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形象主体人格创建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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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关键词:《皇天后土》农民主体人格

论文摘要:周同宾的乡土散文多取材于农村生活,其系列纪实散文《皇天后土》建构了时代浪潮冲击下的农民的主体人格。《皇天后土》中的农民主体人格可粗略地分为三类:保守型人格、开放型人格和中间型人格。作家对不同类型主体人格的描绘形象地勾勒出当代农民鲜明的个性特征,再现农村生活的丰富多彩和当代农民的奋斗、希望、挫折、困惑以及社会转型期农民独特的人格魅力。

现当代文学史上,无数作家都对农民的生存状况、主体人格倾注了极大的热情和关注。从80年代开始,作家们更是一反以前对农民群体一味赞美的做法,冷峻地剖析当代农民的主体人格。“一个只对农民阶级哀其不幸,怒其不争,一味美化的时代过去了,取而代之的是肯定与否定的结合。”[1](页11)

作为首届鲁迅奖获奖作品,周同宾的《皇天后土》在向读者展现农民多彩的生活内容、丰富的人生画面,为大地母亲塑像的同时,也为当代农民画像,建构并审视当代农民的主体人格。

每个人的行为、心理都有一些特征,这些特征的总和就是主体人格。主体人格的发展具有稳定性,也具有可塑性,它随着显示环境的多变性和多样性而或多或少地发生变化。“人格是在遗传、环境、成熟、学习许多因素影响下形成和发展起来的。这些因素及其相互作用对不同人的影响都不可能是完全相同的,这是造成人格差异的原因。”[2](页3)“如果我们要对真实的自我、人自身或说真正的人的最深、最真、最本质的各基本方面下定义的话,我们就会发现……我们不仅需要囊括他的各种能力、生理上的特质以及他基本的内在固有的需要,而且还得囊括存在价值,这也是他自身的存在价值。”[3](页39)就《皇天后土》中农民形象主体人格的建构而言,我们可以粗略地将其分为三类:保守型人格、开放型人格和中间型人格。

一、保守型人格

在现代文明这个大语境中,周同宾以现代文明为背景,把握时代变迁,观照乡土传统在现代文明中的滞后性,以知识分子应有的理性精神、批判精神去审视传统农业文明,建构出当代农民的保守型人格,并在《皇天后土》中对此种主体人格进行了鲜明的刻画与表现。保守型人格最本质的特征表现为:时代虽然前进了,但他们的思想观念和行为却没有跟上时代的步伐,依然恪守旧时代的观念,而且不能正视现实,自私狭隘、墨守成规、不思进取。这些因素,使得他们不是以积极的态度应对现实,相反,他们恐惧现实中的新生事物,所以体现出极端守旧意识。“悠悠岁月”之《世道》中的耿世臣,怀念当年做贫农、斗恶霸、当干部的情景,慨叹现在世风不正,人心不古。觉得自己儿子下台,爆发户耿四宝倒风光起来,太没有天理了。耿四宝在自家门前演场电影也被他看成是“夸富哩,耍能哩,收买人心哩”。其实耿世臣的想法一部分是对过去光辉岁月的怀念,一部分也是对社会发展,现实状况的恐惧。“一般而言,这种恐惧是自卫性的。是为了保护自尊,为了保护对自己的爱和对自己的尊重。对于任何足以导使我们轻视自己,或是我们自感卑下、软弱、不值得、邪恶、可耻等的一切认识,我们自然会感到恐惧。我们借着压抑和类似的自卫方式来保护自我、保护自我理想的影像。”[3](页94)《疯九》里的秦扞东,“毛选”、红宝书至今倒背如流,与耿世臣一样,接受不了任何先进事物,让人直慨叹他的“迂”!对适应新时代农村发展的联产责任制,他看不到它的先进性、时代性本质,反而认为:“联产责任制,就是包产到户嘛。旧社会就是一家一户种庄稼,谁种谁吃,也是联产责任制?这能是新政策?这是闺女穿她奶奶的鞋———老样!”

