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性内心深处心灵世界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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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梨华,一个生在大陆,离去台湾,到了美国的女作家,写过许多与“留学生文学”相关题材的作品。从五六十年代享誉文坛的《又见棕榈,又见棕榈》,到七八十年代《傅家的儿女们》、《三人行》,她的作品一直是以身居海外的留学生和学者为主要描写对象,生动地描述了他们的种种异国遭遇,包括思想与生活,婚姻与家庭,事业与追求,成功与失败等等。她尤其善于以一个女性的身份和视角刻画女性内心深处丰富而隐秘的心灵世界。她以其文笔流畅细腻,故事真实感人,雅而不俗,哀而不伤,被誉为台湾“留学生文学的鼻祖”。

於梨华的长篇小说新作《在离去与道别之间》首次在大陆的《钟山》杂志增刊2003年长篇小说专号中全文刊登,并隆重地配以了杨振宁、余英时、痖弦的撰文予以特别推荐。这部小说主要讲述的是在美国的大学校园里华人知识分子生活和事业上的人生经历,写了几对教授夫妇之间错综复杂的灵与肉的精神旅程,而重点放在了叙述两个女性知识分子(段次英与方如真)之间从相识、相交到相离的那段爱恨恩怨的人性故事,在一种异国语境下的中国形象观照中,向人们展示了一幅幅活灵活现的异国儒林肖像群式特别是女性知识分子的图景,甚而被誉为“北美版的《儒林外史》和钱钟书的《围城》”。

其实,我们不难发现,在於梨华的作品中,几乎每部都是围绕着一种异国与故土的对应关系,塑造了在异国参照下的中国整体形象,表达的是一代人辛酸而难以摆脱的关于故国的思想历程。从《又见棕榈,又见棕榈》中留美博士牟天磊眼里“祖国变成了一个抽象的、想起来的时候心里充满了哀伤又欢喜的乡思的一种凌空的梦境”之“无根的一代”,到《傅家的儿女们》中李泰拓“要回祖国去做事”之“寻根的一代”,再到现在她的新作《在离去与道别之间》李若愚“四处寻找说话的人,湖南人”,方如真回到祖国在天安门前“趁人不注意,拿出一张纸巾悄拭了眼里突然涌现的眼泪”和一口忘不了的上海话演变成的“归根的一代”,那剪不断理还乱的浓浓乡愁,这些表现可以说是与作家的童年生活经历密不可分的。

关于海外文学中对“中国”的叙说,如果依据费勇先生的划分,分别是乡土中国、现实中国、文化或美学中国,於梨华小说中的中国形象首先应该是一种“乡土中国”。知识分子的乡土情怀,饱含着小说主人公对故土的童年记忆,被放逐后对隐性家园的迷惘、寻找和归依的完整思想过程。其次,是对那种种“中国烙印”的集体无意识记忆与抒写。如果我们忽略了纽约曼哈顿的摩天大楼,宽松的公寓,金发碧眼的外国人,浓郁的纯正咖啡香味,我们读到的就是典型中式的家居布置,典型的中国家庭教养,伦理道德,婚姻方式,人情交往,段次英可口的中国烹饪美味,汪疆的纯正北京腔和京剧,方如真的上海话等等,一切都打上了文化符号的印记。

在这种中国整体形象的观照下,小说中充溢着典型的“乡土中国特色”,从整体投射到个人,还有那浓浓的人情世故,精打细算的人际较量和人与人的交往手段,甚至于中国人之间的互相排挤。记得於梨华曾经说过自己的一段童年记忆,在流浪中“我看到了真正的不以金钱衡量的朋友的真挚情感,和在危难中损人利己的人。等到一家人像叫花子一样,到了嘉陵江畔的重庆时,我虽然只有十四五岁,却已拥有一双锐利的眼睛,能观察、分析和辨别被世俗装饰起来的真伪了”。毫无疑问,这段难以忘怀的记忆,已经深深地烙印在作家的创作之中了。作家用她锐利的眼在高处俯视着这抹不去的“中国印记式”的人性,这一点在小说《在离去与道别之间》里体现得极为明显。小说细腻而生动地刻画了在知识分子的背景下人与人之间的各种世俗关系,其中包含了对女性与男性,灵魂与肉体,爱情、友情与亲情,学格与人格等诸多问题的深刻拷问,它在某种程度上也赋予了文本上升到对人性特别是对女性不可逃避的终极悲剧命运的追溯。

