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域文化对两汉文学影响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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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地域文化对两汉文学的影响是因时、因人而异的，主要通过作者、地域环境和读者三个方面实现。两汉作者对地域文化的认知和利用，有助于增加自身作品的感染力和塑造鲜活的人物形象。地域环境作为两汉作者所处的外部环境，关系着两汉文学的发展和新变，在其作为描写对象被作品吸纳后，还具有烘托作品宗旨和氛围的作用。两汉读者对作品的理解和选择往往以自身的地域文化情结为依据，并最终影响到两汉作者的创作活动和文学作品在两汉时代的传播。

关键词：地域文化；两汉文学；作者；地域环境；读者

地域文化是在特定地域范围内形成并为人们所认同的，由历史、地理、风俗、心理、价值观等文化要素组成的，具有鲜明特色的文化体系。地域文化对两汉文学的影响主要通过如下三个方面实现：一是作为创作主体的作者；二是具体的创作环境；三是作为接受主体的读者。在两汉文学创作和鉴赏的过程中，上述三方面所承载的地域文化信息会相互交汇、碰撞和融合，并最终对文学作品的主题、风格、艺术水准和传播等产生深远影响。

一、作者的地域文化认同与两汉文学创作

“地气风土异宜，人性亦因而迥异”[1]，不同地域的自然风物、民俗传统往往会塑造两汉作者别具特色的地域文化心理。此种心理首先表现为对家乡的认同和依恋。韦孟《在邹诗》说：“嗟我小子，岂不怀土济济邹鲁，礼义唯恭，诵习弦歌，于异他邦。”[2]2683—2684直白地表达自身对故土的恋念与称美。扬雄《蜀都赋》则通过“蜀都之地郁乎青葱，沃壄千里”[3]之类的内容隐性地抒发班固口中“矜夸馆室，保界河山”[4]的乡邦自豪感。时至东汉末年，上述情结更是得到自觉而深广地发抒。“建安七子”中的徐干作有《齐都赋》，刘桢则作有《鲁都赋》，各自讴歌自己熟识的乡土。《古诗十九首•去者日以疏》也将人生失意与乡思结合起来，写得感人至深。王粲《登楼赋》所表现出的万千愁绪，固然与国家丧乱、壮志难酬有关，但由其“虽信美而非吾土兮，曾何足以少留人情同于怀土兮，岂穷达而异心”[5]的表述可知，作者还有着浓郁的乡邦之思。可以说没有作者浓郁的恋乡情结，便不会有上述诸作的真挚动人。有时候，此种情结甚至会成为两汉文人进行创作的动力来源。东汉《越绝书》得以撰写的重要原因即是创作者“见夫子作春秋而略吴越”[6]，因而有为乡邦文化正名之意。当然，创作者恋乡情结的生成又是因人、因情况而异的。《后汉书•梁统列传》记载梁竦被汉明帝诏令归还原籍一事说：“竦生长京师，不乐本土。”[7]927可见在自幼生长于洛阳的情况下，梁竦已将原籍视为异域，更勿论对其眷恋和颂扬了。贾谊《新书•保傅》说：“习与正人居之，不能无正也，犹生长于齐之不能不齐言也。”[8]187两汉学者已经认识到长期生活于同一区域的人群往往有着某些相同的价值观和风习，而这些价值观与风习一旦被他们在创作中加以利用，便可能对其作品的艺术水准产生影响。《史记》之所以成为不朽经典，一定程度上得益于司马迁对不同地域民俗的准确把握，从而成功塑造出众多鲜活的人物形象。以《史记•陈丞相世家》为例，其开篇说：“陈丞相平者独与兄伯居。伯常耕田，纵平使游学人或谓陈平曰：‘贫何食而肥若是？’其嫂嫉平之不视家生产，曰：‘亦食糠核耳。有叔如此，不如无有。’伯闻之，逐其妇而弃之。”[9]1825阳武属河南郡，为魏国故地。司马迁此段描写可能参考了魏地“重厚多君子，好稼穑”的风习[9]2830。陈平由于背离当地“好稼穑”的传统，所以遭到乡人和嫂子的讥讽，而其兄纵其游学等行为则反映当地民众“重厚多君子”的一面。与之相反，那些未能体察各地风俗民情的作家作品，则往往有着人物形象失真与模式化的问题。广泛存在于先秦诸子典籍中的愚蠢宋人形象即是时人不认同宋国文化的产物，两汉部分文人也继承“愚宋”这一传统。《淮南子•氾论》即以宋人教唆女儿偷窃夫家财物的故事作为思考问题本末倒置的典型。应劭《奏上删定律令》也引用《阚子》中的典故说：“宋愚夫亦宝燕石睹之者掩口卢胡而笑。”[10]339实则宋地民众并非真的愚蠢，班固称赞他们“犹有先王遗风，重厚多君子”[2]1484。但由于两汉部分文人对先秦作品中相关地域文化信息的机械接受和利用，遂使得愚蠢宋人的模式化形象继续留在两汉文学作品之中。

