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外文学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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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20世纪的80年代初以来，国内的美国文学研究界率先与国外接轨，对在美国流行的文学批评的各种新思潮、新理论和新方法作了全方位的引进和审视，从新批评、现象学批评到结构主义、解构主义，从读者反应批评(接受美学)到符号学、阐释学、叙述学——这里面当然又包含了神话原型的批评、女权/女性主义的批评、精神分析学的批评、新历史主义批评等，紧接着是铺天盖地的后现代主义，然后又是热火朝天的“文化研究”，后者不仅把早先的女性主义、少数族裔批评包容其中，而且又增加了后殖民的文化批评。在短短十几年的时间内，战后美国文学所涉及的所有理论问题，几乎都被我们审视了一遍。这些新理论、新方法的引进，对于解放我们的思想，改变过去那种以意识形态划线为指归的简单化的文学认识，对于更新我们的批评观念，拓展和深化我们的文学视野，起了相当大的积极作用。但是从90年代末开始，尽管国外重要理论流派的翻译出版仍在继续，然而理论研究的总体势头却明显大不如前，国内一些研究学刊虽然仍不断在刊发理论研究方面的文章，然而这些文章的大多数可以说只停留在对于七八十年代所关注的理论问题的转述上，很少看到对一些新的理论问题的开拓和深入的探讨。这样一种几乎原地踏步或低水平重复的局面其实已经延续了相当长一个时期，却没有引起我们理论界的足够重视。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当然有很多，而最重要的原因之一，就是我们从事国外思潮追踪研究的学者，往往只是盯着自己所熟悉的几位理论明星不放，而对那边的学术状况缺少一种整体的和递进的把握。国内为数可观的理论研究论文的引述只局限于有数的几位理论家最经常被提及的几部(篇)论著，而很少有对他们在学术期刊上发表文章的引述即为明证。其实，美国学界所谓的“理论鼎盛”时期应该说早已经过去，那里反对理论或对理论进行质疑的声音不仅早就存在，而且越来越响，现在甚至还带上了一种近乎是“清算”的味道——主要是对以“解构”为代表的“理论”和以“政治正确”(PC)为代表的政治化倾向的清算，认为正是由于这些年理论的膨胀以及这些新潮理论所加深的一种怀疑主义的氛围，导致了文学的衰落和整个美国人文教育的滑坡。美国理论界的这样一种声音，在我们的理论研究界则似乎很少听到。而对于这样一派意见的了解，不仅对于正确地把握美国思想理论界的现状是非常必要的，而且对于我们自身理论研究的健康发展，无疑也会提供非常有益的启迪。
美国现代语文学会是美国最大的人文学科学会，国内外会员达三万多人，该学会会刊《现代语文学会集刊》向来是美国学界主流思潮的喉舌，然而，它的最近一期破天荒地开辟了一个题为“为什么主修文学——我们将告诉学生什么?”的笔谈专栏，12位大学教授就这一话题发表了自己的看法(注：PublicationoftheModernLanguageAssociationofAmerica(PMLA),Vol.117,No.3,May2002.)。“为什么主修文学?”这一提问本身显然已认定今天的美国大学生在选定自己专业的问题上对主修文学产生了怀疑。而提问的下半部分——“我们将告诉学生什么?”则说明教师们在这个问题上也困惑重重。首篇笔谈由杜克大学罗曼语言文学系主任贝尔(DavidF.Bell)教授撰写，他在文中列举的他所在学校中的教师、学生对待文学的态度，就很能说明问题的严重性和紧迫性：
最近，我的一个同事在楼道里碰到我，她对我说她非常高兴，因为她即将停止她讲授文学课的学术生涯了。而差不多就在同一时候，另一位同事也告诉我，他实在想象不出除了搞文化研究外，还有别的什么场合可以教文学——换句话说，文学文本就是最大限度地用来说明一种意识形态的、历史的或理论的主题，与其他文化表述没什么两样。难怪现在的本科生对主修文学表现出日益递减的兴趣。由于这样那样的原因，他们进入大学以后，比起过去一茬一茬的学生来，他们对学文学的兴趣要小多了，因为他们入学后所遇到的老师，在不少情况下都是对文学文本没有兴趣或充满怀疑的。在这样的情况下，学生当然就越来越没劲了。(注：DavidF.Bell,“AMoratoriumonSuspicion?”PublicationofModernLanguageAssociation(PMLA),Vol.117,No.3,May2002,pp.487-90.)
