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人篆刻艺术分析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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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文。作为近代篆刻艺术的源头之一的鉴藏印，可以说是引发文人对印章发生兴趣的一个主要方面。鉴藏印是印章中最早与书画联姻的，也是最早与古代实用印章的功用分野的(商周秦汉魏晋时代的印章，是不具备鉴藏或收藏功能的)。最早的鉴藏印章，可以上溯到东晋时期用于鉴藏性质的“周颇”白文小印。稍后有梁朝徐僧权的“徐”字鉴藏印(张彦远(历代名画记》)。以后还有唐太宗的“贞观”连珠印，唐玄宗的“开元”、“弘文之印”，宋徽宗的“双龙”图印(铃于书法)、“双龙”方印(铃画)、“内府图书之印”，宋高宗的“绍兴”连珠印，苏氏四代的“许国后裔”、“四代相印”、“配六相印之裔”，等等，不胜枚举(张应文《叙书画印识》)。从中可以看出，这些印章不但其功用已经改变，而且，印章文字也较古代实用印章有所发展，被斌予了文人的雅玩情趣，基本具备了后世篆刻艺术中的鉴藏、收藏、考藏印的特征。印文的另一个转变是别号印和斋号印的出现。别号斋号是文人述怀遣兴的一个重要手段，也是文人篆刻中，继鉴藏印之后出现的一个重要内容。像李泌的“端居室”、欧阳修的“六一居士”、苏东坡的“东坡居士”、赵孟顺的“松雪堂”、吾丘衍的“布衣道士”、王冕的“会稽外史”、“煮石山农”、“梅花屋主”等等。别号斋号印之后，就是词句闲章的大量出现，这标志着文人篆刻艺术的诞生。

第二，材。石质印章是文人从事篆刻艺术的物质基础。其始用是在唐宋时期。甘肠说:“石质，古不为印，唐宋私用始用之，不耐久，故不传。”(《印章集说》)宋代杜给在《云林石谱》中也有石质可以刻印的记载。20世纪60年代，上海肇嘉洪地区朱氏墓葬内出土两方青田石印，据孙慰祖先生考证，此墓地宫早在明正统十年(1445年)已封闭，比文彭出生还早53年，距其“发现”灯光冻石要早近80年。可见，在文彭之前，民间用青天石治印已是相当普及的了。这在今天仍是篆刻家们的首选印材。

第三，制。一方印章的制作，要有篆和刻两个过程。篆是指篆写印稿，用笔;刻是指刻制印文，用刀。宋史记载:宋英宗曾钦命欧阳修(1007一1072)篆写“皇帝恭膺天命之宝”。因此。有理由相信他的自用印，有可能出自他自己的手笔。米带(1051一1107)，身为朝廷的书画学博士，当然有很高的艺术修养，他不但进行了篆刻艺术的实践，而且，还注意到了书画铃印(主要是鉴藏印自身的审美功能和鉴藏印)与书画作品的对应关系。‘’闲卧四印奇古，失病所在”(《东坡续集》卷四)，是米莆刻印的一个重要的例证。赵孟顺(1254一1322)，字子昂，号松雪道人，浙江吴兴人。元初官翰林学士承旨。封魏国公尸)是大书法家、大画家。其所篆印文纯用小篆，朱文细笔圆转，姿态柔美，对后世影响极大，今日之元(圆)朱文实由赵孟顺滥筋(沙孟海《印学史》)。吾丘衍(1272一1311)字子行，又作吾衍，号竹房、贞白居士，浙江衙州人。其所作《学古篇》中的《三十五举》是我国现存最早的研究印学的理论著作。前十七举论篆书，后十八举论刻印，具体论及创作经验，最早提出印学复古思想。

