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世价值思潮认识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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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世价值”问题最近一段时间以来成了一个热议的话题。从来源上说“，普世价值”产生于欧洲中世纪基督教所使用的“普世”概念，这个词一经变身为“普世价值”便成了时下十分走俏的一个词语，意指适用于一切时代、一切条件、一切人的价值原则。既然某些学者提出这么一个命题，那么我们就有必要深究这样几个问题：一，是否存在“普世价值”；二，提出“普世价值”的动机是什么；三，“普世价值”主要内容是什么；四，如何对待“普世价值”。是否存在“普世价值”。有没有这样的具有在空间上的普遍性和在时间上的永恒性的“普世价值”？“普世价值”是唯心主义新阶段的产物。所不同的只是“普世价值”代替了“上帝”、“绝对真理”等字眼，它们无一例外地走向了一种绝对的永恒不变的神秘主义的终极力量上。社会主义社会作为比资本主义社会更为先进的社会制度，有着自身的更为先进的价值取向，不排除这种价值取向会从“普世价值”中汲取尚为合理的有益的成分，但这并不意味着对“普世价值”在当代及其未来获得合法的主导地位的肯定。

提出“普世价值”的动机。“普世价值”的争论不是一个概念能解决的问题，我们不能只是局限于抽象地讨论其内涵有没有意义，而更应当深入考察其内在动机。不难看出，“普世价值”的宣传是资本主义国家对社会主义国际实行“和平演变”的新手段。“普世价值”思潮在中国的泛起有一个过程。2005年10月，一些鼓吹资本主义价值观的国内外人士就以民主的所谓“普世价值”为武器，开始对我国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进行攻击。在2007年初“，普世价值”在某些主观故意的推动下，开始了广泛的传播，一时间甚嚣尘上，让相当一部分的青年和领导干部迷惑，甚至被误导，成了一股可怕的错误思潮，从而使得“普世价值”的争论不再只是单纯的学术问题，而是一个意识形态层面上的问题。所以，就“普世价值”思潮来讲，其政治实质是企图颠覆我国发展民主政治的决定，改变深化政治体制改革的指导思想，企图改变我们所坚持的社会主义方向，期许着能构建一个以西方制度和理念为模式的政治制度；而其在思想上的指向，是妄图用西方资产阶级价值观来指导中国，把马克思主义赶出中国，以此否定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故意夸大思想多元化的诱人之处；对于经济制度方面，更企图让中国变得彻底的私有化，改变我国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的现有经济制度。国内外诸多理论家看不到也不想看到代表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在中国取得的辉煌成就，他们矢口否认中国的改革开放是这一理论中国化的最新成果，他们粗暴地给马克思主义理论扣“教条”、“僵化”、“过时”、“专制”等帽子，处心积虑地用西方的“普世价值”理论来解释中国的现象，全盘否定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国共产党人所总结和提炼的理论成果。以所谓“人类文明中一切美好的东西就是‘普世价值’”为论调，一味强调自由，其实是用学术自由的名义做思想专制的勾当，将“自由”拘束，只能在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下谈自由，还在世人面前标榜自己是自由的狂热追求者，狼子野心昭然若揭，就是想把马克思主义的精神驱逐出当代中国，彻底颠覆中国社会的政治制度。“普世价值”是西方资本主义在全球化进一步推进的背景下，以同样所谓的具有全球化的价值，即“普世价值”为依托的对社会主义国家的一次和平演变手段。

“普世价值”的主要内容。冷战结束以后，西方开始转变外交工具，不强攻，不强打，而以普世价值为进攻大旗，关于普世价值无非就是西方经常挂在嘴边的民主、自由、人权等。细究民主、自由、人权等的实质及西方国家在这方面的所作所为，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民主、自由、人权等是一个发展着的概念，是一个以历史具体条件为前提的概念；而西方在这方面的所作所为更是执行双重标准，道貌岸然。关于民主。民主的实质是多数人对少数人的专制。单从学术角度讨论，我们提出以下几个问题：第一，多数人是否拥有对少数人的专制权；第二，多数人的决策是否具有真理性，退一步而言，这种决策是否是正确的；第三，如何逃脱民主在实践中走向专制的趋向。对于前两问是容易理解的，至于第三问或许会存在一定的疑问，以下就此做简要论述。通过民主选举出的领导者或执政集团会因多数民众的支持而获得超越法律的特权，从而在行为上趋于无所顾忌，走向专制。正如二战前希特勒的上台，没人否认这是民主选举的结果，但也不可否认希特勒走向专制的道路的事实。政治制度的好坏不在于民主本身，而在于制约体制的有效性。从现实的状况考察民主，以英美为首的资本主义国家从来没有真正践行过他们所宣传的民主原则，以英国为例，在英国对香港长达150年的统治中从来没有给予过香港居民所谓的民主；而美国更是执行双重标准的典型，对自己有利的国家，则无论对方多么专制都给予支持，反之则给予打击。民主在西方国家从来不是所追求的目标，而是获取自身利益的手段。关于自由。

在资本主义世界中，所谓的自由只是贵族、富人们的自由，自由从来不是普遍的，自由从来不是均等的，人们拥有的只是对自由臆想的自由。不同的国家和地区对自由的理解是不一致的，但有一点则是共识，即自由应当基于一定的社会条件并受制于社会条件。康德曾对“想做什么就能做什么”的自由观作出尖锐的批判，指出了这种自由的肤浅性，同时提出了自己对自由的见解，他指出，自由乃是“想不做什么就能够不做什么”。尽管这个表述依然有它自身的局限性，但在一定程度上批判了资本主义的自由观。如何看待“普世价值”，其实从把“普世价值”和西方社会的普遍政治价值和政治制度的模式相提并论这一现象说明，“西方化”的政治倾向与“西方化”的学术见解之间其实存在着非常紧密的联系。一个是政治问题，一个是学术问题，两者之间的界限必须搞清楚，但需要指出的是，不克服“西方化”的学术见解，就不能克服“西方化”的政治倾向。所以，仅从政治层面上批判、揭露本质是不够的，还需要我们的学者加强理论学习，用科学的、有说服力的理论研究成果去和他进行正面的交锋，敢于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和方法论，在学术层面上畅所欲言，据理力争。

最后，想讨论下“普世价值”问题的现实意义，就是想通过揭露其本质，学会正确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和方法，用理论这个大棍来拨开在这个问题上的迷雾，明确我们要在这个问题上的基本观点，更让世人看到在“普世价值”思潮表象包裹下的错误的实质，能自觉做好意识形态层面的工作，巩固和坚定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指导地位。同时，要达成这项共识：要想把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好，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就必须开展调查研究、理论学习，特别是价值问题上的理论研究，大力发展和提高我国的文化软实力，宣传、弘扬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多样化的社会思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