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传统民俗与干校文学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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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一个独特的、丰富的存在，自1936年10月鲁迅在上海身覆“民族魂”的大旗逝世之日始，鲁迅传统即已形成，它是20世纪“所形成的现代民族文化传统的集中代表，同时它并不排斥其它传统的存在与价值”①，由此得到不断的阐释与发展。鲁迅传统在解放区、国统区和“孤岛”上海，分别得到各有重点的强调和继承。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解放区对鲁迅传统的解释，随着新中国的建立最终成为当代中国的权威阐释话语。作为“干校人写干校事”②的干校文学，在当代文学史叙述中被化约归类、删繁就简，往往被划入“文学”和“反思文学”等更大的范畴之中加以论说，被看成为“归来者”的“历史的记忆”③表达。这样的观察视点，无疑忽视了作家在“五七”干校时期写作的日记、书信和相关文学作品。有学者将干校文学视为“五四”新文学传统的复苏，与巴金的《随想录》、孙犁的《芸斋小说》等反思之作一起，共同“建筑起个人心灵深处的‘博物馆’”④，这种论述无疑也有对于“五七”干校时期的“潜文本”的忽视，同时更遮蔽了干校文学的多元复杂性。从鲁迅传统与干校文学的关系入手，可以充分展示历史发展的复杂性和多义性，可以在较大程度上还原干校作家的真实创作心态，可以解开若干文学史上的未解谜团。

在抗战时期的“孤岛”上海，《鲁迅风》创刊。创刊号上载有唐弢写作的《鲁迅的杂文》，文章将“鲁迅的表现在杂文里的思想和内容”共分为九个部分，全面性地、立体性地阐释了鲁迅杂文的精神，认为“反抗的精神”、“科学的方法”、“批判的人生”、“解剖的态度”是作为“教养”存留在鲁迅的“每一个细胞里”，从而使得鲁迅的杂文“愈见其泼辣、深刻”，鲁迅杂文的风格是“泼辣的，以示韧；是热烈的，以示爱；是从容的，以示理智；是讽刺的，以示抗争；是幽默的，以‘给人愉快和休息’”，因此，鲁迅杂文“确是一部史诗”。这篇文章标示出《鲁迅风》的创刊宗旨就是要继承和发扬鲁迅精神，而由于鲁迅精神具有与世界、社会无限的联系性，所以许广平在《鲁迅风》创刊不久后著文强调“更非专为研究鲁迅而作的。因为目前的需要，不是注重个人，而是全世界，以及社会的多方面的描写”。经常在《鲁迅风》杂志上发表文章的有“浑厚圆润”的唐弢、“泼辣雄健”的巴人、“典雅潇洒”的柯灵、“清丽热切”的文载道等，他们以风格各异的个性化创作，在抗战岁月中张扬了鲁迅高亢激越的爱国精神。据文学史家研究，《鲁迅风》“在整个战时中国文学中，其对鲁迅杂文精神的追求最执着，理解最深刻，而其实践也最有效”⑤。当时生活在“孤岛”上海的小说家张爱玲，被王富仁誉为“女性小说家中的鲁迅”，理由何在呢？王富仁解释说：“她像鲁迅一样俯视着人类和人类文化，并且悲哀着人类的愚昧，感受着人生的苍凉”，“鲁迅小说的气度表现的是现代中国知识分子的气度、现代中国文化的气度、现代中华民族精神的气度，他体现着中华民族在面临着西方文化的挑战时不甘堕落、勇于自立的精神，而张爱玲小说的气度表现的则是现代女性的气度，现代女性文化和女性文学的气度”，她的小说超越了世俗，跃升至“大气”、“开阔”的境界⑥。

