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文学艺术追求与经验教训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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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新中国十七年文学的第一个艺术表现特征,是现代农民革命史诗的激情写作。如果说解放区文学那富有传奇般的农民革命叙事模式,在血与火的革命战争年代里的确曾起到过鼓舞革命士气、振奋革命精神的正面社会效应的话;那么新中国十七年文学虽然继承和发扬了解放区文学创作的光荣传统,但却因为时代政治局势的迅速变化而承载了新的现实生活内涵。新中国十七年文学为自己的社会定位,是无产阶级政治革命机器上的“齿轮”与“螺丝钉”,因而它反映社会生活的基本职能,也由“真实”的描写转向了“艺术”的再现。综观新中国十七年的文学创作,它的艺术视野受现实政治的主观限定,基本上是围绕着两大主题旋律展开的。

首先,是以理想主义的艺术思维和浪漫主义的表现方式,全面去梳理和营造中国无产阶级革命的光荣传统,并以史诗性的庞大气魄感染和凝聚新一代中国人对于现代政治革命理念的价值认同。一部中国现代革命史的全过程,就是“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那么艺术地展示和生动地再现现代农民战争气势恢弘的历史场面,自然也就应该成为新中国文学创作的鲜明主题。建国后中国文坛最辉煌的创作成就,无论是数量或质量,都应首属有关革命历史题材方面的作品。这类作品的大量涌现,一方面是因为建国以后,人们已经渐渐地远离了烽火硝烟的革命战争年代,胜利者出于自己怀旧情绪的客观需求,他们渴望后代铭记他们开国建业的丰功伟绩,因此新中国文学创作就必须责无旁贷地承担起维系历史与现实对话的光荣使命;另一方面是出于胜利者的主观需求,为了巩固新生的革命政权,牢固地树立起无产阶级的价值观与人生观,他们以行政法规的强制约束力,要求广大作家尽情讴歌时代胜利者的主观意志,表现革命英雄主义的传奇故事。而新中国作家也以无产阶级政治意识形态代言人的身份自居,他们运用浪漫主义的艺术想像力去尽情地创造着艺术化的革命历史,不仅生动地表现革命英雄从落后农民到革命战士再到无产阶级政治革命家的人生成长历程,更是将他们的思想道德人格塑造得完美无缺,《红旗谱》在演绎朱老忠的革命人生时,就是遵循了这样的创作思路。革命英雄的艺术形象也由民间的“传奇”发展到了阶级的“神话”,《林海雪原》中的杨子荣,应该说是现代英雄传奇氛围中最成功的典型范例。

直至完全脱离了现实生活的原有基础,最后变成了令人仰望的完美圣人。在重新阅读红色文学经典的过程中,我们惊奇地发现新中国作家以群体意识的共同智慧,对解放区文学的虚幻叙事模式做了精心打磨,从而使它变得更加完美无缺。新中国文学中的新型农民革命者形象,留给人们的阅读印象应该是这样的:农民阶级与无产阶级之间根本不存在着什么矛盾对立和观念冲突,他们实际上是一个具有着相同本质的完整阶级群体;农民阶级只要认同了无产阶级革命的政治革命主张,他们就会自然而然地转化为无产阶级革命队伍中的一员。新中国作家正是通过这种思维认知方式,以其单纯而真诚的艺术追求和政治胜利者的自信心态,比解放区作家更加执着地将个性意识的消解过程,视为是中国现代农民革命运动无产阶级意识化的历史必然过程。这种政治上的强烈自信心,无形之中促使了他们以主观“真实”的艺术感受力和艺术想像力,尽其所能地去进行他们所谓的忠实于“客观历史事实”和忠实于“生活本来面目”的形象描述。其次,是通过塑造中国现代农民的全新形象,从正面表现他们渴望走农业合作化道路的现实主题,并以极大的政治热情和主观意志,艺术地再现了中国农村社会主义运动的蓬勃开展。柳青的《创业史》、周立波的《山乡巨变》、陈登科的《风雷》、赵树理的《三里湾》、浩然的《艳阳天》与《金光大道》等作品,在新中国的历史上都曾产生过很大的社会影响。新中国作家对于现实农村题材的强烈关注,与他们对于农民革命英雄史诗的创造有着深刻的内在联系。

