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古代文学中探寻人性发展足迹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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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酒后真言，掀翻欲望病灶

《贺新郎·酒徒》:醉眼朦胧态，向风前，花间集里，枝摇叶摆。明月当庭丝管熟，知是小频清濑。总凝她、痴莲眉黛。我有银钱千百串，又呼徒，快把茅台买。买来个，春澎湃。

酒徒自有风光在，最开心，嫦娥敢要，江山可改。魏武鞭梢未及处，正好涂红抹彩。轻点着，男儿气概。放手摊开春世界，细端详，片片烟波债。人累了，天无奈。①

“酒徒”是诗词艺术体制和现代人生活状态聚合的形象化。当固有的文学意象难以表达诗人对现实的理解，意识流、变形、荒诞、隐喻等西方现代主义文学的基本表达方式都可能成为映照现实的特殊镜子。扭曲的形象以强烈的姿态凸显真相，表达方式的选择是服从诗人内容表达需要的。一旦进入诗词艺术体制，西方现代主义文学的表达方式就天衣无缝成为民族诗形的基本要素。叶嘉莹先生指出词之美感特质在于“弱德之美”，“这种美感所具含的，乃是在强大的外势压力下所表现的不得不采取约束和收敛的一种属于隐曲姿态的美”②。

用词文体写醉，本身就比李白诸多的“酒诗”隐含着更多的压抑和焦虑。“弱德之美”将酒徒醉后才张扬的人性挥洒到极致，一步一步将内心的狂热从高潮演绎到冰点。“贺新郎”词牌赋予结构的意义在于片数、句法、声韵等方面的限制，强化了某种特定的情绪，典故丰富了诗意，白话和西方现代主义艺术精神介入，诗词艺术体制的优越性依然就势而发。

“记得小频初见，两重心字罗衣，琵琶弦上说相思”，如今“明月当庭丝管熟，知是小频清濑”。文本逐步展现了人性的开放性、未完成性和可能性。

“酒徒”陶醉了，“我有银钱千百串”是“自我”的发现和奋起，“自我”的表层是隐藏在潜意识中的生命本能，欲望、情绪、情感和体验;“自我”的深层，是个人自我创造的精神性的“我”。生命的本能是创造的基础，是力源，也是恶源。是赋予生命意义的意志和冲动，也是理性的天敌。人是自己创造自己的，但这是一个矛盾重重、云山雾嶂的创造历程。“又呼徒，快把茅台买，买来个，春澎湃。”一次又一次反抗外在对生命力的束缚，人通过价值定向而选择自己的道路，用生命本身的力量来战胜生之痛苦。痛苦来源于冲动与理性的矛盾，伟大的幸福正是战胜巨大的痛苦所产生的生命崇高感。激发了生机、解放了心灵。

“酒徒”与李白《把酒问明月》中问苍茫宇宙不可知，而及时行乐的醉态盛唐分庭抗礼。李白问的是:嫦娥在月宫里孤独地生活着，到底谁来陪伴她呢?“酒徒”答:敢要嫦娥，可改江山。“酒徒”的风光在于“敢要嫦娥”、“可改江山”。在于创造新秩序，追问“人的理性”何以“为自然立法”?

人从自然中来，“自然的人性化”是人类一生的命运。在社会关系中成为具有“人性”的人，在成“人”的过程中不被功名、财富、权力、道统等外物所奴役，葆有“人性的自然本真”，与人类直立行走一样，是人类社会发展的两个重要台阶。

在自由之路上狂飙猛进的现代人走向哪里?德国政治家和早期人类学家芜乔·鲁道夫说过“政治是一个宏大范围内的医疗”③。成为社会医学这一观念的鼻祖，鲁迅为何弃医从文?孙中山为什么弃医从政?“敢要”、“可改”面对的正是现代社会中人背离本性的文化精神问题和治疗人类学要破解的现代性症结，面对的是血性、真性被阉割的时代危机和社会转型。

面对中国家庭伦理历来滥用道德资本，理性教化普遍缺失的局面，什么样的精神秩序为“爱欲”护航?在一个什么都“敢要”的时代，“小频”的幸福何在?自由进一步发展的边界是当代中国乃至世界和人类的难题。艺术具有非政治的政治性，酒后真言，掀翻了身体社会的欲望病灶。

