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语言文学毕业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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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秋雨的文化散文作品最早发表在1988年的《收获》杂志上，至1992年，结集《文化苦旅》出版。此后，余秋雨受到海内外读者空前热烈的欢迎，不久，又遭受了一轮又一轮的围攻和诬陷。在磨难面前，余秋雨选择了“低头赶路”。不仅系统钻研中外文化经典，而且走遍中国，并冒险实地考察了同是世界文明发源地的战火纷飞的中东两河流域等地，而后走遍了世界。2008年5月，精选《文化苦旅》12篇、《山居笔记》8篇作较大幅度修改，加上新作4篇合编为《摩挲大地》出版。在世界文化、文明的大背景参照下，《摩挲大地》这部以华夏空间为线索的作品有了鲜明的文化艺术特色。

呼唤构建健全的文化人格

正如余秋雨所说，“与笔端相比，我更看重脚步；与文章相比，我更关注生命。”①《摩挲大地》由脚步始，充盈着对山水、对历史、对中华文化的实地考证和理性思考，落脚在对构建健全文化人格的召唤上。这与以前或偏重于时代精神的激扬，或沉迷于个人感性生活的抒发的散文有了迥然不同的风貌。

荣格认为，文化的最后沉淀物是人格，特别是以集体无意识形态出现的集体人格。余秋雨对文化定义是一种精神价值，以及与之相呼应的生活方式，它的最终成果是集体人格。②为此，我把文化人格理解为具有文化意义的个体生命形象，这个形象重在人性落实在个体身上表现出来的心理规范、心理结构。

《摩挲大地》精选了三大类的人或人们的生命形象：第一类是一个历史的人，诸如《道士塔》③中的斯坦因、王圆箓及蒋孝琬，《都江堰》中的李冰，《黄州突围》中的苏东坡，《一个庭院》中的朱熹，《风雨天一阁》中的范钦；第二类是一座城市或一个区域或一个王朝的人们，诸如《白发苏州》中的苏州人，《上海人》中的上海人，《杭州的宣言》中的杭州人，《抱愧山西》中的走西口的山西商人，《山庄里的背影》中的清王朝的康熙及以后的皇帝,《蚩尤的后代》中的贵州省雷江县西江苗寨的姑娘；第三类是一种类型的人们，诸如《青云谱》中的徐渭、朱耷和原济，《宁古塔》中的流放文人，《十万进士》中的历代进士，《处处有他们》中的群小肖像。

无论是一个、一群或一类，他们都是那么真实，这种真实来自历史，来自曾经的对“爱和真、善、美”生命的正面和反面诠释，无法也不容篡改和杜撰。他们是那么重要，是华夏文明的重要踪迹和“穴位”，即便是小人，“小人牵着大师，大师牵着历史”，对影响历史发展的小人，对文明和文化人格的阴影有必要获得重新而全面的认识。在《史记》中费无忌为楚平王操办迎娶儿媳一事，随着余秋雨笔尖的起落，我们清晰地知道了“小人”的八条行为特征，看清了恶奴型小人、乞丐型小人、流氓型小人和文痞型小人的各自表现和形态，理性知晓了小人行为的存在空间。最后提出了消解小人的良方，研究使他们失重，伟大的时代使他们失效。只能认清杂质、剔除杂质，才能使民众的文化人格更加健全，使华夏文明更加健康。

多年以来，对清朝的认识，概括为抢劫、征战、杀戮起，懦弱、腐朽、溃败终，中间夹着大量文化专制的“文字狱”。在这样的事实基础上，余秋雨客观理性地找到了清朝躯体与精神的强健。康熙硬的一手是在长城外设立“木兰围场”，进行大规模军事演习式的围猎，这既可以使王公在臣们保持住勇猛、强悍的人生风范，又可顺便对北方边境起一个威慑作用。软的一手是与北方边疆的各少数民族建立起一种常来常往的友好关系。康熙在一份上谕中说，“不修筑倾塌的长城，守国之道，惟在修德安民。民心悦则邦本得，而边境自固，所谓‘众志成城’者是也。”④以康熙为杰出代表的强健躯体与精神的清朝对汉文化的吸纳和依附，使我们在普世意义上更全面更客观地认识清朝，认识属于我们自己的中华文化。余秋雨着眼处，从一座皇家园林――承德避暑山庄中概括出清王朝从兴旺发达到一败涂地的历程，而这个历程，不是政治历程，而是文化人格衰败、退化的历程。