如果说当年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农民革命的政治使命是推翻剥削阶级和压迫阶级的反动统治,建立农民自己的国家政权;那么解放后农民革命的政治使命则是用社会主义公有制的理想,去引导农民彻底清除自身的封建落后思想,并使其迅速实现无产阶级意识化。这无疑是十七年文学创作对于超越历史发展阶段的大胆政治设想做出的一种时代的积极反应。柳青的长篇小说《创业史》,就是那一激情燃烧时代中的最具有代表性的典型产物。柳青为了创作这部鸿篇巨制,曾亲自到陕西农村体验了近十年的农民生活,按理说他对中国农村的落后状况也是非常了解的,应该还不至于粗心大意到了连中国农民实际的认识水准和思想状态都忽略不顾的地步;但是他在作品中却完全超越了中国农民真实的精神境界,将梁生宝等农民的思想都做了无限的拔高,使他们全都变成了自觉自愿地听党的话、跟党走,义无返顾地选择社会主义康庄大道的革命急先锋。柳青本人也并不否认在《创业史》中,的确存在着超越现实生活的理想主义成分,他说:“我的描写是有些气质不属于农民的东西,而属于无产阶级先锋战士的东西。这是因为在我看来,梁生宝这类人物在农民生活中长大并继续生活在他们中间,但思想意识却有别于一般农民群众了。”〔1〕应该说柳青的一席话,使读者豁然明朗了这样一个道理:新中国文学创作上的农民思想无产阶级意识化,或者说是传统的小农经济落后意识向现代的无产阶级集体主义精神的转化,完全是一种由人为虚构行为所造成的主观附加因素,而不是农民本身所具有的内在本质要求。这种纯粹主观主义的创作理念,后来又被浩然在《艳阳天》和《金光大道》中发挥到了极致,最终导致了十七年文学创作的完全僵化。

二

新中国十七年文学的第二个艺术表现特征,是政治理性对于个体人性的全面取代。新中国十七年的文学创作,无论是革命历史题材还是社会主义建设题材的作品,几乎是用完全相同的革命理想主义叙事方式,逻辑严谨地揭示了阶级论人性观的两个不同的历史跨越阶段:革命历史题材的作品以空前规模的史诗性质,营造了现代中国人政治生存权利的来之不易,它所告诫人们的是对于未来一定要保持一种坚定的政治信念;社会主义建设题材的作品则以超越现实的前瞻性政治眼光,反映了丰富的物质生活对于现代中国人人性发展的根本保障,借此来激发人们献身于社会主义革命建设事业的忘我热情。社会群体物质生活追求的人生奋斗理想作为新中国文学所要表现的人性本义,无论我们出于何种动机去加以评说,它的时代局限性应该说都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不过我们也必须正视一个不容忽视的客观历史事实,新中国文学从阶级斗争学说的角度出发,过分强调人的政治精神理念而淡化人的现实物质生存需求,用人性的抽象表现形式去代替人性的实际生活内涵,这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严重地影响到了新中国作家对于人性复杂多样性的深刻理解,并使十七年的文学创作呈现出了枯燥乏味的单调局面。

首先,在政治革命利益高于其他一切利益的前提下,人作为一种社会政治动物,他必须放弃个人狭隘的情感私欲,无条件地将自己纳入到现实革命斗争生活中的政治理性范畴。正如朱定在其小说《关连长》中,通过关连长之口所说的那样:“我喜欢这样的革命家庭(指他所带的连队——引者注),在这里没有什么个人的存在,一个连队就好像合成了一条生命。”像《红旗谱》、《保卫延安》、《红日》、《铁道游击队》、《林海雪原》、《红岩》等作品,是通过革命历史题材来表现个性对于阶级性的皈依;而《创业史》、《山乡巨变》、《风雷》、《李双双小传》、《艳阳天》和《金光大道》等作品,则是通过现实农村的社会变革来反映群体对于个体的胜利。当我们再度去回首这些昨日辉煌的红色文学经典时,我们所能够得到的全部启示,就是个体人性对于阶级共性的逐渐认同过程,以及人由自为的存在是如何并且为什么转向了社会的存在。其次,人作为一种社会动物同时也是作为一种情感动物,他们的情感属性被人为地理解成是受制于人的社会属性,从而使新中国文学对人物情感世界的刻画描写,呈现出明显的政治格式化倾向。仅以爱情描写为例,即以绝对崇高的思想品性,极力强化现实生活中男女情爱的政治意义,爱情故事的个人情感内容,也被作家剔除在文学创作的表现领域之外。再者,人的内在情感与人的政治信仰被混淆为一体,而人的政治信仰又几乎成为了人的情感生活的全部象征。革命英雄主义以其传奇般的政治色彩,全然代表了人类最完美的人性意识,他们在作家那充满着浪漫主义想像力的笔下,以神奇的魅力、超人的智慧、坚定的信仰和高尚的人格,成为了现实生活中普通凡人学习效法的榜样。像杨子荣从容不迫大义凛然深入虎穴临危不惧,江姐、许云峰等面对敌人的严刑拷打胸无杂念正气浩然视死如归,他们不是没有正常人的七情六欲,然而作者却将这些人性的基本因素,完全融化到了他们所追求的政治信念之中,从而为广大读者塑造了一个又一个脱离了现实生活的实际背景,而只能凭借主观想像力去感受或仰望的虚拟形象。