由此可见，鲁迅传统在张爱玲的小说写作中得到了独具个性的继承和发扬。创刊于国统区桂林的《野草》，刊名直接来源于鲁迅的散文诗集子，清楚地标示出《野草》将要走继承鲁迅传统的路子。聂绀弩是《野草》作家群中杂文创作成就最高的一位。他在该杂志上发表了30多篇形制短小精悍、思想内容深刻犀利的杂文和散文。如杂文《历史的奥秘》以古讽今：“我们把岳武穆当作神圣，把秦桧当作反派代表，很少是关于他们个人人性的问题；虽然人性的美恶，往往是一个重要枢纽；倒是他们在历史舞台上所演的角色，就是说他们所尽的任务，所能发生的作用。一个人演了神圣的角色，他的一切缺点，一切过失，甚至一切罪行，都被他所尽的任务遮住，洗清了。不但这样，还有许多实际上与他毫不相干，而在当时是可能的神圣的传说，都全被加到他头上，使他更为神圣。”这就是历史的奥秘，也正是历史的可怕之处。在《野草》杂志上，聂绀弩还刊载了数篇研究、宣传、纪念鲁迅先生的文章。如《略谈鲁迅先生的〈野草〉》，就是一篇文采与思想兼胜的文艺论文。该文采用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理论来解读鲁迅的《野草》，认为：“《野草》是鲁迅先生为自己写，写自己的书，是理解他的锁钥，是他的思想发展的全程中的一个重要的枢枢；不过，同时也是整个中国文化思想不能不向前迈进一大步的忠实的反映。”这篇研究文章，在鲁迅的《野草》研究史上至今仍然占据着重要地位。《野草》杂志继承了鲁迅传统中的优秀的韧性战斗精神⑦。秦似在《刊词》中写道：“弄一点笔墨，比起正在用血去淤塞侵略者的枪口，用生命去争取民族的自由的一大群青年人，正如倍•柯根所说，是‘以花边去比喻枪炮了’”，但是，“即使同是花边，也还有硬软好坏的分别，有的只准备给太太们做裙带，有的却可以替战旗做镶嵌”，因此，《野草》杂志创刊之际，即将办刊理念定位于“这里不是锋镝所在，……然而却划了一道‘人’与‘兽’的分界”。这段话无论是在表述方式上，还是在表现内容上，都明显可见鲁迅杂文集《花边文学》和《准风月谈》的影响。在解放区延安，鲁迅传统受到中共高层领导，特别是的高度推崇和重新阐释，并通过对王实味的《野百合花》、《政治家•艺术家》，丁玲的《三八节有感》，艾青的《了解作家，尊重作家》，萧军的《论同志之“爱”与“耐”》、《“纪念鲁迅：要用真正的业绩！”》，罗烽的《嚣张录》等杂文作品的批判，得到不断地规范与纯化。由于王实味、丁玲等人的杂文创作是对鲁迅批判精神的直接继承，所以当时对王实味、丁玲等人的批评存在着这样的“尴尬”———“既要削弱以至阉割、否定鲁迅的批判精神，又要利用鲁迅旗帜”⑧。站在政治家的立场，旗帜鲜明地指出：“鲁迅处在黑暗势力统治下面，没有言论自由，所以用冷嘲热讽的杂文形式作战，鲁迅是完全正确的。我们也需要尖锐地嘲笑法西斯主义、中国的反动派和一切危害人民的事物，但在给革命文艺家以充分民主自由、仅仅不给反革命分子以民主自由的陕甘宁边区和敌后的各抗日根据地，杂文形式就不应该简单地和鲁迅的一样。我们可以大声疾呼，而不要隐晦曲折，使人民大众不易看懂。如果不是对于人民的敌人，而是对于人民自己，那末，‘杂文时代’的鲁迅，也不曾嘲笑和攻击革命人民和革命政党，杂文的写法也和对于敌人的完全两样。对于人民的缺点是需要批评的，……但必须是真正站在人民的立场上，用保护人民、教育人民的满腔热情来说话。如果把同志当作敌人来对待，就是使自己站在敌人的立场上去了。我们是否废除讽刺？不是的，讽刺是永远需要的。但是有几种讽刺：有对付敌人的，有对付同盟者的，有对付自己队伍的，态度各有不同。我们并不一般地反对讽刺，但是必须废除讽刺的乱用。”⑨这就是说，“在弱化鲁迅杂文价值的同时，也对蕴含其间的批判性话语进行了一番合乎新的意识形态需求的转换”⑩。对鲁迅传统的最为经典性的表述是《新民主主义论》中的一段话：“鲁迅，就是这个文化新军的最伟大和最英勇的旗手。鲁迅是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他不但是伟大的文学家，而且是伟大的思想家和伟大的革命家。鲁迅的骨头是最硬的，他没有丝毫的奴颜和媚骨，这是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最可宝贵的性格。