清朝，最毛骨悚然的流放地宁古塔，在人们生死存亡的边缘线上，余秋雨触摸到了在漫长中国古代社会中最珍贵、最感人的友谊，这是内心的高贵、苦难中的高贵。苦难升华为高贵是由于有了文化的寄托。部分被流放的文人用自己的一点温暖去化开别人心头的冰雪，用屈辱之身去点燃文明的火种。⑤我们仿佛看到，在无边的灾难中，总有前赴后继的人们在抢救、传播和延续着中华文化。这是中华文化特有的坚韧，这也是中华文化成为世界历史上唯一没有中断的文化的原因之一。

透过山水景致和历史文化名人，代表人物苏东坡在《黄州突围》中没有被恶劣的环境所折服，相反，磨练了他的意志，激发了他的高尚文化人格，绽放出更灿烂的文明火焰。《白发苏州》中余秋雨把最多的笔墨给了普通苏州人。尽管因为勾践和西施的原因，苏州人民领受了灾荒，承担了繁重的劳役，并成了“亡国奴”。但对西施，只是觉得她可怜，真真假假地留着她的大量遗迹来纪念，用善良照顾着、清洗着、梳理着甚至供奉着西施。在《追回天籁》中，顺着二十来岁的少数民族女青年歌手的甚至有些结巴的话语，我们聆听了她父母——两个村最好歌手的人生故事。“两位歌王的天作之合，二十年的封喉祭奠，最后终于找到了再次歌唱的理由……”此时，现场的评委、观众甚至当时几乎整个中国都被这个朴实的故事深沉的爱感动了。善和爱是文化核心的最高精神价值，他们同样存在普通人身上。

在《都江堰》中，都江堰比万里长城更激动人心。有了都江堰，辛劳无常的四川平原成了天府之国，每当中华民族有了重大灾难，天府之国总是沉着地提供庇护和濡养。有了它，才有历代贤臣良将的安顿和向往，才有唐宋诗人出川入川的千古华章。抗日战争的中国才有一个比较稳定的后方。李冰以天下苍生大众的使命为学校，我们找到了至圣至善的文化人格。都江堰近旁有青城山，“拜水”和“问道”之间，“领悟了水，应顺了水，听从了水。只有在这种情况下，才能出现天人合一，无我无私，长生不老。”这种文化人格是道法生态、道法自然的人格，有了这样的生命形象然后才有中华文化的蓬勃发展，绵延不断。最终，我们拥有了“苏州城繁华在两千多年前而至今依然繁华”的举世罕见……

打造大文化散文

《摩挲大地》24篇中，以《沙原隐泉》、《阳关雪》最短，也有2800字左右，而《处处有他们》《抱愧山西》、《十万进士》均超过了10000字。与《古文观止》上的散文平均每篇500余字相比，与现当代一些著名作家的散文比，余秋雨的散文称得上是大容量篇幅散文。其实，大散文的出现是散文发展的一种必然，篇幅短小的文体规范极大地制约了散文的表现内容，使许多历史过程长的、容量大的、情节丰富的重大题材被排斥在外或得不到完整全面表述。只有不拘篇幅，才能吞吐古今，驰骋中外，为大散文提供大的承载空间。

从“小体会”“小摆设”“小哲理”等小家子气的审美框范中走出来，颠覆了周作人林语堂的“休闲模式”，“杨朔的说教模式”等，突破了传统散文的框架，承接《文化苦旅》的大散文模式，《摩挲大地》树立起了一座真正高大独立的主体形象。它是一种典型的文化散文,用文化把过去和现在紧密相连，用文化把华夏九州相系。题材涵盖政治、经济、文化、艺术、科考、旅游、风俗等等，走遍中华大地，贯通古今中外，但最终归结在文化上，归结在健全文化人格的构建上。

《摩挲大地》结构除《沙原隐泉》、《阳关雪》未分节外，其它篇目大都为四至六节，最多的达到了八节，基本形成程式化套路。开始一节大多是借助它物引起叙说的对象，继而穿插史料或者讲述故事，引出心中的困惑或疑虑，生发一串串的联想，再运用文化分析的手法，去感叹，最后在淡淡忧思中结尾。朱国华先生在《别一种媚俗》中，把余秋雨的散文结构归结为“故事＋诗性语言＋文化感叹”。⑥孙绍振先生又在《余秋雨：从审美到审智的“断桥”――论余秋雨在中国当代散文史上的地位》一文中进一步指出，“在余秋雨所创造的艺术世界中的，朱国华先生所说的故事，事实上是文化历史的阐释和批判，他所说的文化感叹，则是文化人格的建构和历史的批判。”⑦呑吐山水文化历史之际，构建了余秋雨式的大文化散文。

