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国文学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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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世纪俄罗斯文学研究在我国已经具有很长的历史，取得了重要的成就，也产生过巨大的影响。可以说，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几乎全部进程，都始终伴随着同时期俄罗斯-苏联文学的影响。因此，在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丰饶实绩之中，就有着中国俄罗斯文学翻译、研究、教学和出版工作者的披荆斩棘之功。回望我国二十世纪俄罗斯文学研究的历程，我们深感几代研究者洒下的辛勤汗水，已经浇灌出了一批值得我们引以为荣的成果。这些成果不仅促进了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发展，也为以后俄罗斯文学研究的进一步深入奠定了牢固的基础。

当然，这样说并不意味着我国的二十世纪俄罗斯文学研究是完美无缺的。事实上，目前的研究中还存在着一系列值得注意的现象和问题。如有的研究者在逐渐看到了苏联文学发展中的某些局限、缺失和弊端之后，缺乏足够的耐心重新面对二十世纪俄罗斯文学，基本上把它作为一种“左”的文学在总体上予以排斥。有位长期从事俄苏文学研究的高校教师在退休以后感叹道：如果我是学英语、从事英美文学研究的，或者早些时候改换研究方向，无论是从事文艺理论研究还是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恐怕早就不像今天这样默默无闻了。言外之意，似乎他研究俄苏文学是吃了亏，上了当，因为研究对象本身就是一种极左的、没有思想和艺术价值的文学。与此相对应，一些从事其他语种文学研究的研究者，在庆幸自己没有误入俄苏文学研究“歧途”，因而产生一种或明或暗的优越感的同时，更以自己不太丰富的俄苏文学史知识为依据，把它视为一种缺乏艺术性的公式化、概念化文学的标本。

另外一些研究者则对俄苏文学怀有真挚而深厚的感情。这一文学是他们毕生的事业和追求所在，曾经维系着他们的青春、理想和无数难以忘却的美好时光。现在，当他们看到像王蒙所说的那样，苏联文学在中国的影响“呈急剧衰落的趋势”(注：王蒙：《苏联文学的光明梦》，《读书》，1993年第7期。)，不免感到十分痛心。当他们发现有人要对俄苏文学进行重新评价，或根据某些他们不熟悉的新资料对他们所熟悉的文学现象进行重新阐释时，他们感到实在是难以接受。在他们看来，重新评价俄苏文学，和把苏联文学看成是一种极左的文学，并从总体上加以排斥，这两者其实是一回事。他们自己则热衷于继续对苏联文学进行一种理想化的描述和阐释，将这种文学视为具有高度思想性和艺术性的“新质”文学，并希望广大读者也能像他们一样热爱俄苏文学。作为对这种理想化的描述和阐释的一种支撑，在他们的有关言说中，往往伴有对当年阅读苏联文学作品的动人情景的深情回忆，伴有苏联文学曾经给几代人以良好的教育和影响的生动例证。

以上两类研究者的观点，应当说是截然相反的，但是他们也拥有相同的东西，即他们从总体上予以排斥、否定或竭力进行肯定、推崇的对象，其实都是一致的，基本上都是以往的苏联文学史著作所论述的那些作品，或者说，至多是半部二十世纪俄罗斯文学史。

与上述研究者的视角和方法不同的是，有一些研究者似乎是根据一种“想当然”的逻辑推理方式，或对二十世纪俄罗斯文学作出某种缺乏依据的描述，或对某些文学现象与问题作出某些违背史实的评说。例如，北大中文系的一位教授在他的一本专著中写道：苏联文学中存在着一个“由叶赛宁、布宁、阿赫玛托娃、茨维塔耶娃、帕斯捷尔纳克等所代表的传统，一个关心人性、人的精神境遇的传统”(注：《百花时代》，山东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12页。)。这种不确切的描述，可能是既缺乏对所列举的作家的文学成就、创作个性和艺术特色的深入了解，又没有顾及二十世纪俄罗斯文学的完整进程，因而给人以似是而非之感。在对某些具体文学现象的评说中，情况也与此相似，如山东大学的一位美学家在他的一篇文章中写道：“拉普”提出所谓“辩证唯物主义创作方法”，曾经“得到高尔基等人的认同”(注：《现实主义在当代中国》，《文艺报》，1988年10月15日。)。这一说法其实是缺乏根据的。高尔基没有在任何场合、以任何形式“认同”过“辩证唯物主义创作方法”。相反，他倒是多次严肃批评过“拉普”的霸道作风和庸俗社会学观点，他自己也不止一次受到“拉普”的攻击。另外，还有些人对高尔基的“晚节”、“人格”提出这样那样的责难，在一次“中青年文学评论家座谈会”上，有位学者甚至说什么“高尔基阻碍了中国文学的发展”，大有予以彻底否定之势。这同样是出于对高尔基的晚期思想、境遇和创作缺乏真正的了解。类似的情况，也出现在对二十世纪其他一些俄罗斯作家的评说中。

