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言小说艺术技巧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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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言是80年代中期文坛崛起的一代新星，他乘着“先锋文学”的大潮初入文坛，就给读者耳目一新的感觉。他的《透明的红萝卜》，《红高粱》的问世奠定了他的文坛地位。尤其值得我们认可的就是中国当代文坛上没有一个人能够在经历了先锋文学，寻根文学，现实主义，新现实主义，新历史主义写作之后仍旧能够保持旺盛的创作力和饱满的思维活跃力，而莫言的超人之处正在于他异于常人的创作力，甚至可以称得上文坛的“怪才”“异端”。而莫言保持这种长盛不衰的写作势头的秘诀在于莫言生于民间，长于民间，并热爱着民间，民间是其作品滋长新生的“温床”。生于山东高密，亦长于斯的莫言，正是在充分的吸纳了传统文化的滋养之后自觉地继承发扬了民间的这种优秀的传统并对其有所反叛与扬弃。莫言对感觉，无论是内心感觉还是生活体验，都有着特殊的敏感度和洞察力。融通感觉是莫言表达思想的独特方式。他将视觉，听觉，知觉，触觉等多种感觉功能融为一体，搭建起一个充满色、香、味、形、情、趣的世界，使人可触、可感、可闻、可亲。可以说对于感观世界的妥善经营，造就了高密县东北乡，造就了“我爷爷”，“我奶奶”，“小黑孩”，“上官金童”，“孙媚娘”，“钱丁”，“罗小通”等一个个性格鲜明生动的人物形象，也造就了莫言笔下的世界。

本文试图从莫言作品的艺术表达技巧入手，重点从叙事学角度分析莫言作品表现出来的儿童视角，复调技巧；从修辞学角度分析其作品的狂欢化的叙事；从色彩入手，感悟体验莫言作品色彩意象的象征化。

关键字：莫言、儿童视角、复调、狂欢、色彩

一儿童视角下的异化时代

视角是作家进行调控以达到文本复杂性的一个重要手段。莫言小说的魅力就在于他的叙述模式的创新性，尤其是他的叙事视角的独特运用。这就使他的小说为当代文坛开创了一种别开生面的景象。

儿童视角是“小说借助于儿童的眼光和口吻来讲述故事，故事的呈现过程具有鲜明的儿童思维的特征，小说的叙述调子，姿态，结构及心理意识因素都受制于作者所选定的儿童的叙事角度”(1)这样一种有意味的叙事策略。

作为一个平常的人，童年的生活经历会影响到人生观价值观的确立，而作为一个作家而言，他就不仅仅是这样，同时他还会在无形当中影响到作家的创作。程德培先生在他的《被记忆缠绕的世界---莫言创作中的童年视角》一文中就说到“莫言是一个被记忆缠绕的人”，所以莫言选用了童年视角来还原儿童眼中所观察到的世界。