美国大学文学系的衰落和人文教育的滑坡使美国的教育界尤其是人文学科领域众多的有识之士感到忧心忡忡，其实早已是个不争的事实。被美国《时代》周刊选为美国最佳社会批评家的哥伦比亚大学英文系的德尔班科(AndrewDelbanco)教授于两年前发表长文，对当下美国人文教育危机及其原因进行分析(注：AndrewDelbanco,“TheDeclineandFallofLiterature”,TheNewYorkReviewofBooks,Nov.4,1999.)。文中列举了多个重要大学的校长和著名学者对这一问题的看法。那一年任美国现代语文学会主席的赛义德痛心疾首地感慨说：“如今文学已经从……课程设置中消失”，取而代之的都是些“残缺破碎、充满行话俚语的科目”；曾任耶鲁大学教务长、普林斯顿大学研究生院院长、时任梅隆基金会人文学科顾问的科南(AlvinKernan)教授在1990年时就出版了以凭吊文学为题的专著《文学之死》；另如斯各尔斯(RobertScholes)、埃里斯(JohnM.Ellis)、伍德林(CarlWoodring)这样的著名教授，他们也都发表了论述文学和文学专业何以衰落的专著。在他们看来，文学之所以没落，根本的原因就在于受到了一波又一波的新理论、新思潮、新方法的冲击，是这些新潮理论将文学指涉“真实”的价值一步步地掏空。正如耶鲁大学的斯各尔斯所说，这些年来，“我们听任自己被人说服，接受了所谓谈论‘真实’是不可能的说法”。现在文学成了与其他符号系统(如时尚、肢体语言、运动等)一样的东西。倘若说当初是解构主义抽去了文学的思想、道德、情感的内涵，那么今天，一个反向的潮流又冲了过来，在方兴未艾的“文化研究”声浪中，虽说强调了文学要同它这样那样的属性(民族、阶级、性属等)联系在一起考量，然而我们却看到，文学研究被进一步“残片化”(fragmentation)的势头却有增无减。目睹文学日益退场的严峻形势，毕业于英文系的哈佛大学校长陆登庭(NeilL.Rudenstine)在1998年的全校毕业典礼上发出呼吁，号召要从教育的最本质意义的高度去认识人文学科的重要性，并采取切实的措施对人文学科加以保护。
近一二十年来，杜克大学作为美国文化政治一大重镇，名气格外地显赫。大名鼎鼎的马克思主义批评理论家詹姆逊是该校的招牌教授之一，而该校的人文社会科学学刊《社会文本》则是当代左翼激进理论的前沿阵地。前几年，在那个被炒得沸沸扬扬的“索卡尔后现论造假案”中，索卡尔(AlanSokal)那篇题为《跨越边界：试论量子引力转换阐释学》的伪论文，就是《社会文本》发表的(注：关于这一事件的前后真相，请参见《外国文学评论》1997年第2期“动态”栏《索卡尔骗局与后现代相对主义的恶劣影响》一文。纽约大学的理论物理学家索卡尔于1994年秋向《社会文本》投去一文，声称20世纪理论物理学发展完全印证了“后现代”哲学、政治学的理论，编辑部五位编辑审读后一致同意让此文在1996年4月出版的《社会文本》特刊上发表，然而索卡尔接着却在另一学刊《交流》上披露说，他那篇论文只不过是一篇故意背谬常理、充满错误和与前提不符的推论的大杂烩，他的目的是为了耍弄一下编辑们意识形态的偏见。美国《批评探索》(CriticalInquiry,Winter2002)载文，详细分析了该事件的始末及其对美国学术界的影响(JohnGuillory,“TheSokalAffairandtheHistoryofCriticism”)。)。而早在20世纪80年代末，当“政治正确”(PC)之风潮刚开始席卷美国各大学校园时，杜克大学就成了这场“文化战争”的一个小舞台：反PC一方由美国国际大赦前主席、政治学系的大牌教授巴伯(JamesD.Barber)领衔，而赞成PC的则以英文系的著名教授费什(StanleyFish)挂帅，双方曾为了哪些书籍可以摆放在校园书店的书架上而恶语相向，吵得不可开交。巴伯发现，校园书店的书架上每七本政治学书籍中就有一本的书名含有“马克思”的字样，于是愤怒地下令把一批他认为不必要的书撤下；而费什则称巴伯所组织的“全国学者同盟”杜克大学分会是一群“种族主义者、性别歧视者、仇视同性恋者”；巴伯一派的人则又反唇相讥说，费什的用语与50年代麦卡锡主义者指控别人为“共党”如出一辙，等等(注：1990年12月24日出版的美国《新闻周刊》(Newsweek)曾发表关于“政治正确”运动的长篇报道，其中多处涉及杜克大学在这一风潮中的地位和影响。)。
