留学热潮与文学源流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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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的留学运动，是在中国民族危机空前严重的情况下兴起的。这是中国近代史上第二次出国留学热潮，主要是在日本留学。自1896年清廷正式派遣赴日留学人员到1906年，中国留日学生人数从13人急剧增加到8000多人。1908年7月，早稻田大学清国学生部教务主任青柳笃恒在师范本科第一届毕业典礼的学务报告上指出:“有谓留学日本之清国学生，一时多达一万三四千……其实最高人数仅达八千矣……”［1］38据统计，1902年，中国留日学生数为573人，1903年有1300多人，1904年留日人数为2406人，1905年至1906年人数猛增到8000多人。由此可以看出，近代留日学生是较早且较成规模的汲取西学的留学生群体。他们负笈东洋，或因“求强求富”的官方立场，或因救亡图存、改革国政的使命感，或因变革思想、开启民智的知识分子责任感等，在政治、经济、文化各领域都做出卓越的贡献。相对于文化教育领域来说，留日学生东渡主要目的更多强调猎取功名，借革命思想和激情来排解心中诸多不满，即使在教育领域，也多致力于学习政法和军事学科。梁启超1902年在流亡日本时写道:“所学者，政法也，法律也，经济也，武备也，此其最著者也。”［2］然而，在文化领域学习者人数也是比较多的。1903年，驻日公馆兼留学生监督杨枢向清政府报告:“现查得各学校共有中国学生一千三百余人，其中学文科者一千一百余人，学武科者二百余人。”［3］并且在近代文化教育建设方面，大量的留日学生所作出的贡献和影响巨大。可以说，中国的新教育和新文学的发展从一开始到以后之有惊人发展，直接或间接和留日学生有关。这些留日先驱者归国后，把日本教育制度和教育中所汲取的思想移植到我国。1902年我国首次制订的近代学制(壬寅学制)和1903年第一次实行的近代学制(癸卯学制)即是来源于日本。20世纪初，中国刚兴学堂，创设新式学校时，教员中大部分是在留学日本政策下，到日本受速成教育回来的，或是由受聘到中国的日本教习所教导出。在文学方面，涌现出了一大批在中国新文学运动中成为新文学观念的倡导者和文学革命的闯将。因而中国新文学的发生与留日教育是密切相关的，变革思想与开启民智是教育与思想发生关系的一个主要表现作用。中国新文学的主要人物，不论是以鲁迅为代表的语派，还是以郭沫若为代表的创造社，几乎全是留日学生。虽然时间上有先后，但是在文化汲取上却是承上启下的。周树人、周作人兄弟的《域外小说集》，不但在日本编纂，而且在日本出版。创造社也是郭沫若、郁达夫、张资平等人在留日期间成立的。他们最先发刊的是日文期刊《Gree》，不久就发展成了《创造季刊》、《创造月刊》、《创造周刊》和《创造日》并积极开展了一系列的文学活动。郭沫若也曾说:“中国的新文艺深受了日本的洗礼。”［4］费正清在《剑桥中国晚清史》中强调:“20世纪的最初10年中，中国学生前往日本留学的活动很可能是到此前为止的世界史上最大规模的学生出洋运动。”“在规模深度和影响，中国留日远远超过了中国学生留学其他国家。”他断言:“从1898年到1914年这段时期，人们可以看到日本在中国历史进程中的重大影响。”［5］著名日本史研究专家汪向荣也认为:“不论怎么说，20世纪以后中国的历史是和留日教育息息相关，有不可分割的关系。”［6］

近现代大规模的留学日本热潮打破了文化教育上的封闭状况，促成了中外文化的交流和融合。通过从日本输入的西学，中国移植了先进文化和先进教育思想并促进了国内文学思想的变革和发展。留日学生学习的内容，大多以“普通学”和“宪政”为主，但要实现宪政，必先普及教育。1898年8月20日在《太阳》第4卷第17号杂志刊载了文化教育部专门学务局长兼东京帝国大学教授上田万年的《关于中国留学生》文章。文中论述了留学生来日本留学的意义及提出一系列建议，其主要旨趣强调“必须灌输留学生以改革教育之精神，只有教育才是改革的根本”［1］25。虽然日本政府对待来日留学生的用心昭然若揭，但在客观上却促使了这些留学生得到了较完善的教育。