发表于1986年3月的《红高粱》，是莫言自觉地运用儿童叙述方式的开始，“我”是一个远离战争，没有亲历过战争的儿童。所以在小说中才能泰然面对战争中所发生的一切。作品通过“我”的眼睛再现了战争的整个过程。这里的儿童只是一个承担叙述的工具，没有融入太多的主观感情色彩在里面，他就是在讲述一个和自己毫无关系的故事，这也是作者在创作中所追求的一种境界，那就是在写小说时避免在小说中说教，避免把自己的思想强加到小说中的人物身上。写作《红高粱》时，莫言对“儿童”的要求并不是很高，只要是一个正常的儿童，能承担叙述的功能就可以。发表于1985年的《透明的红萝卜》中的“黑孩”作为作者着意塑造的人物形象，具有浓厚的象征意味。小说中的“黑孩”似乎就是作者的本体投影，“黑孩”不是一个哑巴，但他却自始至终没有说过一句话。因为他不爱说话，也因为他经常发呆，所以开发了他的潜在的超常能力，使他具有了“特异功能”，他能够看见常人看不见的景象，他看到“光滑的铁砧子，泛着青幽幽蓝幽幽的光。泛着青光的铁砧子上，有一个金色的红萝卜。…红萝卜晶莹透明，玲珑剔透。透明的金色的外壳里包孕着活泼的银色液体。”他还具有超常的听力，他听到“黄麻地里响着鸟叫般的音乐和音乐般的秋虫鸣唱”，“河上传来了一种奇异的声音，很像鱼群在唼喋，声音细微，忽远忽近”。他能够嗅到别人嗅不到的气味，听到别人听不到的声音，能够发现比别人更加丰富的色彩。用儿童形象来抒写和象征人类原始的阴柔情操，是十分妥帖和自然的，因为儿童作为“个性”的“人之初”，易于被看做是群体的“人之初”，即人类童年的一个缩影。作者精心建构了一个超越常人又源于天性的感觉世界，有意凸现它与成人社会现实世界之间的格格不入，并以前者的美好，和谐，灵异和丰富对比于后者的丑陋，争斗，单调与缺乏生气，从而透漏出了作品的原始主义题旨和倾向。从根本上说，作者通过儿童心理达成了对人的原始心态的重塑，通过知觉形式开掘与张扬了原始思维的潜能。《檀香刑》中的赵小甲作为心智未成年的成年人虽然有一份杀猪的职业，并且已经结婚，但他的智力只是停留在幼儿的水平，因此在别人看来他是一个不折不扣的白痴，同时他却有着敏锐的感觉和丰富的想象，作者通过小甲的眼看到的袁世凯是一个“道行很深的‘高级鳖’”，克罗德是一头“大灰狼”。这就在喜剧色彩的营造下赋予了赵小甲以异于常人的能力。故意造成一种陌生化的叙事效果，通过感觉化的叙述，使读者有一种全新却又似曾相识的别样的审美感受。《四十一炮》中的罗小通是作者精心设计的一个儿童，作者结合特定的时代环境塑造了这样一个对肉有着极度的渴望甚至达到了一种变态程度的儿童。通过这样一个儿童我们看到了社会的异化，看到了社会对人的异化。罗小通就是一个被社会异化的产物，在他的眼里已经没有了传统的社会伦理道德标准，在他的眼里父亲和野骡子姑姑的私奔好像是一件非常正常的事，为了牟取暴利违法出售注水猪肉也是很正常的事，因为“你不注别人也要注”。物欲世界使人们日益远离精神家园，真理与正义在相当一部分人的价值观中被排挤丢弃。

莫言笔下的儿童无论是早期作品还是晚期作品中的儿童都显得不再那样单纯，莫言笔下的儿童不论是《透明的红萝卜》中的黑孩，还是《牛》中的罗汉，还是《四十一炮》中的罗小通都是经历过苦难日子的孩子，在他们眼里看到的社会都是变形了的社会，如在罗小通的眼里所看到的社会就是人们为了牟取暴利而不择手段的社会，所以莫言笔下的儿童相对于其他作家的“儿童“少了儿童的那份单纯，而多了孩子身上不应该有的那份成熟，他们是时代的产物，是社会异化的产物。莫言在他的作品中借助儿童反映了自己在童年时代所经历的种种苦难，能够让读者借助这些儿童进一步走近作家的灵魂去了解他。同时莫言“儿童视角”的创造性运用为当代文坛开创了一种新的叙事模式，同时让他的作品在内容上也有了一些变革，不再局限于传统小说的内容，借助于儿童的口吻，作家能够想说什么就说什么，想表达自己的一些观点也能够通过儿童表达出来。作者借助儿童眼光的观察和透视，易于揭示成年人所难以体察到生存世界的可能面貌。因为儿童身心的不成熟，所以并不能真正懂得成人世界，他们往往只是充当‘‘纯粹”的看和听的角色，在记下所看到和所听到的东西时，他们的感觉经验与成人也很难达到一致。所以作家在创作过程中也是借助儿童的这种特殊的感觉心里特征，使其创作所要表现的真实意图在“不经意”间得到强化，而“儿童”也就成为了帮助作家完成特定叙述目的的叙事性的功能化符号。

二复调理论对传统叙事理论的冲击和构建

复调理论是巴赫金通过对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的研究提出的。复调本身是一个音乐艺术中的术语。它最主要的特征就是叙述上的“多声部”。它打破了传统作家与主人公的控制与被控制关系，拓展了叙述者的视角；改变了传统的线性叙述顺序，采取了共时的，平面的，多声部的叙述结构。

