启蒙文学思潮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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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随着现代、后现代文化语境分析、探讨的进一步深入，人性问题日益从形形色色的伦理、道德、民族、政治等文化现象背景中显影而出，其作为启蒙文学思潮核心脉络的历史作用及发展意义更趋凸显。新时期文学无疑是“五四”文学以来又一次伟大的启蒙高潮，对二者之间的承接与超越性学界已积累了许多成果。这些研究大都侧重于从冲破思想禁锢、追求个性解放等较普泛的层面加以论述，而较少在更深层次的逻辑理路上梳理二者之间的内在关联与变异性。根据笔者的理解，文学上的启蒙精神，其哲学基础是唯人主义的人学本体论，它的使命在于对人生的价值和意义不断叩问，对真与善、爱与美的智慧永远追求，具有强烈的人文主义色彩、理性主义倾向与终极关怀的性质。作为文学启蒙的逻辑前提，历史带给新时期与“五四”的文化障碍及由此激发的思想反弹力量，具有明显的差异性。对于“五四”文学来说，“救亡”的时代主题与“立人”的启蒙任务是以胶着的状态纠缠在一起的，理想人格的建构与形而上层面上的人性开掘受到过多的救亡与革命因素的干扰，纯粹的唯人主义的人学本体论难以建立起来。时至70年代末，民族危亡问题退居其次，民族内部的政治/文化问题凸显，在经历了短暂的社会/政治学层面的思想解放运动后，文化/人性层面的现代转型很自然地成为启蒙主义思潮回归与嬗变的首要主题。尽管这一层面的激扬与上升的过程并非一目了然，更有迂回曲折，但它在新时期前十年左右的时间内仍是有迹可寻的。有鉴于此，本文无意于对“五四”与新时期启蒙文学进行全面的比较，而主要试图从人性意识之演进的角度重新解读新时期文学的启蒙价值及其蕴含的理性内涵。具体说来，启蒙文学的上升之路大致经历了由浅入深的三个步骤，可以人性解放“三部曲”称之。(注：需要说明的是，这里所谓“三部曲”特指思想逻辑层面的深化过程，而非自然的时间流程，因而它与文学史的历时性顺序并不一致；而本文所论启蒙思潮主要限于对创作文本的解读，因之与美学思潮、理论思潮亦有差异。)

第一部曲：“欲”的释放弘扬与启蒙原动力

古希腊德尔斐神庙的大门上有一句神圣的箴言：“认识你自己!”卢梭说这句话“比伦理学家们的一切巨著都更为重要，更为深奥”[1](p.62)。经过十年民族灾难的中国人对此应该深有体味，认识自我，改造非我，在非人的环境中保持人的天性和价值有多么重要，又有多么艰难。因此人们更加迫切地寻找重返“五四”启蒙精神域场的路径，渴望重新踏上寻找自我、建构合理现代人性的现代化征途。“我是一个人，我应该有个人的尊严”(靳凡《公开的情书》)，黑暗中这急切的人的呼叫涓涓潜流为“重放的鲜花”那一脉珍贵的人性源头，为新时期启蒙文学思潮奠定了思想的足音。

噩梦初醒，阶级利刃留在每个人身上的创伤犹在，血泪未干，人们急不可待地在天幕初启的那一抹曙光的照耀下检视累累伤痕。文学遭受久久压抑、扼杀之后所积聚的力量在此刻突破、喷发，爆裂出一幕幕家庭悲剧、英雄悲剧、青少年悲剧、知识分子悲剧、知青悲剧、农民悲剧等等，建构起一个大型的悲剧舞台，真实而多侧面、多角度地再现了“人群很快就变成狼群，整个社会变成庞大的疯人院”[2](p.433)这样一种人性沦丧的恐怖社会现实。不过，特定的历史文化阶段决定此期文学作为政治上拨乱反正的伴生现象，其重要功能在于民众情绪的抒泻和人民意愿的表露，个人的伤痕被视为国家的伤痕，文学的社会批判价值置于艺术审美价值之上，泪水遮住了眼睛，呈现出政治/社会化启蒙大于文化/心理启蒙、思想情绪启蒙大于语言本体启蒙的历史缺陷，缺乏一种更为深广的历史感和更为深邃的文化感，因此大部分“伤痕”创作只能说是启蒙文学的序曲阶段。

