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发展对文学演变的影响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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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经济生活与中国文学发展变迁的关系问题，是历史唯物主义的一个关键问题，也是文学研究中必须回答的基本问题。但在相当一个长的时期内，我们只注重阶级斗争或者意识形态变化对文学变化发展的影响，而忽略或者贬低社会经济生活对文学发展的影响。前几年《文学评论》编辑部辟专栏讨论这一问题，在学界影响很大，促进了学人对这一问题的关注，开阔了人们的视野，开拓了新的学术领域。但当时发表的文章偏重于古代文学，尤其是文体变化与经济生活的关系，对现代经济生活与文学发展变化的关系，还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本文将探讨的视点放在上世纪30年代，因为中国现代经济史研究者认为，近代以来，中国民族资产主义发展极为艰难，封建王朝以及传统思想阻碍了它的发展，帝国主义列强的军事和经济侵略，又几乎摧折了它的生机。连年军阀混战，民不聊生，中国陷入深重的社会和经济危机。30年代是历史给予中国的一次难得的机遇，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得以在危难中前行。这个时期是中国现代史上社会经济迈向基本现代化的最好时期，是所谓民族资产主义发展的“黄金时代”；而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30年代又是一个群星灿烂、流派纷呈的年代，在30年代社会现代性实践的大背景下，知识分子基于不同政治及文化立场，建构起多元文学景观。

显然，对于现代文学研究来说，这是一个重要问题。直到现在，学界以意识形态批评对现代文学研究形成的思维定势，以左翼政治意识形态文学作为30年代文学主潮的结论，对京派，海派与右翼文学的相对忽略是狭隘的。我们需要拨开意识形态的迷雾，重新回到30年代历史的客观语境，考察现代性问题与文学流派之间的深层关联。对30年代现代文学的考查必须回溯至这一时期中国社会的现代性发展状况，唯有对这个时代的现代性问题进行考查，才能对30年代文学进行合理定位。90年代以来中国社会主流意识形态对经济发展现代性的肯定，与30年代左翼反现代性的批判视角形成历史的鲜明对照，而30年代以现代化建设为主导的历史及这段历史中的相关问题都需要给予重新的认识与评价。

二

20世纪30年代，是中国社会从传统向现生重大转折的时期。国家继续把孙中山发达国家资本、发展国营经济的理论，作为其经济建设的指导思想。30年代，国家关注经济建设的举措，日本侵略的威胁，使原本保持中立立场、不介入政治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开始关注，有的甚至介入到国家政治经济生活中，为政府实施以工业化为中心的现代化经济发展战略提供有力人才保证。如国防设计委员会即是实例，该会容纳了当时方方面面的著名专家，国际关系的王世杰、周览、徐淑系，文化教育的胡适、杨振声、张其昀，财经方面的吴鼎昌、陶孟和、刘大均，材料方面的丁文江、翁文灏（地质学家）等。

1927—1937年，中国政府经历了中原大战、长江水灾、日本帝国主义的步步入侵、30年代世界性的经济危机、国内的政治斗争等多重危机。在如此复杂的社会政治经济形势下，国家在发展经济，实现国家工业现代化为目标的指导思想下，使中国经济在30年代形成了初步工业化的基础；30年代的1936—1937年，是现代国民经济发展最好的时段。1937年抗战爆发，打乱了国家现代化的进程促使国民经济转入战时状态。政府适应战争需要，改革经济体制，调整工业政策，逐步建立了以重工业为主导的战时工业经济体系。