鲁迅是在文化战线上，代表全民族的大多数，向着敌人冲锋陷阵的最正确、最勇敢、最坚决、最忠实、最热忱的空前的民族英雄。鲁迅的方向，就是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方向。”輯訛輥所谓“文化新军”，即是指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出现的崭新的文化队伍；所谓“中华民族新文化”，就是“新民主主义的文化”輰訛輥。也就是说，所论述的鲁迅传统，有着鲜明的历史与意识形态的规定性。他所强调和推崇的鲁迅传统的价值和意义，属于新民主主义文化的范畴，即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文化，既不同于此前的旧民主主义文化，也不同于此后的社会主义文化。而就在新民主主义文化范畴内，鲁迅传统中的永远不满足于现实，永远批判现实的战斗精神也被有意遮蔽了，鲁迅被塑造成为一个反帝反封的“文化民族英雄”、“旗手”和“主将”。

在20世纪40年代产生的对于鲁迅传统的多元化阐释路径，在新中国成立后逐渐得到规范和统一，其中，来自“解放区”的阐释成为权威话语。但是，细心的学者不难发现《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与《新民主主义论》两篇文章在评价鲁迅上的巨大差异：“《讲话》是不多的专门论述文艺问题的文章，按说应该对‘伟大的文学家’鲁迅予以更高的评价，但是，整篇《讲话》提到鲁迅的篇幅很少，其中一处是针对一些人以鲁迅的杂文传统照搬到延安而发的，鲁迅似乎是当了这些人的‘反面榜样’。……可以这么说，鲁迅在‘国统区’是新文化的方向，而在‘解放区’以及1949年之后的中国内地，《讲话》才是新文化的方向。”輱輥訛评价鲁迅的这种矛盾二重性表明，他在对鲁迅传统的推崇与高贵悬置的背后，仍然充满了对鲁迅“恶魔性”和“破坏性”的警惕。1957年3月8日，在接见文艺界代表时说：“我看鲁迅在世还会写杂文，小说恐怕写不动了，大概是文联主席，开会的时候讲一讲。”輲訛輥这个担任了“文联主席”、“开会的时候讲一讲”的鲁迅，与曾经的“空前的民族英雄”的称号形成巨大的落差。同样是在1957年“反右”运动期间，前往上海小住，老友罗稷南提出一个大胆的设想：要是今天鲁迅还活着，他可能会怎样？“深思了片刻，回答说：以我的估计，（鲁迅）要么是关在牢里还是要写，要么他识大体不做声”輳訛輥。

在1954年胡风向党中央递交《关于解放以来的文艺实践情况的报告》（即“30万言书”）之后，“胡风集团”被定性为“反革命分子”，其中多为著名作家、诗人和文学理论家，如路翎、牛汉、绿原、彭柏山、吕荧、贾植芳、王元化、彭燕郊、曾卓、张中晓等。在文学史叙述中被认为是最好地、最坚定地继承了鲁迅传统的“七月派”作家，除告密的舒芜之外，在这次文字冤案中几近全军覆没。以阶级专政的严酷手段处理文艺理论问题，为胡风等人始料不及。胡风自认为继承了鲁迅传统，“七月派”是鲁迅传统的正脉輴訛輥，而极其推崇鲁迅，一定也会认同鲁迅的文艺方向，却不料碰得头破血流，成为“反革命集团”的“元凶”。多年以后，胡风在回忆为何遭到整肃时说，因为“不愿意听不同意见，不喜欢别人不佩服他。也许他觉得我不尊重他”輵訛輥。这是从政治领袖个人身上寻找原因，作为胡风案件的当事人，这种“直觉”当然有一定的道理。“从当代的文艺经验来看，喜欢的是紧跟着他的步伐，对现实颂扬颂扬再颂扬的作家”輶訛輥。联系的相关论著来看，知识分子群体被归入“小资产阶级范畴”，“往往带有主观主义和个人主义的倾向，他们的思想往往是空虚的，他们的行动往往是动摇的。因此，中国的广大的革命知识分子虽然有先锋的和桥梁的作用，但不是所有这些知识分子都能革命到底的。其中一部分，到了革命的紧急关头，就会脱离革命队伍，采取消极态度；其中少数人，就会变成革命的敌人”輷訛輥。在看来，在革命时期，在战争年代，工农大众单纯可靠听从指挥，成为推动历史前进的巨大动力。