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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因“墙”有着秩序和规范的象征,在我国古代文学作品中男女隔墙相恋、逾墙而从的情节,往往成为突破封建礼制、追求自由爱情的行为象征;这种具象之“墙”以外的“心墙”意象在现当代文学作品中表现得更多,如鲁迅、张爱玲和钱钟书的作品中都有突出体现。
关键词墙;意象;心墙
一、“墙”意象的生成
墙是房屋界域的标志,这是墙作为建筑的一部分的本来自然属性。墙的存在象征着人与外界的隔离。在儒家伦理文化中,“墙”又是秩序和规范的象征,象征着男女之别、男女之防、男女之隔,这时的“墙”具有了强烈的社会文化功能。
由于“墙”有着秩序和规范性象征,“跳墙”就被蒙上了一层伦理色彩,成为具有贬抑含义的词语。《孟子·滕文公下》谴责了“不待父母之命、媒妁之言,钻穴隙相窥,逾墙相从”的行为,其结果是“父母国人皆贱之”。在孟子那里,“墙”则被赋予体现男女之防之伦理秩序的文化内涵。“钻穴逾墙”是悖越礼制的大逆不道行为。
在中国文学场景中,男女爱情尤其是男女私情往往与“墙”或“跳墙”联系在一起。不得其允的青年男女,一旦两情相悦,常常会通过“跳墙”的方式来完成男女二人的“相见欢”。《诗·郑风·将仲子》中就有“将仲子兮,无逾我墙,无折我树桑。岂敢爱之,畏我诸兄。仲可怀也,诸兄之言,亦可畏也”的记载。战国时宋国的美男子宋玉,在其著名的《登徒子好色赋》中,提到东家之女子“登墙窥臣三年,至今未许也”。汉语成语“偷香窃玉”讲述的是晋代美男子韩寿的“跳墙”故事(事出刘义庆《世说新语·惑溺·第三十五》)。该故事生动地再现了“垣墙重密,门阁急峻”情形下两个有情男女逾礼幽会的细节。同时,由于这个故事的存在,后人就把“偷香窃玉”当做男子通过不合礼法的方式得到心上女子的代称。“跳墙”也成了“突破礼法”、“逾越规范”的代称,富含文化和伦理意义。
“墙”的这种特定文化内涵在唐诗和宋词中也有反映。唐代的王维、李白、李商隐、元稹都在自己的诗作中使用过这种积淀了特殊文化意蕴的“墙”及其相关意象。白居易《井底引银瓶》诗曰:“妾弄青梅凭短墙,君骑白马傍垂杨。墙头马上遥相顾,一见知君即断肠。”虽然作者声称写作的目的是“止淫奔”,但事实上,这种“墙头马上”的故事仍是“窃玉偷香”的别种“逾墙”演绎。李白有《效古》“自古有秀色,西施与东邻”,王维有《杂诗》“王昌是东舍,宋玉次西家”,李商隐有《楚宫》“王昌且在墙东往,未必金堂得免嫌”。元稹的“墙”文化意识最为浓厚,其《古艳诗》《压墙花》都以“墙”意象统领全诗,在其传奇代表作《盈盈传》中,“待月西厢下,迎风户半开。隔墙花影动,疑是玉人来”成为脍炙人口的名作。宋词中有“墙里秋千墙外道,墙外行人墙里佳人笑”,将男子隔墙闻听女子的娇笑而生发出爱慕的心理感受准确而细微地表达了出来。此外,秦观的《调笑令》词、赵令畴的《元微之崔盈盈商调蝶恋花词》、董解元的《西厢记诸宫调》都有对“墙”意象的描述。
元代的散曲中也频频出现“墙”的字眼。“粉墙高似隔银河”(兰楚芳散曲《沉醉东风》)、“数枝红杏,闹出围墙”(滕斌《题情》)等,这里的“墙”往往象征的是闺房、家室或道德伦理规则。在白朴的《董秀英花月东墙记》《墙头马上》和王实甫的《西厢记》之后,更有元郑光祖的《倩女离魂》、明阮大铖的《燕子笺》、清代李渔的《风筝误》等戏曲小说拿被赋予特定文化内涵的“墙”意象大做文章,直至今天,我们仍然把男女之间的婚外恋爱行为称为“红杏出墙”或者“出墙”。
二、“跳墙”恋爱模式的演变