“月宫”是诗人虚构的艺术世界。诗人敏感到人性矛盾冲突，传统诗词的“抒情、言志”回避、掩盖人性的冲突，仅仅正面言说生存现实与人生渴望的“距离”，当代诗词直面冲突，从这种永远无法消除“距离”的绝望感中产生更深刻的东西，从而开启接受者反思的途径，提升人性、达到更高级的和谐。“求真”是诗词现代转型的标志。

“江山可改”，“酒徒”无疑想创造“月宫”的新秩序。“魏武鞭梢”、“涂红抹彩”的意义在于创造，创造是人的本质的实现，是人的存在意义之所在。“酒徒”不停留在屈原、李白式的天问，意在创造一个新的价值世界。

创造的冲动、原欲的喧嚣、高贵的理性统一于本真的生命。“嫦娥敢要，江山可改”是最大化实现生命意义的欲求。“放手摊开春世界”，醉，是一种惆怅、茫然、激动，若有所失又若有所得，与本我融通的境界。“细端详，片片烟波债”。原始冲突中重现冲动和理性的无尽纠葛，从“记得小频初见”到“莲、鸿、苹、云”，感性生命的野马追逐着飘渺的情爱，最富精神性的人最痛苦，因而最尊敬生命。“酒徒”以自然生命创造精神生命，从身体(空间)中榨取精神(时间)，碾磨出生命精华，醉眼探春。

然而，“茅台”消除不了“醉我”与“醒我”的矛盾，“日暮乡关何处是?烟波江上使人愁”。尼采曾叹息:“自来，精神如同道德一样，成百次地实验而成百次地迷误。是的，人是一个实验。唉，许多无知和错误化作了我们的躯体!”④“酒徒”狂饮是精神的迷惘，“片片烟波”叩问的是良心。“银钱买来春澎湃”原欲与创造的力源纠结在人性根底，无休止的内心忏悔可能辩解和纵容恶的惯性，是自我怯懦，沉醉不问归路，还是投入人性的深渊，勇敢探索人的可能性?“酒徒”清醒明白“知其不可为而为之”宿命，不得不“累”。纵有“银钱千百串”，纵有此刻“春澎湃”，终究一个“土馒头”。

二敢要嫦娥，彰显美学诉求

“敢要嫦娥”，强烈张扬着“我是我自己的”的“个人发见”，与上个世纪20年代，五四时期郁达夫的《沉沦》、鲁迅的《伤逝》等现代思潮一脉相承。社会学家认为性之所以重要原因在于“第一，性能带来巨大的肉体快乐;第二，性与人的自我有极密切的关系;第三，性与人的自由权利有关，因此，它是所有权利领域都不会忽视的资源，也正是由于性是权利要加以管制的领域，性成为个人自由与权利斗争的前沿。”⑤“酒徒”冲锋到前沿，正是立足性的膨胀、爱的匮乏的当代社会，试图回答“五四”一代民族巨人提出的人性解放、反封建、反传统、人道主义等重大观念问题。醉后，宣告爱欲的自由，向非神圣、非人道的“月宫”杀出回马枪，再一次凸显了五四的伟大意义———这些至今尚未解决的问题并未过时。个人短暂的生命相对于文明的进步，实在微不足道。每个携带着先民密码的生命都要从头来过，历经的道德两难。几千年来男权社会，从来不乏解构旧道统的冲动，缺的是建立新秩序的铁臂。历史毫不手软，一把黄土埋葬了“子君”，揭示了当时启蒙者对“人”处境的无奈。

“敢要嫦娥”入“词”，一是展示了民族诗形的生命力。五四时期拒绝诗词艺术体制参与中国现代文学观念的建立，造成了民族诗形发展断裂。当新诗在诗体上焦虑时，审视“酒徒”的现代艺术气质，我们发现民族诗形在社会转型的实践中，观念突围，内容与形式协调发展的可能性。现代主义是世界文学不可回避的人类精神事件，笔者在《诗词艺术体制的现代转型》中专门论述了“现代主义诗词”。⑥胡适提出的“破格”并非“无格”。“酒徒”轻车熟路回归了中国诗歌“创格”的另一条路径———回到中国诗歌发展的自然轨道———“现代主义诗词”。“酒徒”是诗词艺术体制发展的“活态”版本，是断裂后的新生，而非复活。