保守型人格除却表现为极端守旧思想的主体人格特征外,还体现出宿命论的人格特点。对于社会和时代的转变,他们不是积极地挑战自我,把握机遇,而是寄希望于虚无的鬼神和所谓的“命运”。“行动的抑制和责任的丧失,必定导致宿命论,亦即,‘会来的一定会来,世界本来就是如此。早就注定了,我实在无能为力’。因此丧失了意愿,丧失了自由意志,成为一种最糟糕的宿命论,这当然有害于任何人的成长与自我实现。”[3](页171)《黄蛇》中的阎四也一样对这世道不满:住在他前面的邻居阎振海发财致富盖起了高楼,自己却仍住着“满地鸡屎猪粪”的“一方小院”,阎振海家的高楼给自己一家的生活带来了种种不便,他到处找人但是最终也未能解决。于是无知的阎四竟用“善恶到头终有报”这样一种宿命论想法,或者说类似阿Q的“精神胜利法”来安慰自己,将心中的怨愤寄希望于鬼神的报应,希望鬼神显灵,以此报复阎振海对自己的鄙视。他不只是憎恨,甚至上升到诅咒对方的程度了,坚信阎振海现在欺负自己,将来一定会遭报应:“有初一就有十五。常在桥上过,总会掉下河。黄衣大仙能饶了他?说不定啥时候拉他娃去偿命。”他察觉不到自己穷、受人鄙视就是因为孩子多,每年都被罚款,家里缺少经济来源。对此,他不以为耻,反以为荣,恪守着越穷越光荣的“贫民”思想,而不是振作起来寻找致富门路,在致富路上与阎振海一比高下。

从以上分析中,我们不难看出《皇天后土》中的保守型人格在一定程度上表现出国民劣根性的主体人格特征,然而应该指出的是,保守型人格并不都是具有国民劣根性的主体,也有不失人性的坚韧和农民善良、淳朴、敦厚本色的主体人格。他们讲述“活着”的艰辛、生活的苦楚,用整个人生盼望着苦尽甘来的那一天。《苦菜》中熬寡四十年的无怨无悔的屈巧儿:“命苦啊。就像那苦苦菜,从根儿到梢,都苦。”他五岁便没有了亲娘,后妈狠心歹毒,好不容易出嫁了,生活有盼头了,十九岁便又守了寡。她吃遍了千般苦,受遍了万般罪,“泼上命挣工分”,将生活的希望都寄托在了孩子身上,自己无怨无悔地付出,只愿孩子能够出人头地,表现出了人性的坚韧、顽强。《皇天后土》开篇就呈给世人一道《苦菜》让人慢慢品味,细细咀嚼,悠悠回味,理解人生的“苦中作乐”,生活原本就是苦辣酸甜搅在一起,不同的主体看到的“苦”的意义是不同的。

在《皇天后土》中还有一部分农民,一辈子靠天吃饭,靠土地养家,靠牲畜耕田、劳作,对土地、牲畜、农具有着满腔的热恋与感激。《牛事》中的李来成,“一个憨厚的庄稼人”,“憨厚”突出了其最主要的人格特征。他爱牛如狂,恨不得“下辈子托生成牛”,“庄稼人,不能没有牛,庄稼人更不能对不起牛。咱那庄稼地,牛犁过几千几万遍,祖宗八代没饿死,不都是牛的功?看见牛,我心里美,吃饭香,睡觉也甜”。《土命》中把土地看得比自己生命还重要的传统农民赵得富;《黑土》中的邵金聚,不向往城市的灯红酒绿,偏偏钟情于这黑土地,“咱就是这穷命,一辈子离不开土……土里生,土里长,土里刨食,死了还睡到土里化到土里”。这应该是唱给挚爱土地的一曲生命的恋歌。

作者清醒地意识到社会在发展、在变革,千百年靠畜力劳作的历史一去不复返。但是老辈的农民割舍不下这份情,在他们心里,自己和那些出过力、立过功的“老功臣”一样,他们爱惜那些“老功臣”,其实也是对自己一生功绩的肯定与系念,还有一分不舍与不忍。这正是社会转型期各种复杂因素综合作用在农民主体人格方面既矛盾又统一的集中体现。“比较而言,农村比城市更贫穷、更落后,农村人比城市人更苦、更累、更少文化而多愚昧;农民的苦、甜、酸、辣,农民的喜、怒、哀、乐,便更有历史的沉重感。正由于历史的原因,农民的命运便总有一种浓浓的悲剧色彩。虽然他们往往想不到这点。世事沧桑,新旧代谢。新事物出现,旧事物消失,这无疑是进步。但是,失去的有的该失去,有的不该失去。不该失去的,竟失去了,难再回复;该失去的却依然存在,且还要往下发展。这是无可奈何的,总使人感慨不已。”[4](页270)农民的主体人格“既有那么好的前途,又有那么多的羁绊,既有那么美的憧憬,又有那么多的遗憾……实在是一个一言难尽的话题”[4](页271)。作者之所以建构这种保守型主体人格,大概也是基于此吧。

二、开放型人格

较之保守型人格,开放型人格则具有更多的自主意识和进取精神,能顺应时代的发展,体现出一定程度的历史主动性。他们是当代新型的农民主体,“追索着时代的主潮,回荡着生活的基调,承载着认识的价值,高扬着社会主义的思想光耀和进取精神”[3](页63)。