二、地域环境对两汉文学创作的影响

地域环境包括特定地域范围内的自然环境和由人物、风俗、传统等因素构成的人文环境。它对两汉文学的影响主要表现在成为作品内容和影响作者两个方面。当地域环境作为两汉作者的描写对象时，其主要作用在于烘托作品的主旨和氛围，使读者能够较轻易地进入特定的情境中，以更好地理解作品的写作意图。司马相如《上林赋》在描述上林苑景色时说：“其南则隆冬生长，涌水跃波其北则盛夏含冻裂地，涉冰揭河。”[11]就意在通过罗列和夸张上林苑南、北自然环境的不同，引领读者感知其宏大规模。班固《两都赋》则是通过对长安和洛阳两城不同人文景观的对比描述，向读者展示和颂扬东汉统治者的帝德。蔡琰《悲愤诗》说：“边荒与华异，人俗少义理。处所多霜雪，胡风春夏起。”[7]2251又是将充满地域特色的人文景观与自然景观结合在一起，渲染自身客居地的恶劣条件与内心的悲苦情调，使读者很容易领悟到该诗控诉苦难制造者的主旨。在两汉作者将地域环境作为描写对象的过程中，一些景观便会因其所具有的某种特殊意义而被屡屡提及。例如秦人建立的函谷关，不仅是我国历史上著名的军事要塞，还因其特殊的地理位置而被两汉作者用作界分秦地与山东六国，关东与关西等历史文化区域的地标。再如渤海和泰山，自《尚书•禹贡》说“海岱惟青州”[12]，“海、岱之间”便常被包括两汉作者在内的人们用来指称齐地。两汉文学作品通过对上述景观的吸纳，不仅提升自身的历史文化厚度，还可借助其蕴含的历史文化意义来抒发作者的思想情感。蔡邕的《述行赋》即很好地运用自己在奔赴洛阳途中所经各地的景观及其蕴含的历史文化意义，借古讽今，为该作品斥责统治者昏恶，抒发自身悲愤的宗旨提供了有力支撑。在具体的创作过程中，作者所处的特定地域环境对其创作活动也有着不可忽视的影响。研究者将早期刺激和活动给儿童留下的身心感受和情绪体验称为早期经验，并认为早期经验对文学家个性的生成和发展具有奠基性的影响，这种影响产生于人的语言与思维已经开始的时候[13]。以此推论，地域环境对两汉作者的影响也应从其牙牙学语时开始。对此，两汉时人已有认知。贾谊说：“夫胡粤之人，生而同声，耆欲不异，及其长而成俗，累数译而不能通行，有虽死而不相为者，则教习然也。”[8]436换句话说，只有当两汉作者可以能动地感知外部世界时，地域环境才可能对其产生影响。两汉作者的文学修养首先得益于故乡的文化氛围，因为不同的地域文化氛围往往孕育出不同风貌的地域文学。班固《汉书•地理志》在谈及楚辞的发展历程时说：“始楚贤臣屈原被谗放流，作离骚诸赋以自伤悼。后有宋玉、唐勒之属慕而述之汉兴，高祖王兄子濞于吴，招致天下之娱游子弟，枚乘、邹阳、严夫子之徒兴于文、景之际。而淮南王安亦都寿春，招宾客著书。而吴有严助、朱买臣文辞并发，故世传楚辞。”[2]1487由此可见，楚辞的产生和传播过程都具有一定的地域性。汉代以前，楚辞的创作和传播中心在楚地。