“跳墙”作为男女之间恋爱的一种行为方式,更多地出现在戏曲当中。在元明及后来的许多戏曲中,男女主人公隔墙相恋、逾墙而从的故事情节反复上演,几成才子佳人爱情叙事的一种模式,鲁迅对此很不以为然:“历来野史,或讪谤君相,或贬人妻女,奸淫凶恶,不可胜数。……至若才子佳人等书。则又千部共出一套,且其中终不能不涉于淫滥。以致满纸‘潘安子建’,‘西子文君’;……且环婢开口。即‘者也之乎’,非文即理,故逐一看去。悉皆自相矛盾,大不近情理之说。”“所谓才子者。大抵能作些诗,才子和佳人之遇合,就每每以题诗为媒介。这似乎是很有悖于‘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婚姻,对于旧习惯是有些反对的意思的,但到团圆的时节,又常是奉旨成婚,我们就知道作者是寻到了更大的帽子了。”鲁迅的批判自有其道理,但这种“跳墙”模式和结局的“大团圆”又往往成为中国古典戏曲的两大看点。元曲四大家之一的白朴,对涉及“墙”的题材情有独钟。他的两部作品《董秀英花月东墙记》和《墙头马上》均是通过主人公的“跳墙”来完成其爱情故事的。《董秀英花月东墙记》中,男主人公马彬在董秀英家的花园墙头上窥视,引起了秀英的注意,之后,经过隔墙弹琴、联诗,仆人中间递诗等过程,最终定下了东墙之约。马彬于是跳墙赴约,与秀英成就美好姻缘。另一部“跳墙”恋爱剧本《墙头马上》,本是对白居易《井底引银瓶》的改写。一个墙头一个马上的“墙头相幕”到了白朴的笔下就演变成了“墙头相幕,逾墙欢会”的故事。书生裴少俊春游时,偶遇在花园游玩的李千金,裴少俊写诗挑逗:“只疑身在武陵游,流水桃花隔岸羞。咫尺刘郎肠已断,为谁含笑倚墙头?”而李千金即刻会意,约定裴少俊当晚跳墙来会,“深闺拘束暂闲游,手捻青梅半含羞。莫负后园今夜约,月移初上柳梢头”。这种增加“跳墙”情节的戏曲故事还有明代孙柚的《琴心记》,讲述的是卓文君与司马相如的爱情故事。《史记·列传第五十七·司马相如传》记载的原本有“情挑”和“私通侍者”,但没有“跳墙”的情节。而在《琴心记》中,心猿意马的司马相如在西斋看见鸟飞花动,怀疑文君来到,弹奏《凤求凰》“凤兮凤兮归故乡,遨游四海兮求其凰”。文君闻听感叹,司马相如的反应是:“事有古怪,你听墙外低吟,其声清婉,莫是小姐果在那厢。待我手板庭树,跳过高墙。正是尽情传绿绮,拼死为红颜”,正待跳墙,却有人来,不得相会。所以,司马相如有了“将成好事多魔障,天上人间只隔墙”的唱词。这里的“跳墙”情节是白朴的再创作。隔墙相恋、逾墙而从的情节,无疑成了突破封建礼法制度、追求自由爱情的行为象征。
古代文学最为经典的“逾墙”文学是《西厢记》。从唐朝到元代,盈盈和张生的故事广为流传,宋有官本杂剧《盈盈六幺》、赵令畴《元微之崔盈盈商调蝶恋花词》,金代有院本《红娘子》、董解元《西厢记诸宫调》。到了元杂剧的《西厢记》,“墙阻”和“跳墙”的设计走向成熟。从“墙角联吟”到“隔墙奏琴”,再到红娘传信,张君瑞兴冲冲跳墙意与盈盈相会,错搂红娘,却不料盈盈出于羞涩而变卦终惹得张君瑞害相思。这种种诙谐、轻松的情景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墙”的作用在于阻隔、间隔、分离,正因如此,人物的相聚和欢会才更扣人心弦。戏剧围绕“墙”的设置,巧妙处理了故事叙述的断延、情节的张驰、人物的离合、故事进展的快慢等。在这类戏剧中,墙的存在增加了悬念和矛盾,强化了戏剧冲突,故事情节的发展更显得跌宕起伏,扣人心弦。“墙”和“跳墙”在剧本中就有了象征意味。
三、“心墙”意象的现代表现