“人是一座圣殿,人也是一间秽所。人的烛火般微弱的精神之光,就在这两者之间徘徊。”这就是人性的悖论。英国著名作家D.H.劳伦斯认为,人与人的基本关系就是男人与女人的关系。对于小说中的方如真或段次英而言,她们在男性与女性的关系中似乎更是一场悲剧,古典化的中国女人式的悲剧。先看看段次英与男性的交往历程。段是个美貌而好强的女性代表,初恋的情人夏雨人是学生会主席,两人可谓是郎才女貌。但夏是个共产党员,不久便被捕失踪,失落之余,她靠一个特别偏好貌美女学生的天主教牧师的协助出了国。好不容易找了个一流大学的教师,不料却是大男子主义,霸气得很,得过且过生活了几十年,生了个女儿。离婚,又和著名学者黄立言结婚,却也是吵吵闹闹地过着。与尚必宏、墨院长之类的男性接触,也是总想着施展女性魅力,关系暧昧,竭力依附于男权。总体来说,她在与男性的交往中表面上是风风光光的,但实际上却是一个失败的悲剧角色,结局是既失去了教职,婚姻也再度破裂。而方如真,一个极有吸引力的,有生命力的,充满女性娇小柔媚的东方女性代表。她忍让顺从,但也敢恨敢爱,由于父母的反对,被迫与学戏剧的男朋友分开,负气找了李若愚,“过着不算十分满意的生活但也不是十分不满意的生活”。因为生活在不健全的婚姻里,她一度与尚必宏的关系很暧昧,但为了子女而忍辱生活着。当她碰上了柯玛校长,第一次感受到异性的愉悦时,却受到中国传统伦理观的压抑,在战战兢兢的偷情日子中,内心充满了痛苦、喜悦、悔恨等复杂而矛盾的感情,最终还是被李若愚发觉,走进了婚姻的死胡同,不知何去何从。她与尚必宏的交往也是暧暧昧昧的,而在与黄立言的交往中,黄对她更是隐秘的调戏。方如真总是处在一种男权干预下的尴尬地位。男人与女人的关系归根到底是灵与肉的关系,肉是一种生理需求,灵是一种精神依托,两者的水乳交融才是通往幸福的光明之路。但在对于异性灵与肉的追求中,婚后的段次英与黄立言是“貌合神离”,黄立言只不过是段次英追求事业与权力的利用工具,在只有肉体欢娱而没有精神和谐的情况下,最后还是导致了段次英的再一次离婚。而尽管婚外的方如真与柯玛校长相恋是“貌离神合”,却只能在以亲子为轴心的中国传统家庭关系下维持自己与李若愚“貌合神离”的婚姻,尽管最后方如真搬出了与李若愚婚姻的小屋,却是一种没有结局的等待,在爱情、友情与亲情的破碎中最终无处可逃。通过两个女主人公与男性交往的历程,可以看出中国传统道德特别是男权主义处于一种强势地位,而女性的空间则一直是处于劣势。

异性交往如此,在女性与女性的交往中也不过如此。段与方的交往历程是全篇小说的主线。从小说的开始起,作家就运用了《红楼梦》中王熙凤“人未到笑先闻”式的写法,着力写段次英如何精心准备宴席,铺垫了方如真的出场,从中也可看出段次英的良苦用心——为了达到与方交往并利用的目的。交往之后,从对方如真的权力支使与初试成功后的得意洋洋,到中国之行的猜疑妒忌,回校后的排斥打击,没有想到对朋友机关算尽,吃了亏的却是自己。而方如真对待自己的好朋友段次英,也是由当初的信任、忠诚,到后来的挑剔和支使,导致不满与愤怒的爆发,最后走向反抗,选择没有道别的离去。两个中国女人的友谊,两个女人的交往,始终被一种中国宿命式的悲剧氛围笼罩着,并以散场落幕而收尾。总体而言,从小说中可以看出来,女性的命运一直是一种在悲剧中的找寻过程。

任生明在《西方现代悲剧论稿》中说过,当代悲剧分为社会悲剧和精神悲剧。社会悲剧,就个人的身份、价值、尊严而言,其向度是朝外的,指向他人和社会,旨在获得接受和认同。精神悲剧,精神失落或非人化,其向度是朝内的,指向人自我,涉及自主和自我确定。小说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美国社会华人知识分子的真实境地,他们为了获得社会的认同,对自我价值的肯定,就必须获得美国大学体制下的永久聘书,而东亚系只不过是个不被重视的小系种,有华人与华人之问的竞争,还有非华人汉学家与华人的竞争。段次英在这种不合理的体制下极尽其能,从信义大学到柏斯大学,不惜以肉体和美食换取黄立言的欢心,以吹捧阿谀换取院长、校长们的赞扬,但最终失败了,她本想在得过且过的婚姻中努力发展自己事业的梦想也破灭了。在学格与人格的双重悲剧下,她的失败是必然的。反之,方如真虽然是半个学术职业者,但她也还是逃离不了知识分子之间的挤压,更逃离不了中国传统的相夫教子的道德伦理观念,在自己一次又一次的软弱屈从中,以一种传统儒家“和为贵”的性格姿态一次又一次地想和段次英和好如初,却无法躲避段次英的咄咄逼人,只好相弃相离。而她陷入与柯玛校长的婚外恋,与中国传统的婚姻价值观激烈冲突,最后还是夫离子散。她登上了欲望的方舟,却迷失了自己的方向。从这个角度而言,她无疑也是悲剧的一种。也许,如同陈世旭在小说《世纪神话》中所写的那样:“人是什么东西?或许更多的只是一种过渡,是世俗和精神之间的一座狭窄而危险的桥梁。走向精神,是最内在的命运所驱使的;陷于世俗,则是最实在的欲望所束缚的。人就是在这两者之间想入非非却又战战兢兢地摇摆。”

《在离去与道别之间》描写的是文化人的生活境地和精神状态,在此参照下,小说所揭示的社会价值与精神价值的非统一性,人性中的冲突与悖论,以及深刻的悲剧意识,具有了深刻的现实意义。虽然作品的整体基调并不悲观,而是留有余味,发人深思。与《围城》侧重于婚姻寓言,《废都》享乐主义的颓废寓言,《桃李》经济社会转型时期的校园寓言有所不同,小说紧紧围绕着两个女性知识分子之间从相识、相交到相离的爱恨恩怨的整个过程,叙述了女性知识分子在友谊、婚姻、家庭、爱情、事业观上的生存危机,它更多的是把视角关注投向女性知识分子,可以说是一部关于女性知识分子的寓言。总体来说,小说成功地塑造了一个美丽能干但过于好强且凶悍猜疑的“女斗士”和一个极有吸引力和生命力的、娇小柔媚的东方女性,两类极具代表性意义的女性形象,从全球华人意义而言,丰富了女性形象画廊中女性知识分子的形象,构成了一个新的探讨话题。此外,於梨华的《在离去与道别之间》在给予了异国一种“中国形象”的同时,也为我们提供了打量外面的世界,反观自身进行思考的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