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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捺钵”是契丹语的译音，本义为行宫、行营、行帐。宋庞元英《文昌杂录》卷六云：“北人谓住坐处曰捺钵，四时皆然，如春捺钵之类是也。不晓其义。近者彼国中书舍人王师儒来修祭奠，余充接伴使，因以问师儒，答云：‘是契丹家语，犹言行在也。’”李心传也如此解释道：“剌钵者，契丹语所在之意也。”[1]在辽金元文献中，捺钵一词的异译有“剌钵”、“纳跋”、“纳钵”、“纳宝”等写法。不过在金代文献中捺钵一词并不常见，更多的情况下是径称为“行宫”。[2]
自辽代以来，“捺钵”一词由行宫、行营、行帐的本义被引申来指称帝王的四季渔猎活动，即所谓的“春水秋山，冬夏捺钵”，合称“四时捺钵”。辽朝的四时捺钵是国家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历来受到辽史研究者的高度重视，早在1910年代，日本学者池内宏、津田左右吉就曾先后撰文对此加以探索。[3]1942年，傅乐焕先生在他的代表作《辽代四时捺钵考》[4]一文中，对辽朝的捺钵制度进行了全面系统的考释。金朝的捺钵，其重要性虽不及辽朝，但也是金源一代历史上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它表现了女真社会历史和民族文化的某些特质。由于《金史》没有像《辽史》那样专立一个《游幸表》来记载捺钵事项，所以有关金代捺钵的史料较为零散。傅乐焕先生在《辽代四时捺钵考》一文中曾对金代捺钵略加论列，而除此之外，尚无人注意这个问题。希望本文的研究结果能够有助于人们对金代的捺钵制度有一个比较清晰的认识。
一、春水考
与辽代的四时捺钵相比较，金代的捺钵没有那么明显的“四时”之分，所以金人根本没有春捺钵、夏捺钵、秋捺钵、冬捺钵的概念，一般只把它分为春水和秋山两个系列。春水、秋山也是沿袭的辽代旧称，正如傅乐焕先生所说，春水即春猎之水，秋山即秋猎之山，因以春水秋山泛称所有春秋狩猎地点，后来遂成为春猎秋猎的代名词。
有关金朝捺钵的最早记载，见于马扩的《茆斋自叙》。宋人马扩于宣和五年（1123年）出使金朝，是年三月十一日，“朝辞，阿骨打坐所得契丹纳跋行帐，前列契丹旧教坊乐工，作花宴”。[5]很明显，这里说的“纳跋”是行帐的同义语。宣和七年（1125年），宋使许亢宗出使金朝，其《宣和乙巳奉使金国行程录》所记行程“起自白沟契丹旧界，止于虏廷冒离纳钵”。[6]“冒离纳钵”大概也就是马扩所说的“契丹纳跋行帐”，其地点应当在金上京会宁府附近。
以上宋人记载中的“纳钵”都是指其本义之行帐，与渔猎活动无关。太祖、太宗两朝，金朝立国未久，各种制度尚处于草创阶段，捺钵之制也还没有形成一定之规。金朝捺钵之制度化，始于熙宗天眷二年（1139年），“是冬，金主亶（即熙宗）谕其政省：自今四时游猎，春水秋山，冬夏捺钵，并循辽人故事”。[7]这虽是出自宋人的记载，但内容是相当可靠的，我们还可以引述洪皓的一段记载为证：“虏中中丞唯掌讼牒，若断狱会法，或春水秋山（原注：谓去国数百里，逐水草而居处），从驾在外，卫兵物故，则掌其骸骼。”[8]洪皓居留金朝达十五年之久，宋金议和后于皇统二年（1142年）南归，他这里记述的应该是熙宗时的情况。
熙宗朝春水的主要场所是爻剌天开殿。熙宗即位的当年（天会十三年，公元1135年），即“建天开殿于爻剌”。[9]《金史》卷二四《地理志》（上）在上京路下记载说：“其行宫有天开殿，爻剌春水之地也。有混同江行宫。”但《金史》没有指出爻剌的具体位置。《太祖纪》里有一条记载，谓收国元年（1115年）辽天祚帝自将大军七十万亲征女真，阿骨打“行次爻剌，会诸将议”。据三上次男氏对此次战事的考释结果认为，爻剌当在金上京会宁府（今黑龙江阿城市白城）与辽代长春州（今黑龙江肇源县西）之间，位于鸭子河（今松花江）畔的某一个地方。[10]贾敬颜先生则明确指出爻剌当在会宁府宜春县境，他解释说：“宜春县取义于宜于‘春水’，亦即春水爻剌之地，境内辖有鸭子河，故当求于今扶余、肇州等县地，兹暂订宜春于（吉林省）扶余县东南小城子古城，以待进一步探讨。”[11]这个结论与三上氏的考释结果是相互吻合的。据《金史》卷四《熙宗纪》载，天眷元年（1138年）“二月壬戌，上如爻剌春水。乙丑，幸天开殿”。按壬戌自上京会宁府出发，乙丑到达爻剌天开殿，行程三天，与宜春县的位置远近也颇相宜。又朱熹在谈到金都上京时期的捺钵情况时说：“金虏旧巢在会宁府，四时迁徙无常：春则往鸭绿江猎；夏则往一山（原注：忘其名），极冷，避暑；秋亦往一山如何；冬往一山射虎。今都燕山矣。”[12]朱熹的这段叙述显系得之传闻，故如此之阔略，其中只有春水举出了具体的地点：鸭绿江。根据池内宏氏的有关研究结果可以知道，宋人所称的鸭绿江实际上就是混同江（鸭子河），[13]可见朱熹说的“春则往鸭绿江猎”也是指的爻剌春水。
爻剌春水所在地宜春县距辽代春捺钵地鱼儿濼相去不远，鱼儿濼位于鸭子河上游长春州境内，是辽朝春捺钵的主要地点。在考察金朝前期的春水时，《金史》卷三《太宗纪》里的一条史料引起了我的注意：天会二年（1124年）闰三月辛巳，“命置驿上京、春、泰之间”。这是金朝建国后首次建置驿路。春州即长春州（《辽》、《金史》中多省称春州），泰州（今吉林白城市）在长春州西，鱼儿濼就正好位于长春州和泰州之间。因此我们有理由这样推测：金太宗在上京会宁府和长春州、泰州之间建置驿路，可能是为了春水的需要，大概金初姑且于辽朝春捺钵旧地行春水，至熙宗即位后才在爻剌另建行宫。不过这一推测还有待于证实。
熙宗在位十五年，见于记载的春水共八次，其中至少有五次是在爻剌天开殿，这五次分别是：天眷元年（1138年）二月至六月，二年（1139年）二月至五月，皇统二年（1142年）二月至三月，五年（1145年）三月至八月，八年（1148年）二月至四月。另外皇统六年（1146年）正月至四月的春水不记地点，估计也应该是在爻剌行宫。除此之外，熙宗朝还有两次在其它地方行春水的记录，但这两次春水的情况都比较特殊。皇统四年至五年，熙宗曾由上京（今黑龙江省阿城市白城）前往东京（今辽宁省辽阳市），据《金史》卷四《熙宗纪》载：皇统四年（1144年）二月癸未，上如东京；丙申，“次百泊河春水”；十二月甲午，至东京；五年（1145年）二月乙未，“次济州春水”；三月戊辰，次天开殿；八月戊戌，发天开殿；九月庚申，至自东京。这两次春水是在往返东京的途中顺便进行的，皇统四年二月赴东京途中春水于百泊河，此河无考；次年二月自东京返回上京的途中又春水于济州，济州即辽之黄龙府，天眷三年（1140年）更名济州，在今吉林省农安县，乃东京至上京的必经之地。总之，除了这两次特例之外，熙宗一朝的春水基本上都在爻剌的行宫天开殿进行。
海陵王迁都中都（今北京）后，就不再去爻剌行宫春水，这一点是可以肯定的。但海陵一朝究竟是否存在春水之制，在金代文献中竟然找不到任何记载。世宗朝的春水大多在中都周边的州县进行，不过其中有一次例外。大定二十四年至二十五年间（1184—1185年），世宗巡游金源旧地，二十四年五月到达上京，次年二月“丁丑，如春水。四月己未，至自春水”。[14]这次春水的地点没有记载，但既是从上京出发去春水，必定是在离上京不远的地方，所以我估计此次春水大概还是在爻剌行宫天开殿。
世宗在位二十九年间，至少有十五年曾行春水，春水的地点基本上都在中都旁近的州县，其中安州三次、滦州石城县长春宫六次、蓟州玉田县御林一次、顺州一次、高桥一次、地点不详者三次，再就是上文所说的在上京附近的一次。兹分别考述如下。
（1）安州
安州隶属于中都路，治葛城（今河北省安新县南）。《金史》卷六《世宗纪》（上）载：大定四年（1164年）正月丁酉，“如安州春水”；壬寅，“至安州”；辛亥，“获头鹅，遣使荐山陵，自是岁以为常”；二月丁巳，“免安州今年赋役，及保塞县御城、边吴二村凡扈从人尝止其家者，亦复一年”；庚午，“还都”。这是第一次安州春水，大概也是世宗即位以后的首次春水。文中提到的保塞县属保州（治今河北省保定市），东与安州毗邻。据《金史》卷九八《完颜匡传》记载，章宗承安五年（1200年）括地运动时，完颜匡广占百姓田地，“上闻其事，不以为罪，惟用安州边吴泊旧放围场地、奉圣州在官闲田易之，以向自占者悉还百姓”。安州边吴泊西邻保州，世宗时是春水猎鹅的围场，正是安州春水的主要场所；保塞县的边吴村大概就是边吴泊畔的一个村庄。所以世宗的扈从“尝止其家”。
见于《金史·世宗纪》的安州春水仅此一次而已，但此外至少还有两次春水也在安州。《金史》卷九二《曹望之传》谓《太宗实录》成书后，同修国史曹望之以赏薄，颇有怨言，世宗责之曰：“汝为人能干而心不忠实。朕前往安州春水，人言汝无事君之义。”按《太宗实录》进呈于大定七年（1167年）八月，[15]故世宗在这里所说的“安州春水”应当是大定八年（1168年）的事情。又《金史》卷九一《赵兴祥传》云：“（大定）十五年，上幸安州春水，召兴祥赴万春节。”世宗诞辰万春节为三月朔，可知是年安州春水约在二三月间。
（2）滦州石城县长春宫
世宗第一次春水长春宫是大定十八年（1178年）。《金史》卷七《世宗纪》（中）载：大定十八年“正月壬戌，如春水。二月丙寅朔，次管庄。丙子，次华港。己丑，还宫”。管庄、华港均无考，这是此次春水途经的两个地方，并非春水的目的地。从是年三月世宗对宰执说的一段话中，我们可以了解此次春水的目的地究竟是什么地方，世宗曰：“比在春水，见石城、玉田两县令，皆年老，苟禄而已。畿甸尚尔，远县可知。”由此可知，此年春水是在石城和玉田两县。石城是中都路滦州的一个属县（在今河北省唐山市东北），《金史》卷二四《地理志》（上）石城县下有小注云：“有长春行宫。长春淀旧名大定淀，大定二十年更。”玉田是中都路蓟州的一个属县（今河北省玉田县），《地理志》云：“（玉田）有行宫偏林，大定二十年改为御林。”在《世宗纪》大定二十年（1180年）下可以找到相应的记载：“（正月）己巳，如春水。丙子，幸石城县行宫。丁丑，以玉田县行宫之地偏林为御林，大定濼为长春淀。”这是世宗第二次春水长春宫。长春淀的旧称，《世宗纪》和《地理志》有所歧异，一作“大淀濼”，一作“大定淀”，不管是“濼”还是“淀”，都是指的春水猎鹅的围场。
