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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三种精神
(一)敬业精神
敬业精神就是一个人对自己所从事事业的敬畏负责和执著。朱熹说:敬业者,专心致志以事其业也。敬业精神也是一个人乃至一个民族兴旺发达的基石。早在20世纪初,鲁迅先生就一针见血地指出,中国四亿人生着一种病,那名称就是马马虎虎,不医好这个病,是不能救中国的。鲁迅的敬业精神体现在他对读书的热爱与时间的珍惜。胡适先生曾写过《差不多先生传》,批评当时的国人缺少认真的精神。中国人整体缺乏认真的敬业精神与传统的农耕文明有密切关系。工业文明是指工业社会亦即未来学家托夫勒所言的第二次浪潮文明,它贯穿着劳动方式最优化、劳动分工精细化、劳动节奏同步化、劳动组织集中化、生产规模化和经济集权化等六大基本原则。农耕文明与工业文明的重大区别就是精确与模糊的不同。工业文明的六大基本原则都要求精确、认真,而精确、认真的基础就是敬业精神。相对于工业文明而言,传统的农耕文明则是松散的、孤立的,人与人、人与社会的联系不像工业社会那样紧密。
(二)学术精神
大学生必须有学术精神。高等教育与基础教育的本质区别就在于:高校课堂教学的本质是研究性的。所谓学术精神就是要敢于针对某一学术问题有根据地提出自己独到的见解、主张或理论,就是不迷信权威。人们对权威普遍怀有崇敬之情是正确的。但是这种崇敬如果无限制地膨胀,就必然导致神圣化和迷信化。在思维领域,不少人习惯于引证权威的观点来验证自己观点的正确性;不假思索地以权威的是非为是非,一旦发现与权威的观点或看法不一致,便认为是错了,并且大加挞伐,这就是思维定势中的权威定势。
在传统社会中,权威定势的强化主要是通过统治集团的有力培植来实现的,以此巩固自己的统治地位,扼杀反叛意识。因为在传统社会中,统治集团本身就是各种权威的总代表。自身权威的巩固必然会在整个社会中产生一种导向,使得普通民众对于各类权威望而生畏。东西方在强化权威定势这一点上是完全相同的。在中世纪的西方,《圣经》的权威是至高无上的。教会运用各种手段来维护《圣经》的神圣地位,其实质是维护教会的权威。有一次,一个教士借助望远镜看到了太阳上的“黑子”,而按《圣经》的说法,太阳是圣洁无暇的天球,是绝不会产生“黑子”的。最后,那位教士自言自语地说:“幸好《圣经》上早有说法,不然的话,我几乎要相信自己亲眼看见的东西了。”在中国漫长的封建社会,统治集团为了维护儒家思想的主流地位,拼命地吹捧孔子,把他的言论作为官员考试的标准答案。其实也是为了维护自己的权威,因为儒家学说就其本质而言是保守的、是维护权威的。更为露骨的做法是:统治阶级刻意神化自己,直截了当地说自己是“真龙天子”。例如汉代的刘邦就是龙种,三国时的刘备之所以长期被美化,就因为他也是“龙种”。这实际上是在强化君王的权威。学术精神要求对名家名篇实事求是地做出判断。鲁迅先生有一篇杂文《答KS君》,其中这样批评章士钊:“至于这一回,却大大地退步了,关于内容的事且不说,即以文章论,就比先前不通得多,连成语也用不清楚,如‘每下愈况’之类。”鲁迅在此批评章士钊连成语也用不清楚是不对的。“每下愈况”和“每况愈下”都有越来越糟的意思,章士钊并没有用错,而是鲁迅批错了。这是学术精神的匮乏所致。一般中小学老师不可能没这种常识,但是之所以不指出来,主要是不敢批评名家,不敢对名篇提出异议。
(三)创新精神