莫言曾经说过，现在常常是小说写“我”。复调小说中作者和主人公的关系较传统小说的作者和主人公的关系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意识本身的流动和不确定性，不可完成性，促使主人公时时在消解传统小说的外在立场和稳定的作者视野，作者与主人公那种传统的类似上帝与造物主之间的垂直关系至此变成了一种平行的互动关系。”(2)小说《四十一炮》中，主人公罗小通被老师轰出课堂，他却为自己找到了很好的理由—“尽管我不认识字，但我感觉那些字都认识我。世界上有很多事情是不用学习的，起码是不必要在学校里学习的。难道八个梨分给四个孩子这样的问题还需要在学校里学习吗？”(3)同时，他还有“混蛋逻辑”，“就是混蛋想事的方法”。罗小通身上有作者童年的影子，但是很显然他还是摆脱了作者的束缚。“主人公视野”使罗小通由被动转为主动，由完全被作者驾驭转为与作者互动，甚至“逼迫”作者认同他的发展逻辑。在莫言的复调小说中，作者与主人公关系及作者本身的复调性，“将传统小说所偏爱的历时语境改造成为共时语境，它不注重时间的流程，不注重情节的发展及形成过程，而是将这种由历史纵深感的过程投射到共时的平面上。”(4)

中国传统小说的叙事在时间上存在一种“重叠化，由于在同一情节线上对众多人物行动分而叙之，叙述时间上便要不断地被重新拉回到某一起点。”(5)莫言小说打破了传统小说叙事的线型的，历时的结构，而采取了平面的，共时的结构。他将过去，现在和将来交叉进行叙事，在共时中呈现多个事件，如此叙事并没有打乱整个情节的时间发展顺序，这是中国叙事的一个重大突破。莫言的小说《红高粱》是从1939年“我父亲”和余占鳌等人准备伏击日本汽车队下笔的，继而将作家写作此文本之前同村老太太的讲述，胶平铁路的修筑和刚满16岁的奶奶过门儿等事交叉开来，呈现给读者的是不同时空的故事在同一个共时的平面进行着。在莫言的小说中，时空的穿插跳跃极为频繁，甚至整篇文章都在穿插跳跃中进行，《四十一炮》最为明显。五通神庙里罗小通对兰大和尚的“诉说”与罗小通童年的切身经历通篇穿插。檀香刑是莫言复调小说的典型之作。小说由“凤头—猪肚—豹尾”三部分组成，首尾两部分分别以孙媚娘、赵甲父子、钱丁县令、孙丙等人物的戏剧化说唱方式，将民间英雄孙丙的抗德故事抒唱得淋漓尽致。针对同一历史事件，小说既有庙堂话语的参与（如赵甲），又有知识分子话语的参与（如钱丁），更有民间话语的参与（如孙媚娘，赵小甲）。这种多声部的复调结构，不仅让事件人物从各自立场粉墨登场，而且使处于话语弱势地位的底层民间发出了自己的声音。可以说，莫言对复调结构的使用，不仅是一场艺术形式的革命，更重要的是它给予民间话语应有的对位和权利。

复调性的民间叙事结构是莫言小说的最基本的叙事形态，莫言小说叙事主人公总是很特别的。小说《透明的红萝卜》选择一个懵懂的农村小孩。他拙于人事而敏感于自然和本性，对世界充满了感性的认知，由于对认识的一知半解，所以他总是歪曲的理解成人世界的复杂纠葛，错误的并充满了谐趣的解释各种事物。这种未成熟的叙述形态与小说所根据现实生活内容而表达的真实意向之间形成一种张力，也同样构成了复调的叙述。这种叙述形态在近年莫言小说《牛》，《三十年前的一次长跑比赛》等比较优秀的作品都使用了这样的民间叙述，可见，莫言的小说在叙述上已经淡化了传统小说叙事的内容核心，他不是以叙述复杂离奇的故事，情节，展现广阔的社会空间，而是以体现人物的内心的思维，对话为宗旨。

三狂欢化的叙事语言

狂欢，根据巴赫金的解释，来源于欧洲民间的重要节日—狂欢节。巴赫金说：“狂欢节上形成了整整一套表示象征意义的具体感性形式的语言，从大型复杂的群众性戏剧到个别的狂欢节表演。这一语言分别的，可以说是分解的表现了统一的狂欢节的世界观，这一世界观渗透了狂欢节的所有形式。”

