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晋电影成功要素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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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谢晋电影中蕴涵的多种元素是其引起强大社会反响以及作品经久不衰的原因。谢晋电影中的元素主要包括了政治、人文以及对于女性形象的塑造。这几个因素是谢晋电影成功的关键因素。

关键词：谢晋电影政治关系人文深度女性形象

一、对时代的呼应

谢晋作为导演有“我国电影史上统治观众时间最长、覆盖面最广，拥有观众最多的导演”[1]之誉。谢晋让人们在银幕上看到中国社会政治、历史的风云变幻，感受到时代精神的涌动，也让观众享受到人情、人性的美。《女篮五号》、《红色娘子军》、《舞台姐妹》、《啊，摇篮》、《天云山传奇》、《秋瑾》、《牧马人》、《芙蓉镇》、《高山下的花环》、《最后的贵族》、《清凉寺的钟声》、《鸦片战争》他把自己对中国政治历史、社会生活的洞见和接受者的审美趋向谐调起来。换句话说，谢晋的主要作品基本上顺应了中国各个不同历史阶段的文艺思潮和公众的文化心理。谢晋有着强烈的历史使命感和忧患感，他总是面对现实，去感受、捕捉最大群众之痛痒、最有时代感的题材。特别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他不回避重大社会矛盾，以深邃的历史眼光，去深入剖析极左路线下不同人的心态和命运变化，揭示出特定历史阶段的某些时代本质。这就使他的影片充满了强烈的时代感，具有了史诗的风格。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正当人们重新追求人性的回归，重新检视历史记忆，反思民族创伤的时候，谢晋推出了《天云山传奇》、《牧马人》、《芙蓉镇》。正当社会上掀起“洋插队”、盲目崇外的风潮时，谢晋便拍摄了《最后的贵族》来抒发炎黄子孙的思乡恋国之情，便蕴含着丰富的内涵和积极的社会效应，从而引起了人们的共鸣和关注。1997年香港回归、华人相庆，谢晋奋力推出的《鸦片战争》不仅与全民的关注热点相一致，更是对近百年中华民族的历史进行了理性的审视。由此可见，谢晋电影的大众性一方面尽可能地贴近当时观众的思想情感和生活状况，以平常化的叙述方式流过他们心灵的芳草地；另一方面也能够以敏锐的感受能力，体察到时代进步的足音，通过自己的创作集中地表达出广大观众的理想愿望，展示未来生活的图景，激励人们对生活和人生增强信仰和信念。总之，谢晋善于把今日中国社会的某种现实置入影片的历史氛围中，同时又把历史的某种感觉重现在今天的影片里，与社会的热点和观众的期待产生契合与共鸣。显然，谢晋的创作主体与观众的审美主体达到了融合与谐调，产生了巨大的震撼力，从而对电影大众性效应提升到了一定高度。

1953年，谢晋开始独立执导影片。他的第一部作品是淮剧短片《蓝桥会》。《蓝桥会》在中国电影史中似乎可以说是一部习作式的作品，但它对谢晋的导演生涯，却有着重要的里程碑式的意义。在上世纪50年代初期，一大批青年知识分子得到提拔重用的短暂日子里，1954年，谢晋正是凭借这部短片，晋升为导演。在从1953年拍《蓝桥会》到1965年拍《舞台姐妹》的这12年时间里，谢晋导演了10部影片，其中的《女篮5号》、《红色娘子军》、《舞台姐妹》深受观众喜爱。谢晋早期的作品，总是呈现着乐观明亮的情感色彩，与电影产生的时代氛围一致，这一阶段其影片的人物形象也是热情单纯的，叙事风格轻快流畅，洋溢着浪漫主义的情调。

从1979年到1989年，谢晋的电影创作进入了“成熟”期，导演的10部作品中以《天云山传奇》、《牧马人》、《高山下的花环》、《芙蓉镇》等在社会上产生了轰动效应的影片为代表。谢晋在这些作品中，融进了历史观和人道主义精神。这些影片在中国内地被认为是“传统主流电影的当代代表”，而在国际上则被看做是中国“政治情节剧”的经典文本。谢晋自己说：“一个真正的艺术家，同时也应该是一个思想家，应该通过他的影片对一些社会问题发言。”

新中国成立之初的17年，很大程度上，电影是作为政治教科书的艺术形态存在着。毫无疑问，作为国家意志的体现，电影肯定要在相当程度上为政治生活服务。关键在于如何让政治教科书具有很强的可读性。与谢晋同时代的电影导演中，很多人具有编写可读性极强的政治教科书的才能，谢晋在其中更是出类拔萃。