所谓创新精神就是对现有结论的不满足,做勇敢的探索者。在西方发达国家的教育思想中,常常鼓励学生用自己的头脑独特地思考问题。鲁迅在文学创作中最突出的就是创新精神。茅盾说:“在中国新文坛上,鲁迅君常常是创造新形式的先锋;《呐喊》里的十多篇小说几乎一篇有一篇的新形式,而这些新形式又莫不给青年作者以极大的影响,必然有多数人跟上去试验”。以他最著名的小说《阿Q正传》为例。在这篇小说中就有四大创新,分别是体例创新、思想创新、笔法创新与词汇创新。首先看体例创新,仅小说的名称就体现出一种大胆的首创精神,那就是《阿Q正传》这一名称不符合中国传记文学的体例。中国古代的传记文学,特别是人物传记,总是先写某人、字某、籍贯、家庭状况,等等。而鲁迅却是在为一个不知道姓甚名谁,甚而连籍贯也模糊的人写传。从传记文学的角度看,这的确是一篇不伦不类的“四不像”。然而就小说达到的思想高度、艺术高度和文化高度来说,却远远高于那些“既伦又类”的正宗传记文学。从传主的身分来说,阿Q既非达官贵人,也不是英雄豪杰,更不是帝王将,而是一位“割麦便割麦,舂米便舂米,撑船便撑船”的农村打工仔。他有什么好传的?为这种人作传,鲁迅是中国文学史上第一人。就算写小说,以阿Q们做主人公在中国古代小说中也是罕见的,更别说是作传。
从传记文学的内容来说,在中国文学史上,从来树碑与立传并举。树碑是将传记的梗概刻在石头上给鬼看,也给人看。就是将主人的功德、官级、财富作为主要内容。但是,鲁迅在这篇小说中所写的几乎都是阿Q不甚光彩的东西:赌博吃酒,欺负弱小者,侮辱小尼姑,调戏女佣人,晚上看戏的时候对女性观众实施性骚扰,还有一些偷鸡摸狗的勾当。从小说的内容我们不难发现,鲁迅一反传统传记文学的惯例,把文学史上不登大雅之堂的阿Q之流请入文学殿堂,为底层贫民争得了现代文学史上的一席之地。其次就是思想创新,阿Q这一国际级的艺术典型,其故事之所以不断被“克隆”、开发和复制,关键就在于阿Q形象的原创性。其中最有价值的就是思想原创性,鲁迅在这篇小说中率先提出了“精神胜利”这一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概念。其意义在于首次揭示了人类精神的普遍弱点之一:不愿意承认自己的失败,为失败寻找种种理由,甚至将失败化装成胜利。
其三是笔法创新,具体说就是用杂文的笔法写小说。首先是叙述事件前的讽刺性议论,小说开头就说:“我要给阿Q做正传,已经不止一两年了。但一面要做,一面又往回想,这足见我不是一个立言的人,因为从来不朽之笔,须传不朽之人,于是人以文传,文以人传———究竟谁靠谁传,渐渐的不甚了然起来,而终于归结到传阿Q,仿佛思想里有鬼似的。”这是对庙堂文学的绝妙讽刺。还有讲故事前的讽刺性议论:“中国的男人,本来大半都可以做圣贤,可惜全被女人毁掉了。商是妲己闹亡的;周是褒姒弄坏的……而董卓可是的确给貂蝉害死了。”在这里,鲁迅对“女人祸水”论进行了辛辣的讽刺。杂文笔法的第三种是夸张,阿Q与小D单打独斗居然持续了一个小时,这是绝对不可能的。这就是典型的夸张手法。其意义在于凸显阿Q的糊涂,将自己找不到工作的愤恨迁怒到小D身上。有的学者把这篇小说称为杂文小说,就在于大量杂文笔法的运用。其四是词汇创新,细心的读者不难发现,鲁迅先生在他的文学作品中特别善于组合新词,这是由他机智幽默的个性、独特的观察和体悟事物的方式决定的。在《阿Q正传》中就出现了一批新词,如:速朽、九分得意、浅闺、真本家、精神胜利等。这些新词汇的运用,是鲁迅创新精神的具体体现。表达了鲁迅对生活的独特体验和情感。语言的发展最明显地反映在新词汇的产生中,没有词汇的创新,就没有语言的发展和丰富,也没有文学的进步。
二、学好现代文学的具体方法
(一)培养兴趣