《皇天后土》中开放型的主体人格是作者热情赞扬的,也是寄托着作者殷殷期望的主体人格类型。他们有着不同的爱情观、人生观、价值观。不管是《入赘》的白玉栋、做《木匠》的姜长水;还是从事着受人鄙视的低贱职业,仍努力追求自我价值的《阉猪》的叶贵,《驹场》的单福祥;抑或是《烘炉》中那心胸宽广,“多大的铁疙瘩都能化成水儿”,有情有义的大男人姚中义,还有带领全家人科学致富、《治家》有方的徐兴顺,都是《皇天后土》中能够把握自我命运的主体。“开放型人格抛弃过去与未来,不使自己远离当下的情景……完全着眼于当下,有足够的勇气与自信,当新问题来临时亦能平静地面对,相信自己有能力应付。这就是健康的自尊与自信,免于不安与恐惧的情绪。换句话说,他们对世界、现实或环境的评价,使他们信任这世界,不认为它是危险而强势的。他知道自己有能力应付,他并不会感到害怕。它看起来一点也不恐怖。拥有自尊代表个人视自己为初始的行动者,对自己的命运负有责任,是自我命运的决定者。”[5](页373)

《入赘》里为求真爱而甘愿入赘到妻子家卖豆腐的白玉栋,“想结婚,就得‘倒插门儿’……为小改嘛,也就是为爱情嘛”。白玉栋在爱情的态度和行为上都体现出鲜明的自主意识,把握自己的幸福,决定自己的命运。《改嫁》里的丁小艾失去丈夫后,开明的婆婆不想耽误儿媳的幸福,毅然摒弃了千百年来在世人心中早已根深蒂固的“留根”的传统观念,主动劝儿媳改嫁,并亲自出面为她挑选人家。于是丁小艾带着自己的婆婆和孩子一起改嫁,到了李成栓家。李成栓也完全接纳了他们,丝毫不介意自己娶的是个寡妇,抚养的是别人的孩子,他很宠爱孩子,就像对待自己亲生的孩子一样:“见到人家吃鱼,(孩子)也想吃,想得直哭。成栓说:‘娃,别哭,我去给你逮鱼。’就掂个小桶去了。”另外他也很尊重孩子的生父,清明节带孩子去给生父上坟,“烧了纸,他给坟添土,添多大”。他们的幸福完全是自己把握和争取来的,因为他们敢于挑战世俗的传统观念,追求自我幸福;还有不顾世俗礼教的约束为仙逝的老母亲办喜丧的快活三,他对鼓手们说:“我妈是喜丧死后要升天,成仙哩。吹那哭哭啼啼的调调儿,啥意思!”他一说,就都吹喜调了。一下子丧事变成了喜事,“闹成锅滚一样,都像疯了”。《圆鱼》里靠养殖元鱼发家致富的吴柱子,白手起家,好不容易干出了点成绩,一场大雨让他的事业化为乌有,但他不气馁,“有人就有东西,有人就有钱……全当十万元买个经验教训……重打锣,另开张,又干……”

在这里,我们看到这些主体所表现出来的是沉着冷静的坚定与正直,因为他们十分确知自己正在做些什么,并能专心一意全力以赴,毫无怀疑、犹豫、三心二意或退却。因此能够朝目标全力以击,而不是随意浏览、不痛不痒地轻飘而过。周同宾说:“我对农村,对农民,便有一种复杂的情愫,既爱又忧,既喜又悲。执笔为文,便一边眷恋,一边叹惋;眷恋和叹惋里尚有真切的希望。我的散文,便是唱给农村生活的一曲绵绵的歌,也唱情歌,也唱挽歌;不论唱得好坏,自信歌里尚有一颗真心。”[4](页271)这种开放型的主体人格便是作者“真切的希望”、“自信歌里……一颗真心”。在社会进一步发展,思想日渐开放的今天,他们“主宰自己的内在本性,掌握自己的潜在力、自己的才干与才能,操控自己创造的冲动。他认识自己的需求,日益变得更为整合、更具统一性;他日益觉察到自己的本来面貌,觉察到自己真正的所需,并觉察到自己的召叫、自己的使命、自己的命运”[3](页67)。

三、中间型人格

在周同宾的散文创作中,理想人格的创造与建构是始终处于某种矛盾与冲突的困扰之中的。这种矛盾与冲突,主要体现在社会对创作主体的制约与创作主体对理想生活的渴求与探寻的不协调方面,这也是一种历史的延续。这种矛盾冲突在《皇天后土》中也有所体现:即作品中所呈现出的一种中间型人格,这是介于保守型人格和开放型人格之间的一种交叉型人格。其性格有多个侧面,每一个侧面反映其主体人格的某一特点:有时他们自私,有时也开明;有时胆小懦弱,有时也坚强勇敢;有时开放,有时也保守;但他们有自己的追求、目标、理想。

