番汉对音和上古汉语范文

本站小编为你精心准备了番汉对音和上古汉语参考范文，愿这些范文能点燃您思维的火花，激发您的写作灵感。欢迎深入阅读并收藏。

一

迄今的番汉对音研究者很少去考虑其中的“番”指的究竟是什么，以最常见的梵汉对音研究为例，人们似乎只是以字典上的经典梵文形式为基础，却没有事先问自己这样一些问题——各国的佛经翻译家，特别是早期的翻译家，他们据以翻译的佛经原本真的是用经典梵语写成的么？如果不是，那么我们的全部梵汉对音研究岂不是建立在了一个完全虚无的基础上面？当然中国佛经梵汉对音的问题也许不那么严重。事实上所有的研究都表明，唐代僧人译经所据的原本大都是经典梵语的，（注：具体对音情况参看施向东《玄奘译著中的梵汉对音和唐初中原方音》，《语言研究》1983年第1期。）因此我们在研究初唐以后的梵汉对音时自然不妨以词的经典梵文形式为基础。不过一旦谈及那以前几百年的汉代佛经译音，情况恐怕就大不相同了。巴利文律藏中有一段话暗示了原始佛教的语言问题，曾屡经梵文学者征引，下面是季羡林的译文：（注：季羡林：《原始佛教的语言问题》，《北京大学学报》1957年第1期。这段文字在汉译“大藏经”里原有多种异译，分别见佛陀什共竺道生等译《弥沙塞部和醯五分律》、佛陀耶舍共竺佛念等译《四分律》、弗若多罗共罗什译《十颂律》、义净译《根本说一切有部pí＠①奈耶杂事》、失译《pí＠①尼母经》。）

这时有两个比丘，姓耶弥卢谛拘罗，是兄弟俩，原来生在婆罗门家中，声音良好，善于谈说。他们来到世尊那里，向世尊致过敬，坐到一旁去；坐下以后，两个比丘向世尊说：“大德！现在的比丘，不同姓，不同名，不同门阀，不同家室，都来出家。他们用自己的方言俗语毁坏了佛所说的话。请允许我们用梵文表达佛语。”佛世尊呵责他们说：“你们这些傻瓜，怎么竟敢说：‘请允许我们用梵文表达佛语。’傻瓜呀！这样既不能诱导不信佛的人信佛，也不能使信佛的人增强信仰，而只能助长不信佛的人，使已经信了的人改变信念。”呵责完了以后，又给他们说法，然后告诉比丘说：“比丘呀！不许用梵文表达佛语！违者得突吉罗。”

从这段话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知道，早期佛教是坚决反对使用梵语的，这大概是因为梵语是当时盛行的婆罗门教的语言，佛教必须处处显示自己和婆罗门教的区别。既然不使用梵语，那么佛教所使用的只能是当时印度一带流行的某种或某些种“俗语”(Prakrit)。大迦叶在佛灭度之后召集五百罗汉结集佛经，其原本并没有保留下来，因此也没有实在的证据来告诉人们佛经的原始语言是什么。现代的学者对佛教的原始语言有许多猜测，其中比较吸引人们注意力的是印度东部的摩揭陀语和西部的巴利语。当然，由于有巴利文大藏经的存在，似乎后一派的支持者较多。

既然佛教的原始语言不是梵语，那么我们今天用经典梵语来猜测早期汉字古读就是危险的。事实上季羡林在半个世纪前就曾指出，汉魏六朝的佛典译音并不是来自梵语，而是来自吐火罗语和巴利语。（注：季羡林：《浮屠与佛》，《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20本上册，1948年；《论梵文td的音译》，《国立北京大学五十周年论文集》文学院第五种，1948年。）但不知是什么原因，季先生这两篇精彩的论文几乎没能在汉语音韵学界引起反响，只有俞敏先生在上世纪70年代末讨论了相关的问题，（注：俞敏：《后汉三国梵汉对音谱》，《中国语文学论文选》，东京：光生馆，1984年。）不过他的意见是：“汉经除支谦译文里偶尔流露些巴利文痕迹外，别位大致都是纯用梵本的。至于有和梵文不合的，里头有些是中亚方言。”

