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文学研究方法及批评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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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与文学批评之间的关系，已经有许多人进行过探讨。对于不良文学批评给予当代文学研究的负面影响，也已经有学者有所关注。［1］但鉴于这一问题的复杂性和重要性，本文拟再作专门的思考。

首先应该明确的是，当代文学研究与文学批评并不完全是矛盾的两方面，它们之间虽然存有差别，却也有不可分割的密切关系。具体体现在以下几方面:其一，最直观的，它们的对象基本相一致。虽然在当前文学现实中，“现代文学”与“当代文学”概念的区分带有很强的中国特色，关于“当代文学”的内涵和时段范围也存在着很多争议和不同看法，但我以为，将建国后的文学当作一个整体来看待还是有一定合理性的(尽管其名称并不一定局限为“当代文学”，也可以称作“共和国文学”等)。因为这时期文学所处的政治环境基本相同，文学关系也一脉相承，文学研究和文学批评都是这段文学不可缺少的参与者。具体说，文学批评是对文学现场和文学作品比较感性的评述。在文学活动中，文学批评的主要工作是深入现实文学活动中，对文学作品和作家创作作出评介，对文学现象进行观察、审视和思考。文学批评是文学活动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它对于文学作品意义的生发和推介，对于文学现场的敏锐发问和必要质疑，都直接影响到同时期的文学创作。相比之下，文学研究似乎距离文学现场要远一些，对文学现实的影响也要小一些。但实际上，当代文学研究也完全可以对当下文学发问，或者说，它虽然关注的是已经成为历史的文学，但因为这些“历史”距离现实很近，而且相互之间关系密切，因此，它的研究也能够直接影响到当下文学。从这个意义上说，当代文学研究与文学批评以当代文学为共同关注对象，对其进行探讨和总结，具有并行不悖的共存关系。其二，它们在方法上也有很密切的关联性。文学批评是一时期文学重要的组成部分，当代文学研究在工作中需要以之为对象，需要参考和借用文学批评，甚至可以说，当代文学研究建立在文学批评基础之上，是由文学批评生发、上升的，一定的文学批评色彩是当代文学研究之“当代性”的自然表征。反过来说，文学批评也不可能离开当代文学研究，文学研究的学理性和科学性应该成为文学批评的重要基础，也是其具有一定深度和渗透力的重要源泉。因为任何文学批评都不可能完全局限在批评对象身上，它需要有一定的超越和历史深度，这种超越和历史的重要背景之一就是同时期的文学研究。也正是作为这种密切关系的表征，在当前中国，当代文学研究者与批评家二者在身份上存在着普遍的重合，研究者经常会从事文学批评工作，批评者也大多会进行文学研究。并且，在文学研究中，不乏将二者结合得很好的学者，也有融合二者特点和优点的著作。中国当代的不说，在西方文学中，勃兰兑斯的《十九世纪文学主流》就非常典型，它直接面对“当代”文学(也就是没有完全进入历史的文学)，既具文学批评的鲜活性，又有文学研究的学理性，实现了二者很好的结合。但是，关系密切并不意味着同一。相反，必要的区分和差异辨析才是明确各自特点、形成各自独立性的重要前提。一为研究，一为批评，概念本身就显示了它们本质上的不同。其一，在基本特点和行为目的上，文学批评是以现实为中心的文学活动，它直接切入当下文学，以评价、促进和繁荣当下文学为主要任务和目的;而文学研究的最终目标是历史，它的重要功能是对历史的总结和还原，虽然它也可能对现实文学产生一定的启示作用，但它不以服务现实为主要目的，或者说它的现实作用以更间接的方式体现出来。其二，在方法上，文学批评是感性的文学活动，它对批评者的主要要求是对文学作品的感悟能力和对文学现场的审察能力，批评的方式也主要从感性出发，立足于对事情(作家作品)本身发言;而文学研究作为对历史的研究，更注重的是理性和客观性，它是建立在科学客观基础上对过去一时期文学的较深入认识，需要有较深远的历史视野。这一区别，对于当前的中国当代文学研究来说尤为重要。因为一方面，由于“十七年”和“”时期的文学环境比较严厉，只能以文学批评为主导，始终没有形成真正的文学研究，因此，尽管从时间来说当代文学已经有了半个多世纪的历史，但它进入研究阶段的历史还很短暂，还没有建立真正的研究规范、形成独立的研究体系。