稍后的文学作品经过这番怒潮狂涛之后增强了思考力度，希求对民族悲剧的历史成因进行追问，个人关怀有所加强。不少文本揭示出现代迷信、极“左”思潮乃是酿成人性悲剧和社会悲剧的思想根源，而《李顺大造屋》等文本追思的历史跨度还要久远，从小人物的命运中折射出深刻丰富的人性内涵。在此基础上，还有不少作品不约而同地将民族反思和个人忏悔结合起来。“反右”斗争和“”都是民族性的灾难和悲剧，而民族又是由一个个的个人组成的，每个人在民族悲剧中都是受害者，但也有人迫于外力或者自身人格的萎缩成为伤害他人的人，受害者自觉不自觉地加入这场灾难的不断升级之中，这种反思使得作品的人性关怀得以延伸，并且与“五四”启蒙思潮取得了历史性呼应。冯骥才的中篇《啊!》的主人公吴仲义在非人的境遇中丧失了人的理性和尊严，杯弓蛇影，陷入恐慌，以致害人害己酿成悲剧，令人不由想起叶圣陶笔下的潘先生和鲁迅笔下的祥林嫂。金河的《重逢》、韦君宜的《洗礼》等则通过平反复职后的老干部的反省乃至痛苦忏悔深化了这一反思的精神意向，“受了刑的我，不能不想到我亦曾刑人”(《洗礼》)，仿佛狂人深思“我未必无意之中，不吃了我妹子的几片肉”一般。《芙蓉镇》(古华)、《人到中年》(谌容)、《西线轶事》(徐怀中)、《西望茅草地》(韩少功)等则在向社会索要人的价值的精神向度上更趋深入和多元。不过，上述作品固然增加了反思的力度，其社会/政治学的视野较之“伤痕”类文学也趋于开阔，但却未能进一步充分注入鲜活的人文主义理性精神，尤其在人性层面上小心翼翼，难以直逼其真实的源头。与此互为印证的一个现象是，此时文化思想界的主潮尚限于重读和“回归”马克思主义，而对西方启蒙哲学、现代人本主义、存在主义等人学思想心存犹疑。所以笔者认为，包括某些“反思”文学在内的这类创作也并不像人们所评价的那样标志了启蒙主义思潮的回归，仍然未能最终突破社会/政治学的坚硬外壳，其意义主要在于从外部为启蒙文学思潮的真正深入打下了坚实的根基。

新时期人性启蒙启动的真正标志在于从人类主义的角度将人的本能/欲望层面的方方面面展现出来，进言之，“现代个人”从懦弱驯服、麻木呆滞的心理惯性和道德束缚中解脱出来，感受着生生死死、爱恨情愁的热烈鼓荡，充盈着欲望饥渴和本能冲动，使其生命处于一种“敞开的状态”[3](p.113)。这是个体独立的最基本前提。可以说，如果没有自然属性的解放，任何堂而皇之的学说、坚执胶着的启蒙都将是一个“无物之阵”、一串没有主语的符号、一场没有敌人的战争。“禁欲不可能造就强大、自负和勇于行动的人，更不能造就天才的思想家和大无畏的开拓者及改革者。通常情况下它只能造就一些善良的弱者，他们日后总会淹没在俗众里。”[4](p.275)文艺复兴和“五四”文学都是从这里开始起步的，而新时期对自然属性的呼唤无疑为重返“五四”启蒙立场打开了历史的阀门。由此人性从单一的阶级层面超拔出来，其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不复是极“左”思潮下机械的二元对立关系，而文本世界中那日益清晰的人的影像一旦输入本能欲望的精血便愈发昂然挺立，灵光四射，以释放和弘扬的姿态真正奏响了启蒙文学思潮的宏伟交响曲。古华《爬满青藤的木屋》便真实表现了本能欲望苏醒之后“崭新的世界”对人的强大诱惑和人不再压抑这种诱惑的情感历程。所谓的家庭、婚姻、孩子、妇德都抵挡不住瑶家阿姐盘青青的生活欲望与本能追求，她对绿毛坑原始野蛮生活规范的“突围”已经成为一种历史的必然。不必羞言，“欲”原本就是人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基本力量，无论对美丽的少女还是垂老的村妇而言都无二致。而爱情无疑是压抑已久的人性对自然属性最关切、最急切的关注层面，正如恩格斯所说，“人与人之间的、特别是两性之间的感情关系，是自从有人类以来就存在的。特别是在最近八百年间获得了这样的意义和地位，竟成了这个时期中一切诗歌必须环绕着旋转的轴心了”。[5](p.229)这种特殊的感情形式是人性流露凸显的最直观的舞台与渠道。雨煤在其作品《啊，人……》中正面描写了贫女出身的地主小老婆肖淑兰和少爷罗顺昌的一段超阶级的、悖伦理的爱情，“只要我喜欢，你喜欢，那就由不得旁人了!”以对本能欲望的肯定和张扬挑战极“左”政治思潮和封建伦理道德，在人性刚刚从黑暗中挣扎走出时吹响了石破天惊的尖锐号角，作出了大胆而可贵的尝试。当时有人指斥该“小说所突出地加以歌颂、又被人称之为‘比阶级性永恒的’‘人性’，主要就是这样的一种色欲”[6](p.124)。殊不知作家正是以坦诚热烈的“色欲”描写突入禁区，对压抑本能欲望的极“左”思潮的哲学基础——“禁欲主义”进行了彻底否定，从而树立其启蒙价值的。