汉朝建立后，有赖于刘濞、刘安等诸侯王对当地文化环境的刻意营造，以及枚乘、庄忌、庄助、朱买臣等吴地文人的榜样作用，楚辞的创作和传播中心又转移到吴地。班固在总结巴蜀地区文风鼎盛的原因时也说：“繇文翁倡其教，相如为之师。”[2]1470以此看来，由地域统治者和乡贤共同营造的地域文化环境对两汉文学的继承和发展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地域风俗对两汉作者创作的影响同样不可小视，虽然这种影响会因人、因时而异。明人丁养浩说：“生其时，处其地，囿其风气，习俗之不齐，则文章之美恶亦因之。”[14]两汉文学创作作为一种体现时人审美意识和思想情感的社会行为，自然难以摆脱地域风俗的拘囿。从某种意义上说，司马迁家乡“玩巧而事末”[9]2826的风俗便与《史记》“序货殖，则轻仁义而羞贫穷；道游侠，则贱守节而贵俗功”[7]1047的表现不无关系，它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司马迁追求富贵、崇尚名利的风习性文化意识。齐地文人作为活跃于西汉政坛的一股中坚力量，其文学作品的地域特色也较为鲜明。尤其在西汉宣帝以前，考察邹阳、东方朔、主父偃等人的文章及其写作背景，即足见“多辩知”“诙谐”等齐俗传统对其文风的深刻影响[15]。对两汉作者而言，地域环境的变迁也经常发生，这种变迁可分为历时性和共时性两种。从历时性来讲，即使是同一地域，其环境也会因自然灾害、治乱兴衰、社会思潮等方面的变化而产生相应的变化。这种变化对两汉文学也有着不可小觑的影响。于希贤《地理环境变迁与文学思潮更迭——西周至魏晋南北朝文风演变与地理环境关系》一文较详细地探讨各地自然环境变化与两汉文风更迭的紧密关系[16]，此不赘述。在人文环境方面，地域政治和文化氛围的变化也足以导致两汉文学宗尚的新变。据《汉书•地理志》可知，西汉大赋风潮的兴起便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文翁、司马相如等人对蜀郡文化氛围的改造[2]1470。从共时性来看，地域环境的变化则主要表现为作者的地域迁移。清人宋琬在评价王追骐诗作时说：“今雪洲则渡钱江，窥禹穴，东临吴会，问阖闾、季札之遗迹纵目骋怀，当有得于江山之助者。”[17]伴随着所处地域环境的转变，作者的心理也往往会发生变化，进而影响到自身乃至两汉的文学创作。贾谊自长安谪居长沙国，“闻长沙卑湿，自以寿不得长及渡湘水，为赋以吊屈原”[9]2192。长沙国的自然气候与贾谊生活的长安、洛阳等北方城市差别较大，而湘水则为屈原自沉之处，上述地域迁移显然促成了贾谊《吊屈原赋》的创作。刘勰说：“贾生浮湘，发愤吊屈，体同而事核，辞清而理哀，盖首出之作也班彪、蔡邕，并敏于致诘。然影附贾氏，难为并驱耳。”[18]由此可见，贾谊在异域环境感召下创作的《吊屈原赋》不仅在文风上与其此前笃实峻拔的散文有所差异，还着实引领了两汉吊文的写作潮流。