在当代中国，莫言是一个真正深入民间的作家。他彻底摆脱了精英知识分子话语修辞习惯，抛弃了美与丑，善与恶这样简单的二元判断标准，呈现了一种善恶相间，美丑纠缠的景观。在他的笔下，“高密东北乡无疑是地球上最美丽，最丑陋，最超脱，最世俗，最圣洁，最龌龊，最英雄好汉，最王八蛋，最能喝酒，最能爱的地方”。这里的土地成了真正“藏污纳垢”的洋溢着生机的活的民间。这无疑揭示了民间生生不息的动力源泉，那就是对死亡的蔑视与对于生命的珍惜和百折不挠的追求。在小说《红蝗》的末尾他写到：“总有一天，我要编导一部真正的戏剧，在这部剧里，梦幻与现实，科学与通话，上帝与魔鬼，爱情与，高贵与卑贱，美女与大便，过去与现在，进奖牌与避孕套......互相掺和，紧密团结，环环相连，构成了一个完整的世界。”这是一种褒贬并置的语言。戏拟，反讽的修辞消解了语言的严肃、庄重和权威性，暴露了现实的荒谬、虚伪、可笑性。这正是莫言狂欢化小说语言修辞的典型特征之一。《丰乳肥臀》对狂欢化叙事的理解更是透彻，母亲生下的八女一男没有一个是合法婚生，用母亲婚外生育的情节把狂欢叙事与生殖崇拜紧密联系起来，完成对中国传统的宗法家族血缘体制的解构，对人类最原始，最古老也最深刻的情感方式的呼唤与默契。莫言很少关注日常生活中的平静安宁，他是通过感官和肉体的喧嚣沸腾生命的热力，凸显人的自由意志的。可以说莫言的民间化写作立场是由其狂欢化的修辞方式来实现的。正如巴赫金所言，民间的语言是狎昵的，多义的，褒贬的，界限是模糊的，它反映了这样一种民间文化观念：所有现存事物都是同一时间边死亡边诞生的，其中融合过去和未来，旧真理和新真理。它是理解世界的未完成性，世界上的伪与真，善与恶，死与生，黑暗与光明，凶残与爱意的经常混合的一种方式，在这类语言中尽管着重点总是落在肯定因素上，但它不会脱离否定因素。这就是“修辞学层面上世界的双重性”。

莫言擅长于选择具有仪式性的民间活动来展现狂欢的氛围，在狂欢的氛围中对传统权威进行调侃和颠覆。从《红高粱》中活剥人皮的场面到《檀香刑》的凌迟、腰斩、檀香刑等行刑场景达到极致。《檀香刑》中凌迟美丽妓女的那个场面非常具有仪式性。莫言笔下，北京城万人空巷，菜市口刑场那儿被踩死，挤死的看客就有二十多个。这实际上就是一场充满戏剧和狂欢色彩的仪式性演出，侩子手和犯人联袂演出。而这个场面不是作者直接描写出来的，而是通过一种独特的修辞方式，用执行者的话语方式描述出来，更带有那种血淋淋的快感。掌邢的师傅认为：在演出的过程中，罪犯过分地喊叫自然不好，但一声不吭也不好。最好是适度的，节奏分明的哀号，既能够刺激看客的虚伪的同情心，又能够满足看客邪恶的审美心。师傅还说，他执刑数十年，杀人数千，才悟出一个道理：所有的人，都是两面兽，一面是仁义道德，三纲五常；一面是男盗女娼，嗜血纵欲。《檀香刑》这种独特的话语表达方式，正是民间修辞的狂欢性的集中体现。当然，莫言小说文本中的这种带有狂欢性的民间修辞，绝非仅仅作为权利斗争的图解，而是试图在众声喧哗中使历史和文本共同构成对所叙述时代的隐喻并见构成双重世界关系。例如，《檀香刑》正是以高密的独特民风对清末中心话语的解构中使文本呈现出多调对话与文化狂欢的倾向。凤头部前四章“媚娘浪语”，“赵甲狂言”，“小甲傻话”与“钱丁恨声”同豹尾部的“媚娘叙说”，“赵甲道白”，“小甲放歌”及“知县绝唱”等章节遥相呼应，甲、乙、丙这些符号化的人物频繁以各自视角参与到总体叙述策略之中，极大地拓宽了文本的叙述空间。同时，钱丁与孙丙斗须，媚娘同县官夫人比脚以及以“戏.....演完了...”作结等民间漫画式的讽拟，戏谑甚至有些狎昵的叙事方式以及赵甲行刑时涂鸡血的脸及檀香刑本身等怪诞的场面，共同揭示着貌似坚若磐石的严肃世界图景中所充斥着的颠覆等级、填平鸿沟的狂欢式的世界感受。

在莫言的小说文本中，作者熟练地运用民间修辞的技巧来拆解历史和现实，并力求凸现出历史寓言与文化的象征蕴含。从某种意义上说，狂欢化的民间话语才真正是莫言小说艺术上最突出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