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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最近就读到两篇文章,一篇是张江先生的《当代西方文论:问题和局限》①,一篇是孙绍振先生的《文论危机与文学文本的有效解读》②,引人深思。例如,西方文艺理论多产生在资本主义时代,个性解放是主流意识,以自我为中心的价值观与中国古代小说重国家、重集体的传统格格不入,以此去评判古代小说人物,往往脱离历史语境,过分苛求;西方文论的哲学化和高度抽象的演绎牺牲了文学文本的特殊性、唯一性,造成解读文本的无效性。从研究方法方面说,我们是把各种文体分开来研究,如撰写各种文体史——小说史、戏曲史、诗歌史、散文史,或对单个作家作品进行评论。这无疑是必要的,也是最基本的研究范式。但是,现在不容易找到新的突破口,以至我们在指导博士论文选题时感到困难,因为博士论文不但要有价值,而且要有丰富的文献资料的支撑,要有较大的拓展的空间。这是我近年来感到困惑的问题。因此,宁稼雨先生提出建立叙事文化学,让我眼前一亮,深受启发。
首先,从理论方面说,叙事文化学是借鉴西方主题学研究方法,并结合中国叙事文学文本现状和文化传统的基础上综合形成的。它是西方理论的“中国化”,是理论的创新。
其次,是研究范式的创新。宁稼雨先生所说的叙事文化学的研究范式就是故事类型研究。他说:“文体史研究和作家作品研究为核心的研究范式中一些不符合的、忽略的、被掩盖的地方,这个忽略的、被掩盖的地方主要在于,很多故事类型是跨越文体的,《西厢记》也好,‘王昭君’也好,既跨越小说类型也跨越很多文体。如果我们单纯把它界限在一个文体里面,会影响我们对整个故事类型的全方位的、系统的观照和研究,这是一个局限。还有一个局限,故事类型跨越了很多作家作品,它由若干个作家作品组成一个故事类型,我们把它锁定在故事类型上,实际是在传统的文体史和作家作品基础上另外换一个视角。”③
这样叙事文化学就为我们叙事文学的研究开辟了一个新的领域。以故事类型为中心,进行跨文体跨时代的研究。从故事的源头起,力求“竭泽而渔”,把相关资料“一网打尽”;然后研究在演变的过程中,其故事情节、人物形象、社会背景的不同,探讨这些演变的深刻内涵,体现的思想情感、审美情趣的变化,以及这些变化与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关系。在中国古代,跨文体的故事类型非常多,从大禹治水、牛郎织女这样的神话到杨贵妃、济公和尚这样的历史故事,可以说随手拈来,俯拾即是。这些课题不但有意义,而且有丰富的资料,有拓展的空间。当然,如果是博士论文,还要考虑所选故事类型的大小,要比较复杂的才行。
宁稼雨先生提出建立叙事文化学,不但作了理论阐释,还编撰了《先唐叙事文学故事主题类型索引》,为研究工作打下坚实的基础,提供了极大的方便。他还带领一些青年学者开展研究,做出了初步的成绩。我相信在全国学者的共同努力下,叙事文化学这个新领域会取得更丰硕的成果,把叙事文学的研究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
(本文作者:齐裕焜单位:福建师范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