经济发展实绩：

通过这一时期的经济数据，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这一发展的轨迹。1920年GDPl66.5亿元（1933年币值），1936年252.64亿元，人均GDP分别是37.2，50.5；国民收入1920年202.37亿元，1936年258.01亿元。赵德磬《中国近现代经济史》中认为1895—1937的近40年间，中国现代工业经历了二次发展浪潮，其中1928—1937年是中国现代工业发展的第三次浪潮，1936年工业发展达到近代时期的高峰，该年现代工业资本比1920年增长两倍。1936年现代工业总产值占工业总产值的23.69％，比1920年提高12.91个百分点，占工农业总产值的11.35％，比1920年提高6.32个百分点。且在几个重要行业里，机械化程度有较大提高。1936年，在棉纺、棉制、煤、铁矿、铁五大部门中，机械生产所占比重分别为39％、83％、84.7％、87.0％、82.7％。1936年的农业总产值比1935年增长了5.9％，1936年的工业品总产值比1935年增长11.1％，1936年对外贸易出现了从未有过的贸易顺差，1937年达到1935年的两倍左右，贸易赤字迅速缩小；1936年除少数省份受灾减产外，全国农业空前丰收（到1936年，耕地面积增加到14.2亿亩，比1887年增加25.8％；农业生产在1936年达到历史最好水平。

在30年代日益严重的民族危机与经济危机下，国家不仅在经济上打下了现代化的基础；在对外关系领域，也取得重大收获。经过外交斡旋与斗争，抗战前收回了部分外国在华特权。抗战时期重工业建设初见成效，不平等条约的相继废除改变了清末以来中国政治经济的半殖民地状态，大后方地区国家资本主义经济得到发展，后方工业发展排除了外国势力的干预，是中国现代工业产生以来首次实现工业独立，中国经济的半殖民地色彩在淡化。但是国民党政府顽固的反共、剿共政策和连年发动的对红色根据地的围剿，又进一步加剧了社会阶级的对立，耗费了好不容易积累的经济发展成果，迟滞和阻断了中国社会现代化的步伐，使得30年代成为一个机遇和问题共存的年代。

乡村问题与国民政府的应对措施：

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农业国家，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农业与农民状况，关系到整个社会经济的发展，关系到国家政权的稳定与社会的稳定。近代以来，西学东渐与西方现代性的挑战，中国走上“被动现代化”之路，导致了近代中国现代化与乡村经济的严重错位。近代以来中国现代化发展造就了东南沿海城市的发展与繁荣，但整个乡村被遗忘和遗弃。这种对乡村控制的遗弃与牺牲为后来的中国社会带来重大而难以逆转的问题，造成乡村社会的失控与无序化。由于社会转型，连年战乱人祸，自然灾害等影响，农村经济出现了极度的衰落，乡村社会秩序受到严重的破坏，出现了严峻的“农民问题”。

“20世纪以来中国乡村社会的全面危机，成为推动政府和社会去寻求拯救‘危机’，改良和整合农村的内部动力”。20世纪初，西方合作经济思潮涌入中国，农村形势极度恶化使越来越多的人士认识到乡村开展合作运动的必要性与迫切性。20年代初，孙中山、戴季陶、陈果夫等开始关注合作经济问题。1924年孙中山刊发《地方自治开始实行法》包含合作经济思想。1928年政府延续了这一施政纲领，把合作制度看作改良社会生产，解决民生问题，建设现代国家的重要方式。

从1928年—1945年，政府将乡村合作运动作为一项基本政策，纳入整个国家行政计划中。创办农民银行以解决乡村金融短缺及高利贷问题；设立中央合作人才训练所（1935年）培训合作人才；通过信贷合作机构或农业信贷署（1937年成立）向农民提供信贷或发展农业经济，制定众多农业经济发展项目并开始实施，包括开发荒地、植树造林、兴修水利、保持水土、控制虫害、改良种子、改进工具和牲畜品种，引进美国式大型农场。但乡村合作运动由于信贷资金发放不足，未能与乡村实情结合，政府建设资金严重不足等诸因素并未取得明显功效，但政府改造与建设乡村的努力与实践确有其实际意义。“合作本质上是一个文化问题，中国缺乏接受西欧式合作经济制度的社会制度，文化与经济等背景因素，由此决定了靠国家行政力强制进行的制度变迁，只能是一种缺乏下层机构有效参与的政府主导型制度变迁，这也是合作经济组织在中国陷入发展困境的根本性原因”。农业发展严重滞后制约着中国整个现代化的进程，1931—1936年，中国农业年增长率为1.5％（除去东北），而现代工业增长率为6.7％，农业增长率严重偏低。