兴趣是最好的老师,孔子说:知之者不如好知者,好知者不如乐知者。对于初学现代文学的学生来说,培养兴趣至关重要。因为出于兴趣的学习,是一种主动行为,是一种幸福。爱因斯坦说:对一切来说,热爱是最好的老师,它远远胜过责任感。鲁迅从小就对文学艺术有着浓厚的兴趣。他喜欢民间艺术特别是传说、绘画,还经常听祖母和长妈妈讲故事。在课余广泛阅读各种杂书:小说、野史、笔记。他不仅关注历史和人事,也注意观察自然。在他笔下的百草园中,有碧绿的菜畦,紫红的桑椹;蟋蟀弹琴,油蛉低唱,还有像人形吃了可以成仙的何首乌;人形蛇身的美女蛇传说,等等。
(二)读
学习现代文学最有效的方法是大量地读,大声地读,有表情地朗读经典文学作品原著。读不读原著的问题是思想能不能深刻的问题。恩格斯特别重视阅读原著,他说,系统阅读“研究原著本身,不会让一些简述读物和别的第二手资料引入迷途。”朱熹强调“凡读书须要读得字字响亮,不可误一字,不可少一字,不可多一字,不可倒一字,不可牵强暗记,只要多读数遍,自然上口,久远不忘。”学好现代文学最有效的具体方法就是下大功夫细读文本。特别是对于鲁迅的作品而言。今天的青年学生很难读懂鲁迅的作品。网上说中学生有三怕就是最好的注脚:一怕文言文,二怕周树人,三怕写作文。鲁迅作品之所以难懂有三个原因:其一是深厚的国学功底;其二是他机智幽默的个性;其三是巨大的文化含量。通过细读文本,培养语言直感,逐步提高鉴赏能力、批评能力以及写作能力。一个读书多的人写出的文章不可能颠三倒四,语句不通。建议学生每天都要抽出半个小时高声朗读经典文学作品原著。就像李阳的疯狂英语一样。
(三)记
这个过程要与高声朗读经典作品原著同时进行。说起来挺简单,其实很难坚持,这是对一个人敬业精神的巨大考验。所谓“记”就是要抄书,要批,要评。坚持“不动笔墨不读书”。要随时随地把读书过程中遇到的精彩段落、警句和词汇抄录下来,还要经常翻看。使这些材料成为以后写作的有效资源。抄书是很有用的。鲁迅从小酷爱读书并且一直有抄书的习惯,这是鲁迅作品之所以难懂的文化根源。鲁迅下大功夫抄过古碑和佛经。鲁迅抄古碑是在1912年5月至1919年11月,几乎每天晚上都做着辑校古籍、抄古碑的工作。1913年他抄《易林》、《稽中散集》之类的书,1914年多抄佛学著作。仅1915年到1918年,鲁迅辑校石刻共790余种,计手稿1700余页。
(四)掌握记忆方法
记忆方法分机械记忆法和逻辑记忆法。其中机械记忆是逻辑记忆的基础,逻辑记忆是机械记忆的升华,两者相辅相成。常用的机械记忆法有五种:表格记忆法、要点记忆法、分类记忆法、例证记忆法、反复浏览记忆法。
(五)思
所谓“思”,就是要思考、辨别和整合。思考的时候要有怀疑精神。亚里斯多德说:思维自惊奇和疑问开始。朱熹说:“读书无疑者,须教有疑,有疑却要无疑,到这里方是长进。”理学在中国文化史上起过很不好的作用———“存天理,灭人欲”口号的提出。是对女性的极大摧残。但是,程朱理学在治学方面却有一个光荣传统———“穷理”,“穷理”的具体方法就是怀疑精神。怀疑精神在中国文化史上是一种稀有的精神财富,但却是西方知识增长的一种原动力。
(六)写
所谓“写”,就是写文章,就是研究。作为师范生,一定要培养自己自觉写作的习惯。就传统的语文教学而言,听、说、读、写四种能力中最重要的就是写作能力。一个教师能不能成为大师,关键要看其写作能力,因为写作能力决定其研究能力。现在绝大多数学生不喜欢写作,甚至害怕写作,这是语文教学的最大损失,这主要是教师灌输的写作理念所致。要而言之,学习方法有千万种,关键是要持之以恒地不断实践,要科学地运用这些方法并不断总结自己的经验,从而达到学习效果的最大化。
作者:冯庆堂单位:开封教育学院中文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