭尔的存在主义思想都体会颇深，他接受了西方理论界对个体存在的重视，并且将“悲剧”的力量转化成为积极进取的时代启蒙精神。在《摩罗诗力说》等文论著述中首先肯定了西方现代主义哲学和文艺的启蒙功能，仅能认为摩罗诗人正是试图揭示真理的历程。在鲁迅看来，文学首先要集中于表现个体的反思能力，进而实现对社会的介入和对整个民族精神的体察。不仅是现实层面的审美启蒙，还有超越性和人性论的启蒙文学观。西方学者卡西尔曾经论述:“启蒙运动最强有力的精神力量不在于它摒弃信仰，而在于它宣告的新信仰形式，在于它包含的新宗教形式。”［1］

所以启蒙不仅仅在于现实领域，更是内蕴于文学和艺术的神性与超越性之中。中国现代以“京派”为代表的学者就试图建构一个与世隔绝的“精神乌托邦”，在“神话小庙”中重新找到失落已久的人文信仰。朱光潜和梁宗岱就是明显的代表。朱光潜在建国前的美学研究中一直强调“审美即直觉”“审美即距离”，在吸收尼采、克罗齐的理论资源之后希望建构文学和审美的独立场域。这种文学不关涉政治，也不是直接地作用于社会，而是首先使主体的精神得到升华、信仰得以完满。此种论调虽然有一定的局限性，但是在审美现代性的历史进程中也可以算是独特的尝试，而且在审美自律论和审美现代性的进程中做出了自身独特的贡献。而京派的著名学者梁宗岱则更加凸显了象征主义诗学的神秘性和独特性。在他看来，文艺就如同“神性”的信仰产物，是具有使人灵魂净化的魅力。所谓纯诗，主要指涉的是破除了一切外来干扰和影响，只是通过文学自身的象征系统、隐喻系统以及审美系统完成的自我满足的文本。

“纯诗”放逐了现实社会的宏大政治、激进革命论的呼吁以及介入现实的努力，而是放在了微观个体的人生超越和美的吟咏之上。“快乐的境界”和“不朽的宇宙”成为其主要的价值指向。与此同时，还有一种积极的政治审美启蒙论，主要是以“左联”等为代表的作为革命斗争的美学。比如蒋光慈在《无产阶级革命和文化》中就直接指出，共产主义者虽然也有自己的花前月下的小资情调，但是依然要被统摄纳入宏大的革命事业之中。文学和艺术仅仅是革命的“工具”与“螺丝钉”。《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则世界概括了文艺的创作原则，正是“政治标准第一，艺术标准第二”的原则。号召中国的文艺家要深入到广阔的生活场景之中，在和广大人民群众的劳动生活中找到创作的灵感。由此，文学和美学就成为了政治斗争的有机组成部分。虽然此种文艺理论在当代备受质疑，但是在新文化运动时期却起到了关键的作用，正是通过审美对整体社会的精神改造，广大民众在革命的激情中获得了一次生命的洗礼，从而以积极进取的精神面对社会。这也可以视为启蒙的有机组成部分。

二、1980年代的新启蒙

进入1980年代以来，面对政治领域的思想解放运动和经济领域的对外开放政策，在文学和美学领域同样进入了一个高潮期。面对“”极左的政治思潮，文学家和美学家纷纷从审美的视角试图弥合分裂的人性，完成自上而下的启蒙任务。而启蒙的核心则是重新恢复“人”的感性力量和道德水准，重新解决人的精神生存问题。一方面，知识分子以“焦虑”的情结试图以人道主义和人性论话语介入社会现实;另一方面，广大民众也掀起了热爱美和学习美学的浪潮。比如伤痕文学就将视角集中在对“”的反思之上。而这种反思又不是仅仅停留在控诉的层面，是深入到人的心灵深处，探究时代给主体留下的精神创伤，并且进一步复活“五四”以来的个体解放精神传统。巴金、冰心、萧乾等作家在其散文和杂文创作中就表现了强烈的审美反思特质。巴金在《随想录》中就表达了强烈的启蒙意识和反思意识。

巴金创作《随想录》的动力和意志非常明显，正是反思“”的非人历史和人间浩劫，通过对个人的痛苦反思和觉醒，试图以文学的形式唤醒民众，彰显民主和自由的信仰理念。与此同时，巴金也秉承了传统知识分子的精英意识，以一种“自上而下”的反思姿态将“五四”精神进行衔接，倡导新文化运行精神的回归。与此同时，不仅是在文学领域，尤其是在思想领域出现了更为强烈美学启蒙浪潮。李泽厚的主体性实践论哲学正是将马克思主义和康德哲学进行嫁接的结果。在李泽厚看来，主体性的实践活动分为几个不同的层面，分别是集体主体性和个体主体性;还有社会物质实践和精神实践等几个层次，若干层次之间构成了相互递进的关系。

由此，李泽厚通过扎实的哲学理论建构和对主体性实践能力的发挥，在马克思主义范围内确证了主体的能动性功能，这也就肯定了康德哲学的合理性价值。从“五四”时期的新文化启蒙到1980年代的文学美学的人性论启蒙，其内涵都是审美与政治意识形态之间的二元对抗关系。文学家和知识分子试图通过启蒙来恢复人性并实现人生超越，由此也彰显出了一条清晰的文学和理论脉络。

作者：张璇 单位：南阳医学高等专科学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