还有一些评论者乐意采取简单颠倒的观照方式，在解构旧有“神话”的同时试图建构某种新的“神话”。如有位先生在他编的《重读大师》一书序言中写道：“被某一代人奉为圭臬、顶礼膜拜的，到了另一个时代，很可能一钱不值，显得尴尬而可笑。这样讲可能极端了一些，但至少，大师们的‘季节性’变化却在所难免。比如高尔基、索尔仁尼琴、张爱玲等这些人物，二十年前的人们与今天人们的看法就绝不相同。”(注：祝勇：《重读大师：一种谎言的真诚说法》，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3页。)在这位编者看来，所谓“重读大师”、“重构经典”、“重写文学史”，似乎就是顺应这种“季节性”变化，像烤烧饼那样把一切都翻个个儿，对一系列作家在文学史上的地位进行一次“换位”手术，就完成任务了。饶有趣味的是，某些今天竭力否定和贬低二十世纪俄罗斯文学中的重要作家的人们，恰恰是过去充分赞美和颂扬过这些作家的人们。遗憾的是，在前后两种情况下，他们都没有甘于寂寞，坐下来认真阅读他们赞颂和指责的作家。

无庸赘言，以上所列举的几种情况，只是目前我国的二十世纪俄罗斯文学研究中存在的一些值得注意的现象和问题，而不是对当前这一研究领域的总体状况的概括。对于这些客观存在的现象和问题，我们尝试着提出如下意见和建议，以期引起研究者的关注和进一步讨论。

我首先想到的是，我们是否应该在对二十世纪俄罗斯文学进程有了一个较为全面的了解之后，再对这一文学作出总体评价，再去评说其中的某些重要文学现象和问题，再来决定是否应当予以排斥。例如，我们是否对二十世纪俄罗斯文学史以及它的几大板块有比较清楚的认识?是否了解绵延近三十年的白银时代文学，二十年代至七十年代先后兴起的俄罗斯侨民文学的三次浪潮，以及苏联时期受批判、遭查禁、被搁置的作品?应当看到，以别尔嘉耶夫、谢·布尔加科夫、罗赞诺夫和舍斯托夫为代表的那一代思想家的文学批评建树，作为巴赫金的直接前驱的维·伊凡诺夫的文学理论贡献，被称为“俄国象征主义集大成者”的安德烈·别雷从理论批评到诗歌文创作的多方面的成就，布宁以及和布宁一起被提名为诺贝尔文学奖候选人的梅列日科夫斯基、什梅廖夫的创作，等等，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都处于我们的接受视野之外。对于安德列耶夫、阿尔志跋绥夫、扎米亚京、皮里尼亚克等作家的接受和理解，今天的研究者甚至落后于鲁迅、周作人那一代学者，他们很早就译介过这些俄罗斯作家的作品，并受到其影响。还有，我们对二十世纪俄罗斯经典作家的了解、认识程度如何?我们对一些似乎早有定论的文学理论、文学政策、文学运动等，是否真正了解其来龙去脉，认识它的实质?当我们津津乐道于二十世纪俄罗斯文学远不如十九世纪俄罗斯文学，并把前者连同苏联文学一起作为极左文学加以排斥时，我们是否想到：阿赫玛托娃的《安魂曲》、米·布尔加科夫的《大师与玛格丽特》、帕斯捷尔纳克的《日瓦戈医生》、格罗斯曼的《生活与命运》等杰出作品，是在怎样艰难的条件下完成的，具有怎样的意义和价值?因此，我不揣浅陋，重复一下自己关于二十世纪俄罗斯文学的一段议论：