如果不是零星地摘引，而是亲手整理过成套的佛典译音资料，那么每个人都会得出这样一个印象，即初唐以后新出现的音译词一般都能和梵文形成严格的对应，而那以前的音译词则不然，在其中我们常会遇到汉语和梵文不合的地方。这些不合的地方有一些的确是可以用巴利文来解释的，例如汉译“般若”不合于梵文（唐译“波罗枳娘”）而合于巴利文，汉译“塔”不合于梵文stūpa（唐译“sū＠②堵波”）而合于巴利文thūpa，等等。也有些词用巴利文只能解释其中的一两个音节，例如汉译“目犍连”，相应的梵文是maudgalyyana，巴利文是moggallna，“目”不合于梵文maud而合于巴利文mog，但“连”却不合于巴利文ln，反与梵文lyyan相近，依对音惯例，“目犍连”的原型似应是*moggalyna。又如汉译“比丘”，相应的梵文是bhiku，巴利文是bhikkhu，“丘”不合于梵文ku（唐译“刍”）而合于巴利文khu，但“比”却与梵文、巴利文都不合，依对音惯例，“比丘”的原型似应是*pikhu。还有些词明显地用梵文和巴利文都不能解释，其中最著名的就是汉译的“和上”（和尚），它既不合于梵文的updhyya，也不合于巴利文的upajjhya，慧琳《一切经音义》卷二十二认为它来自于阗疏勒语的“鹘社”(khosha)，可是我们却无法解释于阗疏勒语的两个清辅音为什么在汉译中变成了浊辅音——依对音惯例，“和上”（鹘社、和shé＠③）的原型似应是*ghoja或者*vaja。

看来早期汉译佛经的原语问题不是简单地用“巴利语”就能圆满回答的，季羡林先生提出的吐火罗语假设也还嫌证据不足。当然，佛经结集时使用的语言是一回事情，早期僧侣译经所据文本的语言是另一回事情。中国佛教史料中有一种意见认为，最初的佛经来源是中亚的大月氏国。据传最早译成汉文的佛经是《四十二章经》，其序言说：（注：原序不署年代。马伯乐1910年在BulletindeL''''Ecole撰文，认为其撰写年代在公元2世纪至5世纪之间。参看冯承钧译《汉明帝感梦遣使求经事译证》，载《西域南海史地考证译丛》四编，商务印书馆，1962年，第20页。）

昔汉孝明皇帝夜梦见神人，身体有金色，顶有日光，飞在殿前，意中欣然甚悦之。明日问群臣：“此为何神也？”有通人傅毅曰：“臣闻天竺有得道者，号曰‘佛’，轻举能飞，殆将其神也？”于是上悟，即遣使者张骞、羽林中郎将秦景、博士弟子王遵等十二人至大月支国，写取佛经四十二章，在十四石函中，登起立塔寺。于是道法流布，处处修立佛寺，远人伏化，愿为臣妾者不可称数。

平心而论，《四十二章经序》记载的这条传闻不是非常可靠的，因为我们至少知道张骞（？—前114年）通西域出使大月氏国一事早于汉明帝夜梦金人近二百年。不过，假定张骞、秦景携回佛经是假，而某些佛经由大月氏转而传入东土是真，（注：《魏书》卷三十五载：“（汉）哀帝元寿元年，博士弟子秦景宪受大月氏王使伊存口授浮屠经。”秦景宪与秦景很可能为同一人。）那么结合地理位置考虑，处在西天路途间的大月氏国应该是西部俗语流行区。由于资料的缺乏，我们现在还不能了解到大月氏语言的详细情况，何况从情理上讲，我们似也不能假定来自不同国度的早期译经师们讲的都是同一种语言的同一种方言。然而，我们如果从研究的可行性考虑，不得不勉强把早期译经师的语言综合为一个整体的话，那么或许可以大致看出，汉译佛经的原语和经典梵语之间主要有以下六个方面的规律性区别：