虽然上述批评者在当时颇有理论市场，但是自然属性的回归已如强箭在弦，一批敏锐的作家勇敢地向世人展示了人的天性被禁欲主义扼杀的斑斑血迹。张弦《被爱情遗忘的角落》承续“五四”文学的“”传统，通过母女两代三种不同的爱情、婚姻状况，尤其是存妮和小豹子令人心酸的爱情悲剧，艺术化地揭示了精神荒芜和物质贫乏对自然欲望的压抑和吞没。莫言则以他那出神入化的笔墨描摹出一片跌宕着生命魂魄的“红高粱”世界，“天生的一个奇女子”与“天生的一个伟丈夫”就在这个接天连地的艺术世界里演绎着生命的激情和天性。如果说戴凤莲既坚定又轻浮，既崇高又卑微；如果说余占鳌既豪侠仗义又暴烈狂野，既是乡野土匪又是民族英雄，那是因为他们的本性得到了有力的揭示和还原，从文明的面纱后面奔涌而出，“既……又……”所联结的是性格的统一和人性的整体，绝非大多论者所说的两种对立元素的混杂。戴凤莲临死之际质问上苍：“天，什么叫贞节?什么叫正道?什么是善良?什么是邪恶?你一直没有告诉过我，我只有按着我自己的想法去办，我爱幸福，我爱力量，我爱美，我的身体是我的，我为自己做主，我不怕罪，不怕罚，我不怕进你的十八层地狱。我该做的都做了，该干的都干了，我什么都不怕……”本能、天性的释放弘扬多么热烈豪放。该作与意蕴相近的《伏羲伏羲》(刘恒)等代表了新时期文学启蒙思潮第一部曲的最强音。

第二部曲：情理激荡与人性的提升

自然属性的释放与弘扬取得了启蒙的原动力，为进一步的人性解放提供了前提和可能性，并且使得人性发展跃至一个永无止境的解放和上升的链条上。这就意味着经过自然属性的释放和弘扬之后，启蒙面临着进一步提升人性的历史使命。而这正是新时期文学启蒙精神之演进的“第二部曲”所展现的文化景观。

综观西方启蒙主义发展历程可见，情与理的矛盾统一是推进启蒙文化演变发展的动力。人既非单纯的理性存在物，亦非单纯的非理性存在物，而“是一个整体，一个多方面的内在联系着的各种能力的统一体。艺术作品必须向人这个整体说话，必须适应人这种丰富的统一性，这种单一的杂多”。[7](p.253)片面强调哪一个方面都会导致人性的偏至。鲁迅在其提倡理性精神的《科学史教篇》一文中特别强调，科学和理性虽然是使人摆脱奴性而恢复人性所必须的，然如“使举世惟知识之崇，人生必大归于枯寂”，终不能“致人性于全”。因为它将会造成“美上之感情漓”，并且反过来导致“明敏之思想失，所谓科学亦同趣于无有矣”。[8](p.178)这一弃情感、惟理性思潮给人类带来的精神困扰已经非常明显。“五四”以来情感和理性的关系更是启蒙家深入启蒙思想体系时必然要面对并一直致力于解决的一个关键性问题，人们越来越认识到这样一个真理，“感情不经过理性的过滤就变成了伤感，理性没有感情便失去了人性”，[9](p.10)二者并不是彼此对立、压抑的关系，而是相互为用彼此促进的关系，“情理激荡”构成了启蒙文学的内在张力和美学表征。