对政治的主动磨合在前就给谢晋带来了巨大的成功，如《红色娘子军》。这种成功在中曾一度达到高峰，如《春苗》。但是谢晋电影获得的最大成功是在八十年代初、中期，当他拍出《天云山传奇》、《牧马人》、《芙蓉镇》的时候。那时谢晋把他的人道主义追求渗透到对现实政治的关注和思考中，把两者完美地结合起来了。事实上，这一时期的作品不是完全吻合传统主流政治，而是有所超前的，所以在拍摄和审查时还遇到过麻烦。但是它们呼应了社会的深层需求，因而引起广泛、强烈的回应，为推动中国传统主流政治向现代转换做出了独特的贡献，为推动当代中国政治和文化的往前发展做出了独特的贡献。说谢晋电影等于主流政治话语、或只是巩固了传统主流话语，是低估了谢晋的贡献，也是不符合事实的。当他关注政治，并保持一定张力的时候（如独立思考、坚持人文价值的新时期电影），他的影响达到高峰，并在当代中国文化的发展中打下了他自己的烙印。我们今天的社会和文化之所以能变得更为宽容、更为开放、更富于人性，谢晋作出了他独特的贡献。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说八十年代的谢晋电影创造性地介入了中国当代文化的重新建构，重塑了新的主流文化。

余秋雨曾这样评价谢晋的电影在中国人文化生活中的重要性：“回想一下，在这风风雨雨的半个世纪，中国人的文化生活中如果没有谢晋，一大批中国人如果没有《红色娘子军》、《舞台姐妹》、《天云山传奇》、《牧马人》、《芙蓉镇》等等电影可看，将会是一种什么样的失落？”[2]余秋雨对谢晋的评价无疑是发自内心的。

总之，谢晋电影与主流政治意识形态一直保持着高度的同步性。他的影片几乎都与当时的“时代性”中心话题，甚至中心题材息息相关。他的电影不仅“喜欢通过大的历史或政治背景来表现人物”，甚至谢晋最新一部影片《鸦片战争》试图用“落后就要挨打”来完成改良中国的政治寓言。可以说，谢晋电影一直是一种意识形态文献：近半个世纪以来，他始终在通过电影的影像，为处在急剧动荡之中的中国观众寻找、构造一个填平个人与社会、想象界和象征界之间的裂缝和鸿沟的电影世界，从而为在这段风云变幻的历史进程中遭遇过无数激情和苦难的人们提供庇护和抚慰。从这个意义上说，谢晋电影的确是一种“为时而作”的“建设性”的政治文化主流写作。

二、善于塑造鲜明的女性角色

有人说，谢晋，江浙文化是他的根；细腻与不露声色，才是谢晋电影的风骨。谢晋拍电影，总能够细腻地塑造出给人留下至深印象的女性形象。他是中国内地导演群里最擅长挖掘女性美的导演。事实上，经谢晋烘托出炉的女演员，也总是能够一片走红，即使是已经出名的名演员，谢晋也能够让观众感受到她们身上散发出的观众所不熟悉的另外的性格魅力。“在富含深刻政治内涵的影片中塑造具有特殊性格的女性形象，且个个成功，是谢晋电影的显著特色之一。”

谢晋电影中的女性有许多种，既有和代表恶势力的男性进行斗争的如《娘子军》中的琼花一样的女子，又有把生命和关爱献给男性如《牧马人》中的李秀芝那般的女子。前者由于既有传统渊源，又有现代色彩，所以很容易为现代观众和社会所接受。因为她们既可以满足潜意识中传统的男性想象，又可以满足显意识中现代的革命需要。而后者是中国革命成功后出现在银幕上的一种新的女性形象。这种独立的女性形象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是异端的和边缘的，但是她们今天成为革命的象征。她们都具有革命的、或相关的背景。事实上，是革命使她们获得了独立的、和坏男性进行斗争的力量。谢晋中最有特色的女性确是那些可以在中国传统的、富于母性的那些女性形象中找到原型但是经过谢晋的再创造产生的形象。这种保护性的、母亲型的女性形象的暗合了刚刚结束、传统父权权威瓦解后，人们寻求新的精神支柱和填补意识形态真空的要求；暗合了当时民族心理深受创伤、亟需治疗和抚慰的精神要求，得到了当时社会最广泛最强烈的共鸣。在不同的时代背景之下孕育出了个性不同却都有其鲜明特色的女性，她们代表了不同时代的主旨，也在反映着时代的变迁。

这些女性形象之所以在新时期被广泛地接受和肯定，是因为这些女性形象极大地满足了当时社会和广大观众深层的心理和文化需求。她们构成了谢晋电影最为独特的个人化标志，体现了谢晋的人文思想和女性理想。