还有一个现象值得引起我们的注意:作家在其创作实践过程中,他们描写人的内在情感问题本身并没有什么特别之处,但在解决情感矛盾方面却颇令人备感诧异——当革命者个人的情感与政治信仰(尤其是在描写爱情题材的作品中)发生严重冲突时,个人的情感因素自然要服从于现实政治的客观要求;可是矛盾冲突一旦达到了无法解决的地步,他们便不惜以牺牲革命者的个体生命为代价,来寻求故事情节与政治信仰之间的平衡(像路翎的《初雪》、《洼地上的战役》等作品都是如此),这在新中国文学史上形成了一种极为独特、同时又是使用最为广泛的爱情悲剧模式。读者对于这些革命爱情悲剧故事,虽然不免有些遗憾和感叹,但却得到了思想上的升华。人性在政治中闪光,这是新中国十七年文学创作的真实写照。新中国十七年文学政治理性对于个体人性的全面取代,是在中国现代政治革命取得彻底胜利的前提下展开的,胜利事实的本身就意味着一种价值观的绝对正确性。因此,在激情磅礴的时代氛围中,每一部作品不是凝聚着历史的英雄记忆,便是创造着现实的英雄神话,于是高度膨胀的“神性”便成为了艺术审美法则的惟一。像《红旗谱》、《保卫延安》、《红日》、《黎明的河边》、《三家巷》、《敌后武工队》、《青春之歌》、《红岩》等作品的侧重点,是艺术地再现革命英雄主义的完美历史;而《创业史》、《三里湾》、《风雷》、《山乡巨变》、《虹南作战史》、《春潮急》、《艳阳天》、《金光大道》等作品的侧重点,则是艺术地创造现阶段的英雄群体雕像。新中国十七年文学的整体艺术实践,可以说就是一种革命英雄主义艺术史诗的集体抒写。但是我们应该清醒地看到,新中国文学的英雄主义,已逐渐消隐了解放区文学英雄史诗那种清纯而质朴的理想主义情感,作家对于历史的感悟和对于未来的理解,完全是在政治主观意志的支配之下所表现出来的艺术幼稚与理性丧失。

他们将英雄人物的性格品质,几乎推崇到了主观想像力的极致——淡化人间的亲情关系,注重人际关系的阶级性(《李双双小传》);淡化人性自身的弱点,强调英雄智慧的超前性(《创业史》);淡化人对死亡的恐怖意识,凸现英雄毅力的极限性(《红岩》);淡化英雄的平凡生活,强化英雄品质的完美性(《金光大道》)。一切英雄形象都被赋予了超越人性本能的神性特征,甚至作家本人就是有意识地去对英雄形象进行人为的神话描述。新中国十七年文学的革命英雄主义,以颂歌的形式建构起了一部完整的艺术革命史,从而使整个社会生活中的艺术审美活动,到处都弥漫着“学英雄”、“赶英雄”、“做英雄”的政治空气。正是由于政治理性取代了艺术理性,集体主义的共性思维取代了作家创作的个性思维,英雄的阶级政治意志取代了英雄的个性主体意识,浪漫主义的精神实质在新中国十七年的文学创作中遭到了无情抛弃;剩下来的那个所谓的“英雄”主人公,也只是作为一个政治意识形态的形象说教者,以通篇政治性语汇,去演绎着一个用政治激情包装起来的非凡革命故事。新中国文学的主旨是要创造一个充满着政治理想主义的英雄时代,可英雄主义的极度泛化,却又真实地反映了真正意义上的民族英雄史诗的历史缺席。

