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化时代文学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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雅克·德里达在他的著作《明信片》这本书中,借其主人公之口,写了下面这段耸人听闻的话:

“……在特定的电信技术王国中(从这个意义上说,政治影响倒在其次),整个的所谓文学的时代(即使不是全部)将不复存在。哲学、精神分析学都在劫难逃,甚至连情书也不能幸免……

在这里,我又遇见了那位上星期六跟我一起喝咖啡的美国学生,她正在考虑论文选题的事情(比较文学专业)。我建议她选择二十世纪(及其之外的)文学作品中关于电话的话题,例如,从普鲁斯特作品中的接线小姐,或者美国接线生的形象入手,然后再探讨电话这一最发达的远距离传送工具对一息尚存的文学的影响。我还向她谈起了微处理机和电脑终端等话题,她似乎有点儿不大高兴。她告诉我,她仍然喜欢文学(我也是,我回答说)。很想知道她说这句话的涵义。”①

以上引用的德里达或者他的作品主人公在《明信片》中说的这段话实在是骇人听闻,至少对爱好文学的人是这样,比如像我,以及在文中与主人公对话、正在寻找论文选题并且有点儿不高兴的美国比较文学专业的研究生。这位主人公的话在我心中激起了强烈的反响,有焦虑、有疑惑,也有担心、有愤慨,隐隐地或许还有一种渴望,想看一看生活在没有了文学、情书、哲学、精神分析这些最主要的人文学科的世界里,将会是什么样子。无异于生活在世界的末日!德里达在《明信片》中写的这段话在大部分读者心目中可能都会引起强烈的疑虑,甚至是鄙夷。多么荒唐的想法啊!我们强烈地、发自本能地反对德里达以这样随意、唐突的方式说出这番话,尽管这已经是不言自明的事实。在最主要的信息保留和传播媒介身上发生的这种表面的、机械的、偶然的变化,说得准确点儿,就是从手抄稿、印刷本到数码文化的变化,怎么会导致文学、哲学、精神分析学、情书——这些在任何一个文明社会里都非常普遍的事物——的终结呢?它们一定会历经电信时代的种种变迁而继续存在?(问号为作者所用—译注)当然,我可以通过电子邮件写情书!当然,我可以在连接着因特网的电脑上创作并发送文学、哲学作品,甚至是情书,就如同我以前用手写、打字机、或者印刷出来的书来完成这些事情一样。但是,精神分析学这门原本依赖面对面的谈话(interlocution,被称为“谈话疗法”)的学科怎么可以束缚在印刷机的控制之下,并进而迫于数码文化的转向而走向终结呢?

德里达这些唐突甚至有点儿近乎放肆的话在我心中产生了强烈的反感,正如那个研究生在听到德里达这样古怪的建议后心里涌起的想法。顺便提一下,阿维塔尔·罗奈尔对德里达这个建议却另有一番理解,而且,毫无疑问,她没有把它当作德里达对正面提问的回答。电话中的普鲁斯特和德里达的《明信片》都出现在了罗奈尔的名作《电话簿》中,并以自己的方式预言了新一轮电信时代的到来。劳伦斯·里克尔斯像弗里德里希·基特勒一样,也早就在现代文学、精神分析和文化中概括然而鲜明地提到了电话②。

然而,德里达就是这样断言的:“电信时代”的变化不仅仅是改变,而且会确定无疑地导致文学、哲学、精神分析学,甚至情书的终结。他说了一句斩钉截铁的话:“再也不要写什么情书了!”可是,这怎么可能呢?不管怎么说,德里达这些话——不管是他(或者《明信片》中的主人公)跟那位研究生的,还是你我在那本书中读到的——在我们的心中都激起了强烈的恐惧、焦虑、反感、疑惑,还有隐隐的渴望,这些话是“恰如其分”的施为性话语(“felicitous”performativeutterance)。他们实践着他们的箴言而间接地带来了文学、情书等等的终结,正如德里达在最近一次研讨会上所讲的,说“我爱你”这句话,不仅仅会在说话者心中产生爱的波澜,而且还会在听话者心中产生信念和爱的涟漪。