在这样一所深深卷入社会政治旋涡之中的大学里，发生贝尔教授所说的教授和学生从文学系胜利大逃亡的情况，按说是不该让人感到意外的。但在人员流失和师生对文学兴趣锐减这一现象的背后，是否还有更直接的原因，这倒是需要我们这些从事文化思潮研究的人进一步思考的问题。贝尔教授对20世纪70年代以来美国大学文学系的主导思想的变革是这样描述的：70年代和80年代是所谓的“理论鼎盛”时期。各种文学理论据说都是要教会我们如何去掌握文本，而不是被文本所掌握。但是，理论的武器很快就被掉过头来，成了反对理论的武器，反而导致了本应让理论有效地包容文学文本的种种批评范式的衰落。贝尔说，接下来是“理论鼎盛时期的结束”，在过去几年中虽也出现了对于理论的反思，然而这些却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在理论年代所造成的对于文学和高雅文化的怀疑。对于文学的怀疑是怎么形成的呢?贝尔指出，在这理论的鼎盛及衰落的整个历史过程中，最为突出的一点就是对德里达解构主义来了一个不折不扣的简单化，它在美国就被当成了对德里达思想的理解(注：SeeHermanRapaport,TheTheoryMess:DeconstructioninEclipse,NewYork:Columbia
UP,2001.)。“任何文本都将会自行解构”——这样一个被稀释了的、简单化的德里达主义造成了一种颇为流行的误解，那就是所有的文本或多或少都是一个谎言，都是骗人的。但是，在理论的鼎盛期完结之前，解构主义的另一位理论大师德曼早年亲纳粹的历史污点被揭露，而德里达的理论在解决这一时期美国大学校园政治问题上又显得不那么有效，不太令人信服，因而使得人们渐渐把注意力转向了福柯。相对来说，福柯更重视控制文学话语形式的力量，他把文学看成是一个由排斥性和禁令性力量所界定的角力场，一个与其他话语场一样的由各种力量构成的话语场。但是，贝尔指出，这样一种看法却更加煽起了对于文学的怀疑之火。而且，美国人在对待福柯时与他们对待德里达一样，也是持一种为我所用、急功近利的简单化态度。他们往往把福柯的著作降格为“训诫控制”这一标识性的话语框架去理解，而福柯式分析的种种精妙之处，却都在这样的简单化理解中丢失殆尽。当然，要说一点也没剩下，那也有点偏颇。不过，福柯的视角在理论鼎盛结束后之所以还能够剩下些许，则主要是因为它可以比较便捷地嫁接到一种更加政治化的批评之上的缘故。
贝尔在对美国学界过去二十来年的大致状况作如上回顾后，接着又对当下的美国学界状况作了这样一番切中肯綮的归纳：
伴随着理论鼎盛的消退以及随后留下的怀疑主义，文学研究中的文化研究变得越来越重要了。以各种美国形式的面目出现的分析汇总起来统称为文化研究，排炮一般地向文学典律轰去，而这种文学典律被认为是一个受过教育的人的整个智性积累的一部分。对文学典律的控制及对其边界的重新划定，向来是女性主义批评、非洲裔美国人研究以及同性恋及性别研究的主要目的之一。而文化研究则希望再前进一步，把所有的界限都统统消弭。典律问题向来是一个带有根本性的问题，因为对文学文本的价值判断是传统批评家与后现代批评家对垒交锋的一个战场，这些后现代批评家对传统批评家的政治取向和文化力量进行质疑，后者即这一政治取向和文化力量的喉舌。哪群人有权决定一部文本的价值，这一决定难道不总是一种对什么可以被允许进入话语进行控制的压迫性举措吗?如果是的话，那么最好的解决办法也许就是放弃价值判断，把文学范畴尽可能地放大，这样就把高雅与低俗以至所谓典律的概念都统统取消了。(注：本段引文以及此前对贝尔教授在笔谈中对现状的分析的转述，均请参见《现代语文学会集刊》(PMLA,Vol.117,No.3,May2002),第487—489页。)
我在这里之所以要原原本本援引贝尔教授的陈述，乃因为我发现他极其言简意赅地勾勒出了文学如何在当下美国大学中一步步失落的过程及其背后的原因，这与我这些年来对美国当代思潮进行追踪研究过程中所获得的印象也完全一致。然而，对于我们所研究的对象国中人文思潮所发生的这样一种变化，原先被掩盖的思潮逐渐抬头甚至又卷土重来的倾向，我们却视而不见，那我们研究的价值恐怕就要大打折扣了。改革开放以来，由于美国的特殊地位，我们对美国问题的研究一直给予极大的重视。在文化研究方面也不例外，对美国的文学，对美国的文化思潮、文学理论动向，我们都给予了特别的关注。然而，我觉得十分有必要指出的是，我们的研究太侧重于前台，太关注当下和表面的热闹，谁善于吸引眼球，我们往往就把注意力投向谁，而缺少一种兼听、兼顾的沉稳和成熟。造成这样的情况，其实我们的媒体也应该负一定的责任。因为媒体往往希望简单明了，希望能单刀直入地把一种理论、一种倾向说得个泾渭分明，希望越多的外行能明白越好。而在这样一种心态的驱动下，我们上面所谈的问题多年来在我们的外国文学研究领域中只属于一股不为人们所重视的潜流。
