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文学的半殖民性分析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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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民族自卑感、历史悲情叙事与文化矛盾心理

中西“会通”问题依然在延展，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也面临新的学术转型。恰当而有效地认识、理解与阐释“半殖民性”命题，不仅需要我们对中国现代文学的实际状态与情形进行再考察、再理解，还需要看研究主体应具备怎样的胸襟、气度与立场。中国现代文学诞生于“三千年未有之变局”的压抑、恐慌境遇中，是在被迫与无奈中学习、模仿西方文学。西方强势文明凭借武力的“大棒”和文化的“胡萝卜”，不但在政治、经济和军事领域扩张，而且在宗教、语言、伦理、文学、艺术等各层面进行文化价值的推广与普及，用政治话语来表述，就是价值观念和意识形态层面的“和平演变”。华勒斯坦认为：“普遍主义是作为强者给弱者的一份礼物而贡献于世的。我惧怕带礼物的希腊人！（TimeoDanaosetdonaferentes！）这个礼物本身隐含着种族主义，因为它给了接受者两个选择：接受礼物，从而承认他们在已达到的智慧等级中地位低下；拒绝接受，从而使自己得不到可能扭转实际权力不平等局面的武器。”③这种等级秩序和权力不平等，是后发的现代民族国家在文明的碰撞与交融中所遭遇的一个基本历史事实。这一历史遭遇，往往给弱势民族国家带来颇难堪的精神后果，即民族自卑感、历史悲情叙事和文化矛盾心理。如果说随着弱势民族国家政治、经济和军事力量的崛起，作为民族创伤和文化创伤的民族自卑感、历史悲情叙事，能在较短时段内得到较大程度修复；那么文化矛盾心理的克服，则因为文化变迁的相对缓慢而需要更为漫长的时光。如果说民族自卑感和历史悲情叙事，能为后发的现代民族国家带来集体激励效应，使之知耻而后勇，那么，文化矛盾心理为其带来的实际效应，则相对复杂和隐蔽。在文明的碰撞与交融中，文化矛盾心理及其反馈的文化两难选择，是一种普遍现象。正如华勒斯坦所说：“这种矛盾心理反映在许多文化‘复兴’运动中。在世界许多区域广泛使用的复兴一词，就体现出矛盾心理。在谈论新生时，人们肯定了一个先前文煌的时代，但同时也承认了那时文化的等而下之。”①从某种意义上看，如果说民族自卑感和历史悲情叙事，关乎后发的现代民族国家的自我认同，那么，文化矛盾心理的调适与化解，则更关乎这些国家的自我选择。这是理解和阐释“半殖民性”所指涉的普遍主义和地方主义、现代性和民族性等元素在近现代中国呈现犬牙交错状态和复杂情形的一个研究前提。

普遍主义与地方主义、现代性与民族性等命题，是一种既对立又统一的逻辑分类和难以截然分离的认知模式。这一命题的两端，既相生相克又相辅相成。我们从现象中提取普遍主义、现代性等概念，并不意味着存在一种“纯净”的普遍主义和现代性标尺。普遍主义和现代性的形成与发展，本身是一个历史过程和区域现象。普遍主义不是生而就有，而是从地方主义扩张而来；现代性也不是匀质的和固态的，而是杂质的和流动的。英、美、法、德等现代民族国家所呈现的普遍主义与现代性，均有重要差异，只是我们很少有兴趣辨别而已。从更长远时段看，这种普遍主义和现代性，只是人类文明的盛衰在特定历史时空的一种具体展现。被迫、后发的现代民族国家如果抵制、拒绝这份“礼物”，其地方主义和民族性究竟能否存在，在全球一体化时代都是一个严峻考验；如果加以充分吸收与借鉴，其地方主义和民族性不但有了彰显的机遇，假以时日还有可能在文明的碰撞与交流中成为新的普遍主义与现代性标杆。