尽管德里达对文学爱好有加,但是他的著作,像《丧钟》(Glas)和《明信片》,的确加速了文学的终结,关于这一点,我们已经从特定的历史时期和文化中(比如欧美国家过去200年或者250年的历史文化)得知。在西方,文学这个概念不可避免地要与笛卡尔的自我观念、印刷技术、西方式的民主和民族独立国家概念,以及在这些民主框架下言论自由的权利联系在一起。从这个意义上说,“文学”只是最近的事情,开始于17世纪末、18世纪初的西欧。它可能会走向终结,但这绝对不会是文明的终结。事实上,如果德里达是对的(而且我相信他是对的),那么,新的电信时代正在通过改变文学存在的前提和共生因素(concomitants)而把它引向终结。

德里达在《明信片》这本书中表述的一个主要观点就是:新的电信时代的重要特点就是要打破过去在印刷文化时代占据统治地位的内心与外部世界之间的二分法(inside/outsidedichotomies)。在书中,作者采用在某种程度上已经过时的形式对这个新时代进行了讽喻性的描写,即不仅引述主人公与其所爱(一位或者多位)进行的大量电话谈话,而且还利用正在迅速消逝的手写、印刷以及邮寄体系这些旧时尚的残余:明信片。明信片代表而且预示着新的电信时代的公开性和开放性(publicityandopenness),任何人都可以阅读,正如今天的电子邮件不可能封缄,所以也不可能属于个人。如果它们正好落在我的眼皮底下,如德里达在《明信片》和他令人欣羡的散文《心灵感应》③中展示的明信片和信件,我就会使自己成为那个接收者,或者,我被奇妙地变成了那个接收者,那么,那些正好落入我眼帘的明信片或者电子邮件上的信息就是为我所写,或者说,我认为它们是为我写的,不管它们到底是写给谁的。在我读以上我从《明信片》这本书中引用的段落时,情况就是这样。说话人传达给那位研究生的坏的甚至是讨厌的信息——文学、哲学、精神分析和情书将会终结——也同时传达给了我,我也成了这个坏消息的接受者。在书中,由于主人公的话而使那位学生心中产生的强烈反感也同样在我的心中产生。

或许,德里达在上面引述的这段话中所说的最让人心惊的话就是:比起那种导致文学、哲学、精神分析和情书终结的新的电信统治的力量,“政治的影响倒在其次。说得再准确点儿,德里达的原话是,“从这个意义上说,政治的统治(politicalregime)是第二位的。我认为,“从这个意义说”,是指他不否认(我也不会)政治影响的重要性,但是,新的电信统治的力量是无限的,是无法控制的,除非是以一种“不重要”的方式,受到这个或那个国家的政治控制。

众所周知,在西方,始于19世纪中叶的第二次工业革命是从以商品的生产和销售为中心的经济向越来越以信息的开发、储存、检索和发送为主导的经济的重大变革。现在,甚至连货币都首先是信息,它以光的速度通过电信网络在世界范围内兑换和发放,而同样的电信网络也在以数码的形式传播着文学。例如,亨利·詹姆斯的几部小说现在可以从因特网上看到,而其它大量的文学作品仍然属于现在这个正在迅速走向衰落的、在印刷机统治下的历史时代。

照相机、电报、打印机、电话、留声机、电影放映机、无线电收音机、卡式录音机、电视机,还有现在的激光唱盘、VCD和DVD、移动电话、电脑、通讯卫星和国际互联网——我们都知道这些装置是什么,而且深刻地领会到了它们的力量和影响怎样在过去的150年间变得越来越大。正像三好将夫(MasaoMiyoshi)以及其他人曾经提醒我们的那样,在世界上各个国家和人们中间,对这些设施的占有及其相应的影响很不均衡。目前,在美国只有50%的家庭拥有个人电脑,当然,这个比例在其它许多国家还要小得多。但是,不管以这种还是那种方式,在某种程度上,几乎每个人的生活都由于这些科技产品的出现而发生了决定性的变化。随着越来越多的人可以上网,这种变化还会加快,就像当初电视的出现给人们的生活带来了巨大变化一样。这些变化包括政治、国籍或者公民身份、文化、个人的自我意识、身份认同和财产等各方面的转变,文学、精神分析、哲学和情书方面的变化就更不用说了。