世宗第三次赴长春宫春水是在大定二十一年（1181年）。是年春水的目的地，《世宗纪》没有明确交待，但同年三月有这样一段追述：“上初闻蓟、平、滦等州民乏食，命有司发粟粜之。……上至长春宫，……更遣人阅实，赈贷。”《金史》卷六四《后妃传》（下）更是明确记载：“大定二十一年二月，上如春水，次长春宫。”此后，大定二十四年、二十六年和二十七年，世宗又三次春水长春宫，《世宗纪》中均有“如长春宫春水”的明确记录。另外，世宗朝还有三次春水的地点无可查考，时间分别是大定十九年、二十三年和二十八年，考虑到大定十八年以后有地点可稽的春水全都是在石城县长春宫，所以我想这三次春水或许也是在长春宫，长春宫大概已被确定为大定后期固定的春水场所了。
（3）蓟州玉田县御林
玉田县的春水行宫原名偏林，大定二十年改为御林。世宗曾于大定十八年（1178年）春水玉田，已见上述。
（4）顺州
顺州隶属于中都路，治怀柔（今北京市顺义县）。大定十二年（1172年）“二月庚戌，上如顺州春水。癸丑，还都”。[16]顺州春水仅此一次。
（5）高桥
《金史》卷七《世宗纪》（中）载：大定十六年（1176年）正月庚午，“上按鹰高桥”。“按鹰”即春水猎鹅。高桥不详其所在，估计是在中都近郊。宣宗贞祐元年（1213年）秋，“大元游骑至高桥，宰臣以闻”，[17]据此推断，高桥必定距中都不远。世宗在中都近郊春水是有先例可循的，大定七年（1167年）春，尚书右丞苏保衡卒，“世宗将放鹰近郊，闻之乃还”。[18]
世宗朝的春水实际上可能还不止这十五次，从上面考述的内容来看，其中有几次就是《金史·世宗纪》所失载的。《金史》的主要史料来源是实录，而《世宗实录》是金代历朝实录中最详赡的一部，却也不免阙略如此。
关于世宗朝的春水，还有一件事值得一提。大定二十四年（1184年）世宗北巡时，太子允恭奉命留守中都，次年正月，允恭“如春水，二月庚申还都”。[19]太子允恭的此次春水又见于《金史》卷八九《移剌慥传》，时慥为大兴尹，“驾幸上京，显宗（即允恭）守国，使人谕之曰：‘自大驾东巡，京尹所治甚善。我将有春水之行，当益勤乃事。’还，以所获鹅鸭赐之”。明昌间，章宗赐豫王允成手诏有云：“侍显考于春宫，曲尽友于之爱。”[20]就是指的大定二十五年允成侍其兄显宗（允恭）于春水的事情。
章宗在位二十年，就中十七年有春水记录。春水的地点均不出中都路的范围，其中大兴府大兴县建春宫七次、遂州遂城县光春宫二次、蓟州玉田县御林一次、滦州石城县长春宫一次、安州一次、近畿一次、地点不详者四次。以下分项作一考述。
（1）大兴府大兴县建春宫
大兴县是金中都的倚郭县，位于中都城南。《金史》卷二四《地理志》（上）大兴县下注云：“有建春宫。”建春宫之名始于承安三年（1198年），《金史》卷一一《章宗纪》（三）载：承安三年正月“丙辰，如城南春水。……己未，以都南行宫名建春”。在此之前，章宗已至少到此处春水两次，只是当时没有建春宫之名罢了。第一次是明昌五年（1194年）正月，“幸城南别宫”。[21]《金史》卷一二七《隐逸·赵质传》曰：“大定末，举进士不第，隐居燕城南，教授为业。明昌间，章宗游春水过焉，……召至行殿，命之官。”尽管这段文字不著具体年份，但明昌间在城南别宫春水只有一次，所以我想这里说的大概也是明昌五年的事情。第二次是承安元年（1196年）二月，“幸都南行宫春水”。[22]以上两次春水的地点肯定就是后来的建春宫。承安三年以后，章宗又先后于承安四年（1199年）和泰和二年（1202年）、三年、七年四次赴建春宫春水，这在《章宗纪》里都有明确的记载。
（2）遂州遂城县光春宫
遂州原属河北东路，海陵王贞元二年（1154年）割隶中都路，州治遂城县（今河北省徐水县西）。《金史》卷二四《地理志》（上）在遂城县下注云：“有光春宫行宫。”光春宫之名始于泰和三年（1203年），是年十二月，“敕行宫名曰光春”。[23]据《金史·章宗纪》记载，泰和四年和五年的两次春水都是在光春宫进行的。当时以翰林修撰扈从春水的赵秉文有《春水行》一诗纪其事，其中有“光春宫外春水生，鴽鹅飞下寒犹轻”之句。[24]又赵秉文《海青赋》题注“泰和扈从春水作”，首云：“上将幸乎光春之中，所以观民风而宣郁结。”。[25]皆是泰和四五年间事。（3）蓟州玉田县御林
这是世宗大定间的春水行宫之一，章宗于明昌六年（1195年）春水于此。[26]
（4）滦州石城县长春宫
据《金史》卷一一《章宗纪》（三）载，泰和元年（1201年）正月庚午，“如长春宫春水”。如前所述，长春宫是大定后期春水的固定场所。
（5）安州
安州也是世宗朝的春水旧地。《金史》卷一○《章宗纪》（二）载，承安二年（1197年）正月丁亥，“如安州春水”。但此后不久安州的围场边吴泊可能就被废弃了，因为承安五年（1200年）章宗曾拿“安州边吴泊旧放围场地”来交换完颜匡侵占的民田，说明安州已经不再是春水的场所。
（6）近畿
明昌元年（1190年）正月辛未，章宗“如近畿春水”，[27]具体地点不可考，大概也是类似于高桥那样的地方。除了以上所述之外，明昌三年（1192年）、四年（1193年）和承安五年（1200年）、泰和六年（1206年）等四次春水都缺乏详细记载，不知在什么地方进行。
章宗之后，金朝因遭受蒙古入侵，不久即迁都于南京开封，捺钵之制遽尔式微，尤其是春水，自章宗泰和七年（1207年）后便不再见于记载。
金朝的春水之制，世宗和章宗两朝是最为规范的。从时间上来说，熙宗时的春水似乎还没有一定之规，每年春水的起止时间就很不一致，或始于正月，或始于二月，或始于三月；春水结束的时间更是各不相同，早则三月，晚则八月。显然，这不是严格意义上的“春水”。世宗以后的情况截然不同。世宗和章宗两朝的历次春水几乎都在正月至二月间，唯一的一次例外是大定二十五年（1185年）世宗在上京附近的春水，起迄时间为二至四月，这大概是因为上京春晚的缘故。至于每次春水的时间长短，则大都在二十五天至四十天左右。
春水的主要活动是捕猎天鹅，这是沿袭辽朝春捺钵的旧俗。傅乐焕先生谓辽之春水实即捕鹅之水，即以捕鹅为主要内容，捕鹅之外，还有所谓的“鉤鱼”。金朝春水与辽朝春捺钵的不同之处在于，春水的活动全以捕鹅为中心，而没有鉤鱼一项内容。
《金史》对金朝的捺钵活动缺乏详细的记载，所幸的是在金代诗文中可以看到一些具体的描述。赵秉文的《扈从行》记录了作者在章宗时扈从春水的情形：
马翻翻，车辘辘，尘土难分真面目。
年年扈从春水行，裁染春山波漾绿。
绿鞯珠勒大羽箭，少年将军面如玉。
车中小妇听鸣鞭，遥认飞尘郎马足。
朝随鼓声起，暮逐旗尾宿，乐事从今相继躅。
圣皇岁岁万机暇，春水围鹅秋射鹿。[28]
诗中说的“春水围鹅”，是指在春水围场中围猎天鹅，故凡是春水之地都有一个以湖泊为主体的围场，如安州的边吴泊、滦州石城县的大淀濼等都是这样的春水围场。章宗泰和七年（1207年），“募民种佃清河等处地，以其租分为诸春水处饵鹅鸭之食”。[29]即以清河等地的官田地租作为各个春水围场的饵料。
赵秉文在另一首题为《春水行》的诗中对春水猎鹅的全过程进行了比较详细的描述：
光春宫外春水生，鴽鹅飞下寒犹轻；
绿衣探使一鞭信，春风写入鸣鞘声。
龙旂晓日迎天仗，小队长围圆月样；
忽闻叠鼓一声飞，轻纹触破桃花浪。
内家最爱海东青，锦鞲掣臂翻青冥；
晴空一击雪花堕，连延十里风毛腥。
初得头鹅夸得隽，一骑星驰荐陵寝；
欢声沸入万年觞，琼毛散上千官鬓。
不才无力答阳春，差作长杨侍从臣；
闲与老农歌帝力，欢呼一曲太平人。[30]
这首诗是金代春水猎鹅的实录。诸如虞人探报天鹅之行踪，章宗亲纵海东青擒鹅，捕得头鹅后荐享陵寝，群臣称觞致贺、将鹅毛插在头上的欢娱场面，都是当时的惯例。又《归潜志》卷八的一条史料也对章宗时春水猎鹅的情况有所反映：“章宗春水放海青，时黄山（按：礼部郎中赵沨，号黄山）在翰苑，扈从。既得鹅，索诗，黄山立进之。其诗云：‘驾鹅得暖下陂塘，探骑星驰入建章。黄伞轻阴随凤辇，绿衣小队出鹰坊。搏风玉爪凌霄汉，瞥日风毛堕雪霜。共喜园陵得新荐，侍臣齐捧万年觞。’”赵沨的应制诗与赵秉文的上述描写约略相似。其中以头鹅荐陵寝的做法是世宗以后形成的定制。大定四年（1164年），世宗春水于安州，“获头鹅，遣使荐山陵，自是岁以为常”。[31]其它各种规制也大都是世宗以后渐渐形成为惯例的，到了章宗时，春水猎鹅的过程已经相当程式化了。
如果将金朝的春水与辽朝的春捺钵作一比较，即可看出其猎鹅的习俗完全是一脉相承的，《辽史》卷三二《营卫志》（中）“春捺钵”条云：
春捺钵曰鸭子河濼。皇帝正月上旬起牙帐，约六十日方至。天鹅未至，卓帐冰上，凿冰取鱼。冰泮，乃纵鹰鹘捕鹅雁。……皇帝每至，侍御皆服墨绿色衣，各备连锤一柄，鹰食一器，刺鹅锥一枚，于濼周围相去各五七步排立。皇帝冠巾，衣时服，系玉束带，于上风望之。有鹅之处举旗，探骑驰报，远泊鸣鼓。鹅惊腾起，左右围骑皆举帜麾之。五坊擎进海东青鹘，拜授皇帝放之。鹘擒鹅坠，势力不加，排立近者，举锥刺鹅，取脑以饲鹅。救鹘人例赏银绢。皇帝得头鹅，荐庙，群臣各献酒果，举乐。更相酬酢，致贺语，皆插鹅毛于首以为乐。赐从人酒，遍散其毛。
单就猎鹅的情形而言，金朝的春水几乎全为因袭。实际上，金代的捺钵制度可以说就是辽代四时捺钵的遗制，虽亦有因有革，但其中的春水要算是变化最小的。
在春水猎鹅的活动中，最引人注目的是海东青。海东青全称海东青鹘，是辽金元时期最受尊崇的一种猎鹰。它产于辽之东北境外五国部以东海上，故称海东青，亦称海青。[32]“其物善擒天鹅，飞放时，旋风羊角而上，直入云际”。[33]但这种猎鹰究竟属于现代动物分类学的什么种、属、科、目，目前还无人能够给予明确的回答，[34]甚至就连海东青今天是否还存在也是一个疑问。不过就在半个多世纪以前，还有人见过这种猎鹰。据黑龙江省嫩江县的一位邵姓老人回忆说，他曾经在1943年捕获过一只海东青，当地的鄂伦春猎人称它为“吐鹘鹰”。[35]