（注：更多的例子见季羡林《论梵文的音译》。产生这种对应的原因是梵文的在巴利文里写作，而汉语的l（来母字）乃是据巴利文翻译的。）

（注：蒲立本在《上古汉语的辅音系统》、俞敏先生在《后汉三国梵汉对音谱》里都讨论过y和的关系问题，认为产生这种对应的原因是梵文在两个元音之间浊化成了，故而读音和汉语喻母四等的y[j]相近。）

3.汉译佛经位于词首的bi（pí＠①）对应于梵语的vi或vai。例如“pí＠①婆尸”对应于、“pí＠①舍耶”对应于vijaya、“pí＠①耶离”对应于、“pí＠①佛略”对应于vaipulya，等等。

4.汉译佛经位于词首的清塞音对应于梵语相应部位的浊塞音。例如“迦”(*ka)对应于ga（迦耶：gaja）、“拘”(*ku)对应于gu（拘那罗陀：）、“波”(*pa)对应于bha（波檀陀：bhadanta）、“比”(*pi)对应于bhi（比丘：），等等。

5.汉译佛经位于词中两个元音之间的浊塞音对应于梵语相应部位的清塞音。例如“伽”(*ga)对应于ka（shé＠③多伽：）、“竭”(*gat)对应于kar（摩竭：makara）、“陀”(*da)对应于ta（阿弥陀：amita）、“提”(*di)对应于ti（波罗提：prati）、“婆”(*ba)对应于（优婆塞：）、“pí＠①”(*bi)对应于pi（迦pí＠①罗卫：kapilavastu)，等等。（注：这种现象当然也可以解释为原来的清辅音受两边元音的影响而发生了浊化。）

6.汉译佛经位于词中两个元音之间的v（匣、云母）对应于梵语的p。（注：传统的研究成果已经告诉我们，上古汉语的匣母和云母（喻母三等）是不分的，它们在当时的实际读音都是，用在合口字中与梵语v[w]相近。）例如“和”(*va)对应于（伛和：）、“洹”(*van)对应于pan（须陀洹：)、“越”(*vat)对应于pat（檀越：)、“卫”(*vat)对应于pat（分卫：），等等。

限于原始资料和个人学识的贫乏，我不敢保证以上六个方面已经概括了汉译佛经语言中的全部现象。事实上我们在分析具体的对音词时所遇到的情况要比这复杂得多，面对这种未知的古老方言时也常有雾里看花之感。但尽管如此，我仍然相信，只要我们切实把握住其中的主流趋势，再参证传统音韵学的研究成果，利用番汉对音来推测在那以前八百年的上古汉语也不是全然不可能的。

二

俞敏先生在《后汉三国梵汉对音谱》里把梵汉对音比作一条泥沙俱下的万里长河，这意味着每个研究者在开掘资料时必须加倍谨慎，否则他捡到的很可能就是泥沙。我们所说的谨慎包括两个方面：其一是必须在尽可能穷尽原始材料的情况下归纳出普遍的规律，而不应该只挑选其中符合自己预期的个别现象去做文章；其二是必须利用传统的研究成果来验证自己的初步结论并为其间的差异寻求合理的解释，而不应该以出新奇为目的，轻易拿自己想象出来的结论去否定传统。在这方面，俞敏先生以自己的实践为我们做出了表率，相比之下，蒲立本在论证上古汉语时所选用的番汉对音资料虽然屡经当前中国学者转引，但其中的疑点却实在不少。