在这一个世纪的漫长岁月里，俄罗斯文学和养育它的民族一样，经历了一条充满着探索与困惑、希望与失望、激奋与悲凉的道路。文学的创造者们始终和这个饱经忧患的民族共命运。一百年来，无数忧国忧民、感时伤势的俄罗斯作家和诗人，以真诚的血泪，艺术地记载了本民族曲折行进的艰难历程，表现了几代人的追求、痛苦、憧憬和幻灭，为民族的命运歌哭，喊出了俄罗斯母亲的心声。毫无疑问，俄罗斯民族在二十世纪为世界文学所提供的，是一部丝毫也不比十九世纪俄罗斯文学逊色的文学巨册。(注：汪介之：《现代俄罗斯文学史纲》，南京出版社，1995年版，第1页。)

其次，我们在观照、评价苏联文学时，是否应该抛弃一种久已习惯了的预设的前提。这个假定的前提就是：自1917年十月革命胜利到1991年苏联解体，苏联一直是一个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引下、沿着社会主义道路前进的国家；苏联文学不仅始终是真正的社会主义文学的典范，而且代表着世界各国文学未来发展的方向。我们之所以说这是一个预设的、假定的前提，一是注意到苏联历史的复杂性，二是考虑到制约文学发展的多重因素。本来，在列宁逝世以后，苏联是否还是一直沿着社会主义道路前进的；从斯大林、赫鲁晓夫到勃列日涅夫、戈尔巴乔夫等苏联领导人，究竟是不是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邓小平同志为什么意味深长地说：“苏联搞了几十年，还没有搞清楚什么是社会主义”，等等，诸如此类的问题，都不是文学研究者所能说清楚、所能回答的问题，而是政治学家、历史学家们要去专门研究的问题。事实上，有很多问题是思想界、理论界和历史学界仍在继续探讨之中的，各种观点和意见并存，尚未形成定论。在此种背景下，文学研究界的人们就不必、也不可能统统把对苏联历史的某一种看法作为自己看取和评价苏联文学的基本前提。而关于人类文学发展的规律性问题，也一直是处于各国文学研究者的探索之中的。以往的苏联文学理论家，包括《现实主义的历史命运》一书的作者苏奇科夫，力求把世界文学发展的进程描绘成一个时代一种“主义”的演变过程。在他笔下，整个文学史似乎就成了各种“主义”更替的历史，而“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则是人类艺术思维的合乎规律的发展阶段，是世界各国文学发展的方向。(注：参见鲍·苏奇科夫：《现实主义的历史命运——创作方法探讨》，外国文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287—289页。)然而，世界各国文学发展的实际进程，是否早已超出了苏奇科夫等理论家所设定的框架?世界文学的纷繁现象，是否显示出正在向着“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迈进的趋势?如果不是如此，我们的研究者是否一定还要坚持这样一种假定性的预设前提呢?这无疑是值得我们反思的。

第三，我们是否应该把文学史本身和对文学史的描述区别开来，把尊重历史和固守着某种已有的、习惯了的对历史的描述区别开来。当有些研究者试图对俄罗斯文学、特别是二十世纪俄罗斯文学进行重新考察，对一些重要作家进行重新评价时，往往会听到这样一种意见，即：研究文学史应当采取历史主义的态度，应当尊重历史，而不应当割断历史、否定历史。这一意见，如果离开具体的、特定的语境，毫无疑问是十分正确的。问题在于，尊重历史，是否就意味着应该尊重和维护以往的文学史家、文学理论家对文学史过程的描述，尊重和维护他们对这一过程中出现的一系列基本理论问题和重要文学现象的阐释?如果回答是肯定的，那么我们的全部研究就没有必要再进行下去了。既然关于已经成为历史的文学，以往的研究者都已经作过评说，而且这些评说本身也都已成为历史，后来的研究者除了维护、尊重这些“历史”之外，也就没有什么更多的事情可做了。

第四，我们是否应该把二十世纪俄罗斯文学分为“主潮(流)文学”和“非主潮(流)文学”。从一些研究者的著作和文章看，所谓二十世纪俄罗斯的“主潮文学”，显然就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二十世纪俄罗斯“非主潮文学”，则包括白银时代的几乎全部文学，侨民文学的三次浪潮，苏联时期的具有社会批判倾向的文学、“新浪漫主义文学”和现代主义文学，还有苏联解体后的后现代主义文学。但是这样一划分，除了高尔基和肖洛霍夫等少数作家之外，二十世纪俄罗斯几乎所有最有成就和影响的作家，就统统都属于“非主潮文学”的范畴了。这样的比重，能使“主潮文学”的概念得以成立吗?另外，划分的标准究竟是什么，也值得考虑。如有一本二十世纪俄罗斯文学史著作，把诗人叶赛宁作为“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的代表之一加以论述。众所周知，叶赛宁在白银时代属于“新农民诗人”，或者说，他是一位新浪漫主义诗人。十月革命以后，他先是参加了由思想家、文学评论家伊凡诺夫-拉祖姆尼克创建的“西徐亚人”团体(信奉“欧亚大陆主义”)，后来又发表了“意象主义宣言”，成为意象主义诗人。他于1925年自杀，从来没听说过什么“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把叶赛宁列为“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作家，是令人难以理解的。这样的划分，其实是“主潮文学”和“非主潮文学”，“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和非“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的两分法给研究者们带来的尴尬。