现在，德尔班科、贝尔们指出的问题已经由潜流变成了明流。难道我们还不该就此而对我们自己的研究进行一点反思吗?而首先或许应该对什么是“文学”反思一下：究竟还有没有可称之为“文学”的这样一种东西?因为问题明摆着，如不为“文学”划出一个大体的范围，我们就无法圈定我们对它的期待，无法期望“文学”来为我们做点什么。当然我也很清楚，这种试图重新找回“文学”的想法，在一些已经接受了后结构(解构)主义假设的人眼里，会显得很过时：“还文学边界呢，人家早已把文学研究扩大为文化研究、文化批评了。”是的，一点不错，我知道这些年在整个美国文学界，正如贝尔所说的，女性主义的批评、非裔美国人研究以及同性恋及性别研究等早就在对文学典律重新进行阐释和占领，甚至早在它们之前，解构主义就已经抹去了文学与其他所有文类之间的界限，而紧跟其后的“文化研究”现在又俨然成了大势所趋的主流。当然，在当下的主流派看来，这一局面也是一番激烈交锋的结果。记得在六七年前，我就曾在一些小文章中谈及布鲁姆(HaroldBloom)这样的文坛巨擘在那场“文化战争”中的无畏表现。勇敢的布鲁姆当时几乎是在进行着一场“一个人的战争”，他在最短的时间内推出了一部皇皇578页的《西方的典律》(TheWesternCanon:TheBooksandSchooloftheAges)，与主流派摧毁传统文学典律的努力进行抗争。可是美国《时代》周刊在报道此事时，用了一个布鲁姆“为死人、白人、男人叫好!”的标题(注：“HurrahforDeadWhiteMales!”Time,Oct.10,1994,pp.50-51.)，着实让人觉得有点当年我们所经历过的的劲头。布鲁姆后来在接受《新闻周刊》的采访时以一种疲惫无奈的口吻说道：“我们已经战败，……文学研究已经被一种叫做文化批评的令人惊叹的垃圾所替代了!”但正是在这篇访谈录中，布鲁姆抛出了一个包括他所谓的“一切假马克思主义者、假女权主义者以及注了水的福柯和其他法国理论家的门徒”的集合名词——“愤懑派”(theschoolofresentment)。他认为，正是这批心地虚伪的“愤懑派”，正在把原本不应有任何功利价值的文学变成了社会改造的工具(注：“WeHaveLosttheWar”，Newsweek,Nov.7,1994,p.62.)。
布鲁姆把文学看成是没有任何社会功利性的“无为之物”，显然也有其偏颇之处。但是，他所使用的“愤懑派”一语，则被当代美国最重要哲学家之一罗蒂(RichardRorty)接了过去，后者又特别就“我们需要什么样的文学阅读”这一话题，在美国现代语文学会的1996年年会上做了一次专题演讲。会后，他把这一演讲整理成文，正式发表在《高等教育编年史》上(注：RichardRorty,“PointofView:TheNecessityofInspiredReading”,inTheChronicleofHigher
Education,Feb.9,1996.)。罗蒂本人虽然是哲学家，却从来不认为哲学只应是理念与逻辑的组合，他认为哲学中也应该充满浪漫的想象，因而他在自己的哲学探索中素来对文学和文学想象厚爱有加。他认为，文学本该有自己独特的内涵和功用。然而令他不安的是，他发现当下的美国大学文学系和文学研究学界已越来越被一种以“知晓”(knowingness)为目的的倾向所控制，他心目中文学的那种令人凛然起敬、令人焕发热情的功能则不见了。而这样一种情况正发生在布鲁姆称之为“愤懑派”的这样一批大学文学教师的身上。罗蒂说，这些教师所走的这条道路，正是几十年前哲学家们放弃“灵悟”(inspiration)而转向专业化的道路。这样做的结果将怎样呢?罗蒂回忆了在他年轻时哲学领域中发生的由艾耶尔(A.J.Ayer)取代怀特海(A.N.Whitehead)而成为英美哲学家仿效典范的过程：在罗蒂的心目中，怀特海是那种具有人格魅力、天才型的、浪漫的、华兹华斯式的人物，而艾耶尔则属于逻辑型的、容不得任何一点杂质、追求彻底知晓的那样一种人，艾耶尔希望哲学成为一种科学团队式的工作，而不是靠英雄人物发挥想象去取得突破。