我们从人们为上古汉语一部分去声字构拟的韵尾-s说起。自从欧德利古尔据越南语提出上古去声-s韵尾的假定之后，（注：A.G.Haudricourt,Del''''originedestonsenVietnamien,JournalAsiatique242,1954.冯蒸译作《越南语声调的起源》，载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语言室编《民族语文研究情报资料集》第7集。）人们又在藏文中看到了同类现象的影子，这当然无可非议，然而我们在此想强调的是，蒲立本为证明汉语-s韵尾在后汉时代仍然存在而举出的一些番汉对音例子却是大有问题的。以和去声“卫”字相关的对音为例，蒲立本列出的有：

舍卫＝

迦维罗卫＝kapilavastu（注：除这两个词外，在《上古汉语的辅音系统》中译本第131叶上还列出了一个“首陀卫”，注的梵文形式是，我没能查到出处，只好置之不论。按即“净居天”，据玄应《一切经音义》卷十九，该词音译可以是“首陀娑婆”（末二字疑误倒）、“私陀”等。）

蒲立本认为“卫”在这两个词里的对音是vas，但他却没能尽可能多地搜集汉译佛经中的规律性译例以回答这样的问题：在早期佛经中，凡是去声字都用来译-s么？或者反过来说，凡是译-s的都是去声字么？另外，“卫”译vas还可以得到经典梵语以外的佐证么？

就资料的数量而言，早期佛经中去声字不译-s的比译-s的多得多，例如“致”相当于ti（三跋致：sampatti）、“度”相当于、“谛”相当于te（揭谛：gate）、“蔽”相当于pi（尼罗蔽茶：），等等。（注：与之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入声字。早期汉译词中只要出现入声字，相应的番语词的相应位置上必有一个辅音（p、t、k，也可以是b、d、g、、c、j等），这条规则没有例外，因而可以作为古入声字都带塞音韵尾的铁证。）在-s前面出现的平声字也比去声字多得多，（注：潘悟云曾正确地指出，蒲立本所举关于韵尾-s的对音例中有的有“骑墙之嫌”，如“贵霜”(kushan)的sh蒲氏既算作“霜”的声母，又算作“贵”的韵尾（见所著《汉语历史音韵学》，上海教育出版社，2000年，第156页）。为讨论问题方便起见，本文以下的举证仍沿用蒲立本“连诵”的旧例。）例如凭经验就可以判断，“阿”(*a)不可能译as，等等。

事实上如果考虑到佛经原始语言(Prakrit)的情况，我们也许就不会掉进这个经典梵语的陷阱了。按巴利文规则，位于音节开头的复辅音st-要变成tt-，所以梵文的在巴利文是，梵文的kapilavastu在巴利文是kapilavattu。以此考虑，我们应该相信“舍卫”和“迦维罗卫”的“卫”实际上对应的是巴利文的vat(-t)而不是梵文的vas(-t)。“舍卫”旧又译“舍婆提”(*a-ba-di)或“尸罗跋提”(*i-la-bat-di)，“迦维罗卫”旧又译“迦维罗越”或“迦维罗阅”(*ka-vi-la-vat)，都指向巴利文的读法，也就是说，平声字“婆”和入声字“跋”、“越”、“阅”都表示词中并没有一个充当“去声韵尾”的-s。再多看几个梵汉对音的例子：译作“分卫”，其中“卫”(*vat)相当于pt;dnapati译作“檀越”，其中“越”(*vat)相当于pat;uddhodana译作“阅头檀”，其中“阅”(*vat)相当于ud——这里面哪里有“韵尾-s”呢？因此我们可以有绝对的把握说，“卫”在佛经中实际代表的是vat，蒲立本及后来学者构拟的-s是不能在梵汉对音中取得证明的。

