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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记忆中的浪漫爱
在中国,现代浪漫爱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产物,五四新文化运动不仅改变了中国人对社会政治发展的一般见解,同时也改变了中国人对男女感情的看法。基于三从四德、男婚女嫁的中国传统男女情爱是以实用主义考虑为基础的,与其说它注重男女感情的相契相合,不如说它更注重男女在婚姻关系中的道德义务、生活责任。而现代浪漫爱则不是如此,它以男女感情的无限契合为目标,追求爱与欲的双重高峰体验,生活责任和道德义务反在其次,有的时候这种爱甚至不以结婚为目标。
传统中国不讲浪漫爱。《诗经》时代基于人类早期质朴情欲而产生的美妙诗歌,渗透着自然主义情欲内容,但这不是浪漫爱,正如,马林诺夫斯基在研究了南太平洋中的特罗布里恩德岛民社会之后所说的:"原始社会,巫术是无数信仰和活动的基础……在所有与爱情有关的事物中,它是至关重要的。"1那些如今看起来非常美妙的诗歌在当时可能是部落民为加强自己的性征服力而创作的巫术咒语,叶舒宪在《〈诗经〉的文化阐释》2中从"美巫术比喻"、"采摘性巫术"等角度分析,认为《诗经》中爱情诗发源于"情咒",并非全无道理。封建时代,中国社会更是不存在浪漫爱的土壤,"游园惊春"、"花园相会"不过是文人"金镑提名时、洞房花烛夜"式世俗幻想的序幕,《金萍梅》写的是男人的性而不是男女双方的情,《水浒传》中只有一种感情那就是男人之间的"义",而没有男女之间的"爱"。当然,中国古代社会文人们也不吝啬于一个"情"字,但是,这情到底是何物呢?晚清作家吴趼人的观点很有代表性,在《恨海》第一回中,他对"情"字有一个议论:
忠孝大节,无不是从情字生出来的。至于那儿女之情,未免把这个情字看得太轻了。并且有许多小说不是在那里写作情,是在那里写魔,写了魔还要说是在写情,真是笔端罪过。
由此可见,传统文人的心中,"情"不过是忠孝大节而已,真正的男女情爱常常是被看成"魔"的。但是五四以后这种情况彻底不同了。"五四"新文化运动带来了浪漫爱的时代。郁达夫在《沉沦》中直接喊出了一代五四作家的心声:
"知识我也不要,名誉我也不要,我只要一个能安慰我体谅我的心,一副白热的心肠!从这一副心肠里生出来的同情!
从同情生出来的爱情!
我所要求的就是爱情!"
"五四"作家特别钟爱爱情题材。《小说月报》18卷8号登载署名郎损的文章《评四五六月的创作》,该文统计当年四五六月小说计120余篇,在题材分野上,"属于男女恋爱关系的,最多,共得70余篇,"一般社会生活(小市民)生活共约20篇(但是写到一般社会生活的20篇,实际上依然是将恋爱当做中心),描写家庭生活的9篇(实际也是在描写男女关系),这样恋爱小说占了小说总数的百分之九十八,由此,作者得出结论认为"他们(作家)最感兴趣的还是恋爱"。"五四"文学中爱情题材之风靡很好理解。苏冰指出:"(中国)现代文学的确脱离了旧的轨道,开辟出一条新的路径。路径入口处竖立着路标──浪漫爱","新文学的前面20年堪称是中国的浪漫爱主题的文学的黄金时代。有如此多的作者涉足这个领域,使这个主题文学成为新文学最有影响也最有生命力的几大主题之一。"3
中国文学史上"五四"作家对爱情的描写是破天荒的,他们对浪漫炽情的热衷也是破天荒的,其中的浪漫爱意味不言而谕。胡怀琛《第一次的恋爱》和吴江冷的《半小时的痴》均以调侃的口吻讲述理性主义者突然间一见钟情地陷入对女子的痴迷之中"情感之潮的涌发冲垮了理智的脆弱之坝",嘲讽了理性主义的虚弱,肯定了情感的伟大。对此冯沅君的《旅行》中的一段话很能够说明:
"可是我们又觉得很骄傲,我们不客气地以全车中最尊贵的人自命。他们那些人不尽是举止粗野,毫不文雅,其中也有很阔气的,而他们所以仆仆风尘的目的是要完成他们名利的使命,我们的目的却是要完成爱的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