最典型的是《留根》中的毛栓,政府号召发家致富,聪明的他办起了养鸡厂,很快便成了养鸡专业户,体现出开放型人格勇于开拓创新的一面。但传统的子嗣观念却时刻困扰着他,因为他没有生育能力,但又一心想为自己留个根:“只要有了娃,留条根,也算没白活一场。”为了达到“留根”的目的,他甚至放弃了作为男人的尊严和作为丈夫的底线,竟让妻子和自己的“光屁股”好友私通,妻子怀孕并生下一个儿子,他便把这个孩子算做是自己的儿子。但是他心知肚明:“我的娃,明明不是我的娃,是野种。这个根,不是我的根。把他养大,还是野种。”所以虽然圆了“留根”梦却又时时为此感到脸惭,即使事业有成也丝毫不能弥补内心的挫败感:“我是专业户咧,有钱咧。我窝囊。我不算个男人。钱算啥?钱能给你笑?钱能给你睡?钱能给你生个亲生儿子?”事业上他吃苦耐劳、精明能干,顺应社会发展,积极接受新事物并不断开拓进取,但是思想上却有保守型人格愚昧守旧的一面,固守封建传统的子嗣观念,为达目的,甚至弃社会纲常伦理于不顾。新旧思想在他身上合而为一:既联合又不停地斗争,这正是社会转型期的农民身上新旧思想杂糅的典型表现。

《时运》中的主人公靳春阳,热爱文学,曾模仿《少年维特之烦恼》写了一本散文诗,还“整天钻屋里写诗,写小说,写了就往外寄,最高寄到《人民日报》”,毕业后迫于生计停止了文学创作。高中毕业的他很迷信,特别信“命运”,认为“命是不可以改变的,人一出生就定了;运是可以改变的,或者说,是可以利用的。命是一生的,运是一时的。这就是时运,一时一时不同”。用作者的话说,他是一个“睿智”的青年,曾疯狂地追求着自己的文学梦,但他迷信地认为一个人如果“时运不好,就是有危机……甚至还会把命送掉”。就连哪天出门也要算算是否吉利。他搞文学创作,到了“没稿纸了,也买不起邮票”的地步,他没钱、没房子,也没人给他介绍对象,他相信这是自己的命运,于是狠狠心,开始跑生意。他做买卖,也投机取巧,将石子塞进所卖鸡、鸭、鹅的嘴里以增加其重量。怎样评价他?好人?坏人?仅仅那么简单吗?新旧思想在他身上也表现出强烈的冲突:他身上有着保守型人格迷信落后的一面,那些关于“时运”的看法也有一些宿命论的味道,但他又是受过先进思想教育的新时代青年,有着自己的梦想与追求,因此不能用一个干巴巴的词来定义他的人格特征,更何况他还没有放弃他的追求呢:“我还想搞创作——我看报上、杂志上登的那些东西,我也能写出来。到时候你给我引荐。我真爱文学。不知道是谁说的,文学像个浪女人,一旦被她缠住,会和她勾搭一辈子,一有空闲,就和她偷情。”

中间型人格主体,每个人身上都有两股拉力,这两股拉力始终相互作用,可以说是个人心理的一种内战,是个人在某一部分与另一部分彼此之间的对立。这是社会和时展所产生的新观念与传统农民的旧思想激烈斗争的结果和表现。正如作者所说:“新的与旧的,传统的与现代的,在他们身上既矛盾又统一,他们是这个时期的标本和证明”。[4](页67)总的来说,周同宾的《皇天后土》通过构建当代农民主体的保守型人格、开放型人格和中间型人格全方位、大容量描写一个地域的农民,并以独特的视角来审视农民、唤醒农民,表现他们的爱与恨,展现他们真实的生活。让农民自己走上前台,去宣讲他们的追求与渴望。周同宾的愿望是:“把形形色色的农民一个个写下来,为当代做个记录,为后世留下档案。”[4](页268)

参考文献:

[1]曹文轩.中国八十年代文学现象研究[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8.

[2]高玉祥.健全人格及其塑造[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

[3][美]马斯洛.马斯洛成功人格学[M].长春:北方妇女儿童出版社,2004.

[4]周同宾.周同宾散文(四)文心春秋[M].郑州:河南文艺出版社,1999.

[5]艾斐.时代精神与文学的价值导向[M].太原:山西教育出版社,199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