在无产阶级专政时期，工农群众是坚定的可以依靠的“皮”，而知识分子则成为附属于“皮”之上的“毛”，“皮之不存，毛将焉附”，“毛”除了依附性之外，还有散乱、零碎的特征。权力结构对知识分子的整顿和“规训”，根本的原因在于权力体制本身与知识分子之间的矛盾性。鲁迅对于文艺与政治、权力与知识的关系问题，曾经作过深入的思考。他说：“知识阶级不可免避的运命，在革命时代是注重实行的，动的；思想还在其次，直白地说：或者倒有害。”輮輦訛知识分子的可悲之处在于他们总是“不合时宜”，无论身处在哪个时代都是如此：“知识阶级对于别人的行动，往往以为这样也不好，那样也不好。先前俄国皇帝杀革命党，他们反对皇帝；后来革命党杀皇族，他们也起来反对。问他怎么才好呢？他们也没办法。所以在皇帝时代他们吃苦，在革命时代他们也吃苦，这实在是他们本身的缺点。”輯輦訛知识与权力总是矛盾的，总是受到权力的压制：“知识和强有力是冲突的，不能并立的；强有力不许人民有自由思想，因为这能使能力分散，……在原始时代酋长的命令是不能反对的，无怀疑的，在那里酋长带领着群众并吞衰小的部落；于是部落渐渐的大了，团体也大了。一个人就不能支配了。因为各个人思想发达了，各人的思想不一，民族的思想就不能统一，于是命令不行，团体的力量减小，而渐趋灭亡。在古时野蛮民族常侵略文明很发达的民族，在历史上常见的。现在知识阶级在国内的弊病，正与古时一样。”輰輦訛知识分子总是追求个体精神自由，反对盲目附和、趋同群体，而这也正是他们的“缺点”，因为在人类历史的大多数时期，个体精神自由与群体生存需要之间总是存在着矛盾，“思想一自由，能力要减少，民族就站不住，他的自身也站不住了！现在思想自由和生存还有冲突，这是知识阶级本身的缺点”。那么知识分子“将怎么样呢？还是在指挥刀下听令行动，还是发表倾向民众的思想呢？要是发表意见，就要想到什么就说什么。真的知识阶级是不顾利害的，如想到种种利害，就是假的，冒充的知识阶级；只是假知识阶级的寿命倒比较长一点。……不过他们对于社会永不会满意的，所感受的永远是痛苦，所看到的永远是缺点，他们预备着将来的牺牲，社会也因为有了他们而热闹，不过他的本身———心身方面总是苦痛的；因为这也是旧式社会传下来的遗物”輱訛輦。鲁迅早就一针见血地指出，在革命成功之前，文艺和政治本来都具有“不安于现状”的共性，但是在革命成功之后，二者必然产生歧异：“政治是要维持现状，自然和不安于现状的文艺处在不同的方向。”輲訛輦在鲁迅看来，这才是文艺家的真正可悲之处，甘当先锋，被人利用，冲锋陷阵，革命成功，老调重弹，排轧出局，这是知识分子的轮回宿命。但是，当鲁迅感受到只掌握了精神批判武器的知识分子，在强大的国家机器面前的软弱无力时，在他得出“一首诗吓不走孙传芳，一炮就把孙传芳轰走了”輳輦訛这一结论时，他自然产生了向掌握着“物质批判武器”的工农兵大众寻求支援的强烈要求。而“鲁迅身上所发生的这种由强调知识分子对人民的启蒙作用，到强调知识分子从人民中汲取力量的转变，在本世纪知识分子的精神历程中，是具有典型性的”輴訛輦。这种典型性的传统在期间被发展到极端，伴随着“再教育、给出路”政策的明确化，知识分子群体被摆在了革命对象的地位上，其资产阶级的属性成为与生俱来的原罪，必须接受工农“再教育”，才能“脱胎换骨”。知识分子大规模地下放“五七”干校，到工厂、农村接受劳动改造的高潮得以最终形成。

