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加坡英语文学身份认证疑惑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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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上每一个现存的民族都有自己的文化传统。文学是民族文化的基本组成部分,是民族国家形成主体文化传统的关键因素,是构成民族历史集体文化记忆的重要载体,是民族文化的核心组成部分。它反映的是一个民族的文化心态。作为一个多民族和多元文化的国家,新加坡有多种语言与文化。华语、马来语、英语都是新加坡的通用语言。在新加坡独立之初,出于政治上的考虑,尊马来语为国语。但是由于历史、社会、政治、经济等原因,随着英语在政治、经济等领域应用的日渐广泛,英语在新加坡的地位日益高涨,“所以,马来语终于有国语之名,而英语则有国语之实”[1]23。随着英语在新加坡地位的提高,新加坡英语文学的创作繁荣起来,成为新加坡的主流文学创作。按照丹纳所说:“精神文明的产物和动植物界的产物一样,只能用各自的环境来解释。”[2]9文学作为一种意识形态形式,反映的是时代的精神和现实的文化心态。新加坡英语文学作为新加坡的主流文学创作,反映的是当代新加坡人的精神风貌和文化心态,折射出新加坡人在身份认同过程中产生的困惑。

身份认同(Identity),是当代文化研究的一个重要概念。它受到新左派、女权主义、后殖民主义的特别青睐,成为学界的一个热门研究课题。但是“在当代汉语文化研究领域里,由于受到西方哲学、人类学、心理学和文化研究的影响,在对Identity一词的翻译、使用和界定上,存在着某种程度的混乱,不同的人们交替使用‘认同’、‘身份’、‘同一’或‘同一性’等汉语词汇,却没有做出清晰的界定,在不同文本中造成了这些重要概念的内涵模糊不清”。[3]62就其内涵而言,身份认同可以说是一个歧义丛生的概念,其基本含义,是指个人与特定社会文化的认同。这个词追问的是“我是谁?”“我来自哪里?”以及“我要去哪里?”等问题。按照陶家俊的看法,身份认同主要指“某一文化主体在强势与弱势文化之间进行的集体身份选择,由此产生了强烈的思想震荡和巨大的精神磨难,其显著特征,可以概括为一种焦虑与希冀、痛苦与欣悦并存的主体体验”。[4]38身份认同的核心是作为一个文化主体,或者更通俗地说是社会中的个人或群体的一种身份选择。所谓选择,也就是在两者或者多者之中,认定其中的一个作为自己的价值和身份的归属,同时也意味着对于其他选项的放弃。如果主体所要放弃的文化对象处于强势时,主体的内心必然会产生理智与情感之间、主观与客观之间的矛盾,并由此产生强烈的思想震荡和巨大的精神磨难,其外在的表现可以是一种焦虑和困惑的情绪。毋庸置疑,身份认同是一个相当复杂的流动概念,涉及自我的本质属性、文化以及精神归属等方面,通常包含有政治认同、文化认同、族群认同等多种内涵。个体的身份认同关系到民族国家的稳定和民族凝聚力的培养,对于民族国家的形成具有重要意义。安德鲁•埃德加和彼得•塞奇威克在《文化理论的关键概念》中说:“就文化研究要考察个体与群体在其中建构、解决和捍卫自己的身份或自我理解的各种语境而言,身份问题对于文化研究来说至关重要。”[5]183由于独特的历史和地理因素,新加坡人的身份认同对于新加坡国家具有更加特殊的意义,因而身份认同在新加坡倍受关注。在错综复杂的政治情况下新加坡于1965年赢得独立。对于新加坡来说,首先要树立的就是一个“新加坡人”的意识,强化新加坡人的身份认同,并且在全体新加坡人的意识中强化“新加坡”作为新加坡人“想象的共同体”[6]7的观念。新加坡自独立以来,便致力于树立“新加坡人”的形象和观念。新加坡前总理李光耀说过:新加坡要建立一个多元种族的国家。我们将建立个榜样。这不是个马来国,这不是个华人国,也不是个印度国。让我们真正的新加坡人……不论种族、语言、文化、宗教,团结一致。作为一个多民族的移民国家,新加坡的居民以华人、马来人、印度人为主,还有一些其他民族,共同构成了新加坡的民族结构。