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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对建设有中国特色的文学理论的研究在学术界受到越来越广泛的重视,发表了一系列卓有见地的文章和著作,为建设特色理论打下了一定基础,值得总结。本文特对此作一综述。
一、对建设有中国特色的文学理论的研究
这一课题是在上世纪50年代提出的。当时应杰、安伦针对当时的文学理论状况指出:“近几年来,有许多人用教条主义的方式去学习苏联的文学理论,而不顾中国过去和现在的实际”,因此不能成为“中国的花朵”。在此基础上,周扬于1958年在一次讲话中第一次正式提出“建立中国自己的马克思主义的文艺理论和批评”的命题。这对于克服当时来自于前苏联的教条主义影响,推动马克思主义理论同中国文艺实践相结合,起到了积极的建设性作用。但在此以后的相当长的一段时间,由于时代的原因,没有取得应有的积极成果。
进人80年代以后虽然掀起了文学理论研究热潮,但对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的研究只是进人重新探路阶段,也取得了一定成果,但只是初步的。到90年代尤其是最近几年在此方面的研究有了长足的发展。有的从宏观上进行研究,有的则从微观方面展开研究。这方面的著作主要有董学文的《谈谈“中国特色”x(1991),《关于有中国特色马克思主义文艺学理论研究的几个问题》(1996)、蒋孔阳《建设有中国特色的文艺理论》(1995)、曾宪文《对建设有中国特色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几个问题的思考》(1996)、杜书浪、毛锋《东方诗学与东方批评:关于建设有中国特色文艺学的对话》(1996)、钱中文《建设有中国特色的当代文论》(1997),董馨的《概念与范畴:建设中国特色文艺理论大厦的理论基石》(1997)、张海明的《古代文论和现代文论—关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文艺学的思考》(1998)、萧君和的《有中国特色马克思主义文艺学论纲》(1999)、李金松《文学理论要中国化》(1999)、傅腾霄的《努力建设有中国特色的文艺学》(2000)、顾凤威的《关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文论的思考》(2000)、周忠厚的《关于建构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文艺学新体系》等等。其中周忠厚一文提出建构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文艺学新体系的中心范畴问题,认为不应以“形象”为中心范畴,而应以“审美情感”为中心范畴。并从文艺理论史和理论本身作了考察,他认为,第一,审美情感是文艺作品的本质特征所在;第二,作为特殊生产的艺术生产,要“使情成体”,是一种为审美情感建造物质外壳的实践活动;第三,文艺作品的分类原则也主要是以审美情感的状态来确定的;第四,文艺作品传达的是文艺家的审美情感,文艺欣赏者接受的也是文艺家的审美情感。这为建构体系找到了坚实有力的出发点。萧君和一文,则从宏观上进行了系统深人地研究,把命题分成:(一)有中国特色马克思主义文艺学的逻辑基础,其中包括理论指导、价值取向、理论特点和哲学基础四方面;(二)有中国特色马克思主义文艺学的逻辑支柱,其中包括主体理论、学科特质、建构原则、逻辑起点和学科形态五方面;(三)有中国特色马克思主义文艺学的逻辑体系,这一体系包括绪论和十二章五十三节的具体内容。可看出它在体系上的丰富性、严谨性和开创性,值得我们深人学习和发展。从总的研究路径来看,陈骏涛认为共形成了三个分支:一是马克思主义文论寻求“当代形态”;二是中国古代文论实行“现代转换”;三是西方现代文论“中国化”。从时间上说,对有中国特色的文学理论的研究,从提出至今已有50年多年的历史了。而今天我们之所以对之投以钟情的一瞥,倾大力加以研究,实在是由于我们的文学理论在世界文学理论舞台上没有多少自己的声音这一尴尬境地逼迫所致,实在是我们的文学理论需要重新整合和发展所致,实在是崇高的历史责任感的深切召唤而情不能已所致。