他承认怀特海是一个优秀的逻辑学家，但认为是诗歌把他给毁了。为此，艾耶尔把一切令人凛然起敬的情绪统统视为神经性的毛病。而正由于这一缘故，罗蒂指出，是艾耶尔使英美哲学界渐渐形成了一种“干涩”的氛围，默多克(IrisMurdoch)在她《反对干涩》(“AgainstDryness”)一文中曾对此有过严厉的批评。罗蒂认为，现在美国文学领域也在重复着这一转变，其结果就是如布鲁姆所说的那样，“文化研究”取代了文学研究，把文学研究变成了又一个“沉闷的社会学科”，使文学系变成了一潭学术死水(注：RichardRorty,“PointofView:TheNecessityofInspiredReading”,inTheChronicleof
HigherEducation,Feb.9,1996.)。
说到这里，我觉得有必要作一点声明，我这么左右开弓地援引布鲁姆、罗蒂这些大牌教授的话，其实也并不是要完全否定至今方兴未艾的“文化研究”，布鲁姆把“文化研究”一概视为垃圾，我也是不同意的。但我觉得他所指出的问题中至少有两点值得我们注意：一是文学的彻底政治化，二是一窝蜂地扎堆。什么事情一旦政治化，那就成了非此即彼，你死我活，不共戴天。一个国家的大学讲堂，其最主要的使命就是要弘扬这个国家优秀的民族文化，使其精华得到传承。而在当年的中，我们所看到听到的则是对自己文化传统的一笔勾销，是所谓“古人、洋人统治着我们的学校，封、资、修统治着我们的课堂”，而基于这样一个估计，我们的任务当然就被确定为“把颠倒的历史再颠倒过来”。对于曾经有过切身经历的我们来说，看到今天美国大学校园中正在发生的一切，看到“文化研究”把昔日的文学传统基本上定性为所谓由白人、男人主宰的“毒黄蜂”(WASP)(注：“毒黄蜂”(WASP)四个字母取自“WhiteAnglo-SaxonProtestant”的首字母，意为由“白人、盎格鲁—撒克逊、新教”构成的英美主流文化，“政治正确”(PC)运动就是要对这样一种压迫妇女、压迫黑人和其他少数族裔、压迫同性恋者的主流文化进行清算和批判。)，把文学文本认定为统治阶级意识形态的喉舌，把文学批评作为为“地位低下者”(subaltern)行使代言的使命，所有这一切都让人有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当然“文化研究”也有做得好的，比方说，赛义德的对东方主义的揭露和批判，再比方说，格林布拉特(StephenGreenblatt)对莎士比亚的研究，从中窥见伊丽莎白时代阶级力量的此起彼伏等。然而，学术大腕们播下的龙种，收获的却很可能是数量可观的跳蚤，其中的原因之一就是一窝蜂地扎堆，照葫芦画瓢。说来也有好几年了，翻开美国的主要学刊，几乎满眼看到的都是这种“把颠倒的历史再颠倒过来”的清算批判性文章。这股风当然也刮进了国内的外国文学研究界。人家搞女权主义/女性主义，我们也搞女权主义/女性主义，人家搞非裔美国文学，我们也搞非裔美国文学，像托妮·莫里森或艾丽丝·沃克这样的作家，既是黑人，又是女性，于是就愈加左右逢源，一下子红遍了天；人家那里据说是华裔文学走红了，我们这边也一阵风似的追赶，《戈勇士》、《喜福会》、《唐老亚》……对于重要的经典作家的研究也不是没有，然而研究的视角却基本上都是政治性的，看重的是作品告诉了我们什么——要么是明言的，要么是隐含的——总之，即罗蒂所谓的“知晓”：读康拉德，从他书中去抠对待殖民主义的态度；读福克纳，读的是美国南方在对待农奴、黑人、妇女等问题上的态度；读亨利·詹姆斯，读他对待古老的欧洲与美洲新大陆两种不同文化的态度，读他对于笔下女性的态度，甚至他的一些极为次要的短篇小说中的儿童形象，也硬要把他们阐释成由其父母所代表的男女两性性别冲突的牺牲品……