上田氏还主张必须奖励留学生兼修英语，以便通晓世界文明的真相。这就为留学生创造了较好的学习环境和宽泛的学习视野。留日学生外受新思想的启发，内忧国势危迫，他们在学习之余编辑出版发行各种期刊，以灌输新思想、新知识于国内为己任。从教育思想上来看，变革思想与开启民智成为留日学生自觉或不自觉的历史承担。这就决定了这些留日学生的任务不仅仅是排遣个人不满情绪，更重要的是为复兴本国文化寻找到一种新的出路。其中，翻译日文西书成为吸收西方文明和文化的最重要的手段，张之洞《劝学篇•广译》中指出:“各西学书之要者，日本皆以译之，我取经于东洋，力省效速。……译西书不如译东书。”①康有为于1887年编成《日本书目志》，在序文中说道，“泰西诸学之书，其精者日人已略译之矣”，因此翻译日本书就是“以泰西为牛，日本为农夫，而吾坐而食之，费不千万金而要书毕集矣”②。但是，这一时期中国对日本文学的翻译，具有“浓厚的急功近利的色彩”［7］。在大多数翻译家看来，文学翻译只是一种经世济民、开发民智或政治改良的手段。他们看中的不是文学本身的价值，而是文学所具有的功用价值。在这种观念的指导下，翻译选题基本上不优先考虑文学价值，而是考虑其实用性。一方面宣扬维新政治，启发国民的政治意识而大量翻译日本的政治小说;一方面开发民智，向国民宣传近代西方的科学知识、近代法律、司法制度、近代教育、军事而大量翻译日本的科学小说、侦探小说、冒险小说、军事小说等。如日本近代文学的开山之作、二叶亭四迷的长篇小说《浮云》(1887－1890)反映的是处在近代官僚制度压抑下的个人的苦恼和个性意识的觉醒，批判了当时的西化风气，而当时中国的知识分子所拼命鼓吹的，却是如何培养个人的国家观念，如何引进西方文化。尽管留学生注重的是宣扬革命和改革国政的内容，但是新文学观念正是蕴涵在这些狂飙突进的思想革命中。正如陈子展在《中国近代文学之变迁》中认为:“《新青年》最初只是主张思想革命的杂志，后来因主张思想革命的缘故，也就不得不同时主张文学革命。因为文学本来是合文字思想两大要素而成;要反对旧思想，就不得不反对寄托旧思想的旧文学。所以由思想革命引起文学革命。”

思想革命引起文学革命，这是新文学得以发生的基本前提，也是文学观念转变的客观条件。除了严复、胡适等一部分留学欧美的学者外，还有一部分来自于留学日本的黄遵宪、梁启超、鲁迅和陈独秀。在近代中国急遽变化的现实面前，乾嘉以来的尊经与经世并重的文学观念显然包含着不可克服的内在矛盾，因而，探讨救世之道和寻求新的文学表现形式，就成为中国近代文学变革的基本内容。“诗界革命”、“文界革命”、“小说界革命”等口号，显然是“大变”论的发展。文学成为资产阶级改良派和革命派进行维新与革命斗争的武器，因此激起文学领域中的广泛“革命”。这些留学生承受近代进步思潮的鼓荡，成为时代的弄潮儿，以富有时代气息的创作打破传统文坛的沉闷，与拟古的作家群形成对比。他们往往首先不是以作家而是以政治家、思想家的身份活动于近代历史舞台上，但他们却以内容新颖的创作，成为领一时风骚的人物。最引人注目的是“诗界革命”与“文界革命”取得的成果，使诗文创作面貌一新，将近代诗文的发展推向了高峰，并为新文学革命准备了某些条件。资产阶级文化思想更新带来的文学变革之一，是诗歌领域出现的“诗界革命”。鲜明提出“诗界革命”口号的是梁启超，而早已反映出诗歌变革趋向并获得创作成功，成为“诗界革命”旗帜的则是黄遵宪。他早年即经历动乱，关心现实，主张通今达交以救时弊。从光绪三年(1877)到二十年(1894)，他以外交官身份先后到过日本、英国、美国、新加坡等地。经过亲自接触资产阶级文明和考察日本明治维新成功的经验，他明确树立起“中国必变从西法”(《己亥杂诗》第四十七首自注)的思想，并在新的文化思想激荡下，开始诗歌创作的新探索。他深感古典诗歌“自古至今，而其变极尽矣”，再继为难。但他深信“诗固无古今也”，“苟能即身之所遇，目之所见，耳之所闻，而笔之于诗，何必古人?我自有我之诗者在矣”(《与朗山论诗书》)。他沿着这条道路进行创造性的实践，突破古诗的传统天地，形成了足以自立、独具特色的“新派诗”，被梁启超誉为“独辟境界，卓然自立于二十世纪诗界中”(《饮冰室诗话》三二)，成为“诗界革命”的巨匠和旗帜。伴随资产阶级文化思想启蒙运动而逐渐展开的首先表现在文体改革上。黄遵宪在光绪十三年(1887)所撰的《日本国志》中提出言、文合一的主张:“语言与文字离，则通文者少;语言与文字合，则通文者多。”