海东青在辽朝就极被看重，据说女真起兵叛辽就与海东青有关。《三朝北盟会编》卷三详细叙述了此中的因由：天祚嗣位，立未久，当中国崇宁之间，浸用奢侈，宫禁竞尚北珠。北珠者，皆北中来榷场相贸易。……美者大如弹子，小者如梧子，皆出辽东海汊中。……又有天鹅，能食蚌，则珠藏其嗉；又有俊鹘号“海东青”者，能击天鹅；人既以俊鹘而得天鹅，则于其嗉得珠焉。海东青者出五国，五国之东接大海，自海东而来者，谓之“海东青”，小而俊健，爪白者尤以为异。必求之女真，每岁遣外鹰坊子弟趣女真发甲马千馀人入五国界，即海东巢穴取之，与五国战斗而后得，女真不胜其扰，……由是诸部皆怨叛。
宋人在谈及辽金鼎革时，经常引用这个掌故。另外《宋史》卷二八五《梁适传》的一条史料也可以印证此事：徽宗时，梁子美为河北都转运使，“倾漕计以奉上，至捐缗钱三百万市北珠以进。……北珠出女真，子美市于契丹，契丹嗜其利，虐女真捕海东青以求珠，两国之祸盖基于此”。由此看来，《三朝北盟会编》的记载应该是真实可信的，但问题是宋人普遍存在一个误解，即以为辽人之重海东青就是为了获取北珠的缘故，这是由于宋人对辽朝的捺钵制度缺乏了解所致。
因为春水猎鹅的特殊需要，金朝在殿前都点检司下置有鹰坊，“掌调养鹰鹘‘海东青’之类”。鹰坊置正五品的提点一员，下设使、副使、直长、管勾等职。[36]《金史》卷五《海陵纪》天德三年（1151年）四月有“罢岁贡鹰隼”的记载，辽金元时期所说的“鹰隼”就是特指海东青，这说明天德三年前可能曾规定某些地区每年须向鹰坊贡纳一定数量的海东青。而海陵王罢废“岁贡鹰隼”也只是暂时的，其证据是，《金史》卷七《世宗纪》大定二十年（1180年）十月又有“诏西北路招讨司每进马驼鹰鹘等，辄率敛部内，自今并罢之”的记载。直到元代，海东青仍是东北滨海地区的水达达诸部向中央政府进献的一种重要土贡。鹰坊的海东青大概都带有一个特殊的标记，以防止飞放时失散。元世祖时，因朝廷放飞的海东青被河间路军户残害，王恽向朝廷有司提出这样的建议：“今后御前鹰隼海青合悬带记验，如前朝牙牌之制。”[37]这里说的“前朝”就是指的金朝，可见金代鹰坊的海东青都是要悬带“牙牌”的。
海东青在金朝的社会生活中留下了深深的烙印，研究金代历史，似乎处处都能感受到它的存在。如金人之服饰，“其从春水之服则多鹘捕鹅，杂花卉之饰”。[38]“鹘”即海东青之别称，“鹘捕鹅”是春水之服的特殊标志。八十年代初，在黑龙江省阿城市双城村发掘的一个金初墓葬群中，出土过一件海东青捕天鹅鎏金铜带銙，现残存五节，其中三节系以海东青捕捉一展翅飞翔的天鹅为纹饰。[39]《金史》卷四三《舆服志》（下）谓金人之束带名吐鹘，“其刻琢多如春水秋山之饰”。这一记载可以与上述出土文物相互发明。杨伯达先生在对故宫博物院所藏的鹘攫天鹅、山林群鹿两类传世玉器进行系统鉴定之后，认为其中六件鹘攫天鹅玉和三件山林群鹿玉当属金代遗物，其生活基础是女真族的春水秋山，因此他将这两种玉佩分别定名为“春水”玉和“秋山”玉。[40]其中“春水”玉大多以花卉为背景，表现海东青攫天鹅的内容，与《金史》记载的“鹘捕鹅，杂花卉之饰”的服饰图案大致相同。
曾经在金朝生活多年的南宋归正人张棣，在他所著的《金虏图经》中记述了金帝的各色旗帜，其中有“鹰隼二”，即两面图案为海东青的旗帜。[41]估计这应该是金帝春水时的专用旗帜。另外据明人记载说：“今鼓吹中锁剌曲，有名《海东青扑天鹅》，音极嘹亮，盖象其声也。”[42]我想这首锁剌曲很可能是辽金时代的创作，因为明人没有这种生活基础。
对于金代的女真人来说，海东青已经成为他们生活常识的一部分。1973年，在西安碑林《石台孝经》碑中心石柱卯眼内发现十一件女真文书残页，据女真字专家金启孮先生研究的结果，判断它抄写的内容是供金代女真少年学习女真字的一种启蒙读物，时代当在金朝前期，很可能就是女真大字的创造者完颜希尹编纂的《女真字书》。[43]这些文书残页均为四字一句，内容涉及天文、地理、时序、动植物、日常用具等等生活常识，其中有一句是“鹰鹅海青”，[44]可见海东青在女真人的生活中占有一个什么样的位置。
金人常常习惯于用海东青来比拟人物，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海东青为人们所熟悉和看重的程度。如金章宗褒扬左司都事李仲略之明干，谓“仲略精神明健，如俊鹘脱帽”。[45]李纯甫《送李经》诗，有“髯张元是人中雄，喜如俊鹘盘秋空”之句。[46]《归潜志》卷三曰：“王郁飞伯，奇士也。……仪状魁奇，目光如鹘。”元好问《太原赠张彦远》诗云：“闲闲骑鲸去灭没，当年爱君俊于鹘。”[47]金末元初的女真人石君宝，在他创作的杂剧《紫云庭》中，也以“你个拏雁的海东青”来喻人。[48]值得注意的是，不仅仅是女真人，就连金代的汉族士人也对海东青如此垂注。
有学者认为，女真族的族称亦与海东青有关。“女真”一词的汉文译法有女真、女贞、虑真、诸申、朱理真等等，《三朝北盟会编》卷三曰：“女真，古肃慎国也。本名朱理真，番语（按即契丹语）讹为女真。”今天人们一般认为“朱理真”的译法比较接近“女真”一词的本音。根据金光平先生所拟定的语音，女真语中“东方”读作“zhul”，“海青”读作“shen”。[49]两词拼合到一起，读作“zhulshen”，与“朱理真”的读音相当接近。其意为“从东方大海飞来的海青”，即“东方之鹰”，汉语意译为“海东青”。因此，“女真”亦即“海东青”，这是女真人对其本民族的自称。[50]
如果不了解金朝的捺钵制度，我们恐怕很难理解像海东青这样一种猎鹰为什么会在女真人的心目中占有那么重要的地位。在女真人看来，海东青不仅仅只是一种禽兽而已，实际上它可能具有某种图腾的性质。
二、秋山考
辽代的“秋山”是秋捺钵的同义词，而金代的情况则有所不同。综合金代文献来看，“秋山”有广义、狭义之分，广义的“秋山”包括春水之外的一切围猎（或称田猎、畋猎）活动，金人所说的秋山大多是这种意思；狭义的“秋山”则专指秋猎而言，不过据我所见，只有《金史·章宗纪》里的“秋山”一词才是这样的概念，章宗朝九次秋猎，《章宗纪》均明确称之为“秋山”，这只能当做一种特例来看待。本文所说的秋山是指前一种概念。
广义的秋山实际上也可以大致分为夏、秋、冬三个单元，只是它们的时间界限远不如辽朝的四时捺钵那么分明，故没有夏捺钵、秋捺钵、冬捺钵之名。
“驻夏”（或称“坐夏”）是金代捺钵的主要内容之一。女真人不耐暑热，驻夏的主要目的就是为了避暑。《南迁录》曰：“炀王（即海陵王）既都燕，以亲王宗室上国人畏暑毒，到二月末遣归始兴沈州龙漠过夏，至八月回京。”[51]明昌四年（1193年），章宗欲赴金莲川驻夏，谓“朕欲巡幸山后，无他，不禁暑热故也”。[52]不过金朝皇帝的驻夏与辽朝的夏捺钵并不完全是一回事，从时间上来说，金朝的驻夏往往包括夏秋两季，因此也有人姑名之为“夏秋捺钵”。
山后是金代历朝皇帝驻夏的主要地区。山后、山前之称始于辽五代时期，辽代所谓的山后、山前是以阴山为界，山后即阴山之北，山前即阴山之南。金代山后、山前的概念与辽代有所不同，从宋金文献来看，山前、山后的地理范围大致是与燕、云相对应的，山前、山后的分界线是燕山；不过在金人的概念里，山后的地理范围还要更宽泛一些，似乎西北、西南路边堡以南地区皆可称山后，即大体包括整个西京路的范围。[53]
山后的炭山是辽朝传统的夏捺钵之地，其地在今河北省沽源县境内，契丹语称为“旺国崖”，《辽史》中又多称“陉头”、“凉陉”，都是指的这个地方。金代文献中通称此地为凉陉，凉陉的北面就是世宗以后固定的驻夏场所金莲川。金代自太宗时起就有在凉陉驻夏的记录，天会七年（1129年）二月太宗的《差刘豫节制诸路总管安抚晓告诸处文字》说：“今缘逆贼逃在江浙，比候上秋再举，暂就凉陉。”[54]说明是年太宗即驻夏于凉陉。
熙宗朝也主要在山后地区驻夏。天眷三年（1140年），熙宗指责左丞相完颜希尹说：“凡山后沿路险阻处令朕居止，善好处自作捺钵。”[55]但熙宗时期的驻夏有确切地点可考的只有两次。一次是天眷三年（1140年），是年四月，熙宗自上京前往燕京，六月，途经凉陉，在此驻夏。[56]另一次是皇统九年（1149年），《金史》卷二四《地理志》（上）在北京路临潢府下有注曰：“有撒里乃地，熙宗皇统九年尝避暑于此。”关于撒里乃地的所在，上引《地理志》记临潢府边堡曰：“东北自达里带石堡子至鹤五河地分，临潢路自鹤五河堡子至撒里乃，皆取直列置堡戍。……自撒里乃以西十九堡，旧戍军舍少。”按鹤五河堡子在今内蒙古科尔沁右翼中旗境内，从边堡走向来看，撒里乃当在其西南方向。可以肯定地说，它不属于山后的范围。
海陵一朝的驻夏见于明确记载者只有一次。天德四年（1152年）四月，“上自泰州如凉陉”，在此驻夏打围。[57]《海陵庶人实录》修于世宗大定间，着意于渲染海陵王的过恶，而于史实的记载颇嫌简陋，故海陵朝的春水秋山多缺乏记载。
金朝前期，女真宗室权贵也常驻夏于山后。天会七年（1129年），“是岁五月六日，粘罕将避暑于白水泊，谓（张）孝纯曰：‘公于此无治生事，俟某秋归，当还公于乡里。’”[58]左副元帅宗翰（即粘罕）时在云中（今山西省大同市），白水泊位于云中之北，在今天的内蒙古察哈尔右翼前旗境内，今称黄旗海。从天会三年（1125年）率军攻宋到天会十三年（1135年）入朝领三省事，左副元帅宗翰前后驻守云中达十一年之久，距此不远的白水泊大概是他一贯的驻夏之地。天会十年（1132年）夏，宗翰还曾在白水泊开科取士，详见下文。