无论是从业者还是旁观者，都习惯于将二者混同，从而对其发展构成局限。另一方面，也是更重要的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当代文学的时段正在拉长，距离现实越来越遥远的“十七年”、“”和“八十年代”正逐渐进入历史语境，文学批评与之的直接关系也比较少。在这种情况下，以更严谨的科学态度进行当代文学的研究工作，与以当下文学为主要对象的文学批评进行一定的区分，或者说，将当代文学研究从文学批评中分离出来，建立自己的独立性和主体性，是非常有必要的工作①。而且，随着当代文学历史时段的逐渐伸展，这一问题的重要性和严峻性会越来越突出，当代文学研究的独立要求会更为迫切。

不过就目前来看，当代文学研究的状况并不让人满意。换句话说，当前的当代文学研究并没有很好地与文学批评进行分离，而是复杂地糅杂在一起。其结果不只是很多文学研究没有摆脱文学批评色彩，更重要的是，当前文学批评中的一些不良批评品格正渗透于文学研究中，对其带来了严重伤害和负面影响。当前文学批评中存在着严重的不正之风，如人情批评、商业批评，以及无原则的酷评等等，已经是大家的共识，也有许多有识之士进行了针砭和剖析。这些批评现象的背后，折射的是当前文学批评的某些不良品格。具体地说，一是极端个人化。所谓的个人化，就是凭着自己的个人感受，以个人的偏见来品评事物。文学批评带有一定的个人化色彩是很正常的，但是，极端个人化则是对文学批评的伤害，其中所包含的私人关系和利益掺杂不说，仅这种强烈主观色彩的评价本身就会损伤批评的公正性。当前文学中盛行的酷评、人情批评等，背后都蕴藏着这样的批评品格。二是简单化。也就是不对事物的复杂性作充分认识，以简单的非此即彼观念来进行价值判断和作结论。这种情况的存在与长期以来盛行于政治环境中的“二元论”观念———非好即坏，非左即右，没有第三种情况存在———有关系，许多人也一直习惯于用这种方式来看待和评价事物。这种极端个人性和简单化批评品格的盛行与时下的商业文化背景有密切关系。因为商业文化以简单平面为特点，也以追求猎奇和市场效益为主要目的，自然不会关注事物的复杂性(在这一点上，商业文化与极端政治文化颇有相类似处。以“”为代表的极端政治也鼓励和推行简单化和片面化，以之为文学批评和政治批评的重要手段)。在追求极端和炫奇效果的商业文化背景下，极端个人性和简单化的品格还会受到它积极的支持乃至大力的推崇，甚至会被它誉为时代的文化英雄———在当前文学批评界，就不乏以类似特点而获得媒体和市场青睐的批评家。客观来说，在混乱的当下文学语境中，这种批评品格也并非完全没有意义。它的偏激极端，在某些情况下，确实可以针砭一些平庸，可以敏锐地刺痛一些神经。在某种程度上，我们可以将它称作商业文化背景下的“恶之花”———它本身虽然有“恶”之因素，但在其独特背景下又显出几分“花”的价值和意义。但是，当这些品格渗透进当代文学研究中的时候，它所带来的就不再是“花”的艳丽，而只能尽显“恶”的特性了。具体说，它带给文学研究者的是偏激和不公正的态度，其结果是损害文学研究所需要的客观性和科学性，并进而影响到文学研究的深度。这一点在“十七年文学”和“文学”研究中体现得最为典型。因为这两个时段拥有特殊的政治环境，研究者们也普遍拥有着与它们很复杂的生活经验或文化影响，极端个人化和简单化的批评品格更容易被激化和扩大。审视目前对这两个时段文学的研究情况，可以说影响的痕迹已经相当严重了。具体来看，大致有以下的表现:其一是价值判断的严重简单化和极端化。比如对“十七年文学”价值的总体认识。文学创作是一种具有强烈个性和情感色彩的创造活动，对于文学的评价，需要遵循文学自身的原则，不能简单依赖某些意识形态观念(包括政治意识形态，也包括思想意识形态)。具体说，对文学价值的判断，要看它是否体现出创造性，看它对同类文学有无创新和突破。就“十七年文学”而言，在时代政治环境的影响下，它确实存在一定的不足，特别是思想观念上，缺乏对人性的探究和对现实的深层揭示，影响了它的价值和意义。包括在艺术上，由于对西方文学和新文学传统的片面否定，它在文学的深度和多元化美学探索上远远不够。但是，这并非说它完全没有创新意义。比如它对新文学主流传统进行否定，却片面地探索和推进新文学形式的民族化发展，尽管不够完善，却对新文学传统有所补充，也客观上形成了新文学在大众文学接受上的最大成功。虽然这种成功是以丧失许多创造性特别是丰富性为前提的，但却也不能就此简单否认其价值意义。但是，许多“十七年文学”研究者对它的价值却是全盘否定。上世纪80年代曾经盛行过“十七年没有文学”等极端的说法，现在虽然没人这么明说，但实际上许多人依然持这样的观念，依然以吹毛求疵的、简单的模式或标准去生搬硬套，得出非常简单的否定结论。