二是对接鲁迅呼唤的“新人”。“嫦娥敢要，江山可改”，把“涓生式”的“勇敢”从现代、个体的自我确立、个人幸福的追求的止步、退步，上升到一种改造社会政治欲求的“坚韧”，有那么一股“大胆地说活，勇敢地进行，忘掉一切利害”(鲁迅语)的闯劲。从五四“启蒙”时———“人”无奈，到今天价值重塑中———“天”无奈，爱欲与文明的较量白热化。马克思早就说过，“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五四新文化运动和它的领军人物，更多的是对当时社会精神状况的痛惜和绝望。

觉察到现代自由中个人和社会的双重进化的文化轨迹的错位，面对“子君”的命运，鲁迅在绝望中沉默了。文学的脐带连着社会肌体，鲁迅当时看不到方向，他只能对自己的时代负责。当“涓生”为自己“没有负着虚伪的重担的勇气，却将真实的重担卸给子君”而感到悔恨时，“酒徒”潜意识里某些士大夫的痕迹，因“小频”、“嫦娥”、“魏武”等符号，浮现在“废都”新旧传统脱节的罅隙中。人类是在他人的参照中认识自己，在创造实验中，成“人”之路迂回曲折。

艾略特在谈到诗人的个人才能和文学传统的时候就曾涉及过这个问题。他说:“任何诗人，任何艺术家，都不能单独有他自己的完全的意义。他的意义，他的评价，就是对他与已故的诗人和艺术家的关系的评价。”⑦符号承载着文化语码，“我们将往往可以发现，在他的作品中，不仅其最优秀的部分，而且其最独特的部分，都可能是已故诗人、他的先辈们所强烈显出其永垂不朽的部分。”⑧———人性。

“酒徒”正是因为“小频”、“嫦娥”、“魏武”而富有艺术韵味，因诗词艺术的留白而揭示出比小说文本中“涓生”更复杂的现代人生存纠葛。在此，意蕴比直接显现的形象更为生动地流淌着人类情欲及其情境，不仅呈现了具有历史感的时代气质(政治、道德)，而且进入较深的文化土壤，触及人类学根底。

海明威提出文学创作中的“冰山原则”。他认为:“冰山之雄伟壮观，是因为它只有八分之一在水面上。”诗之形象语言只是“八分之一”，剩下的“八分之七”则是情绪性之根扎在人性的深渊里。批评者通过“概念语言”确立另外“八分之七”的“价值形态”。露出水面，需要创作与批评深邃坚实的思想内核和晶莹剔透的诗性光芒，这正是当代文学极度匮乏的元素。当代文学面孔暧昧，一个没有经典的时代是可悲的，是愧对子孙的。时光固然可以淘洗经典，也会淡化亲历者的酸甜苦辣，当代人最有权命名经典。任何经典都是时代馈赠的佳酿，在当时都是有影响的，酒旗猎猎，经典正在被创造。

在生物性性欲日益取代精神欲的身体社会，文本在“美人窝”里几乎迷失中应有的人性尊严，展现了人类与生俱来的二重性，犯罪与自审、冲动与理性、美与丑的纠结，“细端详，片片烟波债”———起于直觉，爆发为创造，一次次深入，探访人性的源头，忏悔、反省推动着人性的发展。没有反省，生命的冲动就走向衰竭;没有热烈的冲动，也就达不到彻底的反省，逐步发展成高级理性。

传统诗词情景交融，意象浑融，虚实相生，而“酒徒”审美风格却在破碎、凌乱中更靠近现代艺术。词文体在实践中，在新观念的作用下产生某种目前尚不明晰的变异，正是文学断裂史观下诗词艺术体制继续发育的征兆。

“酒徒”———这个转型社会的“存在”因历史落差和对接，而具有了文本的时代价值。提示着“嫦娥”的命途多舛和月宫精神秩序的微茫，“娜拉”永远令人心痛。“酒徒”饱含强力意志和自觉精神，带着传统文化基因和“新人”、“立民”的冲动，直指立足于“人”的欲望观、自由观、观等现代文化理想，破坏是建立的前奏，在人类精神史上，“新人”作为人类美好活的理想化身，艰难行进。

