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民内心灵魂的觉醒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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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老舍与张天翼同以塑造市民形象而誉满文坛，被称为“双璧”。本文简要分析了老舍与张天翼笔下人物的不同点。老舍侧重于北方市民灵魂中的“柔弱”，而张天翼则侧重于南方市民的“愚腐”；老舍着意讽刺人物灵魂中的“苟且”，而张天翼重于人物“委琐”的特质；对洋化市民形象的讽刺，老舍批判了他们的“懦弱”，而张天翼则揭示了他们的“虚荣”。

【关键词】市民灵魂挖掘

市民，泛指住在城市的本国公民（《辞海》）。按职业划分，它的基本群体包括小业主、商贩、小房产所有者、城市个体劳动者、无业游民以及下层小官僚小知识分子等。但他往往体现着其他阶层的性格特点，在特定的历史背景下，他甚至还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代表性格。恩格斯在1890年6月5日的《致保·恩斯特》中指出：“在德国革命时期，小市民阶层具有胆怯、狭隘、束手无策、毫无首创能力这样一些畸形发展的特殊性格，这种性格几乎成为一种普遍的德国典型”。在我国，由于近代资本主义经济及其相应的意识形态并未得到发展，使生活在市镇中的人们的灵魂遭到更严重的戕害和扭曲，灰色的小市民于是被看做集国民劣根性和各种社会精神病态于一身的代表。因此，对市民愚昧、保守、落后、无知、麻木、怯弱的精神世界的揭露和批判便成为老舍和张天翼等现代作家改造国民灵魂的突破口。但又由于作家经历、文化教养、个性喜好等的差异使他们的作品在表现市民形象时又各有侧重。

一、由于地域的影响，老舍笔下的人物往往是以“柔弱”为核心的北方市民形象，而张天翼则更注重南方市民的“愚腐”内核。

老舍自幼生活在北京，北京属于古老的皇城，封建遗留根深蒂固积淀于人们的思想之中，常使人们的聪明才智受到遏制，自由、自觉的天性也日趋扭曲、变形，那种顺从忍让、委曲求全等内核被积淀成一种普遍的国民心态，这种心态渐渐潜移默化为一种以柔弱为核心的民族劣质。在老舍的笔下，无论是老派市民还是新派市民都具有这种内在的特质。

老派市民形象系列有如张大哥（《离婚》）、马则仁《二马》等，他们是封建传统习俗的牺牲品，却又不自知，有的竟成为它的自觉遵守者和维护者，他们的柔弱在于他们的抱残守缺和愚昧执拗。对于将来，他们“茫然，所以无从努力，也不想努力”［1］102。他们对于任何新事物，只要“找不出规矩”［1］102，心中便无依无靠，“好像失去主儿的狗”［1］102。马则仁是这类形象中的代表，他是个从头到脚被异化了的人，是柔弱性格中消极因素的聚合体。他狭隘保守、妄自尊大、爱面子又不务实际，是受封建文化毒害很深的国民精神衰败的典型。不仅旧派市民如此，即使新派市民也同样具有这样的性格。如《老张的哲学》中的王德，是一个以反抗者形象出现的人物，他敢于和恶棍老张顶嘴，甚至在老张打老婆时能挺身而出，给老张一记耳光。他既敢于恨又敢于爱，他能当面表达自己对李静的爱恋，在报馆里也敢于同丑恶现象斗争，虽然被解职也不后悔，颇有一股凛然正气。但同样是这个王德，血液中仍然不能除去柔弱的成分。家里人在他神志不清时，给他娶了一个根本不相识的陈姑娘来冲喜，他居然给冲醒了，按理说他该断然回绝或决然反抗，但他却“不由的心软起来，开始与她（陈姑娘）说话……，于是，他死心塌地帮助父亲做地里的工作，不敢再冒险去城中找事……”