现在有一种思维方式则需要引起我们的重视，这种思维方式在我们的许多理论性研究文章中都可以看到：我们在评说不同思想的交锋和争论时，往往会把双方争论的论点悬置，或抽取出来，放入一个仿佛真空的状态中来进行抽象的比较，并试图评判双方论点的对错，而这样一种比较和评判，其是非对错往往是早已由评判者自己的认识预先设定好的。在这种思维方式主宰下，说得好像是头头是道，殊不知思想的争论和交锋，一旦离开了争论的当下性，特定的时间和空间，即离开了争论特定的历史性，其实是无法判定其是非对错的，即使判定了，也是毫无实际意义的。换句话说，如果说争论中一方的命题有某种正确性，那么它的正确性只能是在当时那个具体的情况下、针对其对方命题的偏颇而言，甚至可以说，一方命题的正确性是包含在另一方命题的偏颇性之中的。就布鲁姆与时下主流派之间的争论来说，正是由于时下主流派把文学当作自己所信奉的意识形态的再现，所以布鲁姆对文学典律的呼唤才格外具有振聋发聩的意义；也正因为时下人们都认为文学就是要告诉你这样那样的事情和道理，所以布鲁姆所谓的“文学不是要教会我们如何向别人说话，而是要教会我们如何向自己说话”(注：“WeHaveLosttheWar”,Newsweek,Nov.7,1994,p.62.)，才格外能引起我们的深思。其实换一个角度思考，问题就会很清楚：所有那些“文化研究”所要告诉我们的种种道理，难道我们不是都可以从政治课本、社会调查报告和新闻报道中获得，而且是更加便捷地获得么?既然如此，我们何以要舍近求远地诉诸文学?而沿着这一质询的思路再追问下去，那么文学与别的文类究竟应该有什么不同呢?我想最大的不同或许就是，它不仅包含着“世界上最好的思想和最佳的表述”(阿诺德语)，而且这种得到最佳表述的最佳思想，必须由我们独自去品味，默默地含化，它才能沁入我们的心脾。这是一个“润物细无声”的过程。它不仅会使人的认知更加丰富，品位得到提升，而且它会在人们心里融会、凝聚成某种信念，使人在情感、道德和精神上得到某种历练和升华，从而使他的人格更加高尚。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文学在一个人的修养教化、从粗鄙走向文明的过程中，将发挥其他文类无以替代的重要作用。然而在现在这种日益政治化的文学研究中，我们已经很难再看到文学的这一至关重要的功能了。
如果说，把文学再一次从浓重的社会政治化的阴影中解放出来是我们需要去做的第一件事情，那么，另一项当务之急就是要对业已过去的这场“理论热”进行反思。我这里指的反思，还不是仅仅停留在“理论热”这一现象本身，而是要在寻回被放逐的“文学”的同时，对过往的各种文学理论切实作深入一步的质询。现在就不能再把一些现成的结论性的评价作为自己认识的出发点了，这些老生常谈的口头禅早已成为思维的印辙，只会把我们引向那些活力全无的认识偏见。我们现在需要的是一种认识的提升，当年理论鼎盛时期所听到的一些评价，现在往往已经过时而不再适用，其实理论家们自己也在发展和变化。例如，现在的德里达与1967年他的《论书写》等三部论著同时问世时就有了很大的不同。如果我们看不到这样的变化，仍一味停留在他们针对当年那特定的需要而说过的一些故意立异鸣高以与前人划清界线的言论上，那可就是最大的“时代误置”(anachronism)了。
去年德里达来中国访问，他在离开中国前为上海的一份文学报刊的题词中，意味深长地自称是“过路人”。对他的访问，我曾写过一点没有署名的文字，现在看来，正好可以嵌入此文，作为我对于美国文论热思考的一部分。德里达访华期间，在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三联书店《读书》编辑部以及上海复旦大学作了几场学术讲演。让人们颇感意外的是，他讲演的基调与多年来我们心目中所持有的那个“解构”印象，好像有不小的错位和落差：我们期待的“解构”多是锋芒毕露的批判，而德里达的运思却集中在“宽恕”的可能；我们期待的“解构”是一种所向披靡的激进姿态，而德里达却毫不掩饰自己的“保守”……这也就难怪了，一些听众反映，在聆听了解构大师的讲演之后，愈加感到被泼了一头雾水。原因何在?我觉得最主要的就是我们自己没有认真去读大师自己的论著，没有追寻着他长期以来一贯的思想轨迹，将他前后各个阶段的著作联系起来阅读，而只听信了我们媒体上刊发的本来就已经是二手介绍的转述。
不可否认，20世纪的最后三十年，拉康、巴特、福柯、阿尔都塞和德里达这五位法国思想家，把整个西方思想理论界搅得个疑雾迷漫，作为一个整体，他们的巨大影响是毋庸置疑的。然而，他们所遭遇的批评和反驳，其激烈程度也是空前的。这种思想的交锋和砥砺(并不仅仅是他们自己的陈说)，使当代西方思想文学理论、政治话语和文化研究着实发生了深刻的变化，而与此同时，他们激进的理论也在悄悄地修正着自己，在时隔三十多年之后的今天看来，原先激进的理论锋芒早已所存无多。德里达本人就是一个最能说明问题的例子。正像德里达自己反复咀嚼的那句“文外一无所有”所隐含的意思一样，“解构”也是断然不能跳到西方形而上学传统之外进行的。到了80年代之后，德里达的“解构”也许已经明确地定格为一种坚持思想自由、探索意义之可能性的方法。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他在1993年发表的《马克思的幽灵》(SpectersofMarx)中，心悦诚服地承认自己也属于“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的继承人”。