创构独特的余氏话语系统

《摩挲大地》的话语是山水的、人文的，又是本真的、诗性的。

山水与人文交织在一起，实现了话语更新，形成了独特的感性叙事，这与着重于抒情或议论有很大的区别。这种感性叙事也许是他的一种“反叛”，是对做一点学问就单调和窘迫的摆脱和背离。他一再申诉散文和小说的叙事功能，他认为叙事是文学之本，抒情和议论都应以叙事为基础，因此他希望中学里的作文教学应加强叙事训练，缩小抒情和议论的比例，并把它们沉淀在叙事之中。但是，由于抒情常常被误会成“文学性”，议论常常被误会成“深刻性”，叙事历来不被充分重视。但在《摩挲大地》中，几乎不见单独的抒情，偶有较长篇幅的议论，但主体部位一定是叙事。最佳的议论也都渗透在叙事之中。叙事之前的议论，只是介绍性、引入性、铺垫性的手段，为了引出叙事。即便渗透着议论，他叙事的基本途径也是挖掘感性，努力寻找能被五官感觉捕捉的信号。

随着叙事的进展，铺展出一个感性场景，使读者身临其境。这是感性的大舞台，舞台中央精神闪耀，舞台之下，所有观众都随之喜、随之悲、随之呼喊、随之心痛……获得了最完整的精神梳洗。我认为，这种感性场景的展示，与余秋雨从事过戏剧专业有关。反观现当代别的散文作家，就很难看到这种感性场景。

《摩挲大地》的话语是本真的，几句平白无彩的话，却把素昧平生的读者深深吸引了。看看第一篇《道士塔》第

一、二句：“莫高窟门外，有一条河。过河有一片空地……”朴素得让人看得无比清澈。文字间有大量信号足以证明，余秋雨先生是很能雕刻文字的，可以雕刻得非常优美，但他放弃了这种雕刻，把个体、局部的装饰让给了叙事的感性舞台，把缤纷的色彩更多的让给了触觉、听觉和心理知觉。他让所有的语言都回归内容之中，充分负载不同的内容。这样的文字，这样的语言进入了一种无障碍状态，具有了承担一切思想、感情和哲理的可能。

话语同时还是诗性的。余秋雨创造了一系列他自己的话语。在余秋雨心目中有一种特别的执著，有一种文化中心主义的诗学，文化就是生命，生命就是哲理的诗学。他的一切独创的话语实际上是以文化、个体生命为本体的话语。以文化个体生命价值为核心，他对文化话语进行了诗学的和哲理的阐释：不管是成都平原的都江堰，还是东北的宁古塔，不管距离多少遥远，时间多么久远，然而在他看来，都是承载着活生生的生命的历史，文字间流露出人的温情和激情，“这才是文化，这才是人，这才是生命”。余秋雨的杰出之处就在于他用人格建构的话语重新阐释了自然山水。他抛开了传统丰厚的经典话语，超越了对于有形的自然景观的欣赏和玩味；选择了与自己灵魂相通的无形的历史文化景观，在相互阐释的过程中，“相互生成”了一套他个人的话语，以这样的话语来展示对于文化人格的追求、分析乃至批判。

几点疑问和思考

举《白发苏州》一篇的例子，作浅陋的思考。

一是不敢苟同余秋雨的一个观点。余秋雨在《白发苏州》中认为，“大学者是适宜于住在小城市的，因为大城市会给他们带来很多烦杂的消耗。……这样的小城市，当时苏州是顶级之选。”从作者自身看，是住在大城市。从苏州看，大学者可以说是晚清个案。苏州不算大，但也不算小。苏州少的是“大学者”，多的是“才子”。加入余秋雨这个观点，总觉得在全文中有些突兀。

二是《白发苏州》题材选取偏窄。舍去了唐朝的“两张”，张旭和张继。张旭是吴郡人，草书书法实现了创新和发展，用传统技法表现自己的个性，是与苏州文化个性精神联系密切的人物。张继《枫桥夜泊》⑧留下了秋夜苏州城外的枫桥的永恒美景。从苏州的传统文化意义上应也不能不提。舍去了宋朝的“两范”，范仲淹和范成大。范仲淹，苏州人，留下许多词文名篇。曾任苏州知州，治理水患，创建州学，保障和丰富了苏州文化。范成大，苏州人，南宋四大家之一，晚年归隐苏州石湖，作《四时田园杂兴》⑨，对田园诗有继承和开创之功。而田园诗与苏州是中国文化宁谧的后院有精神相通之处。这些以及苏州的刺绣在《白发苏州》中都没有出现，而余秋雨的散文是不会因篇幅原因而内容受限制的，因此我认为《白发苏州》选材偏窄。

尽管如此，《摩挲大地》开创了散文的一代新风，以崭新的范例拓宽了当代散文的领域，创造了新的散文审美形态，这个形态就是个体生命灵魂的张扬，这个形态就是对健全文化人格的呼唤，这个形态就是华夏文明的整体精神的反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