新时期文学情理激荡的审美张力和文学景观首先表现为理性的回归对情感、信仰和意志的解放和提升。只有作家重新找回一度丢失的个人立场和思考的权利，才能使笔下的人物获得深度个性，亦即情感饱满、信仰坚定、有理性的个人。“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我却用它寻找光明”，顾城的诗可谓整整一代人思想情感的投影，恢复了诗歌作为精神探索的特质，凸显出朦胧诗最坚挺的内核——理性的反思和情感的追寻。《中国，我的钥匙丢了》、《神女峰》、《回答》等共同标彰着独立精神和自我意识，又以心理感觉、主观情绪为基底，在加强理性力度的同时灌注着人的声息和怀想。“与其在悬崖上展览千年，不如在爱人肩头痛哭一晚”，舒婷深情呼唤着：“人啊，请理解我吧”，“我通过我自己深深意识到，今天，人们迫切需要尊重、信任和温暖，我愿意尽可能地用诗来表现我对‘人’的一种关切。”[10]北岛也大声高呼“在没有英雄的年代里，我只想做一个人”。散文由于自身规范的特定性，更适于作家心态的真实展露，便于进行深入的追问和思考，因此催生了不少情感真挚、反思深刻的追忆性散文。巴金《随想录》对“丢失自我”灵魂的无情拷问和真诚忏悔达到了一个时代的高度，“奴隶，过去我总以为自己同这个字眼毫不相干，可是我明明做了十年的奴隶!……我就是奴在心者，而且是死心塌地的精神的奴隶”。而作者之所以成为精神的奴隶，失去人的情感和尊严，则正是由于他“一点点地丧失了清醒的意志，放弃了作为一个现代知识分子的独立思想的自觉和能力，也根本违背了自己曾奉为生命的自由精神和人文理想”。[11](p.197)可见丧失理性便丧失了个人的思想和情感，成为非人，后果是可怕的。而寻回失却已久的理性无疑是恢复人性真挚情感世界的先声。

以朴素的人道主义对非人化的封建主义和极“左”思潮提出严正抗议是启蒙文学回归伊始催生情、理风暴的重要思想背景。《苦恋》(白桦)的女主人公临死之时在雪地上爬出一个大大的“人”字，张一弓《流泪的红蜡烛》、郑义《离离原上草》、《枫》、宗璞《红豆》、《三生石》等文本以启蒙理性向极“左”政治争取人的基本情感，而被刘再复称为刘心武“第一部人道主义的优秀作品”的中篇小说《如意》中的老校工石义海外表普通平凡，却有高贵的心灵和丰富的情感世界，他为被打死的资本家盖上塑料布，就是因为觉得“他也是人”；他和贵族千金真心相爱，却不幸遭到社会扼杀。然而，正如作品在将要结束时所声称的：“从那两人各执一柄如意而终于没有如意的爱情中，我却捕捉到使整个人类能够维系下去，使我们这个世界能够变得更美、更纯净的那么一种东西。”这应该就是经过理性涤荡的真纯的人性和情感。

情感经过理性提升之后，二者进入了一个相互冲跌激荡的启蒙阶段，新时期文学的演进构成了情理激荡的又一个重要表征。张贤亮《男人的一半是女人》、《绿化树》等文本淋漓尽致地探索着、描摹着灵与肉的搏斗、情与理的跌宕，主人公深刻剖析自我“总是处于不间断的矛盾之中，一面是理性的思索，忠于一个信仰，被文明约束和管制，一面是非理性的本能，渴求和一个活生生实实在在的肉体结合，不管她是谁”，这比“五四”时期和新时期自然属性“释放弘扬”阶段的启蒙文学更为深沉有力，“封建专制主义(‘全面专政’)和禁欲(禁他人之欲)主义对正常人性的摧残，似乎还从来没有像这样触目惊心地、严肃而勇敢地、深入地得到表现”[12](p.423)。戴厚英的《人啊，人!》所追求的正是这样一种启蒙美学的叙述姿态：“思想不但没有妨碍我的想象和感情活动，反而推动了它们。我是一个极易激动的人，创作中更是如此。但是，任何时候，我都没有丧失清醒的理性，我一直不断地分析，思索自己所写出来的东西。甚至还要暂时中断一下创作去读一点理论著作。我觉得，我对自己所写的东西认识得越透彻，我的感情的激动就越强烈。”因此，她采取的态度是“让一切思想、逻辑都自由地活动，让它们帮助我认识和分析生活，甚至构成我的作品的内容”。而这一切为叙述者能够以“一切手段奔向我自己的目的：表达我对‘人’的认识和理想”[13](后记)提供了坚实的艺术资源。得力于对启蒙叙事的自觉追求，她的文本突破了爱情婚姻题材的表层躯壳，在还原现代个体哲学的基础之上，对人性的丰富性进行了深入的探索和追问。同时前瞻性地展示了对人的非理性关怀，在情感与理性、启蒙与反启蒙、伦理与道德诸种关系场中对人性进行了艺术的重构。而最终从理性哲学的高度直逼人性之缺陷及其根源，并在这种批判性的反思中，预示了人性启蒙前往形上思考与终极关怀发展的历史趋势。因之，《人啊，人!》可视为该逻辑阶段启蒙创作的第一座高峰。