民族独立国家自治权力的衰落或者说减弱、新的电子社区(electroniccommunities)或者说网上社区(communitiesincyberspace)的出现和发展、可能出现的将会导致感知经验变异的全新的人类感受(正是这些变异将会造就全新的网络人类,他们远离甚至拒绝文学、精神分析、哲学的情书)—这就是新的电信时代的三个后果。毫无疑问,各种电信设施的出现在拓宽人们感知视野(例如,电视就是耳朵的延伸)的同时,也危及到了各种个人的空间和自由,它的后果或者是由于反动保守的民族主义(往往是分裂的民族主义)而致使曾经稳定的国家或者联盟内部形势恶化,就像今天在非洲和巴尔干半岛发生的事情一样,或者是激起人们对种族灭绝(genocide)和“种族清洗(ethniccleaning)”的恐惧。正是出于对这些新科技产品的恐惧,相关的预防措施也应运而生,例如,美国国会通过了《通讯文明法案》(CommunicationsDecencyAct),旨在控制因特网的不良发展态势。显然,这一法案并不符合宪法,而是对美国宪法所保护的言论自由之权利的破坏。法庭已经做了这样的裁定。

至于新的电信技术的激进后果,在我看来,最令人哗然的事情或许就是,没有一个发明者曾经预想到他的发明会有这么大的影响或者有意要这样做。电话或者卡式录音机的发明者只不过是创造性地摆弄金属线、电流、振动膜片、塑料带用以探索技术上的可能性。据我所知,这些科学家们无意于终结文学、情书、哲学或者民族独立国家,是原因与结果之间的不通约性(incommensurability),再加上巨大影响的意外的一面——它们并不亚于人类历史上一次急遽的动乱、变革、暂时中断或者重新定位——才造成这样令人惊惧的后果。

新的电信通讯对当地或者跨国意识形态的产生有着巨大的影响。如果有谁胆敢宣称我们已经走到了“意识形态的终结”,那么,这人无疑是一个鲁莽轻率的书呆子。意识形态不会那么容易地消逝,这一点毋庸置疑。而且,我认为,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对意识形态的分析并没有完全丧失它的针对性。马克思和路易阿尔都塞虽然在某种程度上是以不同的方式来诠释,但他们二人都认为,意识形态是建立于人类现实的物质存在条件,也即人们赖以存在的商品生产、销售和流通模式之上的虚构的、想象的上层建筑。他们都认为,意识形态不会因为教育或者理性的论争而发生改变,而会由于存在的物质条件的改变而改变。意识形态也不只是纯粹的、主观的、幽灵般的或者不真实的谬误和堆积。它有力量(往往是不幸的)干预历史而导致事情的发生,例如,在我居住的加利福尼亚州,严厉的移民法和稀奇古怪的宣布英语为加州官方语言的法律条文就是这种意识形态的力量的反映。虽然保罗·德曼不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不管怎么说,确切点儿,那意味着,现在或者任何时侯),但他却是马克思《德意志意识形态》这本书的忠实读者。马克思和阿尔都塞两个人可能都会认同他在《抵制理论》这篇文章中对意识形态进行的界定:“这并不意味着想象叙事不属于世界和现实的一部分;它们对世界的巨大影响可能远远超出了予人慰藉的范畴。我们所称为意识形态的东西恰恰是语言与自然的现实以及相关和现象的混合体。”④