需要警觉的是，民族自卑感、历史悲情叙事和文化矛盾心理极易导致固步自封倾向，即强化普遍主义与地方主义、现代性与民族性的对立。这固然可以昭示民族自尊心，也可能激励本民族固有文化的自信心；但在某些历史阶段，更容易沦为专制者及其附庸的一个冠冕堂皇的借口。典型论调，莫过于特殊国情论。如果动机出于文化情怀和学理探究，其民族感情应予肯定；但如果出于利益掠夺与权力维护，其虚伪性与无耻性就昭然若揭了。弱势文明遭遇强势文明的介入，所属国民秉持民族本位立场和本土价值意识，应予理解与尊重，但不应成为抵制与抗拒的借口。学习与模仿，并不是一件令人羞愧与耻辱的事情。堂而皇之地享用资本主义文明的物质产品，却又以维护传统的名义抵制资本主义文明的精神果实，是不是显得滑稽？鲁迅的“拿来主义”在今天依然振聋发聩，只不过我们已经习焉不察。“拿来主义”不是实用主义手段，而是凝练概括了弱势文明遭遇强势文明时所应有的胸襟、气度和立场。日本堪称“拿来主义”的一个成功案例，它在充分吸收与借鉴普遍主义和现代性时，不但没有丧失文化的民族本性和地方主义色彩，反而从文明等级的低端快速抵达了高端。当然其民族根性中“恶”的一面，也实现了现代转换，这尤其值得引以为戒。弱势文明在扭转劣势、实现复兴过程中最需要警惕的，不是所谓的普遍主义和现代性，而是固有文化结构中“恶”的因素沉渣泛起，尤其是“恶”以现代形式借尸还魂。在文化交流和学理探究层面探讨普遍主义与地方主义、现代性与民族性的对立，可以通过鲜明的对比效应，凸显文化更新与复兴中遭遇的诸多具体问题。但如何避免民族自卑感、历史悲情叙事导致的价值偏离与情感抵触，避免文化情怀与学理探究沦为利益与权力的附庸，是需要尽快解决的问题。谈论中国现代文学“半殖民性”，不是激活民族耻辱感、历史悲情意识，更不是强调文化殖民色彩，而是在学理和文化情怀层面，探究中国现代文学及其研究在普遍主义与地方主义、现代性与民族性的碰撞与交融中如何实现“会通”。必须看到，“半殖民性”带来了民族耻辱感和历史悲情叙事，更给中国社会和文学带来了一个重大历史发展契机。在今天的历史境遇中，祛除民族自卑感和历史悲情叙事，调适文化矛盾心理，更多关注普遍主义与地方主义、现代性与民族性的“会通”，是现代学术体系能否拓展、创新的一个更为迫切的命题。

二、在“会通”视野中探索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创新可能

逻辑分类和认知模式中的普遍主义和现代性，一般指向欧美强势文明范畴内的各种观念体系及其指涉物。从中国现代文学的历史谱系看，欧美文学及其观念给中国文学带来了一场至今仍在变动不居的革命性变迁；这场变迁的模仿与学习色彩，迄今依然强烈；所谓“半殖民性”，即是对这场革命性变迁的实际历史状态与情形的描述与概括。这里，有几个问题需要重视：（1）发源于欧美民族性和地方主义的文学及其观念，因为在人类文明发展进程中贡献了创造性经验与价值，而具有了普遍主义和现代性面目；作为欧美地方主义和民族性在文学领域的具体呈现，它熔铸的是欧美世界的区域性文学经验与价值，并未充分容纳和吸收其他地方与民族的文学经验与价值；凭借资本主义历史体系的扩张，这种创造性价值与经验被赋予了模本和范型的作用与意义。（2）中国文学有着几千年的连续性和不间断性，文物典籍、文献史料浩如烟海，精神遗产和文化心理博大精深，无论在古典时代还是步入现代进程，都体现和蕴含着人类社会在一个特定时空的创造性经验与价值。（3）中国现代文学是在与中国古典文学的抗争、对世界文学的借鉴过程中成长起来的，是在中国古典文学、世界文学和当时文学实践的共存秩序中脱颖而出的；它实现了自我本质的确证，具有了“融汇古今、贯通中西”后的自足性和独特性，初步孕育了自身的创造性经验与价值，为中国文艺复兴的展开打开了历史之门。或许再过多少年，这些才能看得更为清晰。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具有知识传授、塑造审美能力、宣传意识形态、增强社会凝聚力、提振民族精神、传承民族文化和学术史延展等功能和效用。这些都无法绕开一个基点，即对中国现代文学创造性经验与价值的挖掘、梳理、归纳、总结和阐发。因此，挖掘上述三个层面之间的差异、分歧和对立，有助于我们在对比视野中甄别和挖掘中国现代文学的自我认同与创造个性；但更应在比较视野基础上更上一层楼，全面、细致地建构中外古今的“会通”机制与平台，在世界文学的格局中，在中国文艺复兴的延展中，探究中国文学已有和将有的创造性经验与价值。最近二十年，创新的焦虑与疲惫困扰着中国现代文学研究。这不仅是现代文学研究的一个特殊问题，也是整个国家和民族创新能力普遍匮乏的一种具体体现。创新的实现，有赖于学术外部环境、学术内部事务和学术个体伦理意愿汇聚而成的合力机制能否发挥良性作用。但是，不能奢望有了一个宽松自由的外部环境后再去创新。如何在有限时空内，充分发扬学术个体的伦理意愿，重塑学术内部事务的动力源和创新机制，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更具操作性的路径。因此，在“会通”视野中发掘“半殖民性”的内涵及其表现，重新考察一百多年来中西文化碰撞、交融的实际历史状态与情形，就有可能成为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一个具体创新点。