显然，在这种价值判断的背后，蕴含的正是极端个人化和简单化的观念和态度，是不良文学批评品格的体现。徐复观曾经批评过台湾的文学研究状况，以之来描述当前文学界对“十七年文学”的研究，同样非常恰当:“不以古人所处的时代来处理古人，不以‘识大体’的方法来处理古人，也不以自己真实的生活经验去体认古人，而常是把古人拉在现代环境中来受审判，拉在强刑逼供，在鸡蛋里找骨头的场面中来受审判，拉在并不是研究者自己真实的生活经验，而只是自己虚憍浮薄的习气中来受审判。我年来发现，有的人写文章的目的，似乎是在自己造成历史的冤狱，认为只有这样才可以抬高自己的地位。”［2］其二是历史同情和历史客观性的极度匮乏。任何历史都是复杂的，作为历史研究，需要对研究对象作设身处地的考虑，做到“了解之同情”，才可能真正深入历史，探究历史的真相。以对“十七年”作家的生存状况和价值判断为例，客观来说，在时代强烈政治化和集体化的背景下，“十七年”作家没有表现出对时代的集体反抗，也有作家迎合时代潮流，背离了文学的基本原则。与背景相类似的俄国和东欧国家比较，我们没有产生出像这些国家所产生的有勇气和独立批判精神的作家作品。对此，我们确实应该感到遗憾。然而，我们更需要的是进入历史，设身处地地进行理解性思考。这样，我们的认识才可能更客观，更贴近历史真实。比如，在思考这时期为什么没有产生具有独立性和反抗性的作品，在将“十七年”作家与俄国和东欧作家进行比较的时候，就需要进入历史中进行审视。简略地说，中国当时的文化管制比东欧和俄国更严厉，在当时的环境中，文学发表和出版受到全面限制，根本不可能有具有独立和反抗精神的作品问世。另外，我们还应该考虑到中国与欧俄不同的政治和文化环境。我以为有一点值得考虑，就是俄国和东欧国家与西方文化有着更深的文化和现实渊源(一个典型的方面是语言)，它们的创作也更容易进入西方文化，得到支持和认可。尽管环境严酷，俄国和东欧却依然能出现帕斯捷尔纳克、索尔仁尼琴这样的独立作家。而中国作家却没有这种文化关系，不具备这种可能性。即使从作家方面说，我们固然可以对作家们缺乏反抗行为的生存状态表示遗憾和进行必要的反思，但这种反思应该建立在学理基础上，建立在充分考虑个人生存状况及差异背景之上，而不是简单地、以脱离时空环境的道德优势来进行谴责和鄙视。因为很明确的一点是，在当时背景下，任何的反抗都是需要付出巨大代价的。我们没有理由要求别人去赴汤蹈火，即使在我们自己已经有了这样的行为、作出了这样的牺牲的背景下(更何况我们的研究者们自己也并没有表现出这样的壮举。他们更多只是一些隔岸观火的口头批评家或实质上的政治合谋者)，因为每个人对自己的行为有决定权，我们没有权力以道德至上者身份对别人进行如此的要求。不良批评品格的渗透，严重影响到当代文学研究的态度、方法和思想深度，也直接影响到其学科内涵和声誉。文学研究的基本内涵应该是客观性和科学性，但是，当前许多当代文学研究虽有研究之名，却无研究之实，它们对历史的认识始终停留在文学批评的感性层面，停留在简单的价值判断上，即认定它们是否有价值、是否有成就，等等，根本没有进入到更深层次的学理探究上。所谓的研究论文，往往不是在对研究对象和对方思想作全盘认识和仔细考察的对话基础上，不是对问题的有效推进，而是充满着意气之争，充满着简单和粗暴的逻辑，更充斥着挑剔、嘲弄、讽刺等不严肃的批评态度。相比于历史学、社会学等学科对“十七年”和“”时期的研究，当代文学的研究明显滞后，也明显缺乏学术内涵。当代文学的学科声誉也成为直接的受害者。在文学研究界，一直有“古代文学看不起现代文学，现代文学看不起当代文学”的说法，其原由自然是因为后者愈加缺乏学理性和客观性，难以符合学术的严谨和客观标准。应该说，就当代文学而言，这种说法在之前的环境中确实比较符合事实，也有可以理解的理由。因为一方面，当代文学的历史短暂，很难脱离文学批评，形成真正客观的学术深度和严谨的学术规范;另一方面，现实政治对当代文学的影响和限制非常严厉，对其成熟和发展构成了严重制约。但是在今天，随着政治环境的相对宽松，研究时段的延长，当代文学已经有了突破自我、建立其更高学术规范的可能。然而，从目前看，它的科学、客观和严谨性形象并未建立起来，其原因与文学批评品格的渗透和凌驾有直接关系。