我想在德曼所说的基础上再补充一点:并非语言本身有那么大的力量可以形成意识形态错觉,而是受到这种或者那种媒介影响的语言,例如嗓音、书写、印刷、电视或者连接因特网的电脑。所有这些复制技术都会利用那种奇怪的倾向以栖居于人人都拥有的想象或者幻想的空间。读者、电视观众或者因特网用户的身体——在眼睛、耳朵、神经系统、大脑、激情这个意义上的真实的人体——通过所有生物个体中人类所独有的奢侈的倾向,至少是以夸张的形式,被挪用以成为幻象、精神和大量萦绕于心的回忆相互纠缠的战场。我们把身体委托给没有生命的媒介,然后,再凭借那种虚构的化身的力量在现实的世界里行事。塞万提斯的堂吉诃德、福楼拜的爱玛·包法利、康拉德的吉姆爷就是依靠在读书过程中形成的幻觉在现实世界里生活。这也是读者在阅读小说、在与堂吉诃德、爱玛包法利和吉姆爷交流对话的过程中萦绕于心的话题。这就是意识形态方面的著作或者说意识形态的工作。比起过去那些书籍来,现在这些新的通讯技术不知道又要强大多少倍!

新的通信技术在形成和强化意识形态方面有很大的作用。它们通过一种梦幻的、催眠似的吁求来达到这个目的。这一点虽然不容易甚至不可能理解清楚,但却很容易看到。因为理解的工具被需要理解的内容牵制住了。过去是报纸,现在是电视、电影和越来越多的因特网。有人可能会认为,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些技术在意识形态的意义上是中性的。它们只会告诉什么就传播什么。但是,正像马歇尔·麦克鲁汉(MarshallMcLuchan)曾经说过的一句广为人知的话,“媒介就是信息。我觉得这句话就像德里达以自己独特的方式所说的,媒介的变化会改变信息。换一种说法就是,“媒介就是意识形态。对德曼来说,意识形态不是处于理性意识的层面上、很容易就可以修正的错误,马克思和阿尔都塞也都这样认为,尽管在一定程度上他们采取的方式不尽相同。意识形态是强有力的无意识的谬误。阿尔都塞说过,在意识形态中,“人们以想象的方式向自己再现真实的生存状况”⑤。在我引述的这段话中,德曼这样说的目的是要说明,我们所称为意识形态的东西是语言和自然的现实的混合体。在意识形态中,纯粹属于语言幻象或者幽灵似的创造的东西被认为是对事物的准确陈述。这种谬误总是被那么想当然地认作是无意识的。我们对自己说,当然了,事情原本就是这样的。由于意识形态的偏差是无意识形成的,人们往往对此不假思索,所以,只是简单地指出来“那是错的”不可能修正意识形态本身的谬误,就像你不能指望指出被爱人的缺点而拯救陷入爱河中的人一样。

我想对以上的阐述再做一些补充,正像我在上面提到的,创造和强化意识形态的,不仅是语言自身,而且是被这种或那种技术平台所生产、储存、检索、传送所接受的语言或者其它符号。手抄稿和印刷文化是这样,今天的数码文化也是如此。阿尔都塞在上面引用过的文章中把“电信通讯国家意识形态机器(出版社、广播和电视等等)”与教育、政治体系、司法体系等等并列在一起,作为各种国家意识形态机器的一部分。印刷技术使文学、情书、哲学、精神分析,以及民族独立国家的概念成为可能。新的电信时代正在产生新的形式来取代这一切。这些新的媒体——电影、电视、因特网不只是原封不动地传播意识形态或者真实内容的被动的母体。不管你乐意不乐意,它们都会以自己的方式打造被“发送”的对象,把其内容改变成该媒体特有的表达方式。这就是德里达所谓的“从这个意义上说,政治的影响倒在其次。你不能在国际互联网上创作或者发送情书和文学作品。当你试图这样做的时候,它们会变成另外的东西。我从网上下载的亨利詹姆斯的小说《金碗》(TheGoldenBowl)早已经变得面目全非。同样,政治和公民身份的意义也不同于互联网的用户、电视观众或者旧日时尚的报纸读者。电视对政治生活的改变在最近的美国总统选举中表现得极其引人注目。人们都根据候选人在电视屏幕上表现出来的风采投票,而不会基于其它节目的客观评述,更不会根据他们在报纸上读到的评介报道。现在阅读报纸的人已经越来越少了。