运用类似的思路我们再考虑一下人们为上古以母（喻母四等）构拟的l-。自蒲立本提出上古以母接近于或者l的假定之后，人们又在藏文和古越南语中见到了同类现象的影子，而对以母古读的构拟也逐渐趋向于l-。（注：这方面的详细介绍见丁邦新、孙宏开主编的《汉藏语同源词研究（一）》，广西民族出版社，2000年，第226页以下。）不过，人们在论述中递相征引的番汉对音证据只有一条，相关的对音字也只有一个“弋”：

乌弋山离＝Alexandria

人们认为“弋”在这个词里的对音是lek，甚至有人据此单文孤证宣称汉代的以母字都念l-。为了检验这个译例，我们到早期的佛经对音里去看一看。

可以确定的是，佛经对音里所有的l-都是用来母字对译的，并没有一例用以母字译l-。如上所述，比较常见的情况是以母相当于梵文的或j-，除此之外也还有一些用以母字译y-的例子，如“由”(*yu)相当于yu（那由他：nayuta）或者相当于yo（由延：yojana)、“耶”相当于ya（pí＠①舍耶：vijaya），等等。的确，佛经对音中以母字的用法略显混乱，不易从音理上逐一解释清楚，但是我们看到所有的译例（、j、y)都暗示着它是一个舌面音，它最有可能是y-，即使不是y-，也一定与作为舌尖中音的l-差得很远。具体到“乌弋山离”，我觉得把它认作Alexandria的译名并不稳妥。首先，人们大概都相信其中的“山”(*an)对译的是sand，虽然汉译省略了n后面的d，这并非全然无据可援，（注：比较晚近的例子如Samarkand译“撒马耳干”，Tashkend译“塔什干”，词尾的-d都被省略了。）但以译s在当时毕竟极其少见。“山”的译音既不可靠，“弋”的译音更不可解。我们知道，汉语以母（弋）在中古时期读y-[j-]是无需质疑的，而在上古时期，确切地说是在大批造出汉字的前上古汉语(Pre-ArchaicChinese)时期，它频繁地和定母字(*d-)出现谐声关系也无需质疑。按照语言学常识，d＞y的演化是正常的，而d＞l＞y的演化就不大正常了。尽管l-假说的提出者和支持者费了很大的力气要把这种演化解释得合乎音理，但我仍然认为，音理解释无论多么完美，其价值也比不上文献的直接证明。辛辛苦苦思考了许多年，一旦有新的文物出土，以前的猜测全被推翻，发生在名家身上的此类事例我们见得太多了。

查《后汉书·西域传》，我们还可以找到一个带“弋”字的译名——粟弋，这就是《周书》里说的“粟特国”。从“特”(*d)字考虑，我们可以想到“弋”在公元前2世纪西域初通时的声母必是d-，全词依对音惯例大约是*sugdak，恰合于突厥“阙特勤碑”铭文的soзdak。粟特文献称自己为sugd、波斯铭文称之为sugude、希罗多德《历史》称之为suguda，（注：更多的词形见黄振华《粟特文》，中国民族古文字研究会编《中国民族古文字》，天津古籍出版社，1987年。）无不表明“弋”字的古声母是d-，甚至现代英法诸文字的Sogdiana也可为此提供佐证。例外的现象只有《大唐西域记》中记载的“sū＠②利”，这好像是巴列维语sulih的对音，不过这个译名出现的年代太晚，大概谁也不会相信以母的“弋”在唐代还读lik。（注：参看冯承钧《关于西域语之讨论——冯子衡致方欣安书》，《西域南海史地考证译丛》）八编，商务印书馆，1962年。）结合梵汉对音的情况来看，我们显然应该支持传统的结论，认为后汉三国时期的以母y-是从三四百年前的d-变来的，而构不成对音规律的、没有其他资料支持的“乌弋山离”不能用为上古汉语以母读l-的证明。

三

“乌弋山离”这个译名可以把我们的思路带入一个更为广阔的领域。在使用这条材料前我们还应该考虑一下，《汉书·西域传》里的乌弋山离真的是我们今天所说的那个亚历山大城么？