凉陉也是女真贵族一个经常性的驻夏场所。早在天会五年（1127年），右副元帅宗望就曾经驻夏于凉陉，并死于此地。[59]天眷二年（1139年），“鲁国王挞懒罢都元帅，以四太子兀术代之，差吏部尚书亨作天使，就祁州问罪”。当时在祁州（治蒲阴，今河北省安国县）的挞懒与其诸子商议说：“虽夺我元帅府兵马，尚有本千户及强壮得力家人部曲，可从山后诈伪赴凉陉，往阙下，问因何罪如是罢权。”[60]从挞懒的话中可以看出，他大概曾多次在凉陉驻夏，所以欲以此为借口径赴朝廷。另有一条史料记载说：“绍兴九年，挞懒避暑于蔚州麻田大岭。”[61]蔚州属西京路，州治灵仙县（今河北省蔚县），本不在燕山之北，但当时人们一般也是将它视为山后的。天会二年（1124年）使金的马扩曾对金人说：“贵朝言定山后更别无经略，及至先交了蔚州，卻纵兵马夺取。”[62]
世宗时期以金莲川为固定的驻夏地点。金莲川一带属西京路辖区，其地在今内蒙古自治区正蓝旗和河北沽源县之间的滦河南岸，原名曷里浒东川，[63]其南面就是辽朝的夏捺钵地凉陉，契丹语称“旺国崖”，或作望国崖、尪国崖、王国崖等。世宗大定八年（1168年），“改旺国崖曰静宁山，曷里浒东川曰金莲川”。[64]《金史》卷二四《地理志》（上）曰：“曷里浒东川更名金莲川，世宗曰：‘莲者连也，取其金枝玉叶相连之义。’”金莲川之得名，是因为此地盛开艳丽的金莲花。据说在今天的滦河南岸，仍有一片东西长近十里、南北宽一至三里的草原，每到夏季便开满了金莲花，当地人称为“沙拉塔拉”，意为“黄色的平野”，亦即“金莲川”之意。[65]
世宗之所以选择金莲川作为驻夏捺钵之地，主要是因为这里的自然环境非常适宜于避暑。金人梁襄云：“金莲川在重山之北，地积阴冷，……气候殊异，中夏降霜。”[66]金莲川盛夏无暑，是由于海拔较高的缘故，据元好问说：“山后凉陉金莲川在都西州四百里而近，其地最高，夏至昼六十三刻，夜三十七刻。”[67]元人也有类似的记载：“上都本草野之地，地极高，甚寒。”[68]元上都开平城就建在金莲川，元朝皇帝每年夏天都要到此避暑。金莲川以其得天独厚的自然环境，成为辽金元三代的避暑胜地。
除了宜人的气候条件之外，世宗选择金莲川驻夏也还有其它方面的考虑。金莲川所在的滦河上游临近西北路边堡，是金朝控制漠北蒙古、塔塔儿等部的前哨阵地，其地理位置相当重要，章宗明昌六年（1195年）册静宁山（即旺国崖）山神为镇安公，册文谓其“南直都畿，北维障徼”，[69]就点出了它的重要性所在。世宗在此驻夏，实兼有巡边耀武、威慑北边各族的用意。自熙宗以来，漠北的蒙古等部时见侵扰，世宗时北疆尚不安靖。大定六年（1166年），世宗欲往凉陉驻夏，太子詹事兼谏议杨伯雄等人谏阻，世宗不听，“是年，至凉陉，徼巡果有疏虞”。[70]大概就在此后不久，谏议移剌子敬、右补阙粘割斡特剌、左拾遗杨伯仁共同提出一个建议：“车驾至曷里浒，西北招讨司囿于行宫之内地矣。乞迁之于界上，以屏蔽环卫。”世宗遂下诏曰：“招讨斜里虎可徙界上，治蕃部事；都监撒八仍于燕子城治猛安谋克事。”[71]金朝的招讨司皆置于北部边境地区，专领猛安谋克户和蕃部，不领州县民户。其中西北路招讨司寄治于西京路桓州，[72]桓州州治在金莲川西北约二十公里处（今遗址尚存），移剌子敬等人为保障行宫的安全起见，主张将西北路招讨司北迁至“界上”，这里说的“界上”，应该是指西北路边堡。世宗部分采纳了这个建议，令招讨使斜里虎北迁界上以治蕃部事，而招讨司都监撒八仍留燕子城治猛安谋克事，燕子城是在桓州设立的一处榷场。
如前所述，早在世宗之前，金太宗、熙宗、海陵王以及宗望、挞懒等人都曾驻夏于凉陉。世宗第一次驻夏凉陉是大定六年（1166年），是年夏，“上幸西京，欲因往凉陉避暑”，[73]遂于八月初至凉陉，但只作了短期停留。大定八年（1168年），世宗第二次赴凉陉，改曷里浒东川为金莲川、旺国崖为静宁山，大概就在此时确定以金莲川为固定的驻夏场所，并在金莲川以南的凉陉建立了驻夏行宫景明宫。《金史》曰：“景明宫，避暑宫也，在凉陉。有□□殿、扬武殿，皆大定二十年命名。”[74]景明宫的规模并不大，梁襄谏幸金莲川之文，谓“今行宫之所，非有高殿广宇城池之固。……所次之宫，草略尤甚，殿宇周垣唯用毡布”，[75]可见这是一座很简陋的建筑。不过从辽朝的捺钵来看，根本就没有什么像样的行宫，一般是用毡帐搭成的围幕，这正符合游猎民族的生活方式，本没有什么值得奇怪的地方，但在身为汉人的梁襄看来，这样的行宫就未免太过于简陋了。
世宗在位二十九年间，至少有十年驻夏于金莲川。[76]其中从大定十二年到二十二年，基本上是隔年一赴金莲川。在金莲川驻夏的时间一般为四至五个月，通常是
四、五月间由中都启程，九月返回，只有两次是在八月返回的。因此，从时间上来说，所谓的“驻夏”，实际上是跨有夏秋两季，既不同于辽朝的夏捺钵，也不同于辽朝的秋捺钵。
世宗朝虽以驻夏金莲川为常规，但也有两次例外。一次是大定十年（1170年），根据《金史》卷六《世宗纪》（上）的记载，是年五月至八月，世宗驻夏柳河川。柳河川无考。按大定十一年（1171年）正月世宗曾对宰执说过“往岁清暑山西”的话，[77]金莲川只能称为“山后”或“山北”，不能称为“山西”，称“山西”者必定是指河东，所以我估计世宗说的就是大定十年的事情，柳河川大概是在河东境内的某个地方。另外一次例外是大定二十五年（1185年）驻夏天平山、好水川。大定二十四年（1184年）三月，世宗北巡上京，次年五月自上京返回中都途中，“次天平山、好水川”；“七月，发好水川”。[78]《大金故鲁国大长公主墓志铭》曰：“世宗还自金源，清暑于好水。”[79]就是指的这件事。天平山、好水川地属北京路临潢府，位于今内蒙古扎鲁特旗境内。《金史》卷二四《地理志》（上）临潢府下小注云：“有天平山、好水川，行宫地也，大定二十五年命名。”这说明天平山和好水川都是世宗是年在此避暑时才改定的名称。
世宗时期在山后还有一处名为“草濼”的驻夏之地。大定九年（1169年）五月，世宗命太子允恭“避暑于草濼”，允恭奏曰：“远去阙廷，独就凉地，非臣子所安，愿罢行。”世宗说：“汝体羸弱，山后高凉，故命汝往。”[80]草濼的具体位置还有待考定。世宗本人是否曾在该地驻夏，也不得而知。
到了章宗时期，由于时势的变化，已很少到远离中都的山后去避暑了。章宗在位二十年，只有三年是在山后驻夏，其中的金莲川之行仅有一次而已。
早在世宗大定年间，因“车驾频年幸金莲川”，时任薛王府掾的梁襄就上疏反对，谓金莲川远在山后极边之地，无高城峻池之固，非帝王临幸之所，“议者谓往年辽国之君，春水秋山、冬夏捺钵，旧人犹喜谈之，以为真得快乐之趣，陛下效之耳。臣愚以谓三代之政今有不可行者，况辽之过举哉。且本朝与辽室异，辽之基业根本在山北之临潢，……我本朝皇业根本在山南之燕，岂可舍燕而之山北乎”。因此他建议世宗就近在中都周边州县驻夏畋猎。[81]世宗读了此疏，当年曾为之辍行，但以后仍频频前往金莲川捺钵。梁襄的意见代表了汉族官僚对女真人游猎生活旧习的一种反动，但对于竭力维护女真文化传统的金世宗来说，这种意见恐怕是不中听的。
章宗时，一方面由于女真族的汉化程度已深，另外更重要的一个原因，乃是因为北部边境外患的严重，于是在朝廷臣僚中反对游幸金莲川的呼声越来越高。金朝与漠北鞑靼诸部的战争是明昌六年（1195年）爆发的，但是此前数年间已经边患频生。明昌四年（1193年）夏，章宗“将幸景明宫”，御史中丞董师中、侍御史贾铉等极力谏阻，“以谓‘劳人费财，盖其小者，变生不虞，所系非轻。……今边鄙不驯，反侧无定，必里哥孛瓦贪暴强悍，深可为虑”，又谓“今都邑壮丽，内外苑囿足以优佚皇情，近畿山川飞走充牣，足以阅习武事，何必千车万骑，草居露宿，逼介边陲，远烦侦候，以冒不测之悔哉”。[82]时谏官许安仁、路铎也上疏反对，谓“金莲千里之外，邻沙漠，隔关岭，万一有警，何以应变？此不可不虑也”。[83]在这种情势下，章宗不得不打消了到金莲川驻夏的念头。次年四月，章宗“复欲如景明宫”，朝廷内外仍是一片反对之声，礼部尚书张暐、御史中丞董师中、右谏议大夫贾益谦等皆上疏极谏，“语多激切”，但章宗执意前往，结果终于成行。[84]
这是金帝最后一次驻夏金莲川。次年，漠北阻叛金，从此战事频仍，毗邻边地的金莲川当然也就不宜于优游消暑了。及至卫绍王大安元年（1209年），金莲川的驻夏行宫终于被入侵的蒙古人一把大火焚毁。是年二月十三日，南宋臣僚向宋宁宗报告说：“近日闻北边为鞑靼侵扰，已焚了凉亭、金莲川等处，去燕山才六七百里。昨日贺正人使回，言与所闻亦略同。”[85]宋人所说的“凉亭”大概是“凉陉”之讹。元初陈孚《金莲川》诗，有“昔人建离宫，今存但古瓦”句，[86]写的就是金莲川被焚后的情况。
章宗时期在山后的另一所驻夏行宫是西京路宣德州龙门县的泰和宫（后改称庆宁宫）。泰和二年（1202年），章宗第一次在泰和宫驻夏。是年五月戊申，“如泰和宫。辛亥，初荐新于太庙。壬戌，谕有司曰：‘金井捺钵不过二三日留，朕之所止，一凉厦足矣。若加修治，徒费人力。其藩篱不急之处，用围幕可也。’甲子，更泰和宫曰庆宁，长乐川曰云龙。……八月丁酉，还宫”。[87]《中州集》卷首载有章宗一首题为《云龙川泰和殿五月牡丹》的七绝，诗云：“洛阳谷雨红千叶，岭外朱明玉一枝。地力发生虽有异，天公造物本无私。”所谓“泰和殿”即泰和宫。诗题既称“泰和殿”，当是泰和二年第一次驻夏泰和宫时所作。
泰和宫所在的龙门县位于今河北省赤城县西南，地处燕山之北，也属于金代的山后地区。《金史》卷二四《地理志》（上）龙门县下注明：“有庆宁宫，行宫也，泰和五年以提举兼龙门令。”据《金史》卷五六《百官志》（二）记载，庆宁宫置有提举司，提举为正七品，《地理志》所谓“以提举兼龙门令”，即此。值得注意的是，章宗泰和二年的此次行动也遭到朝臣的反对，《金史》卷九六《李愈传》曰：“泰和二年春，上将幸长乐川，愈切谏曰：‘方今戍卒贫弱，百姓骚然，三叉尤近北陲，恒防外患。兼闻泰和宫在两山间，地形狭隘，雨潦遄急，固不若北宫池台之胜，优游闲适也。’上不从。”这里所说的“三叉”和上文提到的“金井”，都是为了在泰和宫驻夏围猎的需要而设有捺钵（小型行宫）的地方，其准确的地理位置虽不可考，但肯定都在泰和宫周边的行猎区域之内。《金史》卷九八《完颜纲传》载：明昌间，“诏三叉口置捺钵，纲上疏谏，疏中有云‘贼出没其间’，诏尚书省诘问，所言不实，章宗以纲谏官，不之罪”。根据这条史料可以知道，大概从明昌后期开始，章宗就着手在龙门县经营一处新的驻夏场所。由于北边形势的变化，到金莲川驻夏显然已不合时宜，龙门县大致处于中都和金莲川的中途，与北部边境还有相当一段距离，所以章宗选择了这个地方。