三步履蹒跚，攀爬文明阶梯

“宝玉”、“涓生”、“酒徒”是离我们最近的三个民族精神成长足迹。红楼一梦，儒、道、释，都挽救不了“好了”一空的荒诞人生。“宝玉”解构了儒家道统对世界对人的约束，齐物、齐人，从庄子哲学出发，走近了美国《独立宣言》开篇明示的“人人生而平等”。一个禁锢几千年的民族，在“宝玉出家”后，向“现代人”的自由迈开了第一步。“宝玉以情性取代儒、释、道的德性、真性、佛性，堪称中国精神史上的重要事件”⑨。然而，大雪覆盖了宝哥哥，到头来是“白茫茫大地真干净”。鲁迅借“涓生”之口，最后说:“我要向着新的生路迈第一步去，我要将真实深深地藏在心的创伤中，默默地前行，用遗忘和说谎做我的前导……”

“焦虑”中的“酒徒”也是这条路上正在跋涉的独行客。他“累了”。在宝玉的放下和逃离中，在“涓生”的沉默和悔恨中，这条路上又多了疲惫的“酒徒”。这是一条改造江山的路，更是一条追寻人类形而上终极命运的长路。人类的文明与幸福需要外在秩序的变革，更仰仗自审。法度来自上方，神性的光辉笼罩着嫦娥。总是路迢迢。

“宝玉”“涓生”“酒徒”都像尼采那样赞叹生命意志，都是现存秩序的解构者，但与尼采“超人”理念相反，“宝玉”“涓生”“酒徒”恰恰要打破尊卑的等级，讲究人格平等，在大慈悲中，向价值荒谬的世界和人生、向无以言说的人间痛楚，索要“人”的可能性。在对黛玉的追忆留恋，对子君的愧疚怀念，对嫦娥的向往欲求中展现生命的唯一的意义－－－爱。人生乃悲剧，《红楼梦》、《伤逝》、《贺新郎·酒徒》的悲剧不是某个社会、某个时代，不是坏人好人所造成，而是源于人与人的共同关系中神性和兽性的搏斗，形而上说，“宝玉”、“涓生”、“酒徒”都是因为“原罪”，是男女关系的不同时代的“人性”造型。

马克思说，“男女之间的关系是人与人之间的直接的、自然的、必然的关系……这种关系以一种感情的形式、一种显而易见的事实，表明属人的本质在何种程度上对人说来成了自然界，或者，自然界在何种程度上成了人的属人的本质。因而，根据这种关系就可以判断出人的整个文明程度”⑩。马克思说男女之间的关系在何种程度上成了人的属人的本质是判断文明的尺度，宝、黛的爱情之所以动人，“涓生”、“子君”的私奔之所以精彩，“酒徒”、“嫦娥”的风光之所以开心，正是因为其精神含量，超越了当时的道统，反映人类在跋涉中已经达到的某种精神标高，具有极高的文明程度，含泪为人类绘下了自由和幸福的美好蓝图，主流文明往往就是在这样的潜流暗涌的冲击下缓慢量变的。性，是一个民族最敏感的神经末梢，默默地深刻地影响着人们的生活方式和文明尺度。婚姻自主，恋爱自由，这些过往的理想都成为今天的现实。从欲到情，从情到灵，人类两性情感从原始状态到终极灵境的慢慢长路是一切艺术的母题。

“伤逝”和“酒徒”继续探讨的无非是宝玉“出家”后的命运。“新人”往哪里去?在现世，又逾越了现世。千秋叙事，充满人类忧患意识，没有中国古代文学传统中的乐观主义和表面的浪漫气息，也没有西方哲学的死亡和毁灭的阴霾。只有对生命的大悲悯，坚挺的哲学脉络展示了现代生命伦理的中华气质和人类出路。提出了不同于中西“既有艺术文本”的现代生命价值观，表现出醉态盛唐和西方“超人”哲学所不具有的生命强力和韧性。“醉”不回避人生的悲剧性，承认且不屈服于这种悲剧性，“人累了，天无奈”，在爱的人间，摩挲着生之痛楚，含泪微笑着打开了现代审美人生画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