现代英语中的Alexandria一般用以指非洲北部的那座亚历山大古城，这座城的遗址已于上世纪下半叶在埃及水下发现，而《汉书》所记的乌弋山离则在条支（叙利亚）以东，大约位于今天的伊朗南部，与埃及的亚历山大城相距遥远，其非一地自属无疑。当然，地点不同不见得使用的名称一定不同，事实上我们也不完全否认它可能和古代马其顿王亚历山大东征时所建的亚历山大城有关，但是古书所载的乌弋山离和亚历山大的异称却使我们今天很难把它们混同起来。《汉书》乌弋山离在《魏略·西戎传》简称为“乌弋”，《魏略》又说“乌弋一名排特”。（注：沙畹在1905年的T''''oungPao上分析了这则史料，未敢肯定乌弋山离为Alexandria的译音。见冯承钧译《魏略西戎传笺注》，《西域南海史地考证译丛》七编，第52页。）我不知道“排特”的原型是什么，但它不是“乌弋山离”的译音则是可以肯定的。至于埃及的亚历山大城，《史记》写成“犁轩”，《汉书》写成“犁qián＠⑤”，《后汉书》写成“犁犍”，和“乌弋山离”迥然有别。伯希和对这一古城考订精审，惟断“犁qián＠⑤”即为Alexandria的译音，在语音学上难以讲通。事实上正如伯希和所指出的，惟一一个在地理和语音上都合于埃及亚历山大城的是《那先比丘经》中的“阿荔散”，（注：伯希和：《犁qián＠⑤为埃及亚历山大城说》，冯承钧译文，载《西域南海史地考证译丛》七编，第34页。）只不过细究“阿荔散”(a-le-san)的对音，与其说它近于英语的Alexandria，还不如说它近于后代意大利语的Alessandra。总之，与Alexandria完全吻合的译名我们至今好像在早期汉文典籍中还没有找到。

除“乌弋山离”之外，“jì＠⑥宾”这个译名也有同样的问题。自蒲立本以后，人们每每认为“jì＠⑥宾”是Kashmir（克什米尔）的对音，并以“jì＠⑥”译kash来作为古去声字带-s韵尾的证据。首先我觉得，人们引及的Kashmir只不过是个现代英语形式，若依梵文，至少应该使用（唐译“迦湿弥罗”）；其次，若以“jì＠⑥”为kash音译，则必以“宾”为mir音译，即使前一例或可勉强讲通，但后一例却明显不合情理，因为我们很难在古书中找到足够的证据来支持m=p这样一条译音规则，换句话说，我们不能解释古人为什么不把“jì＠⑥宾”译成对音更为严整的“jì＠⑥密”。烈维和沙畹曾指出，“jì＠⑥宾”按对音惯例应该是Kapil(a)或Kapir(a)，这个译名比较近似于托勒密地理的Kasperia。（注：烈维、沙畹：《jì＠⑥宾考》，冯承钧译文，载《西域南海史地考证译丛》七编，第58页。）

《汉书·西域传》说jì＠⑥宾西北与大月氏、西南与乌弋山离接，凭这样的记载我们一时还很难在地图上确定古jì＠⑥宾的准确位置，但设想它在今克什米尔一带当无大差，有的人认为即希腊人所说的Kophen，地在今喀布尔河流域，这种意见曾遭到烈维和沙畹的反对，但后者也仅仅是一家之言，因为《魏书》以后的记载都显示出jì＠⑥宾与克什米尔无关。事实上，jì＠⑥宾的地望和原始词形都还是个悬而未决的问题，它不宜用作上古语音考据的资料，即使希腊文Kasperia的词形确与克什米尔一带的原词有直接渊源关系，我们似也不能保证那个未知的原形*kasper不会在附近的某地依巴利语规则变作*kapper。