情理激荡产生的思想审美张力催生了新的思想情感风貌及对生活的理解。贾平凹敏锐地捕捉到了这一思想动态，《鸡窝洼人家》在两对青年夫妻角色互换的世俗性、传奇性表层结构背后内隐着新思想情感星火燎原的生命活力；路遥的《人生》则在道德劝诫的外衣下掩藏着青年人灼热而感人的青春梦想、自我情怀以及强烈的生命渴望，情感和理性的胶着激荡甚至越出了作者的思想界限。而此期理性意识最为浓郁深邃的无疑是张炜的“秋天”系列及《古船》，其文本的特出在于以反思者的目光和理性思辨从与简单化的阶级对立相对应的乡土叙事模式中解脱出来，追梦中国乡村广大深邃的历史文化力量，从“农村经济改革”的主潮中溢出了苍茫浩大的时空感、命运感与深切的生命意识，并且在传统道德、人性与科技现代性之间注入了内隐的主体性矛盾。这种主体性矛盾构成了张炜文本独特的情理激荡的审美张力与弹性，并随着“秋天”系列的张扬而越来越紧张，直至《古船》达至极境。正是这种恢弘高超的品质为《古船》烘托出了云蒸霞蔚的超凡气度与悲天悯人的高贵情怀，发散出形上的光芒。启蒙文学思潮在这种动力的推动下放射着情感和理性的光辉进入了下一个逻辑环节。

第三部曲：“自我”的重构与启蒙人格

如何建构和谐优美的现代人性，怎样重塑充盈着理想人性的自我人格，这是启蒙思想链条上继“释放弘扬”与“情理激荡”之后必然牵引出的新的哲学命题，也是启蒙文学思潮新阶段的重要使命。作家们从不同立场出发追寻着人性的光环，渴望重新塑造“自我”，启蒙思潮由此跌宕分流，呈现出纷繁复沓的声响。作家们“重塑自我”的艺术努力自然不是一帆风顺的，也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经过了迂回和坎坷。

最初的“自我重构”按两种精神向度展开。向度之一表现为发掘民族文化，重铸“民族自我”。正如韩少功所言，“文学有根，文学之根应深植于民族传统文化的土壤里，根不深，则叶难茂”；“我们有民族的自我，我们的责任是释放现代观念的热能，来重铸和镀亮这种自我”。[14]站在现代立场挖掘民族精神以涵养“民族自我”人格的理想是有意义的，然其深层内蕴却非如此简单，综观这类文学可见，这一精神向度在时间上朝向古老历史，在空间上朝向民族地域文化。郑义、韩少功、阿城、李杭育等中坚人物均倾向于将“传统文化”作出“规范”、“不规范”之别，对传统文化的主流持拒斥态度，而视非主流的野史逸闻、民间传说、民俗风情、道禅思想为传统文化的精华，将“过去之存”和“别处之存”移至文化边缘地区。这样一来，作家难免陷入了自我重塑的二难悖反之中。一方面，他们从民间与传统中找寻到了一定的启蒙文化资源，为人性经由情理激荡进而抵达人格的更新提供了较之过去更为广阔而切实的心理学与人类学的动力基础；但另一方面，在“重铸民族自我”的旗帜下却只将眼睛盯住“民族”字眼，又将“民族”进一步狭义为“地域”、“非主流”，以至越来越陷于远古、神秘(如郑义的《远村》)、偏远(如郑万隆的《异乡异闻》)、超逸现实(如阿城的《棋王》)等审美趣味，把玩民风民情，偏偏忘记了“自我”重构的重任，本末倒置，最后流于民俗风情的平面化叙写而半途夭折。李陀“很想有机会回老家去看看，去‘寻根’”，很想“有一天能够用我的已经忘掉了许多的达斡尔语结结巴巴地和乡亲们谈天，去体现达斡尔文化给我的激动”的真诚“渴望”[15]具有很强的代表性。一时间，汪曾祺的江苏高邮、贾平凹的陕西商州、李杭育的“葛江川”等等都成为有名的文坛驿站，却没有成为“民族自我”的精神故乡，而且呈现越来越偏远的趋势。难怪有人发出下面的诘问：“为什么一定都要在那少有人迹的村野中、洞穴中、沙漠中而不在千军万马中，日常世俗中去描写那战斗、那人性、那人生之谜呢?”[16]