晚年赵孟顺的还向小他18岁的吾丘衍学习，可见其影响之大之深。王冕(?一1359)字元章，号煮石山农、饭牛翁、会稽外史、梅花屋主，元末浙江诸暨人。幼贫苦学，晚年归隐九华山，卖画为生，刘绩《霏雪集》记载:“初无人以花药石治印，自山农始。山农用汉制刻图书印，甚古。江右熊巾筒所蓄颇黔，然文皆陋俗，见山农印大叹服，且曰‘天马一出，万马皆暗’，于是尽弃所有。”可以确证，王冕不但刻石质印章，而且水平还不低。其印作不但参用汉人之法，还别出新意，尝试用楷隶书人印，成就非凡。早于文彭80多年的金提(明早期浙江郸县人，字本清，号太瘦生、朽木居士，明正统六年举人，以擅书法授太仆寺垂。1465年授一品官服，出使朝鲜)，也曾从事过篆刻艺术创作，却长期不为人所知，其篆刻家的地位也不为承认(叶一苇《中国篆刻史》)。唐宋时期，古玺印的出土和集古印谱的编纂，使得文人篆印有了可供借鉴的范本，因而，文人书画家们在篆印的时候，自觉地走向了以古雅清丽的趣诣为归，使印风归于平正。文人篆印(写印稿)，尤其是书画艺术家篆写的印稿，在其中注入了艺术成份。

他们在篆印刻印实践的同时，又高举起了印学复古的大旗，为明代文人篆刻流派的形成，奠定了理论基础。因此，我们可以说:文人篆印是文人篆刻的前奏和必要的准备阶段，通过印稿的篆写和铃于书画的鉴藏的实践，建立了文人独有的审美趣诣和标准。文人篆印是文人进行篆刻创作的初生形态，是篆刻艺术发展史上所迈出的重要的一步。通过对印稿的篆写，日益感觉到由自己篆写、交由工匠制作的方式以及印章材质(铜、玉或木等，宋代低级官员有用木印的)已无法准确地表达自己的创作意图，亲自参与到刻制中和寻找新的印材，就显得非常需要了。这个时候，本已存在的各种石材，就成了唯一可取的，也是最好的材料。从而彻底地实现了文人篆刻艺术与实用印章的分野，最终在元代初步发展起来，并在日后成为一种新的独立的艺术种类。宋元时期注重的是篆而不是刻，对篆刻的研究也仅仅限于对篆法、章法、历代印章典制。米带对篆刻的认识也是有其历史的局限性的，其所求也只是“与唐印相似”而已;赵孟顺提出“复汉印”，自己却并没有这样去做，而去追求小篆人印(可能是因为他自己不刻印的缘故吧);吾丘衍提倡印学复古，也只是做了初步的尝试;王冕则于汉印之外，另有所求。明代中叶，文人篆刻乖谬叠出，篆法式微，日益颓废，“国初名人印章，皆极芜杂可笑”(李流芳《题汪果叔印谱》)。

此时的篆刻面临抉择关口:一方面是前人的实践将要付之东流，一方面书画艺术的发展需要篆刻。文彭(1498一1573)字寿承，号三桥，江苏苏州人，文征明长子，明代两京国子监博士。家学渊源，身份地位显赫。他清醒地看到了当时篆刻艺术弊病之所在，利用自己的身份地位和影响，振臂高呼“力矫元人之失”，恢复汉印传统;高举赵、吾恢复汉印质朴的旗帜，与何震(约1541-1607)共同提出“篆刻应以六书为准则”的理论主张;并广收门徒，身体力行，积极实践。最终，形成了近代篆刻艺术史上最早的篆刻艺术流派。由此可见，近代文人篆刻艺术的起源，是一个多源头的渐进的过程。隋唐时期印制的改变，印章功用的拓展，文人篆写印稿，都是其发展的源头。近代文人篆刻艺术的历史，在无法确认有更早的自篆自刻者之前，应该从米带开始算起(其源头当然可以上溯得更远)。米带不仅自篆自刻印章，还积极的、自觉的初步建立了印学审美标准。尽管米带的印章与后世的篆刻艺术还不能相提并论，但其拉开文人用印与官印的距离的观念是明确的。这对篆刻艺术的发展，有着非常积极的意义。米带可以说是近代文人篆刻艺术的第一代篆刻家，这样算来，篆刻艺术已经有了近千年的历史，而不是目前所说的五百年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