将30年代命名为革命的时代，是对这个时代命名的简化。革命是30年代中国现代化进程的重要部分，是社会政治生活的一部分，但这一时期国家对经济发展的规划与实施却也取得了相当的实绩。30年代乡村经济衰败与阶级矛盾的剧烈在很大程度上更是中国现代化发展之路上付出的惨重代价。

三

由传统向现代的转型过程中，中国社会滋生复杂的社会现象，不同政治立场及审美立场的知识分子对此进行思考，文学成为直接或间接阐释现实社会与文明的方式。30年代城市经济兴起，农村经济衰退，城市文明以一种异质于传统的文明形式出现，两种经济背后则是两种不同意旨的文化冲突——西方文化与传统文化的冲突。左翼关注社会急剧变化中底层社会生活恶化的现象，以消除阶级压迫为政治理想，通过革命与文学的双重实践介入政治；右翼知识分子以建构现代民族国家为目标，试图以民族主义文学运动强化国家意识形态，以民族意识整合不同资源，为政府主导的现代经济制度建设提供意识形态支持；京派知识分子关注与现代性伴生的城市文明负面现象，试图以传统人文精神再造民族性格；而都市文化中新生的一代知识分子则积极拥抱这新的风景，构成立足于上海以描写都市风景与都市文化为主要内容的海派文学。左翼与右翼文学以意识形态阐发为目的，京派强调文学的非功利性、文学的审美独立性，海派则在现代主义美学与都市消费文学间取得平衡。

“在所有文学形式中，小说形式与严格意义上的经济结构、与市场生产和交换结构，具有最及时、最直接的联系”。任何文学形式都不可能完全超越现实生活。穆卡洛夫斯基指出：“在文学和艺术的发展过程中，我们不仅要观察其内在的艺术形式，以及作为结构的发展过程，而且要观察此结构与其他现象，尤其是与心理性或社会性的现象之间的关系。”因此对文学现象的考察必须与社会政治经济等密切结合，才能对文学形式与外在社会因素之间互动的状况给予客观的阐释。“文学事实与文学作用之间的关系，关于过去事件的限定性的一般概念，对艺术，对历史都是适用的。写下的东西就是限定的”。我们必须回到特定历史时代的语境，才能给出时代语境“限定”的文学解释。

左翼文学：

1931年11月左翼作家执行委员会决议《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新任务》，确立了题材范围：反帝反军阀地主资本家的题材、苏维埃运动、土地革命、红军及工农群众英勇斗争的题材、白色军队“剿共”大屠杀题材、农村经济衰败、劳资矛盾地主剥削等阶级压迫题材；声明“将那些‘身边琐事’的，小资产阶级智识分子式的‘革命的兴奋和幻灭’，‘恋爱和革命的冲突’之类等等定别的观念的虚伪的题材抛去”。决议为30年代左翼文学确立了主题、题材、人物、形式等诸要素的写作规范。茅盾1932年12月完成的《子夜》是左翼文学的奠基之作，其宏大的结构、社会分析的视角，为左翼文学写作提供了范式。作品建构了左翼的题材、人物、主题。就题材而言，其反殖民、反封建、社会政治批判、城市文明批判等内容皆经过左翼主题的过滤。茅盾以无产阶级理论为预设，紧扣吴荪甫作为民族资本家的命运，揭示30年代民族资本家的历史性遭遇及中国的社会性质。其主题由于左翼政治立场遮蔽和误释了许多现代性问题：吴荪甫振兴民族工业梦想的失败，既有策略失误（倚重公债投机的冒险行为），也有世界经济危机导致民族工业受损的影响，更与赵伯韬斗法的失败，应是公债市场正常的经济行为；而从乡村农民到工厂工人，甚至地主、小工厂主、大资本家均遭遇的经济衰退等写实描写显然与预设的阶级斗争主题构成矛盾，意识形态并不能完全解释客观现实。左翼阶级立场反现代的政治实践性与现代性问题构成了矛盾，《子夜》依然有着许多溢出意识形态的写实性细节描写。