章宗第二次驻夏庆宁宫是泰和五年（1205年）五月至闰八月，[88]这也是章宗最后一次到山后捺钵。由于北边局势不靖，加上朝廷群臣的一再反对，章宗朝大多数年份只在中都郊外避暑。中都城郊规模最大的一所离宫是万宁宫，[89]《金史》云：“京城北离宫有太宁宫，大定十九年建。后更为寿宁，又更为寿安，明昌二年更为万宁宫。……有琼华岛。”[90]万宁宫在金中都城东北郊，即今北京北海公园一带，其中的琼华岛也就是今日北海公园之琼岛。元好问说：“寿宁宫有琼华岛，绝顶广寒殿。”[91]琼华岛上的广寒殿是金代中后期著名的避暑胜地，耶律铸《龙和宫赋》“布金莲于宝地，散琼华于蓬邱”句下有注曰：“金莲川即山北避暑宫，琼岛即山南避暑宫。”[92]这里说的“山北”、“山南”与“山后”、“山前”是同一个意思，将琼岛与金莲川相提并论，可见它当时主要是以避暑胜地而著称。万宁宫自大定十九年（1179年）落成后，世宗除了去金莲川避暑之外，其馀各年均在万宁宫度夏。章宗时期，除明昌五年及泰和二年、五年到山后避暑外，其它多数年份也都在万宁宫避暑，一般是三四月前往，八月返回。此外有时也去中都西北郊的玉泉山行宫或香山行宫度夏。
必须指出的是，世宗、章宗时期在中都城郊离宫的度夏与其在山后的驻夏具有不同的性质，不能列入捺钵的范围。因为在山后驻夏还包括相应的围猎活动，即所谓的“秋山”，而在中都郊外的度夏仅仅是避暑而已。历代帝王孰无离宫别馆，我们当然不能将帝王的一切出行都视为捺钵，这里应该有一个明确的界限。
秋山是驻夏的一项重要活动。虽名之曰“秋山”，其实未必以山为主，如山后驻夏的主要围猎场所就是草原，金莲川、云龙川都是如此。实际上，驻夏金莲川的说法是不够准确的，王恽谓“金人驻夏金莲、凉陉一带”，[93]比较接近事实；准确的说法应该是：驻夏于凉陉的景明宫，秋山于金莲川。庆宁宫（泰和宫）和云龙川（长乐川）的关系也是这样，前者是驻夏行宫，后者是秋山的场所。
关于金莲川和云龙川的秋山情况，金人诗文中有所反映。金末人杨果《羽林行》有曰：“当时事少游幸多，御马御衣尝得赐。年年春水复秋山，风毛雨血金莲川。归来宴贺满宫醉，山呼摇动东南天。”[94]这里描述的是世宗、章宗时代在金莲川秋山的情形。又赵秉文有诗赋云龙川秋山：“一望金莲五色中，离宫风月满云龙。向来菡萏香销尽，何许蔷薇露染浓。秋水明边罗袜步，夕阳低处紫金容。长扬猎罢回天仗，万烛煌煌下翠峰。”此诗见于《闲闲老人滏水文集》卷七，诗题作《金莲川》，但我以为这个题目恐怕是被后人误题的。赵秉文是大定二十五年（1185年）进士，扈从春水秋山是泰和间任职翰苑时的事情，此时章宗早已不到金莲川驻夏，而先后两次驻夏于泰和宫，“离宫风月满云龙”句可以证明此诗是咏云龙川秋山的，“一望金莲五色中”不过是说云龙川也有金莲花罢了，大概这就是此诗被后人误解误题的原因。
秋山围猎以射鹿为主，故赵秉文有“春水围鹅秋射鹿”的说法。[95]猎鹅、射鹿分别是金代春水、秋山的象征，《金史》记载金人服制说：“其从春水之服则多鹘捕鹅，杂花卉之饰；其从秋山之服则以熊鹿山林为文，其长中骭，取便于骑也。”[96]上文谈到经杨伯达先生鉴定的金代“秋山”玉，其图案即为山林群鹿。女真人以善于诱猎麋鹿著称，有关早期女真人的记载称其“以桦皮为角，吹作呦呦之声，呼麋鹿，射而啖之”。[97]赵秉文有《呼群鸣鹿图》诗二首，专门描述秋山时呼鹿射猎的情形，其一云：“麑班剥落错古锦，麚角轮囷生肉芝。呦呦谁见群呼态，忆在秋山扈从时。”其二云：“霜林枫叶动秋山，谁道呦呦物性闲。同类呼群更媒祸，世间何处不黄间。”[98]梁襄谏幸金莲川疏谈到了围猎鹿群的一些情况：“臣又闻，陛下于合围之际，麋鹿充牣围中，大而壮者才取数十以奉宗庙，馀皆纵之，不欲多杀。”[99]
但鹿并不是秋山的唯一猎物。《金史》有“章宗秋山射中虎”的记载。[100]元好问《续夷坚志》卷三“猎犬”条曰：“泰和五年，道陵（即章宗）猎云龙川。兴州产犬，宗室咬住进数犬，云可备射虎。上因令试之。”猎虎原是辽朝冬捺钵的主要内容之一，金代秋山猎虎大概属于一种随机行为，所以记载不多。又章宗明昌五年（1194年）金莲川秋山，“七月戊辰，猎于豁赤火，……获黄羊四百七十一”。[101]可见秋山围猎对于猎物并没有什么限定，只不过因为鹿是最为常见的一种猎物，所以射鹿才成为秋山的象征。
除了驻夏期间的秋山围猎之外，秋冬季节的其他围猎活动也属于秋山的内容。熙宗、海陵时期，秋冬围猎还没有形成制度，首先是没有世宗以后“秋猎”、“冬猎”或“秋山”之类的名目，其次时间也很随意，从秋九月直到来年的春二月，都有出猎的记录。熙宗时甚至可能还没有围场制度，时任翰林待制的程寀描述他所见到的围猎情况说：“臣幸得近清光，从天子观时畋之礼。比见陛下校猎，凡羽卫从臣无贵贱皆得执弓矢驰逐，而圣驾崎岖沙砾之地，加之林木丛郁，易以迷失。是日自卯及申，百官始出沙漠，独不知车驾何在。瞻望久之，始有骑来报：‘皇帝从数骑已至行在。’”熙宗的围猎活动毫无规范，简直有如儿戏。因此程寀建议说：“后若复猎，当预戒有司，图上猎地，具其可否，然后下令清道而行。择冲要稍平之地，为驻跸之所，简忠义爪牙之士，统以亲信腹心之臣，警卫左右。俟其麋鹿既来，然后驰射。仍先遣搜阅林薮，明立标帜，为出入之驰道。”[102]但这些建议当时并未得到采纳。
世宗、章宗时代的秋冬围猎可以说完全制度化了。关于秋猎的名目，《金史》里有不同的叫法，《世宗纪》均称为秋猎，而《章宗纪》则一概称为秋山，其实两者完全是同一个意思。为避免概念的混淆，本文通称为秋猎。秋猎的时间一般在
九、十月间，世宗称“重九出猎，国朝旧俗”，[103]自大定三年（1163年）以后，秋猎多在重九日开始出行，但偶尔也有始于八月的。世宗朝有十三次秋猎的记录，每次少则十馀日，多则二十馀日。章宗朝秋猎九次，每次约一个月左右。
冬猎的名目在金代文献中没有歧异。冬猎的时间在十至十二月之间，或自十月至十一月，或自十一月至十二月，个别年份也有晚至十二月才出猎的。每次冬猎时间长短为十馀日至二十馀日不等。除此之外，还有一种特殊的冬猎活动，即腊日的冬猎。《金史》卷六《世宗纪》（上）载，大定三年（1163年）“十二月丁丑，腊，猎于近郊，以所获荐山陵，自是岁以为常”。章宗泰和二年（1202年）以前，金朝一直自认本朝德运为金德，故例于十二月丑日行腊祭，[104]自大定三年始，每年的腊日出猎于中都近郊，成为一种例行活动。这种冬猎有其特殊的目的和意义，且每次仅有一日而已，与春水秋山不可相提并论。
自金朝迁都中都后，秋冬围猎均在中都旁近的州县进行。大定九年（1169年），宋人楼钥随舅父贺正旦使汪大猷出使金朝，是年十二月，“初至望都，闻国主近打围曾至此，自后人家粉壁多标写禁约，不得采捕野物，旧传为禁杀下令，至此乃知燕京五百里内皆是御围场，故不容民间采捕耳”。[105]金朝为了秋冬围猎的需要，规定中都五百里内为禁猎区，不许百姓捕猎，宋人因不知底细，故曾误以为是因为禁止杀生的缘故而作此规定的。大定十年（1170年）使金的范成大，在其纪行诗《卢沟》诗题下有注曰：“去燕山三十五里。虏以活雁饷客，积数十只，至此放之河中，虏法五百里内禁采捕故也。”[106]这和楼钥的记载是完全一致的。依据这个规定，我们可以将中都周边五百里地界视为秋冬围猎的大致范围。[107]从《金史》的记载来看，距中都最远的一次围猎活动是章宗明昌元年（1190年）的冬猎，远至深州饶阳（今河北饶阳县）。[108]但经常性的围猎地区还是毗邻中都的一些州县，如蓟州（治今河北省蓟县）、顺州（治今北京市怀柔县）、霸州（治今河北省霸县）、保州（治今河北省保定市）、安肃州（治今河北省徐水县）等地。
宣宗迁都开封后，河南人夥地少，“凡有闲田及逃户所弃，耕垦殆遍”，[109]然而即便是在这种情况下，仍旧规定开封周围百里之内为皇家围场，直到金朝临近亡国时才明令废除猎地。王鹗《汝南遗事》卷四《总论》在列举哀宗德政时，有曰“罢猎地以裕民”，注曰：“旧制，附京百里禁捕猎，扈逻官军所至骚扰。正大五年敕令罢之。”《金史》卷一七《哀宗纪》（上）则将此事记在正大六年（1229年）十二月：“罢附京猎地百里，听民耕稼。”这表明南渡以后，虽然捺钵制度已不复存在，但秋冬季节的围猎大概仍是一项例行的活动。
围猎是女真人最喜爱的一项传统活动。金太祖完颜阿骨打曾对宋使马扩宣称：“我国中最乐无如打围。”[110]即便在女真人入居中原后，仍旧乐此不疲。南宋归正人张棣对此有详细的记述：“虏人无它技，所喜者莫过于田猎。昔都会宁之际，四时皆猎焉。至亮徙燕，以都城之外皆民田，三时无地可猎，候冬月则出，一出必逾月，后妃、亲王、近臣皆随焉。每猎，则以随驾之军密布四围，名曰围场。待狐、兔、猪、鹿散走于围中，虏主必射之，或以雕鹰击之，次及亲王、近臣。出围者许人捕之。饮食随处而进，或与亲王、近臣共食。遇夜，则或宿于州县，或宿于郊野无定。亮以子光英年十二获獐，取而告太庙。裒立尤甚，有三事令臣下谏：曰饭僧，曰作乐，曰围场。其重田猎也如此。”[111]按此处“裒”当为“褎”之误，完颜褎即金世宗完颜雍之原名。[112]从《金史》中看，世宗朝的围猎活动实际上还是相当频繁的。章宗即位以后，严重干扰农业生产的围猎活动遭到了汉族官僚越来越强烈的反对，甚至连有的女真官僚也对此持批评态度。章宗大定二十九年（1189年）六月，“修起居注完颜乌者、同知登闻检院孙铎皆上书谏罢围猎”；同年九月，章宗猎于中都近郊，“监察御史焦旭劾奏太傅克宁、右丞相襄不应请车驾田猎”；十月，平章政事张汝霖“谏止田猎”。[113]在这种情况下，章宗不得不对女真人的围猎活动稍加约束。明昌元年（1190年）正月，“制诸王任外路者许游猎五日，过此禁之，仍令戒约人从，毋扰民”；二月，“遣谕诸王，凡出猎毋越本境”；明昌三年（1192年）二月，“敕猛安谋克许于冬月率所属户畋猎二次，每出不得过十日”。[114]对于违禁的女真贵族，有时甚至给予严厉的处分，如章宗从父豫王永成明昌间判真定府事，“坐率军民围猎，解职”，章宗赐诏称：“偶因时猎，颇扰部民，法所不宽，宪台闻上。”[115]尽管如此，上述禁令似乎仍不过是具文而已，如宣宗贞祐三年（1215年）九月，“以秋稼未获，禁军官围猎”，[116]值得注意的是，类似的记载在《金史》中屡见不一见，这说明女真人的围猎活动是禁而不止的。直到哀宗时，还有这样的记载：正大四年（1227年）十月，“外台监察御史谏猎，上怒，以邀名卖直责之”。[117]反对围猎的意见并不能阻止哀宗的围猎活动，即便是在金朝危在旦夕的时候。由此可见女真人对围猎的迷恋之深，用心之执著。