我们说要建设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那么,什么是中国特色呢?目前学界仍有不同的理解。有的强调“民族性”,有的强调“社会主义”性、“马克思主义”性,也有的强调两者的结合。汤学智认为,所谓中国特色,归根到底,就是指由中国学者所创建的具有独立品格的理论系统,关键是要有属于自己的声音。这种理论应该具有原创性、体系性和普适性。这种认识具有一定的启迪意义。
董馨在《概念与范畴:建设中国特色文艺理论大厦的基石》一文中则认为:对中国特色要有高瞻远瞩的理解,应该把中国特色理解为历时态的概念,蒋孔阳先生曾说“对‘中国特色’不要作狭隘的理解,也不要作固定的理解,而要着眼于是否有利于中华民族的发展。”就是说,随着人类历史的前行和中国社会的进步,不同的时期应给中国特色添换增改不同的发展了的内容。
董学文指出:“文艺理论的‘中国特色’不等于文艺理论的‘民族化’概念。‘中国特色’应该包括比‘民族化’更深广的内涵。把‘中国特色’仅仅归结为‘民族化’,这种理解是偏狭的。”周可认为,中国特色应该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这种理论的民族特色,二是作为发展有“中国特色”的文艺理论的价值取向的社会主义的文艺的根本属性与基本精神,而且后者更为重要。因此,“所谓有‘中国特色’主要应指那种为当代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服务,符合亿万群众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共同心愿和共同理想,并符合社会主义文学根本审美要求的理论品质。”总的来说,所谓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应该是“一种有很高理论科学规范、标准、品格的,既体现出我们中华民族在文艺理论建设上的民族特色、民族独创性、民族精神、民族传统,又融会了我们乃至全人类文艺论最新科学成果和水平的成熟的文艺理论形态或体系”。
傅腾霄在《面向廿一世纪的马克思主义文艺学》中认为,对于中国特色须着重考虑如下三个问题:首先,应扎根于深厚的中国文化传统之中。其次,要对中国传统文论进行深人剖析,对其精髓部分,不仅需要理解,而且应当活用。再次,要具有民族特色。
童庆炳对此进一步认为:一,必须以中国特有的历史文化和现实经验作为土壤去培植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使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能够同中国的生动的实际相结合。离开中国的历史和现实的特点和实际来谈文学理论建设,必然会使国际性的内容和-民族性的形式相割裂,经验证明,这是无法完成真正的理论建设的。……第二,必须吸收中国传统的文学理论遗产,寻求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与中国文学理论的结合点。……应该看到,中国不仅有灿烂辉煌的古典文学,而且,中国古典文论、诗论、词论、小说论、戏剧论等也是世界文学理论史上的瑰宝,其中有许多观念、范畴都达到对文学普遍规律的深刻揭示,是很有价值的”
如此等等,所有这些认识,都具有积极的理论指导价值。
三、根据学术界的研究情况
对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的文学理论的内涵认识主要包括:(1)必须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同时又是贯穿马列文论精髓的;(2)必须是具有民族特色的,也即是把中国古代文论的精华有机地与中国文学实际相结合,能够深刻体现民族精神的,同时,又能融合西方文论精华,并使之中国化的;(3)是具有创新精神的,具有当代性的。对于具有以上三方面内容并使之有机统一而形成的文学理论,就是有中国特色的文学理论。
下面我们就按照以上三方面进行逐一分述,以见出研究面貌。
(一)有中国特色的文学理论首先是马克思主义