30年代左翼文学主要由农村题材和城市题材构成。农村题材以丰收成灾与阶级压迫为主，城市题材以劳资矛盾的斗争性题材为主。主题上，两种题材都以揭示阶级压迫与阶级斗争为核心。叙事逻辑大致是同一种模式：悲惨生活境遇的工农，在革命思想的启发下，阶级意识觉醒。茅盾的“农村三部曲”以丰收成灾题材揭示乡村阶级矛盾，奠定了左翼乡村写作模式，叶紫的《丰收》，丁玲的《水》、《田家冲》，叶紫《山村一夜》等，皆属同类作品。

对于这一时期农村经济的衰退，英国学者莱特《中国与1930年的世界经济大萧条》（Chinaandthe1930sWorldDepression）一文，认同费孝通考察后得出的农村经济衰退并非地主对农民压迫的政治原因，而是由于世界市场的中国扩展与乡村经济的封闭性无法对抗造成的。气候、地租等其他因素都是造成这一结果的原因之一，但世界性经济危机的影响是首要因素。因此左翼作品的阶级压迫不能完全解释乡村经济衰颓问题，政治意识形态简化和遮蔽了现代性进程中的乡村问题。

左翼城市题材是经过左翼政治过滤的题材，城市唯一值得肯定的是其革命性，城市空间与人物行动都经过政治筛选赋予革命意义。上海不是海派笔下的现代性城市空间，而是工人阶级革命的空间。两个空间截然不同：《子夜》对城市景观进行了左翼定性，夜总会、跑马场等现代城市景观是罪恶的渊薮；左翼笔下革命的空间恰是现代城市景观背后的角落：亭子间、工厂、车间、贫民窟等。左翼文学中的都市上海，是典型的阶级斗争叙述，如丁玲的《法网》、夏衍的《包身工》等。

这些作品中，资本主义制度是上海罪恶之源，阶级性是人物的主要身份特征，城市底层人物的悲惨境遇起因于经济压迫，其本质是政治压迫，故阶级反抗具备了合理性。以《法网》为例，丁玲试图说明工人顾美泉与于阿小之间的仇恨与两个家庭的灾难非个体性，而是阶级性。根本上导致顾美泉失业的原因，并非于阿小借顾美泉请假挤兑对方，而是劳资对立的阶级矛盾。左翼文学城市题材将劳资矛盾上升至阶级压迫，阶级性定位构成左翼城市文学的合法性特征，甚至阶级斗争被赋予国家革命的政治意义。

京派文学：

京派文学将关注视角投向乡村，立足于文明视角书写乡村文明与乡村生活。沈从文与师陀可以说是30年代颇具盛名的京派小说家，他们构成了乡村书写的两种方式。沈从文笔下体现优美自然与和谐人性的乡村社会成为承载作家人文理想的载体；师陀则书写着乡村的衰败、传统伦理的崩溃，表达对逝去文明的无限感伤。京派以超越思考关注现实背后的文明问题，沈从文以乡村想象建构的文学湘西试图改造日益功利化、欲望化的现代都市问题，并将之上升到建构民族性格的高度——以湘西人性重塑民族性格。《边城》成为这种思考的集中表达。他的小说及散文集《湘行散记》在表现主题上有着高度的集中性，是其文学观念与文明观念的载体。沈从文自觉追求文学的独立审美性，避免文学的商业化与政治化。他说：“绅士玩弄文学，也似乎看得起文学，志士重视文学，不消说更看得起文学了”、“我既不是绅士又不做志士，对于文学唯知在它的产生，与产生技术，以及产生以后对它在社会方面的得失而加以注意，我且注意到它的真实分量同价值，不许它把价钱开得太大，也就是不许人家对它希望太大”。表明他坚持文学审美独立性立场。师陀小说关注乡村固有文明（风俗）、人情伦理及乡村生活方式作为一种文明结构的衰颓，从审美视角表现作者对传统文明变迁的复杂情感。

