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丏尊日汉文学翻译活动探讨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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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夏丏尊是二十世纪上半叶杰出的文学家、语文学家、出版家和翻译家。现有研究对夏丏尊在文学、语文教育以及编辑出版等方面有一定成果，唯独忽略了其作为翻译家的身份。本文从夏丏尊的日汉文学翻译活动概况入手，探讨其与同时代译者如周氏兄弟之间的联系，在此基础上，进一步考察夏丏尊对国木田独步的译介以及具体译介篇目之选择，旨在丰富翻译角度的夏丏尊研究，同时也为探讨“五四”新文化运动影响下的日汉文学翻译活动及相关译者的研究做铺垫。

关键词：夏丏尊;日汉翻译;文学翻译;周氏兄弟;国木田独步

夏丏尊是活跃于二十世纪上半叶的杰出文学家、语文学家、出版家和翻译家。而其作为翻译家的身份一直以来被学界所忽略。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以及留学日本热潮背景下展开的日汉文学翻译活动中，周氏兄弟，即鲁迅与周作人近年来受到了学界较为广泛的关注。实际上，夏丏尊也同样是一位值得关注的译者。

一.夏丏尊从事日汉文学翻译之契机

夏丏尊一生贡献最大的领域是教育，尤其是语文教育。程稀（2010）认为夏丏尊毕生构建的是一种“大语文教育”，即“学校、家庭、社会互通声气，课内外打成一片的教育；是着眼学生生存发展的教育，读写为课程的事项，也是生活技能的训练，较比知识的积累，能力的培养、人格的修炼更重要，无论在读还是离开了学校，都要且会自学和自我教育，是知行合一、自强不息、终身译之的教育；是教师间同心同德、师与生、生与生合作互助充满情爱的感化教育”[1]。而这一切，均始于《爱的教育》之翻译。《爱的教育》为中文译名，原书“名《考莱》（Coure），在意大利语是‘心’的意思”，“在一九零四年已三百版，各国大概都有译本，书名却不一致”。夏丏尊翻译此书同时参照了日译本与英译本，“英译本虽仍作《考莱》，下又标《一个意大利小学生的日记》几字，日译本改称《爱的学校》”，他认为“如用《考莱》原名，在我国不能表出内容，《一个意大利小学生的日记》，似不及《爱的学校》来得简单”，“但因书中所叙述的不但学校，连社会及家庭的情形都有”，所以自拟译名为《爱的教育》。[2]总之，夏丏尊一生对语文教育事业的贡献部分起源于对日文译本的翻译。当然，《爱的教育》并非从日文直译而来的日本文学作品，故其具体翻译不在本文的探讨范围内。不过由此可见在夏丏尊一生当中，日文是重要的阅读途径。夏丏尊之所以能习得日文，是因为与周氏兄弟相同，赶上了赴日留学之浪潮。尽管由于种种原因，夏丏尊在日留学时间不过两年，但时代背景造就的机缘让夏丏尊接触到了日本这个国家及其语言文字、文学作品，这是其走上日本文学汉译之路的契机之一。其次，便是周氏兄弟。夏丏尊回国后曾在杭州两级师范学校与鲁迅共事。夏丏尊在《鲁迅翁杂忆》一文中讲述道：“那时两级师范学校有许多功课是聘用日本人为教师的，教师所编的讲义要人翻译一遍，上课的时候也要有人在旁边翻译。我和周先生在那里所担任的就是这翻译的职务。……（中略）翻译的职务是劳苦而且难以表现自己的，除了用文字语言传达他人的意思以外，并无任何可以显出才能的地方。周先生在学校里却很受学生尊敬，他所译的讲义就很被人称赞。”可见夏丏尊在与鲁迅共事的这几年里是十分近距离且高频率接触鲁迅的翻译的。除此之外，鲁迅还赠过一部《域外小说集》给夏丏尊。夏丏尊曾回忆道：“我那时初读小说，读的译日本人的东西为多，他赠了我一部《域外小说集》，使我眼界为之一广。我在二十岁以前曾也读过西洋小说的译本，如小仲马、狄更斯诸家的作品，都是从林琴南的译本读到过的。《域外小说集》里所收的是比较近代的作品，而且都是短篇，翻译的态度，文章的风格，都和我以前所读过的不同。这在我是一种新鲜味。自此以后，我于读日本人的东西以外，又搜罗了许多日本人所译的欧美作品来读，知道的方面比较多起来了。他从五四以来，在文字上，思想上，大大地尽过启蒙的努力。我可以说在三十年前就受他启蒙的一个人，至少在小说的阅读方面。”[3]从这段回忆来看，我们甚至可以认为周氏兄弟合译的《域外小说集》促成了夏丏尊对日译欧美作品的阅读与翻译。再者，夏丏尊直接从日文译介的文学作品也能观察出周氏兄弟的影响。夏丏尊译介的日本文学主要是自然主义与新思潮派的作品，译介作家包含国木田独步、田山花袋以及芥川龙之介。其中，对国木田独步与芥川龙之介的译介在夏丏尊之前就是周氏兄弟。