以《西厢记》为例,在崔张爱情故事的铺展过程中,横在他们之间的阻隔和障碍,不仅仅表现在具象化的“墙”上,而且还体现在文化、伦理等方面的阻碍——一种无形的阻隔和障碍。这种阻隔和障碍一样为设置戏剧矛盾冲突、表现主题提供了便利条件。在主人公奔向爱情的途中,他们所面对的不仅仅是“普救寺”之“墙”,还有一些由于封建礼制、个性甚至误解所产生的无形之“墙”。
从特定意义上来讲,“普救寺”的墙由于有了种种“墙阻”而具有了象征意味。除了这堵砖石之墙,在各等人物之间还有心墙、礼教之墙、伦理之墙等。具形之墙与无形之墙的重重设置,使得这一文本比之其他的“跳墙”之作略高一筹而成为经典。
这种具象之“墙”以外的“心墙”意象在现当代文学作品中也有很多表现。翻检鲁迅的作品。作者的“心墙”意识强烈而惊人。《故乡》中,当我们还沉浸在对少年闰土伶俐、勇敢的想象中。回响着鲁迅对闰土的感叹——他“心里有无穷无尽的希奇的事,都是我往常的朋友所不知道的。他们不知道一些事,闰土在海边时,他们都和我一样只看见院子里高墙上的四角的天空”,他那一声谦卑的“老爷!”彻底打碎了我们心中的那个少年形象,也更能体会鲁迅为什么“似乎打了一个寒噤;我就知道,我们之间已经隔了一层可悲的厚障壁了”。这障壁看不见摸不着,但却生生拉开了两个纯真少年的心。《伤逝》中,子君和涓生为了自由爱情发出呼喊:“我是我自己的,他们谁也没有干涉我的权利!”他们也曾经“谈家庭专制,谈打破旧习惯,谈男女平等,谈伊孛生。谈泰戈尔,谈雪莱……”两颗年轻的心贴得那么近。然而,在他们意识到“人必生活着。爱才有所附丽”的时候,他们之间的“心墙”使彼此难以沟通,无法交流。最终,爱情失去了,生命陨消了,留给生者的只是无尽的悲哀。《祝福》中,在祥林嫂的世界里,到处都是对她竖起的厚厚的“墙壁”,因为再嫁和丧子被认为是不洁的女人。她走到哪里都是“碰壁”——四叔家不准她沾祭祀的物品,鲁镇的看客和听众用嘲笑的“墙壁”来抵挡祥林嫂的倾诉。而作为知识分子的“我”,不能体谅祥林嫂死前对“灵魂和地狱的有无”的发问,也不能作出令她满意的回答,徒增祥林嫂对死亡的恐惧。
被李欧梵称赞为“沦陷都会的传奇”的张爱玲,其小说世界中没有才子佳人,也少浪漫温馨,文章主角是各种不同的“海上花”,为了生存而彼此隔膜,甚至勾心斗角,母子之间没有亲情,夫妻之间没有爱情,朋友之间没有信任。每个人看上去关系都很近,但彼此又都相互防备,给对方竖起“心墙”。《金锁记》里的曹七巧,因为金钱嫁给一个短命的病人,夫死之后,她费尽心机争得可怜的家产,似乎还有小叔子的爱恋,但她终于看清小叔子是因为钱财而企图勾引她,骚动的心门随之紧紧关闭。曹七巧因为防备而设置了重重障碍来确保自己守住金钱,包括对自己的子女和儿媳也竖起了防备的“心墙”。媳妇死掉了,儿子抽上了大烟整天吞云吐雾,似乎就要获得爱情的长白也最终“一步步走进了没有光的所在”。因为金钱,曹七巧铸了一把金锁锁住了自己,成为一具活僵尸。《沉香屑》中葛微龙靠着自己年轻貌美,用身体换来了些许钱财,却被黑了良心的“姐妹”吞没了。她对男人财产的转移和“姐妹”对她的坏良心同样表明了人与人之间的算计和防备,“心墙”不能拆除,结局也在意料之中。
钱钟书的《围城》展示的同样不仅仅是一种恋爱哲学:围城里的人想出来,围城外的人想进去。芸芸众生无非就是在不同的围城之中进进出出。方鸿渐经历了事业、爱情、婚姻、家庭各个方面的失败。这种失败,究其原因大多是因为人与人之间的隔膜与孤独造成的。隔膜与孤独在他们之间竖起了厚厚的“心墙”,使人难以摆脱困境。在三闾大学,从一校之长高松年到中层主任李梅亭、韩学愈,再到普通教师范小姐等,每个人都戴着面具,心怀鬼胎,互相倾轧。《围城》中孤独的决不仅仅是方鸿渐,不拆除“心墙”,人生到处是围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