金朝的秋山围猎，除了娱乐和避暑之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目的，就是借此操习骑射。女真是一个马上民族，金朝前期，女真人“止以射猎、打围便为战阵，骑射、打毬阅习轻锐”。[118]在对辽宋两国的战争中，女真人表现出极强的战斗力。但金代中期以后，女真的汉化逐渐加深，从而导致其传统尚武精神的沦丧。世宗曾对兵部郎中高通说：“女直旧风，凡酒食会聚，以骑射为乐。今则弈棋双陆，宜悉禁止，令习骑射。”[119]大定八年（1168年）选女真人为侍卫亲军，而“其中多不能弓矢”。[120]大定十年（1170年）三月，“宋、高丽、夏遣使来贺。丙辰，上因命护卫中善射者押赐宋使射弓宴，宋使中五十，押宴者才中其七”。[121]这并不是一次偶然的输赢。大定间，太子允恭曾上奏说：“每遣奉使入宋国，朝射往往不胜，有损国威，今后使人射不胜者乞加罪。”[122]金朝以武立国，骑射本是女真人最擅长的技艺，如今竟不敌宋人。
这种情况使女真统治者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世宗、章宗都曾采取某些措施来倡导和敦促女真人习武，其中就包括围猎活动。大定间，朝廷臣僚向世宗进谏说：“陛下为天下主，系社稷之重，又春秋高，围猎击毬危事也，宜悉罢之。”世宗明确回答说：“朕以示习武耳。”[123]梁襄亦谓世宗“远幸金莲，至于松漠，名为坐夏打围，实欲服劳讲武”。[124]世宗不但自己亲为倡导，而且也很看重一般女真百姓的围猎活动，大定二十六年（1186年）十月，他对宰执说：“西南、西北两路招讨司地隘，猛安谋克人户无处围猎，不能闲习骑射。”[125]在世宗看来，围猎对于女真人乃是一项必不可少的活动，其目的就是为了“闲习骑射”。章宗也试图采取各种办法使女真人保持骑射之长技，大定二十九年（1189年）十二月，“谕有司，女直人及百姓不得用网捕野物，及不得放群雕枉害物命，亦恐女直人废射也”。[126]自世宗大定间创立女真进士科以来，女真人竞趋此途，越来越多地丧失了其传统的尚武精神，章宗为了对这种趋势加以遏制，特地规定在女真进士的考试内容中加射试箭。明昌间，“令猛安谋克举进士，试以策论及射，以定其科甲高下”；[127]承安三年（1198年）又进一步明确规定：“女直人以年四十五以下，试进士举，于府试十日前，委佐贰官善射者试射。”[128]这些措施与世宗倡导围猎的用心是完全一致的。
三、总论
金朝的捺钵虽然不像辽朝那样始终是国家的政治中心，但春水秋山在金代政治生活和社会生活中的重要性也是不可忽视的。金朝诸帝一年之中往往有半年以上的时间不住在都城里，而所谓的春水秋山当然也并不只是娱乐嬉戏而已。金朝皇帝的春水秋山，就其扈从队伍的规模来说，可谓相当可观。大定间，梁襄谏幸金莲川曰：“方今幅员万里，惟奉一君，承平日久，制度殊异，文物增广，辎重浩穰，随驾生聚，殆逾于百万。如何岁岁而行，以一身之乐，岁使百万之人困于役、伤于财、不得其所，陛下其忍之欤？”[129]我想梁襄的说辞肯定有某种程度的夸张成分，即使把沿途供役的百姓都算在内，恐怕也不会“逾于百万”。章宗明昌四年（1193年），御史中丞董师中等谏幸景明宫，谓扈从者“口以万数”，[130]大概是比较接近事实的。即便是这数万人的扈从，也是一支浩浩荡荡的庞大队伍。在中都周边州县进行的秋猎和冬猎，时间既短，扈从规模也小得多，如世宗时的秋猎，一般是“扈从军二千”。[131]
春水秋山，秋冬围猎，后妃必随侍于侧。如熙宗太子济安为悼平皇后所出，而《金史》谓“济安皇统二年二月戊子生于天开殿”。[132]据《金史》卷四《熙宗纪》，皇统二年（1142年）二月丁卯至三月辛丑，熙宗在爻剌天开殿春水，太子济安既生于此，说明当时悼平皇后也在爻剌。又《金史》卷六四《后妃传》（下）《世宗元妃李氏传》记载说：“大定二十一年二月，上如春水，次长春宫。戊子，妃以疾薨。”世宗在位近三十年，始终没有立过一位皇后，元妃李氏“下皇后一等，在诸妃上”，实际上具有皇后的地位，世宗是年春水于滦州石城县长春宫，随行的元妃李氏即卒于此。以上二事都反映了后妃扈从春水的事实。又张棣记海陵时的冬猎情况，谓“一出必逾月，后妃、亲王、近臣皆随焉”。[133]
太子和诸皇子一般也要扈从春水秋山，尤其是太子更是经常随同皇帝出行。如大定间，太子允恭“事世宗，凡巡幸西京、凉陉，及上陵、祭庙，谒衍庆宫，田猎观稼，拜天射柳，未尝去左右”。[134]刘迎时为太子司经，“显宗（即太子允恭）特亲重之。（大定）二十年，从驾凉陉，以疾卒”。[135]刘迎之卒于凉陉，就是因为当时太子允恭正在金莲川扈从世宗捺钵的缘故。允恭之子金章宗即出生在金莲川，《金史》卷九《章宗纪》（一）载：章宗“小字麻达葛，显宗嫡子也。……大定八年，世宗幸金莲川，秋七月丙戌，次冰井，上生。翌日，世宗幸东宫，宴饮欢甚，……又谓司徒李石、枢密使纥石烈志宁等曰：‘朕子虽多，皇后只有太子一人。幸见嫡孙又生于麻达葛山，朕尝喜其地衍而气清，其以山名之。’”麻达葛山是女真语的译名，因章宗生于此山，世宗遂以“麻达葛”为章宗命名。《金史》卷二四《地理志》（上）西京路抚州下有注曰：“有麻达葛山，大定二十九年更名胡土白山。”麻达葛山之更名，显然是由于章宗在这年正月即了帝位，所以要避其名讳。章宗出生于麻达葛山的事实，说明当时太子允恭及其妻室都在金莲川扈从世宗捺钵。除了太子之外，诸皇子也常常随同皇帝出行，大定间，参知政事梁肃谏“四时畋猎”，世宗向他解释说：“朕诸子方壮，使之习武，故时一往尔。”[136]《金史》中还可以见到一些诸皇子扈从春水的记录。
金朝皇帝的春水秋山，动辄历时数月，在此期间，国家权力机构便随同皇帝转移到行宫。故每当皇帝出行时，自左右丞相以下的朝廷百官大都要扈从前往。大定二十二年（1182年）七月，世宗在金莲川捺钵，“宰臣奏事，上颇违豫，宰臣请退，上曰：‘岂以朕之微爽于和，而倦临朝之大政耶。’使终其奏”。[137]世宗临朝听政的地方，就是凉陉的景明宫。明昌四年（1193年）十月，章宗在滦州石城县秋山，“谕旨尚书省曰：‘海壖石城等县，地瘠民困，……至还京当定议以闻。’”[138]可见是时尚书省即在石城县的秋山行宫。赵秉文有《题移剌右丞画双鹿》诗二首，其二云：“当年扈从直长杨，想见秋山槲叶黄。沙外小滩圆似月，眼明双鹿噍斜阳。”[139]移剌右丞是指章宗时任尚书右丞的移剌履，这首诗描述了移剌履扈从秋山的情景，“长杨”即汉代行宫长杨宫，此处用以代指章宗秋山行宫。但值得注意的是，有些时候，秋冬围猎似乎并没有百官扈从，如海陵王天德三年（1151年）正月，“上出猎，宰相以下辞于近郊”。[140]与春水驻夏相比较，这种围猎活动一般来说有两个特点，一是没有固定场所，二是处于不断的运动之中。[141]在这种情况下，朝廷百官处理政务当然很不方便，所以“宰相以下”不从海陵出猎也是可以理解的。不过类似这种情况在金代文献中缺乏更多的记载，不知是否属于偶然现象。
除了朝廷大臣外，扈从皇帝出行的还有翰林院属官。据金人记载称，王庭筠“泰和元年复翰林修撰，扈从秋山，应制赋诗至三十馀首，宠眷优异”。[142]同样在泰和年间任翰林修撰的赵秉文，曾经多次扈从春水秋山，在他的《闲闲老人滏水文集》中留下了不少有关的诗文。另外，掌修起居注的官员是春水秋山必不可少的扈从，史载大定七年（1167年）九月乙酉，“秋猎；庚寅，次保州；诏修起居注王天祺察访所经过州县官”。[143]金代的起居注制度始创于熙宗时，修起居注官员扈从春水秋山大概也由来已久了。
当然，金朝诸帝捺钵时，势必还会有一些朝廷官员留守都城。大定二十一年（1181年）二月，世宗春水于滦州石城县长春宫，元妃李氏病逝于此，“皇太子及扈从臣僚奉慰于芳明殿，……留守官平章政事唐括安礼、曹王允功等上奉慰”。[144]金代官制，“自尚书令而下，左右丞相、平章政事二人为宰相，尚书左右丞、参知政事二人为执政官”。[145]平章政事为从一品，位居左右丞相之下，按金代惯例亦属宰相，是年留守中都的最高官员就是平章政事唐括安礼。但以平章政事为留守官大概并非定制，如大定六年（1166年）世宗赴凉陉驻夏，即以御史大夫李石留守中都。[146]依照惯例，留守官员每隔若干天要向皇帝上表问候起居，《金史》云：“故事，凡行幸，留守中都官每十日表问起居。”世宗大定六年（1166年），“上以使传频烦，命二十日一进表”。[147]但章宗明昌六年（1195年）十月却又有这样的记载：“以岁幸春水、秋山，五日一进起居表，自今可十日一进。”[148]从上述记载来看，大概最初规定十日一进起居表，大定六年后改为二十日一进，后来又一度改为五日一进，至明昌六年仍改为十日一进。除了留守官员之外，留居皇宫的妃嫔也要另行上表问候起居。《闲闲老人滏水文集》卷一○有《车驾幸庆宁宫皇妃起居表》二首和《百官起居表》一首，是泰和五年（1205年）八月章宗驻夏庆宁宫（泰和宫）时，由赵秉文代作的表文。[149]其中《皇妃起居表》谓“妾留侍掖廷，阻趋行阙”云云，其内容是很清楚的。