多元文化与多种族国家的现实使新加坡人在身份认同的过程中会遇到种种困惑。“世界上很少有别的地区能比东南亚更鲜明地说明在千差万别之中求得一致所会遇到的各种问题。”[7]18新加坡作为东南亚国家的一员,由于其独特的历史,在它的身上更加充分地体现了这一点。新加坡独特的多元文化现状使新加坡人在身份认同的过程中,要经历更多的思想震荡和精神磨难。在新加坡,身份认同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认同困惑,来自两个层面:一个是族群认同的困惑,另一个是文化认同的困惑。这两个层面的认同困惑,在新加坡的英语文学中,都有着清晰的书写与表达。

关于“族群”的内涵,历来学界有不同的解释。马克斯•韦伯(MaxWeber)将其界定为“体型或习俗或两者兼备的类似特征,或者由于对殖民或移民的记忆而在渊源上享有共同的主观信念的人类群体,这种信念对群体的形成至关重要,而不一定关涉客观的血缘关系是否存在”[8]439。本尼迪克特•安德森(BenedictAnderson)认为族群“是想象的共同体”[6]7。班顿(Banton)将族群界定为“具有共同血统与文化所构成的人群种类”[9]19。著名学者郭洪纪则认为:“族群主要建立在共同的名称、神话、价值和风俗习惯之上,以祖先的居住地、历史叙事、民间传说为文化根源。它具有建基在种族、血统、语言、宗教、风俗、乡土一类的文化要素,以及历史传统之上的心理情感和非政治行为。族群作为某种共同体的象征符号,既有自己的生存空间和与之有关的传统,包括宗教组织和神职人员,像神庙、仪式、教义等,又有怀旧母题及认同符号系统,像民族英雄、宗教领袖、效忠意识以及草原森林山峦族源地等。”[10]4从以上定义中,我们可以看到族群认同建立在血缘意识和文化意识的基础上,强调的是文化原初情感的重要性。对于独立只有几十年历史的新加坡来说,若要形成新加坡人的身份认同,首先就是要培养自己独特的民族文化,形成所有新加坡人都认同的原初文化,培养新加坡的族群认同。然而,由于新加坡独特的地理和历史因素,在新加坡人的身份认同过程中首先要面对的就是族群认同的困惑。新加坡是一个多元文化共存的国家,其原住民究竟是何种人,现在已经无从可考了。从新加坡开埠至今,大量的移民涌入,原住民融入其中,难以保存自己的族群特色。现今的新加坡人主要由华人、马来人和印度人等构成,占新加坡人口总数的99%左右。对于新加坡的华人、马来人以及印度人来说,其族裔国的文化传统已经内化为他们的本质属性,这必然会影响他们的文化选择。因为内化为本质属性的族裔国文化会产生一种巨大的推动力,将在进行身份选择的个体推向其族裔国文化。新加坡人首先要摆脱的就是来自族裔国的文化影响,寻求和建立一种新加坡民族的族群认同。作为一个多元文化和多民族的国家,几乎每一个新加坡人都有着自己族群的文化渊源。这种文化上的渊源,在新加坡人身份认同的过程中极大地困扰着他们。在树立“新加坡人”身份认同的过程中,首先要排除的是来自族群的影响和干扰。不管是新加坡的华人、马来人、印度人,他们在血缘、体型和习俗等方面都与自己的族裔国有着深厚的渊源。作为一个文化主体,新加坡人必须在自己的族裔文化和新生的新加坡文化之间选择集体身份。这种选择意味着对于其他文化的背离与放弃。毫无疑问,相对于新兴的新加坡文化来说,新加坡人的族裔文化居于强势的地位。无论是中国文化、印度文化抑或是马来文化,都像是一个巨大的磁场,在客观上对新加坡的华人、印度人和马来人等有着巨大的、不可抗拒的吸引力。作为一个主体,如果想要树立“新加坡人”的身份认同,主观上又有着趋向于新加坡文化的现实需求,必然导致新加坡作家的心里要坠入作为新加坡人族群认同的两难困境。这一切在新加坡的英语文学中都有清晰的书写。新加坡著名英语作家林宝音(CatherineLim)的小说《跟着错误女神回家》(FollowingtheWrongGodhome)就深刻地反映了这种族群认同的困惑。