我们可以很容易地指出通过新的电信手段传送到世界各地的意识形态之最显著的特征。容易的原因是许多专家学者已经告诉了我们它们是什么,如我开头引用的德里达写下的话。印刷时代使现代的民族独立国家、帝国主义对世界的征服、殖民主义、法国和美国的大革命、精神分析、情书,以及从笛卡尔、洛克、休谟一直到康德、黑格尔、尼采、胡塞尔、海德格尔的哲学成为可能(后面的三位已经不情愿地、顾虑重重地进入了打印机和留声机的时代)。我并不是说印刷业的发展是造成18世纪到20世纪初这些文化特征的唯一“原因”。其它因素无疑也有助于它们的形成,比如蒸汽机车、邮寄系统、珍妮纺纱机、欧洲式的火药、功率和效率越来越高的大炮等等,这就像内燃机车、喷气式飞机、晶体管收音机、火箭等等是二次工业革命所必需。但是,我坚持认为所有这些目前正在走向衰落的文化特色委实建立在印刷技术、报纸,以及印发《宣言》的地下印刷机和出版商的基础之上,正是这些秘密印刷机和出版商冒着新闻审查的风险,才使这些人的书得以问世:笛卡尔、洛克、理查生、托马斯·潘恩、马克斯·德·萨德、狄更斯、巴尔扎克、马克思、陀思妥耶夫斯基、普鲁斯特和乔伊斯。

印刷业的发展鼓励并且强化了主客体分离的假想;自我裂变的整体(separateunity)与自治;“作者”的权威;确切无疑地理解他人的困难或者不可能性;再现或者一定程度上的模仿的体系(我们过去常常说,“那是现实,这是现实在印刷的书中的再现,它将受到超出语言之外的现实真实性的检验”);民族独立国家的民族团结和自治的设想——它得到了阿尔图塞所列出的那些国家机器的加强,其中包括“电信通讯ISA”;法律法规通过印刷得到了强制执行;报纸的印发使一定的国家意识形态得到了连续的灌输;最后,现代研究型的大学获得了发展,成为向未来公民和公务员灌输国家道德观念的基地。当然,这些观念经常遭到来自印刷媒体的驳斥,但是,我觉得,它们自己又在不断地强化它们予以驳斥的东西,甚至不惜采用设问的方式。例如,过去我们常常听到,“如果让我控制出版机关,我将能够控制整个国家。现在这类人或许可以说,“让我控制所有的电视台和所有的无线电广播电台,我将能够控制整个世界”。

读者可能会注意到,所有这些印刷文化的特色都依赖于相对严格的壁垒、边界和高墙;人与人之间、不同的阶层/种族或者性别之间、不同媒介之间(印刷、图像、音乐)、一个国家与另一个国家之间、意识与被意识到的客体之间、超语言的现实与用语言表达的现实的再现,以及不同的时间概念(例如,在西方语言中,历史叙事和小说借助于时态结构来强化这一点)。

印刷机渐渐让位于电影、电视和因特网,这种变化正在以越来越快的速度发生着,所有那些曾经比较稳固的界限也日渐模糊起来。自我裂变为多元的自我,每一个不同层面的自我都缘于我碰巧正在使用的机构(prostheticdevice)。这也是情书现在不大可能存在的一个原因。在电话或者因特网上,我变成了另外一个人,再也不是原来那个写情书然后再通过邮局邮寄的那个人。从笛卡尔一直到胡塞尔的哲学所赖以存在的主客体之间的二元对立也被极大地削弱了,因为电影、电视或者因特网的屏幕既不是客观的、也不是主观的,而是一线相连的流动的主体性的延伸。这可能是德里达所说的“新的电信时代将会带来哲学的终结”的内涵之一。