为什么这样说呢?萧君和在他的《有中国特色马克思主义文艺学论纲》一文中说,之所以要以马克思主义的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作指导,是因为只有以马克思主义的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亦即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作指导,才能更好地解决种种问题,完成种种研究任务。具体说就是:第一,只有用辩证唯物主义的本体论作指导,才能解决文学本源到底是什么的问题;第二,只有用唯物辩证法作指导才能科学地有效地解决文学研究、文学创作中各种令人困惑的问题;第三,只有用历史唯物主义的原理作指导,才能看到不同历史时代不同国家民族的文学性质和发展方向,明确文学在特定的历史时代、国家民族中的职责。
在此方面,童庆炳也认为,中国当代的文学理论建设必须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这里包含两层意思:首先,以马克思主义作为指导思想,就是要以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作为指导。他们所确立的世界观和所使用的方法—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是经过科学检验的,这是永远不会过时的。我们可以而且应该用马克思主义提供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去考察新情况,回答新问题,作出新结论。其次,必须以马克思、恩格斯所创立的,由列宁、丰富、发展了的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为指导。坚持那些已被长期的文学实践所检验过的基本原理、原则,毫不动摇地贯彻到对各种文学问题的考察研究中去。
当然,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是一个辩证与开放的体系,既要坚持,又要发展。必须在坚持中发展,在发展中坚持。在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同时,如何创造性地发展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呢?许明在他的《美的认识结构》中说,首先要“重读马克思”。所谓重读,就是要恢复过去长期被误读和“弱化”了的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性”,“价值立场”,“人的解放”等重要内容,重新以“人.”为核心,张扬那些与人道主义等相联系的价值资源,以回应现实中的重大问题和危机。其次,要关注现实。因为理论发展的契机,最终是要到现实中去寻找的,它的独特内涵,应该来自时代的深处,来自文化传统的深处,来自人性的深处,研究者只有融进这个现实之中去方能真实有效地发现问题,提出问题,回答问题。第三,要有明确的理论目标。在环视世界理论思潮走向的基础上,中国文论建设要“重返意识形态”(当然是开放的意识形态),要“建设新的人文精神”,即“以发展的开放的马克思主义为核心的价值观、方法论、社会观所构成的新的意识形态建构”,从而使文学更好地担负起帮助民族实现“人格重建”这个时代主题。这样的思考是具有启迪意义的。
(二)有中国特色的文学理论应是具有民族特色
针对我们的文艺学始终没有走出“西学为体”的误区,张少康在《走历史发展必由之路—以古代文论为母体建设当代文艺学》一文中说:“吸取西方文论和美学的科学内容,不是用它来代替我们的文论和美学,而是为了丰富和发展我们民族的文论和传统,建设适合于我们时代需要的有中国特色的文论和美学。这种认识是深刻的,它道出了我们时下文学理论在根本实质上的歪斜,那就是用西方文论代替了我们的文论,使我们自己丢失了。
在此方面,萧君和认为,民族特点是中国特色的核心,如果缺少民族特点这个核心,中国特色就不成其为中国特色。那么,什么是文艺学领域的中华民族特点?承传了几千年的写意传统、意境理论就是文艺学领域中的主要的中华民族特点。如果在马克思主义文艺学的建构中,让写意传统、意境创作取向、意境理论与同样承传了几千年的在马克思恩格斯文艺论著那里进到了发展高峰的西方写实传统、典型创造取向、典型理论平起平坐,并自然地揉在一起,就会在中国特色的追求上前进一大步。
那么,如何具体实现民族特色呢?