对于中国知识分子而言，“五七”干校生活的确是一段无法抹煞、不堪回首的身心俱辱的惨痛经历。摩罗在《耻辱者手记》中批评道：“他们一群一群地被赶进了名叫干校的地方———那实际上就是政治集中营，接受人民的改造。在漫长而又残酷的迫害中，只有极少数人为了捍卫尊严而以身相抗，其他人则一律为了求得生存而放弃了知识分子立场，也就是说，他们不但没有行使知识分子创造职能的条件，而且内心已没有一丝知识分子意识。他们已经像他们以前所要改造的愚民一样没有自我、没有个性。这是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全军覆没，这个覆没产生了近代以来最为黑暗的历史废墟。”輵訛輦这段论述，对知识分子“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苦心孤诣的理解的确令人敬佩，但其所采用的全称判断与道德理想主义激情却不能令人苟同，尤其是“内心已没有一丝知识分子意识”等论断更是堪称“诛心之论”。至少在咸宁向阳湖“五七”干校文学创作中，作家们并没有“一律为了求得生存而放弃知识分子立场”，并非没有“知识分子意识”，并非“没有自我、没有个性”，他们在黑暗的漫长寒夜中睁着双眼，积聚怀疑的力量，进行了坚忍的抗争。这种抗争继承了鲁迅传统精神，主要表现为三种形式：反抗、控诉与戏谑。从1969年9月到1974年12月末，“七月派”主将、“胡风分子”牛汉在咸宁向阳湖“五七”干校劳动改造长达5年零3个月輶訛輦，围湖造田、拉车挑秧，生活的艰苦和超强度的劳动，都没有让诗人低下高昂的头颅。在干校时期，牛汉写下诗作《半棵树》：“真的，我看见过半棵树/在一个荒凉的山丘上/像一个人，为了避开迎面的风暴/侧着身子挺立着/它是被二月的一次雷电/从树尖到树根，齐楂楂劈掉了半边/春天来到的时候/半棵树仍然直直地挺立着/长满了青青的枝叶/半棵树/还是一整棵树那样高/还是一整棵树那样伟岸/人们说，雷电还要来劈它/因为它还是那么直那么高/雷电从远远的天边就盯住了它”輷訛輦。诗人由半棵树联想到干校时期的知识分子的悲剧命运，不禁悲从中来，产生浓重的悲剧意识，从而催生了沉郁的诗行。反抗仍在继续，“人们说，雷电还要来劈它”；但人的精神永不屈服，永远是那么高、那么伟岸，那么“直直地挺立着”！这个“挺立”的形象，正是鲁迅传统中不屈抗争精神的写真。诗歌是牛汉的“第二生命”，他说过：“没有我，没有我的特殊的人生经历，就没有我的诗。……我与我的诗相依为命。”輮輧訛诗歌成为牛汉对抗屈辱、反抗绝望的利器，无论何时何地，他都不会放下手中的笔，这种抗争的精神，是胡风式的，也是鲁迅式的。诗歌成为诗人自我救赎的力量，成为反抗黑暗的武器。以饱含热泪的情感控诉那个黑暗的时代，反思干校悲剧产生的根源与群体的愚昧，是不少作家在结束以后痛定思痛的写作路径。侯金镜的夫人、作家胡海珠在《追思干校中的金镜》一文中写道：“我很害怕回忆湖北咸宁文化部干校那一段生活，也不愿意回忆起1971年8月7日晚，侯金镜同志突发脑溢血，8日凌晨逝世时那一幕悲惨的情景。一想起那一幕悲剧，眼泪就止不住地流，心像针刺一样地痛。……一张苇席卷起他的躯体，再用三根草绳分段捆着三道箍，像扔一根木头一样，往卡车上一扔，汽车就开走了。那是我的亲人呀！我眼看着我的亲人就这样结束了自己的一生，就这样孤独地、寂寞地走了。没有亲人相送，没有同伴相随。”輯訛輧胡海珠在这篇饱含深情的回忆文章中，并没有对那个荒谬的时代进行反思，一切恩怨只归为一句话：“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九一三’自我爆炸。”似乎是对曾因咒骂为“小丑”而被打成“现行反革命分子”的侯金镜的最好安慰。而悲剧时代的人间冷暖，更让胡海珠萦怀：还被关押在“牛棚”里的张光年和冯牧深夜前来探望，让她感到“人间毕竟还是有真情的”！而一位“革命群众”像是报喜似的，对正在湖里劳动的同志幸灾乐祸地高喊：“侯金镜早上‘格儿屁’了！”让她深受刺激，“但随即也懂得了人和人之间的感情，有时是会有天壤之别的”。韦君宜在《忆向阳湖畔的十个无罪者》一文中，记载了十位逝世于咸宁向阳湖干校的“无罪者”，沉痛地说：“这十个人永远逝去了。活人已经不大想起他们。至于他们为什么死的，也没有人再去过问。虽然他们经历不同，有的是知名之士，有的是勤杂人员，但是他们的来路和结局却都是一样。我们一起被赶来的，不能一起走了”，这十个人“是在那个时候在向阳湖畔不甘心地告别人世的。我忘不了的向阳湖。流泪、沉痛都已毫无用处。我不想描画那些临死悲惨的场面，现在记下他们，只为的是让今天主事拿权的中年人即当年的孩子们，想起这些糊里糊涂送了命的叔叔阿姨。不该忘掉的，好好想想看，你们还想得起吗？”不幸的是，中国是一个善于遗忘的民族。“亲戚或余悲，他人亦已歌”。