再现与现实之间的对立也产生了动摇。所有那些电视、电影和因特网产生的大批的形象,以及机器变戏法一样产生出来的那么多的幽灵,打破了虚幻与现实之间的区别,正如它破坏了现在、过去和未来的分野。人们常常难以分辨电视节目里的新闻和广告。一部小说作品(至少使用西方语言创作的作品是这样)会通过动词的时态变化告诉读者,正在描述的事情应该被认为发生在想象中的现在,还是应该属于用一般现在时讲述的过去。电视或者电影形象属于比较奇怪的一类——非现在的现在,要想说清楚它到底是不是“目击新闻”,即是不是所说的现在正在发生的事情,还是如他们所说的,一种“仿像(simulation)”,也常常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许多人原来认为,而且可能仍然这样认为,美国人并没有真的登上月球,登月场景摄制于一家电视演播厅。因为唯一的证据就是屏幕上那些舞动的形象,你怎么能够确信呢?

新的电信通讯媒体也正在改变着大学,不管是喜还是忧,大学再也不是自我封闭的、只服务于某个国家的象牙塔,它越来越多地受到那些跨国公司的侵扰,得到它们的资助并为其利用。新型研究型的综合大学也为全新的跨国社区和联合发展提供了舞台。民族独立国家之间的界限也正在被因特网这样的信息产业所打破,任何人只要拥有一台电脑、一个调制解调器、一个服务器,几乎马上就可以链接到世界上任何一个网址。国际互联网既是推动全球化的有力武器,也是致使民族独立国家权力旁落的帮凶。

最近,不同媒体之间的界限也日渐消逝。视觉形象、听觉组合(比如音乐),以及文字都不同地受到了0到1这一序列的数码化改变。像电视和电影、连接或配有音箱的电脑监视器不可避免地混合了视觉、听觉形象,还兼有文字解读的能力。新的电信时代无可挽回地成了多媒体的综合应用。男人、女人和孩子个人的、排他的“一书在手,浑然忘忧”读书行为,让位于“环视”和环绕音响”这些现代化视听设备。而后者用一大堆既不是现在也不是非现在、既不是具体化的也不是抽象化的、既不在这儿也不在那儿、不死不活的东西冲击着眼膜和耳鼓。这些幽灵一样的东西拥有巨大的力量,可以侵扰那些手拿遥控器开启这些设备的人们的心理、感受和想象,并且还可以把他们的心理和情感打造成它们所喜欢的样子。因为许多这样的幽灵都是极端的暴力形象,它们出现在今天的电影和电视屏幕上,就如同旧日里潜伏在人们意识深处的恐惧现在被公开展示出来了,不管这样做是好是坏,我们可以跟它们面对面,看到、听到它们,而不仅仅是在书页上读到。精神分析的基础——意识与无意识之间的区别——而今也不复存在了。我想,这可能就是德里达所谓的新的电信时代正在导致精神分析的终结。

当然,我书架上的这些书也都是招致幽灵般的世界产生的有力工具,因此,它们也是借助于书籍来强化意识形态的有力工具:在我读黑格尔和海德格尔时,黑格尔的精神(Geist)”或者海德格尔的“存在(Sein)”从我眼前闪过;在我读精神分析方面的著作时,无意识的鬼魅或者弗洛伊德的病人如伊尔马、安娜和多拉跃然纸上;而当我读小说时,作品中那一群人物形象也都跳将出来:菲尔丁的汤姆·琼斯、司汤达的法波里丘、福楼拜的爱玛·包法利、乔治·爱略特的多萝西娅、亨利·詹姆逊的伊莎贝尔、乔伊斯的列奥波德·布卢姆。正如弗里德里希·基特勒所言,所有的书“都是为死者而写,就像那些源于埃及的典籍代表着(西方!)文学的源头”⑥。书籍构成了一种强有力的武器,使我们得以结识所有那些栖居在哲学、精神分析和文学大厦里的幻象。

