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观价值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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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中国北方民族王朝文学的研究的意义，不只是针对特殊时代、特定区域文学研究的盲点和弱点，有填补空白的作用，而且更重要的是它将有力地推进我们对中国文学和中国文化的整体性的认识，推进对这种整体性的构成和形成的认识。因为对北方民族政权下的文学研究，牵涉着两千多年以来的中华文明发展的一个关键的命题，即游牧文明与农业文明的冲突、互补和融合，并在不同的历史阶段和历史台阶上重新构建博大精深、与时共进的多元一体的中华文明的总体结构。长城内外，远至大漠以北，黄河上下，远至关陇西域，也就是我们所讲的中国北方，是这两种文明冲突融合的大战场、大舞台，表演过许多王朝兴亡、民族重组的历史悲壮剧。在农业民族和游牧民族竞争交往的巨大历史语境中的北方文学，深刻地影响着整个中国文学的存在形态、生命气质和历史命运。这里说的“北方文学”，特指北方民族政权下的文化和文学，尤其是它的北方部分。概略地说来，这种特定含义下的北方文学对整个中国文学的作用和功能，起码可以概括成四个方面：1、它拓展了和重构了中国文学的总体结构；2、它丰富和改善了中国文学的内在特质；3、它改变了和引导了中国文学的发展轨迹；4、它参与了和营造了中国文学的时代风气。

我曾经提出过一种文学和文化的理论，叫做“边缘活力说”。鉴于长期对中国文化进展的考察，我深切地感受到，当中原的正统文化在精密的建构中趋于模式化，甚至僵化的时候，存在于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的边缘文化就对之发起新的挑战，注入一种为教条模式难以约束的原始活力和新鲜思维，使整个文明在新的历史台阶上实现新的重组和融合。可以这样说，中华文明之所以具有世界上第一流的原创能力、兼融能力和经历数千年不堕不断的生命力，一方面是由于中原文化在领先进行精深创造的过程中，保持着巨大的引吸力和凝聚力，另一方面是丰富的边缘文化在各自的生存环境中保存着、吸收着、转运着多姿多彩的激情、野性和灵气，这两个方面的综合，使中华文明成为一潭活水，一条奔流不息的江河，一个波澜壮阔的沧海。

而我们要在这里研讨的中国北方文学，就是中原文学与边缘文学碰撞融合的极好范例，是游牧文明与农业文明冲突、互补、重组、升华而得到的审美结晶体。

在讨论中国古代北方文学的物质形态，以及对整个中国文学的四大功能和作用之前，我们先来分析一项关于一般意义上的南北文学的材料，然后再看北方民族政权下的北方文学，也许是必要的。

据1981年上海辞书出版社《辞海•文学分册》统计：从公元前770年——公元1911年中，收入辞海的文学作家761人，其中南方作家476人，北方作家272人。如果把中国文学史分成两截，两汉、魏晋、南北朝、隋唐这一千多年，北方作家181人，南方作家103人。也就是说这千年间文学的中心在北方的中原地区，河南省入典的人数在两汉、魏晋、隋唐几代，均成全国第一，南北朝时期居第一的是山东。这里值得注意的是由于南北分裂时期的永嘉衣冠南渡，许多祖籍在北方的作家，比如河南的谢氏家族的子弟，如谢灵运、谢惠连、谢庄、谢tiǎo＠①等等，文学活动主要在南朝，已显示文学中心南移的趋势。到了隋唐五代，南方的浙江、江苏，入典的作家人数已接近、甚至超过北方的河南、河北、山西、陕西等文化大省。

宋代，即宋、辽、金对峙的时代是中国文学史上的一大转折时期。在宋、辽、金、元、明、清这一千多年间，入典的作家一直是浙江、江苏两省为最多，其次在文风转移中，江西、福建、安徽、广东诸省，依次引人注目。在宋以后的这一千年间，南方作家著录369人，为北方著录的80人的4倍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