三

新中国十七年文学的第三个艺术表现特征,就是“与人奋斗”的英雄神话。作为再现历史的一种政治工具,新中国文学用革命的激情主义,生动地描绘了无产阶级“与人奋斗”的英雄史诗。与解放区文学的革命英雄主义有所不同,新中国文学不是以战歌的形式去激励人们的现实革命斗志,而是以赞歌的形式去书写主流意识形态历史的辉煌。由于新中国作家的创作基点是对革命胜利后的历史复述或追忆,他们有权去对曾经无法确定的东西重新加以认证,对过去不能表达的东西进行充分地表达。这使得我们从中能够直观地感受到这样一种鲜明的印象:中国的无产阶级之所以能够得天下,是因为有无数忠诚于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非凡英雄作为支撑;这些英雄人物的超人品质虽以某一个体形象的思想行为来加以表现,但却统统被理解成是英雄所隶属的阶级群体内在共有的本质属性。在他们身上,消隐了一切个人主义的性格特征,消隐了一切正常人的七情六欲,消隐了一切肉体上的痛苦和精神上的磨难,所有最基本的人性因素都被作家用理想主义的主观意志,涂抹上了浓厚的政治色彩。《红岩》对于读者心灵所产生的巨大震撼,不是死亡与恐惧的情绪体验,而是悲壮与崇高的情感获得——英雄们的肉体虽然遭受了敌人的无情摧残,但他们却以自己大无畏的气概彻底摧毁了敌人脆弱的意志;他们身陷囹圄失去自由饱受肉体的痛苦磨难,但却始终为自己的政治信仰而保持着高度乐观主义的人生态度。

当这群英雄高唱着雄壮的《国际歌》去面对死亡时,读者并不感到他们是一群行将就义的政治死囚,而是一群人类社会的正义审判者;或是一群完成了自己的历史使命后,从容不迫返归天堂的上帝派来的光明使者。新中国作家正是以他们极度扩张的理想主义政治信念,以具体的个例人物代表抽象的阶级整体、以现实生活的偶然性代表历史发展的必然性,运用所有的赞美之词来表达他们对于革命英雄的无限崇拜——他们无所顾忌地用英雄主义书写了中国现代革命的光辉历史,同时也以神奇的艺术想像力营造了中国现代革命的英雄神话。如果说解放区文学的革命英雄主义,还只是表现为一种苦难现实中的浪漫主义情怀;那么新中国文学的革命英雄主义,则完全是一种脱离了特定时代语境的理想主义神话。神话是新中国文学最显著的审美特征!作为创造历史的政治工具,新中国文学从一开始便被赋予了引导中国人——尤其是中国农民走社会主义阳光大道的光荣使命。由于社会主义是一个前所未有过的事业,它的不确定性恰好为广大新中国作家提供了丰富的艺术想像力。不过我们应该指出,新中国作家在反映社会主义建设题材的作品中,同样表现的是“与人奋斗其乐无穷”的政治热情与创作主题。这种“与人奋斗”集中体现为两个方面:一是觉悟了的人民大众与阻碍历史车轮前进的反动势力之间的斗争,这是新中国文学的一个鲜明主题。综观建国后30年的文学创作,作家在描写中国农民走社会主义集体化道路时,几乎都要人为地插入了一个阶级异己的反派形象作为故事展开的必要铺垫,他们在作品中的出现,迅速形成了作品故事情节的矛盾聚焦点——既树立了现实阶级斗争的具体对象,又反映了中国农村社会主义现代化过程的错综复杂性。

作家之所以要塑造这些反派人物,其主观立意是要明确地告诉人们一个客观真理:尽管无产阶级已经取得了在全国的胜利,但是那些隐藏在黑暗角落中的阶级敌人依然存在;而中国农村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首要任务,就是必须要彻底清除掉这些潜在的敌人,否则已经取得了的革命果实仍有被阶级敌人所颠覆的危险。二是人民大众内部进步与保守思想之间的斗争,它是“五四”新文学文化启蒙和解放区文学政治启蒙的历史延续。回顾与浏览新中国十七年的文学创作,我们可以寻找出众多的落后农民形象,但他们已被限定为是新中国农民群体中的极少数,且多是经过帮助教育可以改造好的典型人物;这类形象的社会存在意义,是从另一侧面去揭示传统文化心理对于中国农民走社会主义集体化道路的巨大牵制性,以及对中国农民进一步开展社会主义思想改造的必要性。当浩然的《艳阳天》在其结尾处,描写那些经历了与阶级敌人“斗”和与自身落后思想“斗”,并升华了自己的精神境界的农民满脸悦色、兴高采烈、争先恐后地去送公粮的生动场面时,无产阶级对于资产阶级的胜利及“人”对于“人”的征服主题,也被推向了新中国文学政治意识形态化的创作顶峰。