这些年，德里达已没有什么足以引起学术界轰动的力作发表，但他一如既往地在人们视而不见的各个思想接口处自由地思考着、求索着。要说“解构”，这也许就是真正的“解构”。1994年10月，他来到美国费城附近的维拉诺瓦大学，这是一所基督教圣奥古斯丁教派创立的相当老派的大学。德里达像使徒传道一样，向那里的几位被他称之为“非常重要的哲学家”的教授传授“解构的精义”(deconstructioninanutshell)。在这次讲话中，德里达即已明确无误地摆出了回归传统的姿态。他说“解构”从来就是把学术体制、学术良心放在第一位，从来没有对学术传统和体制发起攻击；他直言不讳地称自己是一个“保守的人，热爱传统体制的人”；他说是一些报刊的坏记者对他进行了歪曲，说他不尊重阅读文本，然而他对“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等人的伟大典籍”从来都是充满敬意，根本不像他们所说的那样是到这些典籍中去搜寻差异和矛盾，故意找茬。总之，他再三地强调：“解构”不是一种从外部引入的机械的办法，而是文本中本来就存在的，说到底是文本自行解构(注：SeeBrianVickers,“DerridaandTLS”,TimesLiterarySupplement,Feb.12,1999.)。
对于新历史主义批评理论也一样，如果直到现在仍停留在吉尔兹(CliffordGeertz)的“深描”说到福柯的“历史断层”说，仍然在格林布拉特的“商讨”(negotiation)、怀特(HaydenWhite)的“历史为话语的建构”说以及芒特罗斯(L.A.Montrose)的“文本的历史性与历史的文本性”等概念上兜圈子，那就太没有意思了。这种新历史主义批评，从20世纪80年代经由格林布拉特、芒特罗斯、伽勒赫(CatherineGallagher)等英国文艺复兴研究学者之手，形成了一种博学、高雅而且充满机智的批评写作，在此后几乎整整一代人的时间内，模仿者蜂起，却至今未有能出其右者。对这样一种批评，现在看来，它其实主要并不是一个理论的问题，而是如格林布拉特从一开始就始终坚持的那样，它主要是一种批评实践。为弄懂这批新历史主义的批评家何以以这样一种方法来看待和重构文艺复兴时期的文本，我们或许是需要化一点时间来探讨一下他们的认识假设，他们所采取的批评方法的理由和具体的做法，但要说这里面有多少理论深度，则实在说不上。相反，如果像我们现在所看到的只把它当作个理论问题去深究，那倒是大大的本末倒置了。而实际的情况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即使是在实践的层面上，对于这一批评的批评也日益增多。1999年，哥伦比亚大学专门研究莎士比亚的凯斯坦(DavidScottKastan)教授发表《理论之后的莎士比亚》一书，对所谓“过了景”的新历史主义提出了相当激烈的批评。他声称新历史主义的时代已经过去，说这一批评是属于上一代的、业已消亡了的一段形式主义的插曲，而现在它“既算不上新，也算不上是历史，因此不再有用”；他还说这一批评所惯用的“轶事嫁接法”(anecdotalism)已是“臭名昭著”；他希望看到一种“事实更加充分的历史”，但又不要回到先前那已经被废止的传统历史主义的老路上。
然而几乎就在同时，格林布拉特与他的合作伙伴，新历史主义的另一位始作俑者伽勒赫教授也以一部新著《实践新历史主义批评》(PracticingNewHistoricism，2000)回应，与他们当年的立场一样，格、伽二人仍坚持新历史主义批评不是理论，而只是一种批评“实践”。新老两派的争论，一时间又给人以新历史主义依然宝刀不老的印象。去年，我撰写过一篇题为《新历史主义还有冲劲吗?》的短文，报道了英国资深批评家克尔莫德(FrankKermode)在《纽约书评》上发表的对两本新历史主义新著的长篇评论(注：此文发表在《外国文学评论》2001年第4期的“动态”栏中。克尔莫德的文章题为《废墟上的艺术》，见《纽约书评》(NewYorkReviewofBooks)2001年7月5日。)。克尔莫德本人也是专治文艺复兴文化史的大家，因而这场“螳螂捕蝉、黄雀在后”的大战，为我们了解美国新历史主义批评的现状提供了最新的重要信息。