金朝的捺钵之制，使得春水秋山行宫成为处理国家内政外交的重要场所。熙宗时的汉制改革，其中部分内容就是在爻剌春水行宫进行的。天眷二年（1139年）二月乙未至五月乙巳，熙宗春水于爻剌，“三月丙辰，命百官详定仪制”；“四月甲戌，百官朝参，初用朝服”。[150]一般认为，上述事件是熙宗汉制改革完成的标志。另外，宋金两国的绍兴和议也是在爻剌春水行宫签订的，据《金史》卷四《熙宗纪》记载：皇统二年（1142年）二月二十七日，“宋使曹勋来许岁币银绢二十五万两、匹，画淮为界”，正式签订了绍兴和议。而这年的二月三日至三月八日，熙宗一直住在爻剌的春水行宫天开殿。南宋方面的史料也记载说：“签书枢密院事何铸、知閤门事曹勋至金国，见亶（即金熙宗）于春水开先殿。”[151]这条史料可以与《金史》的记载相印证，惟“开先殿”为“天开殿”之误。[152]
在春水秋山行宫进行的外交活动，还可以举出两个例子。大定十年（1170）闰五月，世宗驻夏柳河川，“时夏国任得敬胁其主李仁孝，使上表，请中分其国”，世宗“诏不许，并却其贡物”。[153]世宗接待夏国使臣的地方，就是柳河川的驻夏行宫。又泰和四年（1204年）正月，章宗春水于遂州遂城县光春宫，“时高丽国王王晫没，嗣子韺遣使来告哀”。[154]因为章宗住在光春宫，所以高丽使臣径赴行宫告哀。
金朝初年，甚至还在驻夏行宫举行过科举考试。熙宗天眷三年（1140年）以前，金朝的科举制度很不规范，多为权宜之制，表现为时间、地点皆不固定，考试程序也比较简单，有时只有一级考试，而且熙宗以前的科举取士往往由统兵的元帅府操纵，如天会十年（1132年）的西京白水泊榜就是由左副元帅宗翰主持的。据宋人记载说：“是夏，金左副元帅宗维（即宗翰）之白水泊避暑，试举人以词赋，得胡砺以下。……是举也，宗维谕主司勿取中原人；砺，磁州人，与知制诰韩昉善，用燕山贯得之。”[155]《大金国志》也有关于此事的记载：“是岁，胡砺之馀，中原人一例黜之，故少年有作赋讥者，其略云：‘草地就试，举场不公，北榜既出于外，南人不预其中。’”[156]“草地”就是指的白水泊（在今内蒙古自治区察哈尔右翼前旗境内），宗翰曾经多次在此驻夏。上述宋人记载，可以在金代文献中得到印证，金末李世弼《登科记序》曰：“金天会元年始设科举，有词赋，有经义。……词赋于东西两京，或蔚、朔、平、显等州，或凉廷试，试期不限定月日，试处亦不限定州府。”[157]这段文字记载的是金初科举取士的情况，文中说的“凉廷试”可能就是指的天会十年西京白水泊榜。
金代历朝皇帝的春水秋山，以及女真人经常而又普遍的围猎活动，给当时的农业社会带来了一些不利影响，其中的受害者主要是广大的汉族人民。
春水秋山的扈从队伍极为庞大，动辄数以万计，所须之物例皆取之民间，而且沿途百姓还须负担沉重的力役，虽屡有免除被役百姓赋役的诏令，却也无济于事。大定二十二年（1182年）三月，“谕户部：今岁行幸山后，所须并不得取之民间，虽所用人夫，并以官钱和雇，违者杖八十，罢职”。[158]但这样的规定并不具有普遍性。春水秋山，扈从扰民，也是一个司空见惯的现象，元好问谓章宗泰和间秋山，“车驾所经，居民为近侍所扰，无所于诉”，[159]冯延登有“田翁太息论三害，猎骑俄惊见一斑”的诗句，[160]都反映了这方面的问题。春水秋山的庞大扈从队伍，所至之处，粮食供应往往发生危机，明昌四年（1193年）朝廷臣僚谏幸金莲川曰：“西、北二京，临潢诸路，比岁不登。加以民有养马、签军、挑壕之役，财力大困，流移未复，米价甚贵，若扈从至彼，又必增价。日籴升合者口以万数，旧籍北京等路商贩给之，倘以物贵，或不时至，则饥饿之徒将复有如曩岁，杀太尉马、毁太府瓜果、出忿怨言、起而为乱者矣。”[161]这段话透露了这样一个消息：大概在章宗明昌初年，春水秋山的扈从队伍曾因粮食供应短缺而发生过骚乱。另外还有记载表明，在冬猎的时候曾不止一次发生过冻死人的事情。章宗明昌间，“车驾东狩，是岁大寒，人有冻死者”；[162]又承安三年（1198年）冬猎，“猎于酸枣林，大风寒，罢猎，冻死者五百馀人”。[163]一次冬猎竟冻死五百馀人，显然不是一桩无关紧要的小事。
春水秋山、秋冬围猎所引起的更严重的后果，是女真人与汉人的土地争端。自世宗大定初年起，为了解决女真人的贫困化问题，金朝屡次进行大规模的括地运动，即括取汉人耕种的良田分配给猛安谋克户。因此女真人与汉人的土地争端就成为金代中后期民族矛盾的焦点问题，春水秋山、秋冬围猎对土地的大量需求，在很大程度上加剧了这一矛盾。《金史》中屡见“禁侵耕围场地”的诏令，正是由围猎活动而引起土地争端的明确迹象。大定间，右谏议大夫移剌子敬“言山后禁猎地太广，有妨百姓耕垦”。[164]山后专供秋山围猎使用的猎地不只是禁止百姓捕猎，也不允许百姓耕种。从中都前往各地春水秋山的沿途地区，还要辟出专用牧地，以供来回途中牧放马群。大定十一年（1171年），世宗对宰执说：“往岁清暑山西，近路禾稼甚广，殆无畜牧之地，因命五里外乃得耕垦。”[165]大定二十年（1180年）夏，世宗赴金莲川驻夏，“谕有司曰：‘白石门至野狐岭，其间淀濼多为民耕植者，而官民杂畜往来无牧放之所，可差官括元荒地及冒佃之数。’”[166]相对于金代帝王的春水秋山来说，广大女真百姓的围猎活动对土地的侵蚀也许是一个更大的问题。《金史》卷六六《完颜齐传》曰：“先是，复州合厮罕关地方七百馀里，因围猎，禁民樵捕。齐言其地肥衍，令赋民开种则公私有益。上然之，为弛禁。即牧民以居，田收甚利，因名其地曰合厮罕猛安。”复州在辽东半岛，自唐以来就已是农业区域，而这里居然有多达七百馀里的耕地被划为女真人的围场。从上述引文可以看出，在大定间弛禁以前，这里不仅仅是“禁民樵捕”而已，大概也是不许百姓耕种的。这条史料所提供的信息表明女真人的围场对土地的侵蚀可能是相当严重的。
与契丹的四时捺钵相比较，金朝的捺钵在制度化和规范性方面不如辽朝，这主要是因为女真人和契丹人生活方式不同。辽代的契丹人大多仍保持着传统的游牧生活方式，他们一年四季必须适时地更换畜牧地，辽朝皇帝的四时捺钵就是这种生活方式的一个标本。与生活在西拉木伦河流域草原地带的契丹人不同，女真人在建国之前主要从事于狩猎和农耕，而金朝建立后，女真族基本已进入农业社会，金代的捺钵只是女真人传统渔猎生活方式的象征性保留。因此我们不难理解，为什么金朝捺钵的季节性不像辽朝那么分明，时间规定不像辽朝那么严格。当然，金朝捺钵制度对辽朝的摹仿和因袭也是有目共睹的，其中春水驻夏尤为明显，而秋冬围猎则更多地表现出女真人传统生活方式的一面。[1]《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一三三，绍兴九年末。
[2]《金史》中“捺钵”一词仅三见，而“行宫”一词凡二十四见。
[3]池内宏：《辽代春水考》，《东洋学报》6卷2号，1919年；收入《满鲜史研究》中世第1册，吉川弘文馆（东京），1979年。津田左右吉：《达庐古考》，《满鲜地理历史研究报告》第2册，1916年；《关于辽代的长春州》，《东洋学报》7卷1号，1920年。
[4]《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10本第2分。已收入《辽史丛考》，中华书局，1984年。
[5]《三朝北盟会编》卷一五，引马扩《茆斋自叙》。
[6]《靖康稗史》本。
[7]《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一三三，绍兴九年冬。《大金国志》卷一一《熙宗孝成皇帝》（三）将此事记于皇统三年（1143年），不可信据。
[8]《松漠记闻·补遗》，《学津讨原》本。以洪皓《鄱阳集》（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卷四《跋〈金国文具录〉札子》校正。
[9]《金史》卷四《熙宗纪》。
[10]《金代女真研究》，金启孮译，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72～74页。
[11]谭其骧主编：《中国历史地图集释文汇编（东北卷）》，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1988年版，第165页。按：据《金史》卷二四《地理志》（上），宜春县“大定七年置，有鸭子河”。
[12]《朱子语类》卷一三三，《本朝》（七）“夷狄”。
[13]池内宏：《辽代混同江考》，《东洋学报》6卷1号，1919年。
[14]《金史》卷八《世宗纪》（下）。
[15]《金史》卷六《世宗纪》（上）。
[16]《金史》卷七《世宗纪》（中）。
[17]《金史》卷三二《逆臣传·纥石烈执中传》。
[18]《金史》卷八九《苏保衡传》。
[19]《金史》卷一九《世纪补·显宗纪》。
[20]《金史》卷八五《豫王永成传》。
[21]《金史》卷一○《章宗纪》（二）。
[22]《金史》卷一○《章宗纪》（二）。
[23]《金史》卷一一《章宗纪》（三）。
[24]《闲闲老人滏水文集》卷三。
[25]《闲闲老人滏水文集》卷二。
[26]《金史》卷一○《章宗纪》（二）。
[27]《金史》卷九《章宗纪》（一）。
[28]《闲闲老人滏水文集》卷三。
[29]《金史》卷四七《食货志》（二）“田制”。
[30]《闲闲老人滏水文集》卷三。
[31]《金史》卷六《世宗纪》（上）。
[32]《钦定盛京通志》卷一○七《物产》二《禽类》曰：“海东青亦曰海青，雕之最俊者。”
[33]叶子奇：《草木子》卷四（下）《杂俎篇》。
[34]参见于景让：《天鹅与海东青》，《大陆杂志》31卷第8期，1965年。
[35]邵奎德：《名鹰海东青捉放记》，《黑龙江文物丛刊》1982年第1期。
[36]《金史》卷五六《百官志》（二）。据《金史》卷八二《海陵诸子传》载，海陵王天德四年（1152年），立光英为太子，“以‘英’字与‘鹰隼’字声相近，改‘鹰坊’为‘驯鸷坊’”。但世宗即位以后大概就恢复了鹰坊的旧名。[37]《秋涧先生大全文集》卷八四《为春水时预期告谕事状》。
[38]《金史》卷四三《舆服志》（下）“衣服通制”。
[39]阎景全：《黑龙江省阿城市双城村金墓群出土文物整理报告》，《北方文物》1990年第2期。