但是,电视和电影屏幕上的鬼魅形象看起来要客观、公开得多,人人都可以观看,不用我自己费神读书就可以感受到它们的存在。其次,如我已经说过的,这些新的电信技术,以及那么多以新的方式与鬼接触的新设施,也产生了新的意识形态母体(ideologicalmatrices)。例如,它们打破了黑格尔在《现象学》中以为前提又进而否定的主客观之间、意识与意识客体之间的屏障。

在这种前所未有的新形势下,我们该怎么办?如我借德里达的话在上面提过的,新的电信时代可能形成于资本主义,但是它已经超出了它的缔造者,并且注入新的力量,开始了自己独立的旅程。这就是德里达所谓的从这个意义上说,政治的影响倒在其次。这也正是我们的机会所在:新型电信通讯的开放性,它可以促进我们的流动或者康复,以及新的同盟的形成。这一切怎么可能发生呢?一个答案就是承认,批评性分析或者说诊断总是具有施为和述愿的层面。虽然这些技术对新形式被赋含的含义有巨大影响,但是,它们可以被挪用为人类合作惯例的新形式。我们并不是单纯受它们的支配。对新型通讯技术的挪用可能以各种各样的新的网络社区的名义进行。我沿用比尔·雷丁斯的习惯,称之为“有着分歧的社区。乔治·阿甘本称这种多样的联合为“未来的社区”⑦。

新的通讯技术还可以用来促进政治责任感的施为行为。那些行为作为一种可能的不可能性,是对未来前卫要求的“未来民主”的回应。如果这种完美的民主被列为一种不可避免的未来,如果它从一定可以预见这个意义上来说是可能的,那么,它就不会要求我们的实践(praxis)。只是在设置的连续性上作为没有间断的不可预见的和不可能的,它才吸引我们、要求我们或者强迫我们的施行性规范。

这方面的一个范例就是《美国独立宣言》中的一句话:“我们认为这是不言自明的真理:人生而平等,上帝赋予他们这些不可或缺的权利—生命、自由、追求幸福。一方面,这句话肯定这些真理是不言自明的,它们不必诉求政治行为来保证它的实现。另一方面,这句话说,“我们认为这是不言自明的真理。”“我们认为”是一个施为性言语行为。它创造了声称为不言自明的真理,而且使所有读到这些话的人都会情不自禁地支持、承诺遵循,并且努力去实现它。我的一位祖先,罗得岛的塞缪尔·霍普金斯(SamuelHopkins)就曾经在《美国独立宣言》上签名。这些话鼓励我们努力工作以在未来的施为行为中实现这种梦想。蕴含在这些话中的承诺在美国远未完美地兑现。虽然这些话属于过去,属于我们的父辈缔造这个国家的时刻,它们仍然等待我们在未来去更圆满地实现这些承诺。这些话正在从遥远的民主的地平线呼唤我们的到来。

那么,文学研究又会怎么样呢?它还会继续存在吗?文学研究的时代已经过去了。再也不会出现这样一个时代——为了文学自身的目的,撇开理论的或者政治方面的思考而单纯去研究文学。那样做不合时宜。我非常怀疑文学研究是否还会逢时,或者还会不会有繁荣的时期。这就赋予了黑格尔的箴言另外的涵义(或者也可能是同样的涵义):艺术属于过去,“总而言之,就艺术的终极目的而言,对我们来说,艺术属于,而且永远都属于过去”⑧。这也就意味着,艺术,包括文学这种艺术形式在内,也总是未来的事情,这一点黑格尔可能没有意识到。艺术和文学从来就是生不逢时的。就文学和文学研究而言,我们永远都耽在中间,不是太早就是太晚,没有合乎适宜的时候。