［1］187这就是王德，一个看起来坚强勇敢，但是骨子里柔弱的青年。老舍笔下的理想市民与城市贫民都有这种柔弱的特征。

张天翼出生在远离京都的南方沿海城市——南京，从小随父亲游历于江浙一带，因此他对南方的市民的灵魂体会更深些。与封建势力强大的北方相比，那种古老世俗的积淀物似乎较弱，在新时代浪潮的冲击下，它变为另一种思想的附属物。这些人既承传了古老民族劣质中的愚蠢、可怜可悲，又吸收了资本主义文明中的虚荣、矫饰等糟粕，这都集中地表现在他们“愚腐”的灵魂深处。小官僚的有如邓炳生（《皮带》）和华威先生（《华威先生》），知识分子的有如老柏（《温柔的制造者》）等。邓炳生的“愚腐”表现在他对“官”的强烈的虚荣上，他挂上代表军官身份的斜皮带前后患得患失的内心世界便是如此。他来到首善之区找梁处长，请他“栽培”，因一时找不出恰当的空缺，而与上士住在一起，上士是“读书人”，是先进者的代表，于是自己也似乎沾染成为有识之士，他能够、也敢于大骂“长”之类的人物，可是当他摇身一变成为带皮带之人时，他又后悔当时与上士们在一起时的失言，怕别人在背后里谈论他的“高等小学没毕业”［2］19，甚至于常去偷听人家说话。而他带上皮带是想在“他回乡去的时候，用额头看人”［2］16。这种“愚腐”不啻于阿Q当年想革命的用意。华威先生是抗日战争时期典型的包而不办的官僚，他整天坐黄包车里“忙”个不停，而实际上他只会作两分钟空洞的指示，更没有为抗日做什么工作，他甚至连一次汇报都没有听过。他“忙”是为了抓权，唯恐作不成“领导中心”。他那多变的市侩表情溢于言表，他的虚伪骄妄、浅薄、庸俗与色厉内荏的性格黏合在一起，集中突出地表现了“愚腐”的灵魂内涵。张天翼其他作品中的人物身上也同样具有这种“愚腐”。

二、同为讽刺形象，老舍着意刻画的是人物形象中苟且的灵魂，而张天翼则将刺刀穿入人物委琐的灵魂深处。

讽刺形象是讽刺小说的精华所在，“当可恶和可怜都进入可笑的境地，被覆上一层卑微的面纱，这才具备了讽刺性人物共有的性格风貌”［3］。同样，老舍和张天翼笔下的讽刺形象中确有这些共同的特色，其内里明明是可憎可恶的，可表面上却极力要表现自己的可尊可敬，在现实中却暴露了本性。他们笔下的讽刺形象共同具有上述特征，但略有差异。

老舍笔下的小市民，他们的灵魂中集聚着这样的特征：缺乏进取精神，对什么事都马马虎虎，卑微地苟活于乱世。他们为宗法封建的旧派人物，其骨子里没有进取精神，“假若他是条鱼，他永远不会抢上水，而是老在泥里溜着。”［1］126这类人物中最具有代表性的是张大哥，他平庸、无聊，却热衷于闲事，把做媒人和反对离婚当作自己神圣的使命，他循规蹈矩，在“地狱里也是最安分的笑脸鬼”［2］267。但张大哥这么个整日嘻嘻哈哈，似乎很有办法的人，而当儿子被捕时却显示了极端的无能、懦弱。他似病非病地、苟且地待在家里，一筹莫展。而当儿子放出来后，他根本没有从这种病痛里得到一点警醒，又完全恢复了常态，麻木、健忘、自贱到了极点。