当代文学研究与文学批评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特别是它们之间存在着长期的复杂历史，又共同生存于商业文化盛行的社会文化背景下，要真正建立文学研究的独立性、摆脱不良文学批评的影响，是相当有难度的。但对于当代文学研究来说，却又是不可回避的历史任务。就我个人的看法，当前当代文学研究最需要也是最基础性的要求，是对以下两个原则的坚持:其一，历史性原则。这包括两方面内容，其一是加强当代文学的史料建设。历史史料的真实和完备是学术研究严谨科学的重要前提，史料的钩沉也是一个学科学术性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一点早已经有有识之士提出，并且已经有学者在进行工作①，但我以为其中还有很大的开拓空间。因为“十七年”和“”的许多政治历史还处于遮蔽当中，许多文学当事人也已经或正在走向历史，许多历史真相亟待澄清和还原。包括80年代，距离现在也已经有了30余年的时间，许多人和事正在经历着历史化的淘洗过程，其中自然也会掺杂某些虚构和遮蔽，也同样有必要进行历史资料的建构和还原工作。例如，有学者关注和分析了目前学术界对上世纪80年代思想状况的描述和建构，认为其中存在着很多虚假和遮蔽的情况。应该说，这种情况肯定不只一例，我们在努力澄清历史的同时也可能正在建立历史的蒙蔽。［3］其二是历史意识。所谓历史意识，就是尊重历史，以历史为主体，不以个人意志图解历史、扭曲历史，其中重要的内容是历史的态度、历史的真诚和对历史负责的态度。虽然当前“新历史主义”流行，“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的解构态度成为时尚，但是，正如西方历史学者伊格尔斯所说:“我承认在一定程度上知识与权力纠缠在一起，可是我还是看到了客观性的成分。我们永远也无法按其本来面目重建真实，但我们可以趋近它。”［4］(P126)历史并不完全是人为的虚构，不是完全没有客观真实的存在。只有真正具有了历史意识，才能回到历史主体，让事实本身说话，而不是从一种政治走向另一种政治，不是简单地以“反革命”来代替“革命”，以“欲望历史”、“暴力历史”来解构和代替“革命历史”。独立的历史意识建立了，坚实的历史资料建设了，当代文学研究的历史原则就自然形成了。其二，文学和学术主体原则。关于当代文学研究的主体原则一直存在争论，很多人认为当代文学切近现实，需要承担更多的现实意义，因此，当代文学研究不能以文学为主体，而应该以现实为主体，应该强调现实功用性①。但我以为，在任何时候，文学都不是一种工具，如果为了某种目的将它当作工具，肯定会损害它的生命力，甚至会对它构成毁灭性的伤害(就像上世纪30年代初的“革命文学”)。因此，我以为，即使在文学被广泛意识形态化的当下，文学还是应该首先坚持自身的审美原则，包括当代文学研究，也应该坚持文学的自我主体原则，要与现实保持必要的距离。我一直以为，我们的文学工作者(包括研究者)如果有政治抱负和现实热情(这是非常珍贵的品质)，完全可以在文学工作之余去从事纯粹的政治、社会批评，不必要以文学作为工具来表达政治和现实情怀。那样做，社会效果会更大，文学也可以保持自己更纯粹的生存空间。在这当中，需要特别强调文学研究对文学体制的必要独立。因为一旦与文学体制有过多关联，就不可能真正坚持独立原则了。学术主体原则前面已经谈过，这里就不多赘语了。只是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对当代文学研究的学术性要求绝对不只在于形式(甚至主要不在形式。相反，过多的形式羁绊反而会制约当代文学研究的活力)，而是在于以学术为中心的基本精神，在于严谨的学术态度、更科学的学术思维、创新意识和现代研究方法等等。

这两个原则落实到当代文学研究者身上，就是应该对自己的工作进行适当的分离。他当然可以同时进行文学批评与文学研究的双重工作，但是，他应该在态度和方法上做出一定的调整，在从事批评工作时可以更多呈现锋芒和个性，但在文学研究时需要更多的客观和严谨。因为相比于文学批评，人们对文学研究的期待更高，在进入文学史的过程中，它也承担着更重要、更进一步的工作。任何意气用事、简单草率都是对学术的不负责任，对文学和历史的不负责任。当然，也需要特别指出的是，我们希望当代文学研究建立自己的独立性，强调它的历史和学术内涵，并不是将当代文学研究学究化，让其完全丧失现实的活力。正如前所述，当代文学研究与文学批评不可分割，完全拒绝文学批评的影响、与之相疏离，是不现实也不合适的行为。当代文学研究的恰当方式，是在文学研究和文学批评之间寻找到合适的度，既很好地借用文学批评，又不让文学批评的风气(特别是不良风气)进入文学研究中。既相和谐，又相促进，共同维护和发展当前的文学事业———毕竟，当代文学以“当代”为对象，不应该辜负其名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