他期望文章能够接近通行的口语，“明白畅晓，务期达意”，“适用于今，通行于俗”，使得“天下之农、工、商贾、妇女、幼稚皆能通文字之用”。这显然是从日本明治维新的历史经验中，认识到近代性质的社会变革对民众进行思想启蒙的迫切性，才将眼光转向语文改革的问题上来，树立起改革文学语言和文体的鲜明观念。正因为主要动力出于宣传新思想，所以文体改革的范围也基本局限于文章领域。资产阶级改良派领袖人物之一的梁启超说:“国恶乎强?民智，斯国强矣。民恶乎智?尽天下人而读书、而识字，斯民智矣。”③裘廷梁说:“愚天下之具，莫文言若;智天下之具，莫白话若。”

文体改革以改良民智为轴心，面向社会的近代传媒报刊在这方面起了带头作用，它较早地冲破了士大夫雅文学的观念，迈出了通俗化的步伐。陈荣衮曾发表题为《论报章宜改用浅说》的文章，呼吁报章文字的通俗化，要求“作报论者”，以“浅说”“输入文明”，并明确提出:“大抵今日变法，以开民智为先，开民智，莫如改革文言。不改文言，则四万九千九百分之人，日居于黑暗世界之中，是谓陆沉;若改文言，则四万九千九百分之人，日嬉游于琉璃世界中，是谓不夜。”报章文字的通俗化，形成不同于传统古文的报章文体，这是文体语言的一大变化。资产阶级文化思想催化的又一文学变革是“文界革命”。梁启超既是“文界革命”口号的提出者，又是新文体的成功创造者。他在前追随康有为，大力宣传变法维新思想;戊戌政变后，流亡国外，创办《清议报》、《新民丛报》等，更加热情地宣传资产阶级文化思想，致力于开通民智的“新民”工作，这都促使他立意使文学成为思想启蒙的工具，因此他成为诗文小说戏曲革命的全面倡导者。而就其创作实绩来说，贡献最为突出、影响最为广远则在“文界革命”方面。他所创造的“新文体”散文，以比较通俗而富有煽动力的文字运载新思想，使他成为“新思想界之陈涉”［9］。他的这种“开文章之新体，激民气之暗潮”的文章也形成浩大的声势，震撼了当时的文坛。先前留学日本的鲁迅于1906年回到东京后，广泛阅读西方社会科学方面的著作和文艺作品。当时章炳麟在东京主编《民报》，宣传革命，并设班讲授国学。鲁迅因前往听讲，得识章炳麟，并加入蔡元培、章炳麟所创立的革命团体光复会。此时鲁迅开始把唤醒人民的自觉，当作革命工作的中心工作，认为文艺是唤醒人民自觉的工具。他曾于1907年在留日学生的刊物《河南》上发表过四篇文章，其中《人之历史》是介绍达尔文学说的重要论文，指出社会是发展的、进步的，将来必胜过去、青年必胜老年，为了鼓励青年人向上，他甚至颂扬尼采的“超人说”。《文化偏至论》反对匆忙引进西方的物质文明和民主，认为中国人大多无知，在心理上还不能适应。这些文学观念都成为新文学发生的主要思想源流。陈独秀早年留学日本。其前期思想热心于对文学进行“革命”，则是“意在沛公”。他在《文学革命论》中，除了抨击古典文学的弊端，还使用了大量的诸如“革命”、“政治”、“国民”等社会化词语。如“吾苟偷庸懦之国民，畏革命如蛇蝎，故政治界虽经三次革命，而黑暗未曾稍减。”政治界的“三次革命”遭到失败，在陈独秀看来是因为“盘踞吾人精神界根深柢固之伦理，道德，文学，艺术诸端，莫不黑幕层张，垢污深积，并此虎头蛇尾之革命而未有焉。此单独政治革命所以于吾之社会，不生若何变化，不收若何效果也，”因此他主张“今欲革新政治，势不得不革新盘踞于运用此政治者精神界之文学。”

对文学本身进行“革命”并不是陈独秀的最终目的，他革新“文学”是为了改良政治，启蒙、改造“庸懦之国民”。1917年《新青年》杂志(第一卷名《青年杂志》)创刊为开端，在宣传新思潮、开展启蒙运动的同时，已经注意到了文学革命的必要性。《新青年》创刊后不久，针对国内文坛状况，陈独秀就发表了《现代欧洲文艺史谭》等文，介绍西方近代文艺思潮从古典主义、理想主义(浪漫主义)到写实主义(现实主义)、自然主义的演进过程，并在与张永言的通讯中明确表示了文学改革的愿望:“吾国文艺，犹在古典主义、理想主义时代，今后当趋向写实主义。文章以纪事为重，绘画以写生为重，庶足挽今日浮华颓败之恶风。”［11］这一主张曾得到胡适等人的赞同。可见，汲取西学成为那个时代知识分子的首要使命，留日教育促成新文学的发生是历史的必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