京派对乡村问题的关注非社会政治层面，其文明视角具有超越的审美意味。京派文学题材除乡村题材之外，还有城市题材。城市题材以讽刺性为主要表现方式，对城市文明弊病的讽刺（金钱至上的城市人生存逻辑，放纵及堕落的欲望人性），构成了京派乡村书写的对照，京派对城市现代化伴生的欲望人性保持着深刻的反省，试图以传统伦理救治现代文明之弊。比起小说在文体形式上与社会深层结构问题联系的密切性，京派的美文更趋向自我性情的书写，审美的独立性色彩更为突出。小品文方面，周作人20年代的美文余绪绵延，林语堂颇具个人风格的幽默小品文，沈从文的《湘行散记》、何其芳的《画梦录》、郁达夫的《达夫游记》等均是书写作者个人性情的纯粹美文，均是这一时期颇负盛名的作品。而近于京派注重文学人性与文化意蕴的剧作家曹禺，更是30年代话剧的顶峰。

海派文学：

30年代的上海，已经成为世界第五大都市。作为现代都市的上海，消费与文化生活深受西方影响，造就了一批生活欧化的文人，成为30年代海派产生的生活基础。深受西方现代主义美学影响，加之上海的都市消费性，造就了海派审美与商业的特殊组合。

现代派、新感觉派作家在作品中着力于表现新奇的都市感觉，捕捉都市印象，表达现代都市人的情绪心理。海派文学成就表现在：描摹都市景观，展示五色杂陈的都市人的生活，揭示现代都市男女新型的两性关系，书写现代都市人的价值取向，揭示现代人孤独寂寞的心理及精神状态。海派为新文学提供了新的表现空间：现代都市的新奇景观进入文学表现领域，如跑马场、赛狗场、夜总会、电影院、大街等，均是伴生现代都市的地理景观。穆时英《街景》中的城市景观描写：去野宴的跑车、街上肮脏的乞丐、经过月台的火车、时装店的人群等。更有都市的活动场景，如《上海的狐步舞》动静结合的城市景观：贴着广告的电车，夜总会门前的黄包车，红绿交通灯，街上涌动的人潮，街上的各色人等（女秘书，冒充贵妇的模特，追逐时髦的姑娘）；甚至人物活动都是景观：深夜林肯路的枪杀事件，工人劳动的惨烈场景，华东饭店有钱人的享乐场景，街边阴暗角落里拉客的下等妓女；海派也将笔触伸向了都市人的日常生活与情感：《上海的狐步舞》描写错综复杂的家庭关系，资本家年轻妻子与继子的乱伦关系。刘呐鸥小说集《都市风景线》热衷于书写男女两性间的情感——摆脱传统束缚、放纵情欲的两性关系。穆时英《被作为消遣品的男子》中男子不再是男权威严的象征，却成为都市摩登女郎的情感消遣品。《夜总会的五个人》书写现代都市人的孤独与寂寞。现代化造就的都市文明无论在物质层面还是精神层面使传统伦理丧失了在现代都市的控制权，现代化及其文化一方面释放被传统压抑的人性，动摇着传统伦理秩序的根基，另一方面也将现代人推向了精神的虚空。