小说的女主人公尹灵(YinLing)是一个有着东方传统美德的女性,已经与文森特(VincentChee)订婚并且即将举行婚礼。然而就在他们准备结婚期间,因为诗歌创作的缘故,她偶遇美国客座教授本•格拉弗尔(BenGallagher),对其产生了心动的感觉。虽然尹灵按部就班地嫁给了文森特,但在她的心里,却一直对本难以忘怀。伴随着主人公情感历程的是一尊神像。这尊神像自从文森特皈依了基督教之后就被他的母亲藏在了楼梯下的壁橱里,后来又从壁橱里被驱逐了出来,成为无家可归的神。一位老佣人一直试图为这尊神像找一个家,但是一直到老佣人去世也未能找到。这是一尊身份不明的神,不知是何方神圣,也不知应该归于何处。在小说的结尾,尹灵带着那尊神像回到了中国一个偏僻的小乡村。她认定这里才是这尊神像的“家”。小说中的神像作为一个隐喻,象征着新加坡人的身份认同。作为一个神像,本来应该是受人顶礼膜拜的,然而,在小说中,却变成了无家可归的神。既然已经无家可归,那么它的神圣性也就大打折扣。这尊神像在新加坡的地位是尴尬的,就像新加坡人一样,不知道自己来自何方,也不知道应该归于何处。它本应该属于新加坡,可是在新加坡却没有它的位置。主人公最后将神像带回中国说明了内化为新加坡人的本质属性的族裔国文化传统的巨大吸引力,也象征着一个新加坡人在其族群文化和族裔国文化之间作出的选择。神像的回归,暗示的是新加坡身份认同中的族群认同困惑,说明新加坡自己的带有原初色彩的族群文化尚不足以使新加坡人在文化选择的时候倾向于自己。这一点对于新加坡人来说,无疑是具有启迪意义的,同时也反映了现实社会中新加坡人在身份认同过程中真实族群认同的困惑心态,值得人们深思。在新加坡当代著名作家陈慧慧(HweeHweeTan)的两部重要小说《异物》和《玛猛公司》中,作者也着重表达了这种族群认同的困惑。这两部小说的主人公都是华裔,来自中国,族裔国的传统文化时刻在影响着他们的身份认同。在《玛猛公司》中,主人公邓(GanChiahDeng)是一个来自新加坡的华裔女孩。作为一个留学生,邓刚刚从英国的牛津大学毕业,正面临着择业的选择和未来的抉择。在她选择自己职业的时候,她的族裔国文化带给她巨大的影响,造成了她身份认同上的困惑,有时候她会迷失在东西方文化之间。在新加坡不少英语作家的作品中关于族群认同方面的描写有很多,在此不再一一赘述。

文化认同,就是指对人们之间或个人同群体之间的共同文化的确认。与族群认同相比,文化认同更关注的是意识形态和价值判断,而族群认同则强调血缘以及体格等生理要素。使用相同的文化符号、遵循共同的文化理念、秉承共有的思维模式和行为规范,是文化认同的依据。认同是文化固有的基本功能之一。拥有共同的文化,往往是民族认同、社会认同的基础。个人对社会的认同,主要体现在个人的社会化,即对社会所创造和拥有的文化的学习与接受;社会对个人的认同,则体现在社会的基本文化规范在个人中的普及、推广和传播。人们之间在文化上的认同,主要表现为双方相同的文化背景、文化氛围,或对对方文化的承认与接受。如果说,在新加坡人身份认同过程中,族群认同困惑主要来自东方文化圈内文化选择的困惑,那么文化认同的困惑则来自于东方文化和西方文化之间的选择与认同。如果说族群认同困惑的原因来自于内化为新加坡人本质属性的族裔文化的吸引力的话,那么,文化认同的困惑则来自于外在的西方文化的强大吸引力。如果说族群认同的困惑困扰着所有新加坡作家的话,那么文化认同的困惑则是新加坡英语作家所要独自面对的挑战。新加坡作为英国殖民地长达一百多年,英语成为新加坡的官方和通用语言。语言对于新加坡人来说有着极大的暗示作用。语言是文化的载体,支撑着文明的重量,传播着民族的文化。讲英语、用英语写作不仅意味着拥有英语所代表的文化的优越感,还代表着对整个英语文化集体仪式的认可和接受。作为一个新加坡的英语作家,为了摆脱自己黄皮肤的东方特色,他们只能带上白色的面具,或者把自己想成是一个英语世界中的主体,因而在新加坡英语作家的意识与身体之间不可避免地出现了分裂,产生了弗兰兹•法侬所讲的“文化错位”[11]42,由此带来身份认同上的困惑。“穿着借来的袍子而要成为真正的自我,这就是殖民地民族主义者两难处境的核心”,“因而民族主义的精英分子从他们诞生的一刻起,就已经被笼罩在一个‘分裂的感知’或‘双重的视界’之中。他们操双语,有两者文化背景,如同门神有两张面孔,既能进入都市文化,亦能进入地方文化,却又游离于两者之外”。[12]131新加坡英语文学作家作为新加坡的文化精英,在身份认同过程中所面对的文化认同困惑可以说是对以上论述的真实写照。