现在,我们换种方式结束这篇文章,也许这与黑格尔的话相悖,但我坚持认为,文学研究从来就没有正当时的时候,无论是在过去、现在,还是将来。不管是在过去冷战时期的文学,还是现在新的系科格局正在形成的全球化了的大学,文学只是符号体系中一种成分的称谓,不管它是以什么样的媒介或者模式出现,任何形式下的大学院所共同的、有组织的、讲究实效的、有益的研究都不能把这种媒介或者模式理性化。文学研究的时代已经过去,但是,它会继续存在,就像它一如既往的那样,作为理性盛宴上一个使人难堪、或者令人警醒的游荡的魂灵。文学是信息高速公路上的沟沟坎坎、因特网之神秘星系上的黑洞。虽然从来生不逢时,虽然永远不会独领风骚,但不管我们设立怎样新的研究系所布局,也不管我们栖居在一个怎样新的电信王国,文学——信息高速路上的坑坑洼洼、因特网之星系上的黑洞——作为幸存者,仍然急需我们去“研究”,就是在这里,现在。

①《邮件》(“Envois”),选自雅克·德里达的著作《明信片》(Lacartepostale)(巴黎:Aubier-Flammarion,1980年版),第212、219页;英文版《明信片》(ThePostCard),艾伦·巴斯(AlanBass)翻译(芝加哥:芝加哥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197、204页。

②参阅阿维塔尔·罗奈尔(AvitalRonell),《电话簿》(TheTelephoneBook)(林肯:内布拉斯加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劳伦斯·里克尔斯(LaurenceRickels),《电话上的卡夫卡与弗洛伊德》(“KafkaandFreudontheTelephone”),选自《奥地利现代文学:国际阿图尔·施尼茨勒研究会学刊》(ModernAustrianLiterature:JournaloftheIntemationalArthurSchnitzlerAssociation)第22卷3/4,1989年,第211-225页,以及《丧服的错误》(AberrationsofMourning)(底特律:韦恩州立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尤其是第7、8章;弗里德里希·基特勒(FriedrichKittler),《随笔:文学、媒体与信息体系》(Essays:Literature,MediaInforma-

tionSystem),约翰·约翰斯顿(JohnJohnston)主编(阿姆斯特丹:G+B国际艺术,1997年版),尤其是第31-49页。

③参阅雅克·德里达,《心灵感应》(“Tépathie”选自《狂怒》(Furor)1981年2月,第2期,第5-41页;同时参阅德里达,《心理:另类发明》(Psyché:Inventionsdel’autre)(巴黎:加利利出版社,1987年版),第237-70页;英文版《心灵感应》(“Telepathy”),尼古拉斯·罗伊尔(NicholasRoyle)翻译,选自《牛津文学评论》(TheOxfordLiteraryReview),第10卷,1988年第12期,第3-41页。

④保罗·德·曼,《抵制理论》(TheResistancetoTheory)(明尼亚波利斯:明尼苏达大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11页。

⑤路易斯·阿尔图塞,《意识形态与国家意识形态机器》(“IdeologyandIdeologicalStateApparatuses[NotestowardsanInvestigation]”),选自《列宁与哲学及其它文章》(LeninandPhilosophyandOtherEssays),本·布鲁斯特(BenBrewster)翻译(纽约:每月评论出版社,1972年版),第163页。

⑥弗里德里希·基特勒,出处同上(注释2),第37页。

⑦参阅比尔·雷丁斯(BillReadings)《破败的大学》(TheUniversityinRuins)(麻州:哈佛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以及乔治·阿甘本(GiorgioAgamben),《未来的社区》(Lacomunit.cheviene)(都灵:Einaudi,1990年版);英文版《未来的社区》(TheComingCommunity),麦克尔·哈特(MichaelHardt),(明尼亚波利斯:明尼苏达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

⑧黑格尔,《美学讲稿》(VorlesungenuberdieAsthetik)选自《理论文集》(TheorieWerkausgabe)[(美因河畔)法兰克福:Suhrkamp,1970年版]第13卷,第25期。我非常感激安德载耶·沃敏斯基(AndrzejWarminski)为我提供资料并推荐我使用有关黑格尔的解释性译文。我同时感谢他通过电子邮件告诉我黑格尔这些句子的英文含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