四

那么新中国十七年的文学创作,究竟为后人留下了什么样的经验与教训呢?我个人认为主要是“虚构历史”与“虚构现实”这两个方面。首先,从“虚构历史”的角度来说,广大作家自觉自愿地去承担“虚构性”地创造革命英雄史诗的时代重任,而完全抛弃了艺术家本应承担的责任与良心,这是造成新中国十七年文学政治意义大于其审美意义的根本原因。比如梁斌说他写《红旗谱》,是要通过描写朱老忠坎坷不平的人生道路,以及他从一个缺乏阶级觉悟的落后农民成长为一名革命战士的思想历程,用艺术形象化的表现手法去生动地揭示中国现代农民革命的伟大壮举,进而反映“中国共产党领导农民夺取政权的全过程”;吴强说他写《红日》,是因为“全国解放以后,……有一种欠了债急需还债的感觉”,所以他要以饱满的政治激情去追忆历史并重塑历史,通过描写一系列革命军人的英雄群像,真实地表现人民军队在历史变革时代的丰功伟绩;欧阳山说他的《一代风流》之所以要写成五部,就是要将主人公周炳放在大的时代背景下让其与时俱进,并透过他的眼光去揭示“中国革命的来龙去脉”;杨沫说她写《青春之歌》(包括《芳菲之歌》与《英华之歌》),其主观目的是要通过林道静的人格发展,去冷静而理智地描写“中国一代知识分子的命运”;雪克在谈他创作《战斗的青春》的主题立意时,则说得更为直接:“一部作品思想健康,就能够在思想战线上成为有力的武器”,“为了能使作品在思想战线上起一些战斗作用,还是冒了宁可降低艺术性的风险,夹进了一些议论。”甚至连以古代历史题材为主要创作对象的姚雪垠也声称:“我作为时代的作家”,虽然写的是古代历史题材,但却要用现代政治革命的思维方式,去“为无产阶级专政的利益占领历史题材这一角文学阵地,填补起五四新文学运动以来长篇小说的空白”〔2〕。

新中国作家如此坦诚直言,无非是要清楚地告诉人们:他们对于革命斗争历史的感怀追述,并不是出于艺术的自觉,而是出于政治的自觉;他们对于革命英雄主义的高度强化,也只是出于对中国政治革命历史的主观认定,而非是出于创作主体艺术审美的客观需求。新中国十七年文学以一种绝对浪漫主义的艺术虚拟性,刻意营造一个中国现代政治革命的光荣传统;而这一光荣传统的形象化表述,又直接影响着现代中国人的无产阶级革命斗志,并使他们自觉地去延续和发扬这种传统,最终使其成为人类历史的价值永恒。其次,新中国作家在艺术化地“虚构历史”的同时,也更加注重艺术化地“虚构现实”,他们在大量描写现实题材的作品中,同样是以政治理想的现实虚构性来尽情表达他们的主观战斗精神。新中国作家将现实社会人为地化分成两个思想对立的阶级群体,任意地舒展着自己丰富的艺术想像力,“生动”而“真实”地表现了人民大众崇高的政治觉悟和走社会主义道路的极大热情,也以“客观”的创作态度“深刻”地反映了现实阶级斗争的尖锐性与复杂性。

新中国作家正是在“革命”与“反革命”两极矛盾对立的故事情节叙事中,跳动闪耀着他们顽强执着的主观战斗精神的思想火花。阅读这些主观性极强的红色经典作品,我们所获得的最直观的视觉印象,就是翻身得解放了的新型中国农民,他们不仅具有一定深度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准,坚决拥护走社会主义的革命道路,而且也自觉地维护党的方针路线,敢于旗帜鲜明地同一切反动势力做斗争。新中国作家正是“为了迅速地配合当前政治任务”〔3〕,解决“农业合作社应不应该扩大,对有资本主义思想的人,和对扩大农业合作社有抵触的人,应该怎样批评”的问题〔4〕,将文学创作完全等同于现代政治革命的教科书,最终使新中国十七年文学形成了一种直观写意式的艺术创作模式。我们不无遗憾地看到,新中国文学无论是“虚构历史”还是“虚构现实”,都是以“堂•吉珂德”式的主观战斗精神,在一种以政治信仰建筑起来的“无敌之阵”中做着殊死的精神拼搏——既在这种拼搏中深刻地体验着“与人奋斗”的人生乐趣,又在这种拼搏中走向了思想艺术的全然僵化。尤其是当浩然在《艳阳天》和《金光大道》中,将这种主观战斗精神发展到了尽善尽美的地步时,新中国作家不仅赋予了一个落后民族完美的现代性意识,同时也非理性地张扬了一种农民文化的现代辉煌。这就是新中国十七年文学创作给人们所留下的最深刻的经验与教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