[40]杨伯达：《女真族“春水”、“秋山”玉考》，《故宫博物院院刊》1983年第2期。
[41]《三朝北盟会编》卷二四四，引《金虏图经》。
[42]《留青日札》卷一九《海东青扑天鹅》。
[43]《金史》卷七三《完颜希尹传》曰：“太祖命希尹撰本国字。……天辅三年八月，《字书》成，太祖大悦，命颁行之。”又《金史》卷七○《完颜宗宪传》曰：“宗宪，本名阿懒。颁行《女直字书》，年十六，选入学。”
[44]刘最长、朱捷元：《西安碑林发现女真文书、南宋拓全幅集王〈圣教序〉及版画》，《文物》1979年第5期；金启孮：《陕西碑林发现的女真字文书》，《内蒙古大学学报》1979年第1—2期合刊。
[45]《金史》卷九六《李仲略传》。
[46]《中州集》卷四。
[47]《遗山集》卷四。
[48]《紫云庭》第一折，隋树森《元曲选外编》第2册，中华书局，1959年。
[49]见金启孮编著《女真文辞典》，文物出版社，1984年。
[50]参见崔广彬《“肃慎”一名之我见》，《北方文物》1987年第3期。
[51]《南迁录》之为伪书，早已成为定论，但此书既为南宋人所伪撰，书中有关金朝历史之记载未必全无价值，如此书谓绍兴九年金人归河南、陕西地于宋是为了诱歼宋军于中原，这一说法即为宋史研究者普遍采纳。
[52]《金史》卷九五《董师中传》。
[53]关于山后、山前之别，参考了景爱先生的意见，谨致谢忱。
[54]《大金吊伐录》卷四。
[55]《三朝北盟会编》卷一九七，引苗耀《神麓记》。此据光绪三十四年许涵度刻本，以明湖东精舍钞本校正。
[56]《金史》卷四《熙宗纪》。
[57]《金史》卷五《海陵纪》。
[58]《三朝北盟会编》卷一九八，引张汇《金虏节要》。
[59]《金史》卷七四《宗望传》。
[60]《三朝北盟会编》卷一九七，引苗耀《神麓记》。
[61]《三朝北盟会编》卷一九七，引《金虏节要》。
[62]《三朝北盟会编》卷一九，引马扩《茆斋自叙》。
[63]贾敬颜《王恽〈开平纪行〉疏证稿》（《元史论丛》第5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云：“曷里浒，又名界里泊、辖里袅、辖里尼要、押里尼要。袅（或尼要）即脑儿，浒也，泊也。今称好莱诺尔（张北县境内）。曷里浒东川，言其为曷里浒以东之平川也。”
[64]《金史》卷六《世宗纪》（上）。
[65]陈高华、史卫民：《元上都》，吉林教育出版社1988年版，第10页。
[66]《金史》卷九六《梁襄传》。
[67]《续夷坚志》卷三“测影”条。
[68]孔齐：《至正直记》卷一，“上都避暑”条。
[69]《金史》卷三五《礼志》（八）。
[70]《金史》卷一○五《杨伯雄传》。
[71]《金史》卷八九《移剌子敬传》。
[72]《金史》卷二四《地理志》（上）谓西北路招讨司置司丰州，卷四四《兵志》又谓置司应州，皆误。谭其骧先生《金代路制考》一文（《辽金史论文集》，辽宁人民出版社，1985年），据《大金国志》卷三八《京府州军》的记载，指出西北路招讨司实置司于桓州。
[73]《金史》卷一○五《杨伯雄传》。
[74]《金史》卷二四《地理志》（上），西京路桓州条。
[75]《金史》卷九六《梁襄传》。
[76]据《金史·世宗纪》记载，世宗分别于大定六年、八年、十二年、十四年、十五年、十六年、十八年、二十年、二十二年、二十七年共计十次前往金莲川驻夏。
[77]《金史》卷六《世宗纪》（上）。
[78]《金史》卷八《世宗纪》（下）。
[79]北京市文物工作队：《北京金墓发掘简报》，《北京文物与考古》第1辑，1983年。
[80]《金史》卷一九《世纪补·显宗纪》。
[81]《金史》卷九六《梁襄传》。此事又见载于《闲闲老人滏水文集》卷一一《梁公墓铭》，但均不著年份。按梁襄为大定三年（1163年）进士，任薛王府掾约在大定十几年间。
[82]《金史》卷九五《董师中传》。
[83]《金史》卷九六《许安仁传》。
[84]《金史》卷一○○《路铎传》、卷一○六《贾益谦传》。
[85]《宋会要辑稿》兵二九之四七。
[86]《陈刚中诗集》卷三《金莲川》，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作者在诗题下写有这样一条小注：“金章宗与李妃避暑于此。有泰和宫，今废。”按金莲川的驻夏行宫是景明宫，而泰和宫则是章宗在宣德州龙门县新建的一所驻夏行宫，这说明元初人对金莲川的历史已不甚了了。
[87]《金史》卷一一《章宗纪》（三）。
[88]《金史》卷一二《章宗纪》（四）。
[89]《金史》卷一○《章宗纪》（二）载：明昌六年（1195年）五月，“命减万宁宫陈设九十四所”。可见其规模之大。
[90]《金史》卷二四《地理志》（上）。
[91]《遗山集》卷九《出都》诗二首之二自注。
[92]《双溪醉隐集》卷一。
[93]《秋涧先生大全文集》卷八○，《中堂记事》（上）。
[94]《元文类》卷四。
[95]《闲闲老人滏水文集》卷三《扈从行》。
[96]《金史》卷四三《舆服志》（下），“衣服通制”。
[97]《三朝北盟会编》卷三。
[98]《闲闲老人滏水文集》卷九。
[99]《金史》卷九六《梁襄传》。
[100]《金史》卷一二○《世戚·徒单公弼传》。
[101]《金史》卷一○《章宗纪》（二）。
[102]《金史》卷一○五《程寀传》。
[103]《金史》卷六《世宗纪》（上）。
[104]《大金德运图说》记载章宗明昌间德运之议曰：“刑部尚书李愈以为，本朝太祖以金为国号，又自国初至今八十馀年，以丑为腊。”后来经过反复争辩，于泰和二年（1202年）“更定德运为土，腊用辰”（《金史》卷一一《章宗纪》）。
[105]《北行日录》（上），《攻媿集》卷一一一。
[106]《范石湖集》卷一二。
[107]元朝也有类似的规定，《通制条格》卷二八《杂令》载世祖中统三年（1262年）圣旨曰：“中都四面各五百里地内，除打捕人户依年例合纳皮货的野物打捕外，禁约不以是何人等，不得飞放打捕鸡兔。”
[108]《金史》卷九《章宗纪》（一）。
[109]《金史》卷一○七《高汝砺传》。
[110]《三朝北盟会编》卷四，引马扩《茆斋自叙》。
[111]《三朝北盟会编》卷二四四，引张棣《金虏图经》。
[112]金世宗之原名，《金史》不载，此据金《通慧圆明大师塔铭》，见邹宝库《辽阳市发现金代〈通慧圆明大师塔铭〉》，《考古》1984年第2期。
[113]《金史》卷九《章宗纪》（一）。
[114]《金史》卷九《章宗纪》（一）。
[115]《金史》卷八五《豫王永成传》。
[116]《金史》卷一四《宣宗纪》（上）。
[117]《金史》卷一七《哀宗纪》（上）。
[118]《三朝北盟会编》卷二三○载归正人梁淮夫、梁叟《上两府札子》。
[119]《金史》卷八○《完颜阿离补传》。
[120]《金史》卷八八《纥石烈良弼传》。
[121]《金史》卷六《世宗纪》（上）。
[122]《三朝北盟会编》卷二三三，引张棣《正隆事迹》。
[123]《金史》卷六《世宗纪》（上）。
[124]《金史》卷九六《梁襄传》。
[125]《金史》卷八《世宗纪》（下）。
[126]《金史》卷九《章宗纪》（一）。
[127]《金史》卷四四《兵志》。
[128]《金史》卷五一《选举志》（一）。
[129]《金史》卷九六《梁襄传》。
[130]《金史》卷九五《董师中传》。
[131]《金史》卷六《世宗纪》（上）。
[132]《金史》卷八○《熙宗二子传》。
[133]《三朝北盟会编》卷二四四，引张棣《金虏图经》。
[134]《金史》卷一九《世纪补·显宗纪》。
[135]《中州集》卷三《刘迎小传》。
[136]《金史》卷八九《梁肃传》。
[137]《金史》卷八《世宗纪》（下）。
[138]《金史》卷四七《食货志》（二），“租赋”。
[139]《闲闲老人滏水文集》卷九。
[140]《金史》卷五《海陵纪》。
[141]秋冬围猎形式不一，也有的时候是固定住在某一处行宫中，而在一定范围内围猎，如章宗时的秋猎（秋山）就有这种情况。
[142]元好问：《王黄华墓碑》，《遗山集》卷一六。
[143]《金史》卷六《世宗纪》（上）。
[144]《金史》卷六四《后妃传》（下），《世宗元妃李氏传》。
[145]元好问：《平章政事寿国张文贞公神道碑》，《遗山集》卷一六。
[146]《金史》卷八六《李石传》。
[147]《金史》卷八六《李石传》。
[148]《金史》卷一○《章宗纪》（二）。
[149]《皇妃起居表》之一曰：“八月其获，适当讲事之秋；三岁乃巡，尤见重民之意。”按章宗于泰和二年（1202年）和五年（1205年）两次驻夏庆宁宫，从这段文字中可以看出它作于泰和五年八月。
[150]《金史》卷四《熙宗纪》。
[151]《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一四四，绍兴十二年二月戊子。
[152]《中兴小纪》卷三○所记此事，亦误作“开先殿”。
[153]《金史》卷六《世宗纪》（上）。
[154]《金史》卷一二《章宗纪》（四）。
[155]《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五五，绍兴二年六月末。
[156]《大金国志》卷七《太宗文烈皇帝》（五）。
[157]见王恽《玉堂嘉话》卷五。
[158]《金史》卷八《世宗纪》（下）。
[159]《遗山集》卷一七《朝列大夫同知河间府事张公墓表》。
[160]《中州集》卷五《射虎得山字》。
[161]《金史》卷九五《董师中传》。
[162]《中州集》卷八《宗端修小传》。
[163]《金史》卷一一《章宗纪》（三）。
[164]《金史》卷八九《移剌子敬传》。
[165]《金史》卷六《世宗纪》（上）。
[166]《金史》卷四七《食货志》（二）“田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