向度之二，追逐西方文化，在批判中表现“叛逆的自我”。一群“西化”派作家对现实呈现出隔离、批判的态度，认为除了西方文明可以作为理想人性的精神营养基外“别无选择”，因此他们企图割断传统的脐带，义无反顾地走向西方，摘取新的思想理念和生活观念作为养料，然后向着传统文明勇敢、泼辣地显示出新异的脸孔和身影，正像凯鲁亚克《在路上》所描述的：“燃烧的一群令人恐惧和颤抖的天使，一路拍翅而来。”刘索拉《你别无选择》便以“变形”、“荒诞”为武器从表现方法和内容两个层面冲出重围，向现实世界亮出了叛逆的金翅。音乐学院的大学生率先用敏感的触角撩起了传统的面纱，用新的价值准则装扮自己的言行和心绪，但是也正是在这种展示自我的冲动以及与现实、传统的彻底决裂中流露出惶惑和不安。继而，《无主题变奏》的主人公便从对西方新型文明的努力追寻转为退居边缘，以蔑视和嘲讽的姿态批判现实流行观念和人生价值。这一姿态稍后发展为王朔们躲避崇高、否定价值的“痞子文学”，将叛逆的自我推向极至，但也因此消解了重塑自我的努力和价值，成为解构启蒙的“新写实”等后启蒙思潮的先声。

为什么探向民族传统文化和西方文明的两支精神之旅都没有抵达重塑自我的目的地?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启蒙思潮视角外移，将内在心理层面的“重塑自我”外化为粗线条的“文化重建”，随着新的启蒙使命的日益迫切，作家主体内蓄不足、价值观摇摆不定的思想缺憾渐次凸显。这是自近代启蒙进入中国现代化诉求视野以来一直没有解决的问题。中国的知识分子虽然在表层价值结构上突破传统范式，但是其深层价值内蕴却一直没有彻底摆脱传统知识分子“文以载道”的人生观、价值观之阴影，关注民族、国家大业，与以“立人”为内核的启蒙观一直构成一个悖论。对于启蒙而言，关注于“人”的内部，达到情、理的有效撞击状态才会产生发展的直接动力，而“民族的解放”乃至民族精神重构则是一个外在的、间接的力，虽然也能产生推动力，却要弱于前者。如前所述，情感和理性的相互激荡产生了启蒙的动力，这一动力既推动着启蒙文学的发展，又是启蒙文学的外在表征和审美景观，因此，当情理有效激荡之时启蒙思潮蔚为大观；而一旦将视野外化，启蒙思潮便渐渐跌落下来。由于此期启蒙思潮正表现出从“内”而外，由“个人”而“民族”的转化，刚刚达成的“释放弘扬”、“情理激荡”的有效状态没有继承发展下来，对意识形态的疏离和现实世界的批判没有导向人性上升的链条，只是变换了一个花样——继新时期伊始启蒙文学从“政治”层面突围而出之后探向民族传统的精神之旅重陷“文化”陷阱，打着“文化与人”的旗帜却愈行愈远，重塑自我的使命被“文化”热淹没、消解。另外一个原因与此一脉相承，并且对两支精神之旅产生了同样深刻的影响。两种精神向度非但没有彻底摆脱传统价值观念的影响，而且尚未形成现代化、个人化的思维方式。它们从阶级斗争模式中突围而出后，经过短暂的狂欢重新陷入了传统/现代、中/西的二元对立模式，这一思维模式决定着其各自的一元化价值立场。前者以传统文明对抗现代文明，或者津津于传统思想意境的展示(《棋王》等)，或者向人们描述丧失根性造成的人性枯萎的可怕景观(《爸爸爸》)；后者极力炫耀借重西方观念批判现实的姿态，越来越狭窄化的视阈丧失了思想、审美张力。在上述两个原因的合力包围下，前期沸腾一时之启蒙动力内蓄不足，情理激荡的文学景观和审美张力一度陷入疲软状态。