三、人文深度与电影艺术

在建国以来直到20世纪80年代末电影市场开放前电影艺术家的创作，主要是在一种政治本位的电影文化语境中和计划经济运作机制下的电影创作。这种创作根本没有电影市场的观念，更由于电影作为政治宣传的主要目的和手段，观众只是被动的接受者，所以大多数电影导演也就不用多考虑观众的接受心理。谢晋作为一位电影艺术家，“是一个孜孜以求艺术与群众相结合的电影导演，在同行列人中，他有超前性。”[3]谢晋与他同时代的电影艺术家最大不同的地方就是，他不仅懂得电影的宣教作用，更加致力于电影艺术，注重电影大众性研究。由此可见，尽管电影受到生活客体的种种制约，导演仍具有强烈的认知追求，可以把自己的真知灼见、人文关怀和理想远景尽可能地隐藏于极具可视性、观赏性的场景氛围与传奇的故事中，从而使观众在不知不觉中，从审美心理的娱乐定势习惯过渡到人生况味的品尝。谢晋电影注重了对电影艺术和受众的追求，从而震撼了不同层次的观众，唤起了国内外观众的热情。“谢晋电影所具有的艺术形态和表现手法，较能对应绝大多数观众共有的审美接受心理。”[8]

谢晋一直主张拍摄影片时要“力求注意意境的创造，尽量使观众和剧中人产生感情上的共鸣。也就是说，力图通过电影镜头的运用，使镜头的动作与剧中人的感情以及观众的情趣相适应，使观众与剧中人产生共同的心理活动，与剧中人心心相印。”[4]谢晋电影镜头确实有一种动人心弦的力量，常常让观众情感不能自已。谢晋在影片中特别注重情感的抑扬顿挫和蓄势压缩，并善于选择触动观众情感的镜头来渲染情景、感染观众，使之共鸣、使之宣泄。谢晋影片往往比较注重以情节为戏剧动力来编织人物关系、故事发展，用力打开观众审美心理的情感源泉。谢晋在理论上也给予了阐述，他认为拍电影"不要去追求表面的东西，廉价的喝彩，而是让人沉浸在戏里面，让人思索，让人坐立不安。我们这个戏，它的矛盾冲突，它复杂的人物关系，悲剧性的命运，也要让观众看了坐立不安。让剧中人与观众一起去焦虑、去思索。它能给人们教育、启示，使人们思索、鼓舞。"[5]《女篮五号》中振华和林洁相恋，情深意长，但是被唯利是图的林洁父亲硬拆散了。18年后，振华发现自己精心培养和教育的学生林小洁正是林洁之女，这对情人再次重逢。这种特殊人物关系、矛盾冲突和剧情结构使观众一接触到就能为之动情、为之落泪、与戏同起落、与戏同呼吸。谢晋认为“中国艺术家应植根于中国的土壤，但也必须把对中国文学艺术传统的学习，同向外国电影艺术的学习有机地结合起来。借鉴外国的各种电影手法与很好地表现民族意识是不矛盾的。”“所谓民族化问题，我认为就是民族感情的问题，样式、风格都有民族性。一个国家的电影要有自己的民族感情。”[6]应该说谢晋的电影很好的继承了中国优秀的叙事传统，从叙事结构、剧情发展、到矛盾冲突、人物塑造都适应了观众的审美情趣，从而保证了谢晋电影高上座率。“艺术家要有赤子之心，要有历史的忧患感对民族充满了责任感忧患感、使命感。”[7]谢晋的这段自白可以看作是他为人为艺的座右铭，也可以看作是谢晋电影关注的核心。于是我们在谢晋电影里看到是观众关注的政治信念、文化形态以及社会心态，同时谢晋电影也充分体现了社会大众的情感寄托和审美认同。

总之，谢导善于从观众的审美心理出发，坚持创作主体的个性表白以及社会历史的责任感。不仅在创作中向观众提供生活的新现象、新发现，而且还毫不畏惧地向观众已有的心理定势进行挑战，在纷扰复杂的现代生活中，抓住主脉，提升精神，深化境界，全力以赴地去铺排一个又一个隆重而全新的精神典仪，震撼着来自不同层次的观众，引渡人们走向心灵的健全和艺术的永恒。

参考文献：

[1]阜东，《谢晋模式与现实主义漫议》，《剧影月报》，第18页，1991年第9期。

[2]董明科，《足迹》，第2页，作家出版社2007年版。

[3]钟惦棐，谢晋电影十思》，罗艺军主编，《20世纪中国电影理论文选(下)》，第500页，北京中国电影出版社2003年版。

[4]谢晋著，《我对导演艺术的追求》，第39页，北京:中国电影出版社1990年版。

[5]谢晋著，《我对导演艺术的追求》，第66页，北京:中国电影出版社1990年版。

[6]谢晋著，《谢晋谈谈艺录》，第186页，上海文艺出版社1989年版。

[7]谢晋著，《谢晋谈谈艺录》，第117页，上海文艺出版社1989年版。

[8]任仲伦，《论谢晋电影》，《电影新作》，第57页，1989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