在鲁迅笔下记忆和遗忘总是成对出现，阿Q的“性格特征”就是健忘和自欺。鲁迅的《为了忘却的记念》这一类文章的标题就具有标志性，人世间如若没有忘却，何来记念？中国人如果不是善于忘却，又何需记念？《伤逝》在结尾处说要用“遗忘和说谎做我的前导”，其间隐含了多么深沉的痛苦。鲁迅不相信青年，不相信未来，不相信未来的黄金世界，不相信各种承诺和许诺。“记念”的目的只是因为世俗的“忘却”，而“忘却”正是中国人的“国民性”特征，写下来的“记念”，正是为了“不被忘却”。鲁迅多次说过中国是最健忘的民族，也曾不止一次地写到造物主为“人类中的怯弱者”、“庸人”所作的设计，那就是“以时间的流驶，来洗涤旧迹”，“用时间来冲淡苦痛和血痕”。人世间还有另外一种遗忘，弗洛伊德称之为“有动机的遗忘”；中国古人谓之“坐忘”、“浑沌”；鲁迅称之为“麻痹”、“糊涂”和“乡愿”，这种遗忘其实才是更为可怕的，因为它是主体对记忆的自行删除和破坏。关于干校的种种记忆和反思，首要的目的在于不被“遗忘”。这正是作为时代“守夜人”、社会良心代表的知识分子的责任。韦君宜在《思痛录》中沉痛地反思自己，如鲁迅一样“抉心自食”，如：“全错了！认敌为友，眼睛全瞎。毛病出就出在对‘组织上’的深信不疑”，“而我，实在是从这时开始，由被整者变成了整人者，我也继承了那个专以整人为正确、为‘党的利益’的恶劣做法”，“我已经失去了自己思辨的能力，只能信党的”，“盲从者怎不感到伤痛和忏悔呢？光忏悔还不够，应当认真深思造成悲剧的根源”，“天下最拙笨的民主也胜过最高明的独裁，它使我抱着最高的希望”輱輧訛，目的正在于“记念”，让“旧迹”、“苦痛”和“血痕”不随忘川逝去。在干校文学创作中，陈白尘的《云梦断忆》是一个独特的存在———“作为一个传统的知识分子，陈白尘无法放弃他的批判意识；作为一个讽刺作家，陈白尘也有借用油滑的笔调对社会的黑暗进行强烈的批判与谴责的特长”輲訛輧。从《云梦断忆》中明显可见作家对鲁迅《狂人日记》“救救孩子”的主题与《故事新编》中“古今杂糅”、“亦庄亦谐”的“油滑笔法”的继承。《云梦断忆》中有一篇《忆眸子》：“‘’初期有句‘名言’，叫‘触及灵魂’，或者说是‘在灵魂深处闹革命’。这在某一种意义上说，的确是句真理。不过它与预期者的愿望相反：一方面，是本属善良的灵魂倒真个觉醒了，对这场‘革命’看出它的真面目；一方面，是本来邪恶的灵魂却用‘革命’伪装起来，以遂其私，这就叫做‘造反起家’；再一方面，是正在塑造中的青年的灵魂，被搞得天翻地覆而又地覆天翻，到头来，有的觉悟，有的消沉，有的成了有用之才，有的堕落以至犯罪；最后便是幼小者的灵魂，本来是白玉无瑕，但在那‘革命’空气中遭受污染……多么希望从小姑娘和胖娃娃一辈的青年们明澈如水的眸子中透视到新中国的未来哟！”透过冷眼、白眼、怒目、蔑视、仇恨、青眼、温暖、同情、爱抚、怜悯种种不同的眸子，作家发出“救救孩子”的呼唤，因为救孩子，就是救中国的未来。此外，《云梦断忆》多有“油滑笔法”，形成一种别有情致的“游戏笔墨”。如《忆鸭群》描写鸭子的歌唱：“当它满足食欲之后，特别是又来一次酣畅的游泳之后，振翅高鸣，是它的欢乐之歌；当它在吞食到美味而深感幸运时，边吃边作短促的低吟，是它的赞美之歌；当它求爱不遂，低声婉啭，是它失恋的悲歌……总之，它的歌唱是朴质的感情表现，有啥唱啥，亦即说啥，而绝无‘为艺术而艺术’的‘艺术家’们矫揉做作之态。”輳輧訛描写麻鸭的“休息”神态，“可以入画”：“有的为爱惜羽毛，扭转其灵活的长颈，遍身剔刷；有的扇动双翼，抖动全身以振落水滴；有的伏地休息，缩作一团，如果怕感冒，还可以将口鼻插入翼下取暖；有的伫立凝望，缩其一足，也如金鸡独立一般，以示休息；有的放声歌唱，以示愉快；有的故意撩拨友朋或互相挨擦，或互相扭颈以示亲热。当然，有时发生什么争执，也会‘武斗’的，但不过互相以前胸相抵，并不动手动脚，谁力弱，便退让示败而去，胜者并不追究，更不用说什么‘踏上一只脚’的动作了。”輴輧訛行文中不时穿插的“为艺术而艺术”、“武斗”、“踏上一只脚”等用语，读来让人忍俊不禁。