二.夏丏尊日汉文学翻译活动的起步与发展

夏丏尊翻译的第一篇日本文学作品是国木田独步的《女难》，译文初刊于1921年《小说月报》12卷12号。而在夏丏尊之前译介国木田独步的，从目前笔者所掌握的文献来看，则只有周作人所译《少年的悲哀》与《巡查》两篇，夏丏尊在初刊的译者记当中也提到了周作人译介的篇目。周作人对国木田独步的译介止于上述两篇，而夏丏尊则在翻译了《女难》之后的1922年至1927年陆续翻译了《夫妇》《牛肉与马铃薯》《疲劳》以及《第三者》四篇，后与《女难》共计五篇合为《国木田独步集》，于1927年由开明书店出版。同样，鲁迅对芥川龙之介的译介也仅限于《鼻子》与《罗生门》两篇，而在中国第二个对芥川龙之介进行译介便是夏丏尊，其译介篇目为《秋》《湖南的扇子》以及《南京的基督》三篇。夏丏尊又于1927年将自己译的上述三篇、鲁迅所译上述两篇、方光焘所译《袈裟与盛远》《手巾》两篇以及章克标所译《薮中》一篇，共计八篇合为《芥川龙之介集》，并有附录一二，附录一为夏丏尊节译的《中国游记》，附录二为夏衍（署名“沈端先”）所译《绝笔》。上述情况除了可以进一步印证夏丏尊对译介作家的选择受周氏兄弟影响之外，还体现出了尽管夏丏尊对译介作家的选择受周氏兄弟影响，但其翻译活动也是从选择译介对象这一步就体现出了与周氏兄弟的不同。周氏兄弟翻译日本文学，是希望在能力范围内尽可能多地介绍日本的作家与作品；而夏丏尊则对已有译介的作家进行作品的挖掘与译介，所以才有了上述的两本选集。究其原因，夏丏尊曾在《文艺论ABC》中有过如下阐述：“对于一作家的作品广施搜罗，深行考究，这在本国的文艺还易行，对于外国文艺较难。因为本国的文艺原有现成的书，而外国文艺全有赖于翻译的缘故，特别地在我国。我国翻译事业，尚未有大规模的进行，虽也时有人来介绍外国文艺，只是依了嗜好随便翻译，甲把这作家的翻一篇，乙把那作家的观一篇，至今还未有过系统的介绍。任何外国作家的全集，都未曾出现，这真是大不便利的事。我渴望有人着眼于此，逐渐有外国作家的全集，供不谙外国语的人阅读，使作家不至于被人误解。”[4]尽管夏丏尊也未能实现对某位作家进行全集翻译之理想，但其翻译活动是向着这一理想来行进的，其目的就在于对已有译介的作家进行作品的广泛“搜罗”与“深行研究”，让不懂外语的读者全面阅读同一作家的作品，减少对作家的误解。实际上，夏丏尊的翻译活动相对于稍早的周氏兄弟以及后人对日本文学的翻译可谓是承上启下的。周氏兄弟开启了对日本文学的译介之门，渴望为国人提供尽可能多的选择，于是译介较为广泛而不深入；而夏丏尊则对其中的个别作家进行作品的深挖，尽管未能实现对某位作家进行全集翻译之理想，却也贡献出了日汉文学翻译史上两位日本作家的首个汉译选集。虽然夏丏尊选择译介作品的策略与周氏兄弟不同，但其翻译实践的本质却是对前辈翻译活动的继承与发展。