第五，我们是否应该对复杂的文学史采取“非白即黑，非好即坏”式的简单化的观察和评价方式。我国社会政治生活和文学生活中，都有所谓“风派人物”之说，这一般是指那些投机分子。在看待二十世纪俄罗斯文学时，习惯于使用简单颠倒之方式的人们，当然不是什么投机分子，但他们的思维方式却有些近似于“风派人物”。过去，在极左文艺思潮和庸俗社会学的制约与影响下，我们曾经批判过不少作家，也并非科学地颂扬过另一些作家。今天要否定极左文艺路线和庸俗社会学，在某些人看来，似乎只要颠倒过来，肯定过去被批判的作家，否定过去被颂扬的作家，就是彻底的革新了。譬如说上文已提及的高尔基和索尔仁尼琴，对于这两位作家，我们能够以简单的肯定或否定来代替对他们的复杂思想与创作的深入研究吗?能够以简单化的方式得出令人信服的结论吗?思想方法的简单化之苦，我们已经饱尝了，可是要真正摆脱这种简单化，还不是那么简单的事情。

最后，我们的俄罗斯文学史研究者，是否应该在百忙之中也抽空读一读西方学者、俄罗斯学者编写的二十世纪俄罗斯文学史方面的著作，作一番比较和对照，看一看别国学者的著作在资料水平、框架体例、观察视点、描述方式等各方面和我们究竟有哪些不同，思考一下他们所进行的研究及其成果，是否有值得我们学习、借鉴和参照的地方。例如，根据我个人所接触到的有限资料，英国哈里·穆尔和艾伯特·帕里合著的《二十世纪俄国文学》(1976)，美国爱德华·布朗的《十月革命以来的俄国文学》(1985)，侨居国外的俄罗斯学者马克·斯洛尼姆的《现代俄罗斯文学：从契诃夫到当前》(1955)、《苏维埃俄罗斯文学：作家与问题》(1977)，格列勃·司徒卢威的《列宁与斯大林时期的俄国文学：1917—1953》(1971)、《流亡中的俄罗斯文学》(1984)等，都是水平较高、在西方学术界有着广泛影响的文学史著作。由瑞士日内瓦大学教授乔治·尼瓦等主编、西方十五国学者合作编写的七卷本《俄罗斯文学史》，从1986年开始陆续出版，其中的第四至六卷为论述二十世纪俄罗斯文学的。由俄罗斯科学院高尔基世界文学研究所多位学者合作、弗·克尔德什主编的大型《二十世纪俄罗斯文学史》，其中的《世纪之交的俄罗斯文学(1890至1920年代初)》(两卷集，共1700余页)，已于2000—2001年由俄罗斯遗产出版社出版。这后两种文学史著作，材料详实，分析透彻，显示出在与哲学、宗教、艺术等学科的联系中把握文学现象的“大文学史”意识，尤其值得我们认真学习和借鉴。

我们指出当前我国二十世纪俄罗斯文学研究中存在的一些值得注意的现象和问题，提出一些意见和建议，完全无意于对某些研究者个人的研究思路和方法作出评价，其目的仅仅在于探讨一种更为科学、更有成效的文学史研究方法。事实上，我国的老一代俄罗斯文学研究者在细读原著、把翻译和研究结合起来、讲求朴实无华的学风等方面，已积累了许多宝贵的经验，为后来者的研究树立了良好的榜样。目前仍然在继续从事二十世纪俄罗斯文学研究的老中青学者，也在研究思路的拓宽、研究资料的占有和研究方法的创新等方面，进行了不少有益的探索，取得了一些值得重视的成果。因此，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我国的二十世纪俄罗斯文学研究通过认真地总结经验，发现和克服存在的不足，一定能够在继承前人优良传统的基础上取得更大的成就，为我国的整个外国文学研究、为中国文学在未来的发展做出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