一个普遍的意见就是要寻求中国传统文论的“现代转换”。汤学智认为这种转换,与对古代文论的一般研究不同,它是以这类研究为前提,谋求其与现代文论的“接轨”;也不是仅仅将个别古代文论的概念范畴移接到现代文论的系统上,而是要在对古代,文论根本精神特征深人把握的基础上,将其生命内能激活,进行创造性转化,使之自然地与现代文论融和,形成独具特色的新体系。
对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张海明认为它包括两个基本环节:一是以现代意识为参照系对古代文论的价值重新评估,指出其中仍具理论活力的部分;二是对之作现代阐释,使之得以和现代文论沟通。在此基础上建立起特色理论的新体系。
杨星映则提出把古代文论范畴融人当代文艺学的思想。如何融入呢?一是直接借用,二是间接融入。直接借用即成为某些章节、层次的题目和核心内容,成为体系结构中的某些链条与环节。间接融入则是作为思维的方法与论证的材料,与体系中原有的观点、材料相结合。直接借用古代文论范畴作为章节、层次的题目和核心内容,有意象、意境、情志、顿悟等。间接融入,一是借鉴古代文论范畴的内涵,并按照今天的需要加以改造,例如讲风格,注重描述文体和作家风格的特点,讲鉴赏的心理特征,注重体味等等;二是将古文论范畴与西方文论、中国当代文论范畴的内涵有机地融合在一起,例如分析文学作品本文的多层次结构,既可运用西方的观点,又可以中国古代文论的范畴来说明,将其分为“言”、“象”、“意”三个层面。所有这些,都是可取的。
(三)有中国特色的文学理论应是具有创新精神和当代性
孙绍振、陈良运、南帆在《重建文学理论是时候了》一文中说:“毫无疑问,光凭中国古代和西方引进的文学理论资源,建设中国当代文学理论体系是不够的,这需要一个转化过程。这种转化包含了双重任务:创造性的转换和转换的创造性。纯粹从理论到理论的转化,固然不可一概否定,但是理论的转化、逻辑的演绎,任何时候都需要阅读经验的支撑,二者之间如果不取得‘一定的平衡,就可能变成教条主义…’...我们的任务是:除了在逻辑上对其加以丰富使其更加自洽以外,就是要以我们的经验为基础,对其加以修正、衍生、改造,甚至颠覆,没有这样一种气魄和精神,中国当代文学理论的建构就可能缺乏必要的创造性。
所以,我们今天所要建立的有中国特色的文学理论应该是具有创新精神的。如何创新呢?敏泽在《综合创造论与我国文化与美学及文论的未来走向问题》一文中说:“未来的历史发展,必将表明:在世界范围内,新的称得上科学的美学创造,只有走综合创造的道路,只有综合世界文化巨人伟大的文化和美学的历史经验,才有可能建立科学的美学体系,也才不至于囿于一隅之见。”他进一步说:“所谓‘综合’,就是不能够根据某一家、某一派的理论来构造自己的理论体系,而应该是博采众长,兼融百家,共冶一炉,熔而铸之。所谓‘创造’,即‘照搬’、‘效擎’、‘模仿’之反,意在博采众说中的合理部分,经过辩证地分析、鉴别,进行一种再创造。‘综合’的目的,并非仅仅出于兼收并蓄,而意在‘创造’,而要创造出适应文化大交流时代的美学和文学艺术理论,就必须‘综合’,即博采各家之长而弃其短。”
在理论创新方面,近几年结出了丰硕的果实,一大批学人作出了自己的贡献,为有中国特色的文学理论的建设和发展打下了坚实基础。在当代性方面,也就是文学理论要体现时代精神。童庆炳认为要从三个方面来理解,即:第一,必须在研究中国当代文学发展情况的基础上,概括当代社会主义文学实践的新经验,回答当代社会主义文学运动提出的新问题。第二,必须面对20世纪西方文论的挑战。所谓面对挑战,并不是对挑战者加以全盘否定,其中也可以包括对挑战者所拥有的东西加以革命性的改造、吸收。第三,随着科学的发展,20世纪出现了许多新的学科,诸如社会学、心理学、符号学、系统论、控制论、信息论等等,这些新兴的学科,作为理论都可以转化为方法,用以研究文学现象,从而创造出理论的分支,这样才能把文学理论提高到当代科学的水平上来。从总的方面说,目前的研究是充分注意了当代性的,这已经成了一种宗教,已成共识。
从以上综述中我们可以看出,有中国特色的文学理论研究已经出现了宏观与微观互相推进、局部与系统共同发展的局面,在我们的眼前已经展现出一条美好坦途。只要我们矢志不移地坚持正确的研究方向,不断把研究推向深人发展的科学轨道,有中国特色的文学理论就一定能够建立起来,就一定能够在世界文学理论舞台上发出自己强劲有力的独特声音,为世界文学理论的发展作出历史性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