施蛰存则超越了都市书写，他关注乡村经济现代变迁中的农民命运，关注失去传统宗族基础的现代都市人的精神世界，书写现代性中国社会（乡村与都市）日常生活的变迁。《扇》、《上元灯》作为传统文明的象征，所代表的生活及情感方式成为都市人心灵的慰藉。施蛰存着力挖掘从传统向现代转型过程中浸染于传统思维的中国人在城市文明冲击下的心理应激，关注传统乡村经济在现代性冲击下的剧烈变化及农民遭遇：《街景》中农民上海梦破碎，来自乡村却再也无法回到乡村。《汽车路》中具有现代文明象征的汽车路在农民关林眼中，成为剥夺他活路的恶魔。关林屡次破坏汽车路的行为成为传统乡村经济与现代化发展之间尖锐矛盾的隐喻，极为真切、客观地揭示了中国乡村与现代化进程之间的严重问题。《猎虎记》则是对30年代衰败、混乱的乡村问题的反思。海派风格奇幻怪诞，但多数海派作家偏重形式，重新奇而未能深入社会生活与人物命运则成为主要缺失。

右翼文学：

30年代具有右翼倾向的文学团体及其创办的文艺刊物，主要围绕“民族主义文艺运动”展开，包括上海以前锋社为中心的文艺运动，南京以中国文艺社为中心的民族主义文艺运动，以及杭州以初阳社为中心的民族主义文艺运动。

围绕民族主义文艺运动建立的文艺社团虽然由国民党党员创办，但成员构成、文学刊物及文学作品却并非只有党派性质，其构成复杂多元。前锋社骨干成员虽有官方身份，如范争波（国民党上海市党部执行委员会委员、上海警备司令部侦缉处处长），朱应鹏（《申报》资深编辑，国民党上海市党部监察委员会委员），但有不少人是没有官方背景的，如傅延长（同济大学教授），以及叶秋原、陈穆如、陈抱一、李金发等文艺界人士；最活跃的是一群尚在大学读书或刚出校门富有理想、思想激进的文学青年，如受前锋社影响的草野社成员。草野社创办《草野周刊》，鼓动青年为民族而战的民族意识，颇受青年学生欢迎。南京的中国文艺社的《文艺月刊》、杭州的《黄钟》均如此，弱化党派色彩，吸引文艺界名人参与，创作构成复杂多元。

在文学创作上，民族主义文艺以“民族主义意识”为主题；在作品中，通过人物强烈的生命意识，为民族而战的政治意识传达民族主义意识。《前锋月刊》中的文学作品常通过人物强烈的生命意识和意志力表现民族主义意识。李赞华的《变动》与《飘摇》将笔触伸向动荡的乡村社会，描写因生存所迫铤而走险的农民命运，对乡村衰败、社会动荡、伦理崩溃等乡村问题的书写极有见地；抛开其意识形态暗示的角度，在描写上有京派的气息，与京派、海派等类似主题构成互文情境。

小说比较突出的还有黄震遐的《黄人之血》和《陇海线上》，以强化人物生命意识传达民族主义的国家意识。30年代文坛绝非各派壁垒森严，频繁文艺论争之外，呈现出各派相互交流与互动的良性状态。各派杂志之间的宽容尺度，均表明30年代文学发展的多元与繁荣状态。海派《现代》发表过鲁迅具有鲜明意识形态性的纪念左联五烈士《为了忘却的记念》一文；右翼《文艺月刊》撰稿作家有新月派沈从文、梁实秋、陈梦家、方玮德，有巴金、卞之琳、戴望舒、施蛰存等自由作家，还有左翼作家何家槐、聂绀弩、鲁彦等。左翼《北斗》发表过京派凌叔华、林徽因、沈从文的作品，及海派戴望舒的诗歌作品。

30年代文学的多元状态是文学社会现代性与审美现代性追求的不同所致：社会现代性以功利性为文学诉求的目的，审美现代性则超越现实功利；从流派而言，左翼因政治影响而产生文学影响，京派因文学审美而确立根基，海派因都市写作切近现代都市实际；三者各有势力所及，右翼民族主义影响相对偏弱。从文学总体成就而言，30年代文坛上颇具盛名的作家如茅盾、老舍、巴金、沈从文、曹禺、林语堂，各派作者各领风骚；曹禺的《日出》、师陀的《谷》以及何其芳的《画梦录》获得1937年《大公报》文艺奖金则表明批评界依旧以文学的审美探索作为衡量文学价值的尺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