“反思西方、回归传统已然成为古代文学研究界的一个时代话题”①。这值得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界躬身自问。中国古代文学研究的反思与创新意愿，主要表现为：（1）反省西方文学的知识、理论和方法对中国文学研究的改造与影响；（2）呼唤回归中国文学研究的本来状态，倡导建构民族诗学。在反思移用西方理论弊端方面，有的观点较为尖锐，有学者指出：“20世纪50年代以来，中国现当代文学完全接受了西方文学观念、文体界限和文学创作方法，使中国固有的文学观念和文体形式面临消失的窘境。同时，中国古代文学研究也渐渐变成了西方话语体系下的中国古代文学，作为中国固有的文学体系和价值范畴渐渐被抛弃”②。在呼唤回归中国文学传统、建构民族诗学方面，有学者认为：“构建一个以中国固有文学观念为指导的中国古代文学史体系，发掘民族传统文学的人文诉求和发展脉络及价值，这是一项艰巨而复杂的任务，却也是中华民族文化自觉和文化复兴的迫切要求”③。需要指出的是，中国古代文学研究还从全局性研究视野，观照和归纳已有研究弊端：“在百年来的中国文学史研究中，将古代文学现代化、将中国文学研究西方化、将文学研究政治化，是最值得反思的三个方面”④。这种反思与重建趋势，有鲜明的问题意识和学术针对性。我们可以从其可能性和不可能性中，得到一些启示：（1）从“半殖民性”视野看，中国古代文学研究的创新诉求，主要指向研究主体而非研究本体。我们无论如何都不能说古代文学本身具有“半殖民性”；即使有，也是周边民族国家的文学遭遇天朝体系的强势影响而具有“半殖民性”，更何况殖民、半殖民这类术语特指资本主义文明扩张的一种现象。（2）如果说中国古代文学研究创新趋向的旨归，是恢复和重建中国古典文学的本来面目，那么，中国现代文学研究面临的问题更为复杂，原因在于，中国现代文学是在“半殖民性”的社会形态与情境中生长起来的，本身就具有“半殖民性”；与中国古代文学研究本体的相对“纯净”相比，中国现代文学研究本体是一个古今中外文学融汇后的“杂质”产物；紧随其后的研究，更是主要依据西方的知识、理论和观念展开的；显然，中国现代文学研究面临对研究主体与研究本体的双重梳理和甄别任务。（3）中国古代文学研究“反思西方”的趋向落脚于民族诗学建构，但问题是中国古代文学的田园已经荒芜不可归，今人已经不可能用古典时代的思维和话语去再现古代文学的本真面目，民族诗学建构也不可能再局限于地方主义和民族性的价值资源和话语系统。这些难题对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同样是个拷问：反思现代性、建构内源性研究模式，来源和支点何在？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我们依据的已经是古今中外话语系统融汇后具有全球化色彩的话语系统，现代文学实践本身更是早已大范围系统运用普遍主义和现代性的话语和思维了。反思西方文学理论观念的影响、建构内源型的原创性研究模式，来源只能是古今中外“会通”后产生的那种新的历史状态与情形，支点只能是中外古今文学知识、理论与方法的“会通”机制与平台。全球化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大势所趋。强势文明对弱势文明的侵略、剥削和同化，在某种程度上不过是人类文明全球化趋势的一种“曲解”的历史展现形式。各区域、各民族、各国家的文化及文学，是人类文明创造物的一个分支，因为地域、民族、宗教、习俗等原因而呈现出差异性和特殊性，但差异性和特殊性背后总是体现了人类文明创造物所具有的深层普遍性和共通性。西方文学及其观念，借助于资本主义文明的崛起而具有普遍主义和现代性面目，未必具有绝对的普适性和通用性，但作为人类文明在现代时段孕育的一种创造性经验和价值，最低效用也可以他山之石攻己之玉。西方的文艺复兴，持续数百年才开花结果。中国的文艺复兴才刚刚展开一百多年，中经诸多历史挫折，且大有岌岌可危之势，要孕育出完整而独立的创造性经验与价值，需要更多的历史积累。虽然有了一百多年的生长历程，中国现代文学还没有抵达独立性和创造性的较高境界，有关研究更是没有达到丢弃西方话语系统、建构原创学术体系的境界。完整与独立的创造性经验与价值，必然是在一个“会通”机制与平台中才能得以完型。

前车之鉴，历历在目。在建构“会通”机制与平台过程中，有一个问题需要我们长期警醒，即“全盘西化”和“特殊国情论”及各种变形话题带来的周期性困扰。如果深入中国近现代历史的深处和细部，尊重中国现代文学自然生长的历史状态，不难发现这类论调的伪命题色彩：运用单线逻辑和封闭思维，将复杂的历史状态和情形简化为各执一端的结构性本质对立。以此观照普遍主义与地方主义、现代性与民族性犬牙交错的状态与复杂情形，就往往归纳为不兼容模式，非此即彼的二元对立思维将会无数次复活。如果对这类命题信以为真，将会导致精神创造力的严重退化，导致研究主体胸襟、气度和立场的萎缩。通过中国现代文学“半殖民性”的研究，把握历史与文学的实际形态、情形与走向，正视它在“会通”机制中驳杂的自然生长性，有助于突破与摒弃这种极端和僵化的致思模式。强调中国现代文学的“半殖民性”，不是给中国现代文学定性质、下结论，而是把它当作开创新的学术研究空间的重要观念，以之建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有效“会通”机制，充分彰显中国现代文学由普遍主义与地方主义、现代性与民族性元素氤氲化生的创造性经验与价值，为探索中国现代文学那些迷人秘密增添一个有效的学术空间。

作者：贾振勇 单位：山东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