按理说，国家早已对包括设立干校在内的期间的种种倒行逆施举措，作出了权威的政治否定，这种否定“无疑以充分的异质性，将‘’时代定位为中国社会‘正常肌体’上似可彻底剔除的‘癌变’，从而维护了政权、体制在话语层面的完整与延续，避免了反思质疑‘’所可能引发的政治危机”輵訛輧，但是，让人不解的是，对于干校进行深刻的反思与批判性的再现的文学作品，除了杨绛的《干校六记》，陈白尘的《云梦断忆》、《牛棚日记》，韦君宜的《洗礼》、《思痛录》，张光年的《向阳日记》，季羡林的《牛棚杂忆》，臧克家的《忆向阳》，杨静远的《咸宁干校一千天》，火星的《残破的世界》等寥寥数部，及一些回忆性的文字材料和书信之外，大多数从干校归来的作家选择了深长的沉默。个中原因，主要有以下两点：第一，在外部环境层面，作家的组织化、职业化和科层化，制约了作家思想的独立性和理性探索的纵深度。按照马克斯•韦伯的说法，现代社会日益变成为一个“理性化的”、“科层化的”社会。新中国成立后，作家被组织进各级文化机构和相关部门，作家的职业化和科层化趋势日益明显，作协或文化部门成为一个个“伙食单位”，文学写作、出版、流通、阅读，都直接受到上级相关部门的领导、调节和控制，而“对于中国当代文学来说，这种调节、控制有其特殊性。这主要表现为，执政党通过各种方式对文学创作、出版、阅读等，实施严格干预，是当代文学活动的社会调节最主要的内容。另外，作家的文学活动，包括作家自身，被高度组织化，在另外一些时候和另外一些国家中，作家个体独立的那种职业性质，已相当淡化。最后是，外部力量所施行的调节、制约，在实施过程中，逐渐转化为那些想继续写作的作家的心理，而成为作家的‘自我调节’、‘自我控制’”輶訛輧。这种调节与控制，由外及内，由上而下，最终内化为作家的自我心理。同时，在文学领域不断开展批判运动，劳改流放，告密株连，牢狱锁链，甚至肉体消灭，诸般规训和惩罚，无时无地不在对作家施加影响。在干校时期，绝大多数作家只能放下手中之笔，接受劳动改造，噤若寒蝉，以求自保。更何况，有部分主体意识并不强烈的作家在干校时期甘于“坐忘”、“陆沉”，正如洪子诚所批评的：“五十到七十年代，中国一大批知识分子、作家被拋到生活的底层，经历各种难以想象的折磨这一现象，并不一定就必然导致普遍性的精神觉醒，并不一定成为精神探索的深化的力量。相反，在投身于封闭守旧的生活结构之后，他们传统精神中的某种因素反而会进一步苏醒，他们骚动不安的心灵会在原始封闭的农村文化中‘获救’而趋于安宁和平息。”輷輧訛而在干校结束以后很长一段历史时期以内，意识形态领域左倾思想仍有余威，反自由化、反西化思潮屡次兴起，旧痛未已，明哲保身尚且不及，何谈冲锋陷阵振臂高呼？至90年代市场经济兴起时，文学启蒙却早已没有了接受对象，作家自身也产生深重的身份危机和精神困境，自顾尚且不暇，遑论启他人之蒙？第二，在内部环境层面，作家长期自觉地接受思想改造，矮化主体精神，最终丧失了批判的锋芒和必需的文化尊严。外因通过内因而起作用，李陀曾经说过：“仅仅靠政治压力是否能使千千万万个知识分子改变自己的语言而接受另一种语言？当年施加给知识分子的政治压迫并不小，其特务统治形成的恐怖一直延续到台湾，可三民主义话语为什么没有取得绝对霸权，反而大量的知识分子更加倾向革命，倾向马克思列宁主义？”历史选择了共产党，这并非历史决定论，而是当年无数热血青年、知识分子的自觉选择，如韦君宜回忆说：“政府不支持爱国，只有共产党才说必须抗日，左派刊物高呼无保留地支持学生的抗日运动。愚蠢的日本帝国主义和国民党政府，共同把我这样的青年推到了共产党的旗帜之下。”邵燕祥在回忆自己参加革命工作的经历时也说：“1949年后，作为一个知识青年，带着要改造自己的自觉，进入新生活……所有的知识分子都被称为‘接受革命’或者‘参加革命’，在大陆生活的人其实是没有其它选择的，从饱经沧桑的老知识分子到十几岁的学生概莫能外，而且大家从不讳言‘思想改造’，认为这是一个光荣的政治任务，与此同时还有学习，这是一个非常流行的词，学习与改造是一而二，二而一的，共产党建立新政权带来的新事物，包括各种政策文件都是学习的内容。”