三.夏丏尊对国木田独步的译介

从夏丏尊译介的日本文学流派来看，其译介重点在日本的自然主义文学。夏丏尊曾在《女难》初刊的译者记中指出：“自然主义文学者将性欲当做人生底一件事实来看，描写的态度，很是严肃，丝毫不搀入游戏的分子。令人看了只觉得这是人生底实相，没有功夫再去批评他是善是恶。这和我国现在的黑幕派，固然不同，和我国古来的将文学来作劝善惩恶的功利派，也全然不同。近来文学上算已经有过改革了，确是黑幕派和功利派底势力还盛，这种魔障，非用了自然主义的火来烧，是除不掉的。自然主义，在世界文学上，已经老了，确是在中国，我觉博士论坛得还须经过一次自然主义的洗礼。”[5]首先，夏丏尊认为对当时的中国来说有介绍自然主义文学之必要。其次，在《国木田独步集》之序《关于国木田独步》一文中，夏丏尊又明确表示国木田独步“替日本文坛做了一个自然主义的先驱”。以上两点便是夏丏尊选择译介自然主义且在众多自然主义作家中选择国木田独步进行译介的原因。至于具体的篇目，为何选择《女难》、《夫妇》、《牛肉与马铃薯》、《疲劳》以及《第三者》这五篇，大致可从两方面进行考虑。一是参考的底本。上文已论述过夏丏尊的翻译活动有做单一作家作品合集之指向性，故可以推测译者在选择译介底本时也会倾向于选择译介作家现成的源语作品集。实际上，夏丏尊译介国木田独步作品之前日本出版的国木田独步作品集中，『独歩集』『第二独歩集』这两部很可能就是夏丏尊翻译时参考的底本，『独歩集』收录了《女难》、《夫妇》、《牛肉与马铃薯》以及《第三者》四篇，而『第二独歩集』则收录了《疲劳》一篇，且『独歩集』『第二独歩集』所收篇目数量与夏丏尊译《国木田独步集》相差最少。当然，『独歩全集』对上述五篇也有收录，《女难》、《夫妇》、《牛肉与马铃薯》以及《第三者》收于前编，《疲劳》收于后编，但其收录篇目的总数量远远多于『独歩集』『第二独歩集』之和。不过，底本考究非本文所要探讨的问题，相关事项可另起文章进行考察。总之，日本已出版的现成国木田独步作品集所收篇目对夏丏尊选择具体译介篇目提供了参考。二是作品的内容。夏丏尊在《国木田独步集》之序《关于国木田独步》一文中提及到了《女难》《夫妇》《牛肉与马铃薯》以及《第三者》这四篇的内容，因其均与作者国木田独步本身的经历与态度有重合之处。夏丏尊在文中讲述道：“中日战争（明治二十八年）起，独步被国民新闻社任为从军记者，入千代田军舰，归东京后，国民新闻社长德富苏峰的友人佐佐城丰寿夫人发起开从军记者招待会。独步那时年二十五岁，席上与夫人之女佐佐城信子相识，由是彼此陷入恋爱。经了许多困难，卒以德富苏峰的媒介，竹越与三郎的保证，在植村正久的司式下结婚。两人结婚后在逗子营了新家庭。独步为欲达其独立独行的壮怀，且思移居北海道躬耕自活，如《牛肉与马铃薯》中冈本所说的样子。谁知结婚未及一年，恋爱破裂，信子忽弃独步出走了。”夏丏尊在文中继续指出“《牛肉与马铃薯》中主人公冈本的态度，可以说就是独步自己的态度”；“《夫妇》为独步描写恋爱的作品”，“亦曾暗示着与上文同样的意见”；“《第三者》则竟是他的自己告白了”，“江间就是他自己，鹤姑是信子，大井、武岛则是以当时结婚的周旋者德富苏峰、内村植三、竹越与三郎为模特儿的”。文中还感叹道：“赖了先辈德富苏峰等诸名士的鼓舞，及平日的宗教信仰，独步幸而未曾踏到自杀途上去。可是此后的独步，壮志已灰，豪迈不复如昔，只成了一个恋爱的飘泊者，抑郁以殁。啊《女难》作者的女难！”[6]即是说，夏丏尊在阅读国木田独步作品的过程中，随着对作者本身经历与态度的深入了解，尤其为上述几篇与作者自身经历与态度发生重合的作品所触动，故而选择了这些作品进行译介。

本文从夏丏尊未受到学界关注的翻译家身份出发，对其从事日汉文学翻译工作的契机、起步与发展进行了探讨，发现夏丏尊进行日汉文学翻译不仅是因为有过留学日本的经历，而且也受到了周氏兄弟的影响。同时，从夏丏尊选择译介国木田独步的相关作品来看，其翻译行为实际上是对前辈译者翻译活动的一种继承和发展。这些发现不仅丰富了对夏丏尊翻译家身份的研究，同时也对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的日汉文学翻译活动及相关译者的研究提出了启示———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以及留学日本热潮的大背景下，不能孤立、割裂地去探讨某位译者及其翻译活动，要将同时期的译者之间的联系发掘出来，才能勾勒出这些译者在当时的时代背景下进行翻译活动的个体特征与群体共性展现出来。当然，要实现这一点,还需要进行具体的翻译文本分析，这将是今后的课题。

作者：胡南夫 单位：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