张天翼诉诸讽刺笔端的形象在特定环境中具有这样的特征：庸俗、空虚、愚昧、可怜、可笑。他们糊涂至极，更加委琐，这突出表现在老包（《包氏父子》）身上。老包是个贫穷、低贱、愚昧的听差，以其忠诚厚道、克尽职守，受到东家的信任和重用，在公馆里伺候主人30年了，但到头来他身上穿的仍是一件油腻的缀满补丁的破棉袍，瘦得下巴尖削，脸上的皮皱得打结。但在他卑微劳碌的奴仆生涯中，却把全部希望寄予儿子身上，他从自己的身上认识到生活的艰辛，希望儿子能够有比自己好一点的人生，可是他走错了路。他的所作所为娇宠纵容了儿子，而当现实梦想幻灭后，他却怪“自己和儿子的运气不好”［2］117，“委琐”可以概括老包性格的全部，卑微、低贱、怯弱、唯唯诺诺。老包灵魂中的委琐不仅表现在他对公馆的主人上，尤其是对儿子的态度上。他对儿子说话常是“轻轻地”，但对儿子的咆哮如雷（“你去缴，你去缴！”）［2］121他反倒只点点脑袋：“唔，我去缴”［2］121，够顺从的。他还满足儿子的几乎全部要求，即使他认为这种要求并不一定合理，为了满足儿子的“司丹康”，他宁愿去偷。按理说父亲应该对儿子具有权威，但他不是，在儿子面前他更加的卑微，这更显示了他的内心灵魂的委琐。

三、对洋化市民形象的讽刺，老舍批判的是他们的懦弱，而张天翼则揭示了他们的虚荣与奴颜。

张天真（《离婚》）是老舍笔下的成功塑造的洋化式人物，他汲取和接受的恰是西方文化中的糟粕，如怎样更富刺激的吃喝玩乐，他寡廉鲜耻、猥琐龌龊。他的特点是：懒、懦。他的懦不仅表现在他在生活中没有自理能力，更表现在受到打击时，灵魂的不堪一击。对于天真的个性，外在表现似乎是懒，但是他灵魂的深处便是“懦”。他的身上既有封建社会中“寄生虫”的景象，又有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中的“洋相”。他对学业从不关心，想去外国留学，也只是想开开洋荤。听说外国青年吃冰淇淋爱放在水里，他便如法炮制，之后便觉得自己也是个“外国青年”了。他无事生非，被糊里糊涂关进监牢，几乎吓死，但是出狱后，却又摆出一副英雄的架势——因为他坐过牢。这个被洋风毒化的青年没有一点精神追求，精神上一片空虚、荒芜。他既没有古代那种“刚健有为”或“出仕”的思想，也没有那种现代大学生的责任感，他的追求只有吃喝玩乐和追逐“洋风”等低级趣味。可见其灵魂深处的腐化、堕落、怯懦。

小包是张天翼《包氏父子》中的洋化形象。与张天真不同，他是个出身贫寒的看门人的孩子，但是他丝毫没有秉承劳动人民吃苦耐劳、诚实无私的传统美德。半殖民地化的大都市生活，把他熏陶、培养成为一个好逸恶劳、贪图虚荣和享乐的流氓青年，这样本性淳朴幼稚的小包被教化成对上献媚讨好、对下蛮横凶狠的奴才，他的全部灵魂深处便是虚荣和奴性。地位卑贱，使小包艳羡富家子弟的一切，甚至像条狗一样处处跟在郭纯之流的屁股后，仿效他们的行为，以获取他们的欢心。在郭纯这帮富家子弟跟前，他是一只温顺的绵羊，听话的巴儿狗；但是回到家里，他对公馆里那些帮助自己的善良的仆人却是那样的冷漠和骄傲，尤其对自己含辛茹苦的父亲更是粗声浊气，这时他由绵羊转而为狼。甚至在老包为自己被开除而伤心欲绝、突然昏厥时，他也不屑一顾，独自走掉了。马克思和恩格斯曾经说：“资产阶级撕了罩在家庭关系上的温情脉脉的面纱，把这种关系变成了纯粹的金钱关系”，“它使人和人之间除了赤裸裸的利害关系，除了冷酷无情的‘现金交易’就再也没有任何别的联系了”［4］。张天翼以其对现实的逼真描写充分证明了这一现象。在小说中，对于空虚无聊、趋炎附势、爱慕虚荣、奴颜屈膝的小包，作者予以无情的讽刺和否定。

总之，在“五四”后的新文学创作中，老舍与张天翼对中国现代文学的贡献是独特的。与同时期的市民题材相比，他们的思想倾向不仅仅停留在空泛的同情上，通过对各自熟悉的形象的刻画，增强了表现生活的能力和历史厚度，具有更高的艺术水准，从而展示了市民阶层灵魂的麻木这一幕幕使人心寒的画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