对于凯斯坦对新历史主义的批评，克尔莫德似乎并不领情。因为在他看来，这位凯斯坦所使用的话语仍然充满了新历史主义和其他时新理论的术语，而一旦离开这些术语，他的一套批评就寸步难行。与某些新历史主义者一样，他也把他们之前的历史称作“实证主义”、“无理论依托”一类，认为“传统的历史主义都简单地以为它们的建构是对过去清晰明了、客观公正的表述，没有受到考察者兴趣倾向的过滤”。但这一句“露怯”之语使克尔莫德发现，凯斯坦的参考书目中居然连科林伍德(R.G.Collingwood)和伽里(W.B.Gallie)这样的历史学大家也不曾提及(笔者注：科林伍德早就有言在先：历史是一门人们在自己的心灵里重新体验往事的学科；历史学家只有深入事件后面的心理活动，在自己的经验范围内重新思索过去，才能发现各种文化和文明的重要模式和动态)。克尔莫德于是不无讽刺地说，他俩的论著《历史的观念》和《哲学与历史理解》分别发表于1946年和1964年，对于当下的现代思想家们来说，这些著作或许已过于陈旧而使他们兴趣杳然，而这样一疏忽，他们也就能把历史撰写要受考察者的兴趣和先定假设的影响说成是他们自己的发现了。
克尔莫德注意到，格、伽二位为新历史主义批评的理论依据又做了一点垫补，他们在自己新著前两章对该批评本身所作的论述中，又增加了德国18世纪哲学家赫尔德作为他们的先师，是赫尔德最早明确指出了“文学与历史相互依存”的关系，启发了他们开始关注“把所有有关某特定文化的书写的和视像上的记录看成是一个同一的符号系统”的可能性，因而过去文化留下的任何信息，都可以用来支撑对所关注的某特定文化现象(例如莎士比亚的一部剧作)的阐释。例如蒙田的一则两女成婚的记录，即被格林布拉特作为阐释莎剧《第十二夜》中女扮男装现象的佐证；而19世纪美国浸礼会杂志的一则关于父亲严惩任性子女的记录，则被追溯到莎士比亚时期英国的孝悌准则，并作为分析《李尔王》一剧中李尔与女儿之间关系的旁证。格、伽二位在他们的新著中仍按这一既定的套路，例如把15世纪荷兰画家约斯·范·金特一幅《使徒领圣餐礼》的油画与另一位大画家乌切洛的作品在圣饼处理方式上进行比较，认定前者基督手中的圣饼被故意处理成空白，并进而认为，这种特殊的再现方式反映了其后基督教会内的不同教义之争。克尔莫德对格、伽二位的这一得意之笔进行了再审视。但他一针见血地指出：新历史主义批评这种任意从文化背景中寻求论证的做法，向来就为人所诟病。他们从成千上万的可能性中任意挑选出能为己所用的“闪光细节”，并不是这些细节本身会发光，而是因为它们能与早已存在于他们头脑中的一个想法“发生共鸣”。那个想法太诱人了，它能使作者跑到当时社会和神学思想的网络中任意穿行。然而，克尔莫德强调指出，令人激动的东西并不一定是真的。格、伽二位讨论范·金特的画，却只字不提那油画由于年久而画面破损、圣饼处的油彩剥落而造成了空白这一简单的事实，这恰好反映了新历史主义者宁愿拒绝实在的历史事实而愿意迁就幻想的心理倾向。一直到文章的结尾，克尔莫德仍对新历史主义批评穷追猛打，他语气尖刻却充满睿智地指出，新历史主义追寻事实的兴趣固然值得赞许，然而“理论”却给了它胡说八道的权利，因为现在的“事实”早已是“文本”与“语境”的交织，人们于是就可以把任何东西都与他们谈论的话题相联系，这样做的结果使大量的聪明才智和学术努力都白白地浪费了，而文学作品本身，却像1642年清教主义的英国议会勒令在所有剧院门口挂上“不得入内”的牌子一样，被剥夺了审美关注的可能。
限于篇幅，我无法对所有的理论派别一一涉及，但情况可以说是大同小异，“理论热”的消退已断然是摆在我们眼前的一个事实。然而还有另一个不容忽视的事实，这就是我们经过这一番“理论的洗礼”之后，则再也无法回到前理论的纯真时代了。也正因为这个缘故，对于理论的反思是绝对必要的，惟如此，文学研究才能像凤凰涅pán@①一样，从理论的烟灰中再一次地腾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