另一个不成功的例证是郑张尚芳提出的，他注意到隋代东罗马史书称中国为Taughast，于是他认为这是“大魏”的音译，从而以“魏”译ghas来证明汉语去声曾有过-s韵尾。（注：郑张尚芳：《汉语声调平仄之分与上声去声的起源》，《语言研究》1994年增刊。）我们知道，中国历史上有资格称为“大魏”的只有北朝的拓跋魏，但拓跋魏建国已是公元5世纪的事，距离齐永明年间沈约等人明确阐述四声概念仅数十年，应该说，以音调高低为基本特点的汉语四声在那时已经形成了，前上古时期的去声-s韵尾不可能一直存在到那么晚的时候，何况我们还没有充分的证据回答这样的问题——Taughast真的是“大魏”的对音么？

其实从18世纪欧洲人开始研究中国的时候起，Taughast的语源问题一直就是个悬案。这个名词最早出现于公元7世纪，突厥文碑铭写作，东罗马史书中相应的形式是Taughast，元代以后的习惯汉译是“桃花石”。“桃花石”指的是中国，这毫无疑义，但关于其语源则众说纷纭，粗算起来，即有“唐家”、“大夏”、“吐蕃”、“大魏”等等，而为多数学者接受的则是伯希和提出的“拓跋”。（注：伯希和：《支那名称之起源》，冯承钧译文，载《西域南海史地考证译丛》一编，第36页。）当然，不管是“唐家”、“大夏”、“吐蕃”还是“拓跋”，都既没有文献对译的实证，也没有严整的对音规律可循，这不过是人们在猜测了汉字古音的基础上再来猜测其语源，郑张先生不应该以其中一个猜测出的语源为基础反过来再猜测汉字古音。

按常理说，番汉对音研究应该在文献学和历史地理学考据之后才有条件进行，不过早期的历史文献资料保存到今天的毕竟太少，这使得人们在从事文献学和历史地理学考据时也常有捉襟见肘之感。我们知道，如果没有大规模的地下库藏出土，文献资料不足的遗憾是无法弥补的，在这种情况下，人们传统的考据原则就是所谓“有一分材料说一分话”，而今天则不然，学界明显在以“有一分材料说十分话”为时尚，甚至令人觉得是“为赋新诗强说愁”了。为了弥补实证的不足，人们在利用番汉对音研究上古汉语时不得不引入大量的“音理分析”手段，以至发展到宁信音理也不信实证的地步。我们举一个例子。据《汉书·匈奴传》可知匈奴谓天为“撑犁”，文献学考据已经证明这个词即是突厥语的tengri（腾格里），其中“撑”对译teng，这在我们知道“古无舌上音”之后本不再需要什么论证，可是若依蒲立本的办法，问题就复杂多了。他已预先假定“撑”字在汉代的声母是复辅音thl-，因为他认为只有thl-演化成后来的卷舌塞音才是合乎音理的，这样，他就不得不再在没有实证的基础上假定匈奴语的teng原先是个带复辅音的*treng，以求解释汉字“撑”(*thleng)的对音，然后再在没有实证的基础上假定匈奴语的*-r-在后来丢掉了，以求解释突厥语teng的读音——绕来绕去，这是何苦呢？

我无意贬低上古汉语研究中的音理分析，在这里想强调的只是，音理分析只能用来解释带规律性的、确实无误的文献资料，使人们明白它们之间的因果关系，而不能在没有文献资料或者不能确定资料性质的情况下用来虚拟事实。本文反复商榷人们对以母为*l-、去声为*-s的论证，这并不是否认它们在真正的上古汉语时期（公元前7世纪以前）有这样读的可能性，而仅仅是指出，人们举出的来自汉代（公元2、3世纪）以后的番汉对音证据是难以成立的。一旦认清了这一点，那么人们为论证同类问题而抛开历史考据、仅从当代少数民族语言词典中查出的词例就无需讨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