在不断的学习和改造中，在“情愿做一个学识肤浅的战斗者”的实践中，作家最终丧失了必需的主体性精神。这种矮化主体精神的惯性力量，在“五七”干校结束以后很长的时段内依然保持着，“一个人的生活质量和精神高度，并不一定与生活遭遇的坎坷程度成正比：两者之间不一定成必然的联系。如果这种人生遭际不能转化为深刻的精神力量，那并不值得自豪。有过长期痛苦、悲惨生活经历的人，不一定能够真正体会到人的生命的悲剧性质”輯訛輨，这才是从“五七”干校归来的作家们的真正可悲之处。无论是外部环境，还是内部环境所造成的干校文学的荒凉景象，都需要从继承鲁迅传统中汲取创造的力量，尤其需要真正回归到鲁迅传统的本源之处。干校作家“他们半是被迫、半是自动地放弃了探索真理的权利，放弃了独立思考的权利；这不仅从根本上背离了鲁迅所开创的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历史传统，而且也是知识分子历史品格的丧失：在社会分工中，以思考作为本职的知识分子居然停止了思考，甘心作驯服工具，这真是历史的大倒退，大悲剧，也是历史的大嘲讽”輰訛輨。我倒并不认为在既有的干校文学作品中缺乏小说、电影、电视剧等文体是一种遗憾，因为对于已经发生过的真实的惨绝人寰的悲剧来说，还有什么比直录情、事的散文体裁更加合适呢？悲剧“何以会发生？又为何得以以如此的方式进行？其中有没有知识者的责任？当知识者已经被剥夺了自由言说的权利以后，是否还有沉默的可能？在不自由言说的范围内，又是否可以把谀词和假话的使用减至‘必要’的限度之内？”輱輨訛所以，一方面，我们尊重在干校时代受苦受难的大多数人的沉默，无论是在事后，还是在事中，“保持沉默的原因多种多样，有些人没能力、或者没有机会说话；还有人有些隐情不便说话；还有一些人，因为种种原因，对于话语的世界有某种厌恶之情”輲輨訛；另一方面，我们也反对某些人的沉默，尤其是那些在干校时期，凭借手上的权力无端地剥夺了他人的自由和生命的人，他们有能力偿还这一切吗？而且更为重要的是，他们能够在生命的大限之内偿还吗？世界上还有什么真理比个体生命存在的真理更加雄辩？而时间的忘川终会淹没曾经发生的一切。事实上，在“真实”性基础上进行反思的干校文学作品中，还存在着永远的缺席者，我们迄今不曾听闻到当年那些“旗手”、“打手”的声音，也不曾读到他们的文字，其中有不少人甚至在干校后期被打成“五一六”分子挨打时，还受到过先前被他们批判、暴打的作家们的保护，但他们集体性地选择了“沉默”，可耻的“沉默”！鲁迅传统的核心是对权力结构持有深刻的反思与执著的批判精神。鲁迅在《忆韦素园君》中说：“文人的遭殃，不在生前的被攻击和被冷落，一瞑之后，言行两亡，于是无聊之徒，谬托知己，是非蜂起，既以自衒，又以卖钱，连死尸也成了他们的沽名获利之具，这倒是值得悲哀的。”孰料一语成谶！似乎是对他身后遭受种种误读的命运的科学预测。对于干校文学、干校作家及其后来者而言，“我们不应该动不动对一个群体报以期望。每个时代的精神挺进的过程，都不是通过群体的方式来完成的，而是由一些伟大的个人来完成。往往是这些‘偶尔才出现’的伟大的个人，挽回了他们所处的时代业已失落的尊严”輳輨訛。我们期待着出现索尔仁尼琴、帕斯捷尔纳克那样的“伟大的个人”，通过他们的干校文学创作来挽回那个时代“业已失落的尊严”。因为关于那个时代的“尊严”，我们实在已经失落得太多、太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