怎样才能接续启蒙的内力，以完成重塑现代自我这一人性解放的最高使命?一批有识作家开始突破传统价值观和思维方式，思索如何将关注焦点向“内”转，在传统与现代、中国和西方之间重构文化思想张力，重新达成情理激荡文学景观以推动启蒙思潮向前发展的问题。王安忆属于较早从机械对立的思维模式中突围而出的作家，她将传统文明的内核“仁义道德”的圣光框定在一个自足、封闭、僵硬的“小鲍庄”内，对历史、民族传统文化进行了深思和追问，执著地探寻“仍然屹立着的人生的价值”，其价值立场不再锋芒毕露，而是混融而迷蒙。她在著名的“三恋”中又以对潜意识尤其是“力必多”的探询抵入女性的主体性禁区；另一位女作家铁凝则以一个有着原型意味的女性形象“大芝娘”(《麦秸垛》)对父权制历史文化传统进行了强烈质疑和否定，引发人们对母亲、心灵、家园、历史、个人的连绵怀想。男性作家也作出了深切的思考。李锐在《厚土》中对传统/现代的追问表露出多元化的现代意识，“我们再不应把‘国民性’、‘劣根性’或任何一种文化形态的描述当作立意、主旨、或目的，而应当把它们变成血液里的有机成分，去追求一种更高的文学体现……文学不应当被关在一个如此明确而又僵硬的框架内，文学应当拨开这些外在于人而又高于人的看似神圣的遮蔽，而还给人们一个真实的人的处境。在对这个处境的刻骨的体察中，人们不再祈灵于什么，因此而免于跌进虚妄的失落；由于不再去祈灵于什么，人们也才会更深刻，更真实，也更丰富地体察到人之所以是人，人之只好是人”。[17]王小波、余华、叶兆言等作家也从传统的光环中跳将出来，拨开重重遮蔽的“苍老的浮云”，站在个人立场之上对历史进行全新的个人化解读乃至戏谑地反讽，在解构霸权历史叙事的快感中突显“黄金时代”、“白银时代”、“青铜时代”的历史本真与深厚感性，重新整合构成现代/传统悖论的内在精神文化层面与外在审美张力，以此还原人性在跌宕起伏、纷纷杂沓的历史进程中所表现出的丰富内涵。其中尤以王蒙的《活动变人形》，格非的《敌人》、《大年》、《青黄》，余华的《活着》、《呼喊与细雨》、《一个地主的死》，苏童的《一九三四年的逃亡》，吕新的《抚摸》，北村的《施洗的河》等文本最为典型。张炜则更成功而深刻地将传统/现代的思考浆汁渗入文本之中。如前所述，正是因为在传统、现代之间注入多元化思考及其内在主体性矛盾从而使作家的审美心灵踏上了不断上升的人性的链条，这也使得《古船》成为启蒙进程第二部曲飞跃到第三部曲的过渡性文本。一代思索者的代表隋抱朴把自己关在小磨房里，苦苦追思传统和现代、道德和人性的关联，追问人应该何去何从，怎样驱除人性丑恶的一面，涵养优美的人格：“人要好好寻思人。人在别处动脑筋造出了机器，给马戴上了笼头，这都不错，可是他自己怎样才能摆脱苦难?他的凶狠、残忍、惨绝人寰都是哪个地方、哪个部位出了毛病?”在这里，传统和现代文明的任何一方都不单独具备重塑自我的最终合法性和权威性。他通过个体对历史苦难的悲悯和体认，发现历史的暴虐本性，认识到历史制造者自身的深重罪孽，进行赎罪的内省，并转入了道德形而上的思考，试图让人们在道德的自我完善中走向启蒙的目标——自由的自我，从而为自我重塑提供了新的价值规范。不过，隋抱朴虽然是一个饱满而丰厚的启蒙思考者的形象，他的意义在于他永恒的思索，可是他的局限也在于永恒思索的姿态。因为要实现自我重构，完成现代人格的新生，还必须从痛苦的黑房子破茧而出，不停地寻找新的天地。