他们要完成个体的身份认同,就是要成为“真正的自我”,也就是要成为一个真正的新加坡人。然而他们却操着殖民者的语言,有如穿着借来的袍子来表现自己。前面已经讲过,所谓身份认同,就是“在强势与弱势文化之间进行的集体身份选择”。相对于东方文化而言,西方文化无疑处于强势地位,拥有话语霸权。新加坡的英语作家本意是想在进行身份认同的时候选择两者,结果却恰恰相反。他们被两者同时抛弃,产生一种“无家可归”的流放感觉。新加坡的英语文学深刻地反映了这种心态,这是新加坡英语文学作品中常见的主题。英语在新加坡的强势地位,同时也带来了西方文化在新加坡的强势地位。这种状况也使得新加坡作家对于文化认同给予了很大的关注。

新加坡新锐英语作家C.M.Woon的成名作《辩护者的魔鬼》(TheAdvocate′sDevil)就清晰地表达了这种文化认同上的困惑。小说由若干个独立的、看起来相当松散的故事组成。小说的主人公是一位年轻的律师丹尼斯•蒋,整个故事都是由主人公讲述的。在丹尼斯很小的时候,他就被家人确定了培养方式和目标,那就是要成为英国式的绅士。于是他被送往英国读书,当他学成回到新加坡以后,他觉得自己在家乡反而成为异乡人。小说以一种独特的方式表现了“无家可归”的流放感觉。丹尼斯之所以被送到英国读书,其本质上是因为与新加坡的本土文化相比,英国的文化拥有强势地位,对新加坡人来说具有更大的吸引力。可以说在身份认同的文化选择中,一开始丹尼斯的家人为他选择的是以英国为代表的西方文化。而这种文化的选择只是基于一种实用目的,因而在他长大以后他又回到了新加坡,意味着在身份认同中他的家庭最终还是在东方文化与西方文化之间选择了前者,也就是选择一个新加坡人作为自己的最终身份。然而其家人本意是希望丹尼斯能够同时认可两种文化,其结果却是在两者文化中都无法找到自己的认同与归属。在英国,丹尼斯是一个异乡人,被他的英国同学看作东方人。在他回到新加坡以后,他同样被新加坡人看成是“陌生人”。小说以这种方式深刻地表达了主人公在文化认同上的困惑。再比如,新加坡著名诗人坦布(EdwinThumboo)在诗歌《节目》(Games)中写道:我去剧场,那里正在上映凯特表弟。我去电影院,那里正在上映劳伦斯的电影。我想阅读报纸,却发现满是安妮公主的讲话。[13]6诗人通过这种西方文化影响无处不在的描写,表达了新加坡人对于西方文化的认同;但是在诗人看来,西方文化并不能完全代表新加坡。这也就造成了新加坡人文化认同上的困惑。毫无疑问,身份认同是一个复杂的涉及多个方面的过程。对于任何一个民族和国家来说个体的身份认同都是非常重要的。强化个体的身份认同是形成民族文化和民族凝聚力的有效手段。对于新加坡来说,独特的历史以及地理位置使得个体的身份认同不得不被放置在更为广阔的视域中考量。对于新加坡人来说,如何与所在地区的文化交融并产生出新的文化习俗,如何在多元文化共存的语境里塑造出与众不同的独特的新加坡民族仪式和文化心态,并完成作为一个新加坡人的身份认同,是新加坡国家和人民必须面临的重要问题。正如霍尔所言:“差异认同是新与旧的对立,其策略是从族性认同的差异建构为出发点去反思差异与认同之间的关系。族性认同与过去和历史之间是建构关系,这是一种历史中的政治性建构、一种叙事建构、一种以故事、记忆、历史叙事为基础的文化赎救行为。新族性认同的建构既不能固守过去,也不能忘却过去;既不与过去完全相同,也不完全与过去不同而是混合与杂交的认同与差异。”[14]16-18新加坡人的身份认同与族群认同跟西方文化的关系是一种张力关系。他们既互相排斥,又互相吸引;既不能靠得太近,又不能离得太远。如果靠得太近,则容易泯灭自我;离得太远,则又会失去来自源文化的支撑。作为新加坡人的身份认同,必须在其中找到自我的位置。新加坡人正是在族群认同和文化认同的困惑、迷茫与融合之中,逐渐地走上了自己的身份认同之路。

文学是人学。文学所反映的是现实生活中人的心态。新加坡英语文学作为新加坡的主流文学,其反映的是新加坡主流的文化心态。独特的地理以及历史因素,使新加坡成为世界上多元文化共生的集合体。新加坡英语文学中所表达的族群认同与文化认同所带来的身份认同困惑在某种程度上具有了文学标本的意义,值得我们广泛而深入地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