三、读者的地域文化心理与两汉文学批评

作品的价值和影响力的最终实现，还有赖于读者的介入。由于两汉读者自身也是某种地域文化的承载者，所以他们所具有的地域文化心理和地域文化知识也往往会成为其评价和选择文学作品的依据。扬雄早年对乡贤司马相如的作品十分崇拜，“每作赋，常拟之以为式”。后来发现“屈原文过相如乃作书，往往摭离骚文而反之，自岷山投诸江流以吊屈原”[2]3025。可见正是由于扬雄认为“屈原文过相如”，其水平超越了自己家乡文学所能达到的高度，才转而接受和学习屈原的《离骚》等作品。而代表杨雄家乡文学高度的司马相如赋，在此过程中则自觉充当扬雄比较和选择文学作品的标尺。当然，扬雄能否将司马相如赋视为家乡文学的代表，也取决于他当时的地域文化知识积累。一般而言，文学作品携带的地域文化因素与两汉读者自身所拥有的同质性越高，便越容易被读者理解和接受。长安人杜笃作《论都赋》盛夸长安形胜，客居洛阳的长安士人读后“皆动怀土之心，莫不眷然伫立西望”[7]1980。显然正是杜笃赋中盛赞的长安风物激发了他们情感上的共鸣，进而唤起他们的思乡之情。与东汉其他地域的文人相比，楚人王逸对《楚辞》的理解和接受程度显然更高。他不仅批评班固、贾逵等人典校的《楚辞》“义多乖异，事不要括”[10]584，还注重结合楚地风俗解释《楚辞》的相关内容，故而他的一些立论至今仍受到学界的重视。产生于汉代，以“矜其乡贤，美其邦族”为宗旨的郡书之所以“施于本国，颇得流行；置于他方，罕闻爱异”[19]，也是两汉读者浓重的地域文化情结作祟。有基于此，两汉读者还往往容易对乡贤作品做出偏袒性的阐释和评价。王逸对《离骚》有诸多附会经学、政治的主观阐释，如认为“《离骚》之文，依托五经以立义”[10]584等，目的无非在于维护屈原作品于其时的正统地位。此外，当作品携带的地域文化因素对两汉读者而言是异质的，新奇的，却又被作者描述得极富魅力时，也十分容易受到读者的推崇。《山海经》一书在西汉时之所以被士人“皆读学以为奇”，便因其有助于士人“考祯祥变怪之物，见远国异人之谣俗”[20]。两汉读者对其他地域文化的好奇和探求，也会反过来影响两汉文学的创作。正因为有汉武帝对西域各国情况的探求，才有张骞《具言西域地形》《言通大夏宜从蜀》等文的诞生。从东汉杨孚《交州异物志》的现存内容来看，其宗旨即在于介绍交州的“异物”以迎合时人好奇求异的心理[21]。这应当也是异物志类作品在汉末产生的重要原因之一。综上所述，地域文化对两汉文学的影响主要通过作者、地域环境和读者三方面实现。两汉作者对自身地域文化情结的发抒以及对地域文化传统的认知和利用，既推动相关主题的文学创作，又影响自身作品的艺术表现力。地域环境作为两汉作者创作时的外部环境，关系着两汉文学风貌的发展和新变。在其作为描写对象被两汉文学作品吸纳后，还起着烘托作品氛围和主旨的作用。两汉读者的地域文化心理和相关知识结构往往成为其接受和评价文学作品的依据，这不仅影响文学作品在两汉时代的传播和接受，还反过来影响两汉作者的文学创作。两汉文学作为大一统封建王朝的精神产物，其内部发展却是多维度和不平衡的。探析地域文化对两汉文学的影响，无疑有利于加深对两汉文学产生和发展规律的认识。

作者：宫伟伟 单位：滁州学院文学与传媒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