早在《系在皮绳扣上的魂》中，扎西达娃就赋予贝塔不倦行走的意志和品格，夸父逐日般渴求着灵肉统

一、情感和谐的“家园”。正如张承志所坚信的，“总会有人上路，哪怕彼此听不见足音，哪怕每一个都以为自己孤独一身。”(《荒芜英雄路》)他以《北方的河》、《金牧场》等文本诉说着“在路上”的姿态，在《黑骏马》中则首先预示了这种历史性突破。《黑骏马》描写那个充满古老原型意味的悲剧故事的同时，不期然中触及并解决了一个重大的主题，即如何在中西古今多元文化碰撞中重塑人性自我的问题。评论界一般认为白音宝力格始终陷于古今两种文化的冲突之中，似乎他的“出走—归来—出走”是一个永远循环的悲剧围城。我却认为，这仅仅是表面化的情绪化的现象，其背后隐藏着一个人性上升、自我重塑的“三部曲”，它已经帮助主人公走向了新生。他的出走，其发端表面看来是索米娅被辱失贞，事实上从白音宝力格第一次离开起就注定了这样一个必然的分裂，这是古老文化内部的分裂，或者说，是索米娅的失贞为白音宝力格探求现代文明的欲望找到了一个“合法性”的理由。他似乎是“必须”这样做，以完成一个与传统意识分离的过程。这是他获得新生的第一步。但出走之后他心头一直萦绕着索米娅的身影，这既是他对原始传统血脉的皈依情结之表现，又是他对现代文明失望的结果，二者的结合使他重返草原。但这次回归并不是简单的“魂兮归来”，也不复是此前对现代文明的彻底抛弃，而是对二者有了更客观、更理性、更深刻同时也更复杂的体验与认识。这是他重获新生的最为关键的第二部曲。可以想见，没有出走就不会有这样的诗意的精神皈依；没有归来就不可能有这样的寻找乃至叛逆。等他骑上那匹代表草原精神的黑骏马再次重新踏上出走的征程，一个全新的“我”呼之欲出了。在这个新的“自我”的世界中，两种文明已不再是简单的对立，亦非泾渭分明，二者的矛盾已构成了自我诞生的生命张力。白音宝力格没有像隋抱朴那样停留于传统和现代的悖论中难以自拔，而是吮吸着传统文化的乳汁，沸腾着原始文明的血液，痛苦又快然地离开精神的源泉和母体，“怀着一颗更丰富、更湿润的心去迎接明天”。通过这曲苦难和自我救赎的精神乐章，他已经属于也代表了未来。进而言之，这种艺术典型代表的也是启蒙文学重塑“自我”与人格精神的未来。从张承志到史铁生《生命琴弦》、路遥《平凡的世界》、陈染《另一只耳朵的敲击声》等等，我们不难体悟到启蒙人格求索的曲折历程。

然而谁也没有料到的是，新时期波澜起伏、风生云起的启蒙文学思潮在抵达高潮之后遽然跌落。全球化时代的来临、文化语境的剧变将人们带入了世纪末转型期，那些对启蒙的艰难估计不足、耐力不足、信心不足的知识分子和文人们随风而动，“后现代”、“后殖民”、“后启蒙”甚嚣尘上，更有人高喊“告别革命”或倡导“启蒙过时论”。在创作上则往往表现为退回到启蒙思潮的“第一部曲”并决意裹足不前，自以为抓住了人生的“欲”便掌握了人性的一切秘密；或者误以为执著于人生的无奈和被动化情感便是对人本主义的回归。这在“新写实”、“后先锋”、“下半身写作”等许多创作思潮中皆有不同程度的体现。结果是，人们在对所谓“宏大叙事”的人性启蒙进行了“祛魅”后，又将欲望鬼魅化，堕入了另一种形式的“宏大叙事”(可称之为“欲望本质主义”)。然而，笔者坚信，人性提升的历史链条并没有终结，启蒙最终的使命还没有完成，正如阿伦·布洛克所说，启蒙运动“没有最后一幕：如果人类的思想要解放的话，这是一场世世代代都要重新开始的战斗”[18](p.127)。如果历史文化逻辑所必需的文学发展阶段在实践中被人为地耽搁，那必将会用更多的时间来补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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