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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艺术:现实的审美变形
关于艺术与现实的关系,千百年来在文学批评界可谓一直争论不休。究其原因,恐怕与文学艺术本身所呈现出的变化多端的面貌息息相关。换言之,文学主体通过千差万别的表现手法,展示出迥然相异的生存状况与人生态度。那么,这是否意味着艺术与现实之间毫无关联呢?概览整个文学发展史,可以看到,有些创作带有鲜明的现实烙印,以如实反映现实真相为目标;还有些则极尽扭曲、变幻之势,难以认清现实的本来面目。当然,前者非指现实的翻版,只是就形式而言呈现出一种逼真描摹现实的倾向,细究之下,其中应当不乏对生活的反思与改造,甚至有对现实出路的深刻探寻;后者也并非意味着文学主体的活动与现实无涉,不管怎样夸张,怎样怪诞,其看似虚幻的面纱之下总有着无法彻底消除的现实根源。由此思之,上述二者并没有实质上的区别,只是主体对现实进行审美变形的形式不同。随之而来,大量处于这两种倾向之间、对二者进行中和的各种类型的出现便不可避免了。不管怎样,应当明确的是,问题的关键在于主体借助于一定的审美方式对现实进行加工,其所呈现的面貌无论与现实多近或者多远,从根本上说,完全等同于现实或者完全脱离现实的情形却是不可能、也是不应该存在的。以现实为基准进行千变万化的审美变形,这既是文学的艺术性使然,又充分体现了文学主体的自由性、灵活性与创造性。对此,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者进行过颇有意义的理论探索,比如其代表人物马尔库塞、阿多诺等曾就此作专门讨论。同传统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一样,马尔库塞始终关注着政治斗争乃至整个人类的解放。不过,与以往不同的是,马尔库塞是从审美的角度论之,明确表示:“艺术的政治潜能仅仅存在于它自身的审美之维。”(马尔库塞1989:206)他反对把艺术作为政治的工具或者逃避现实的手段这样两种极端的做法,而结合弗洛伊德有关本能升华的理论指出,通过审美维度的建立,艺术以其自身的形式使心灵得以净化,从而获得虚幻的满足,至于当代以反升华的形式出现的艺术,则起到了唤醒人们与不合理的现实进行斗争的作用。
总之,无论是安慰还是批判,艺术终究以其特有的感性形式,在社会实践中发挥出强大的作用,由此成为文化乃至物质的生产力(马尔库塞1989:114)。在此基础上,马尔库塞进而提出未来社会的预想:“在这个阶段,社会的生产的能力可能将与创造性的艺术能力结为伉俪;而且,艺术世界的建立,将同现实世界的重建携手并行,这也就是自由的艺术和自由的工艺学的统一。”(马尔库塞1989:129)这一设想无疑带有乌托邦的色彩。但马尔库塞将审美维度与现实维度相结合,将个体本能的升华与社会改造的实践相结合,可以说在一定意义上弥补了传统马克思主义在这一问题上的缺憾。无独有偶,另一位西方马克思主义者阿多诺有关艺术的否定功能的阐述,同样重点论及艺术与实践的关系。他指出:“艺术之所以是社会的,不仅仅是因为它的生产方式体现了其生产过程中各种力量和关系的辩证法,也不仅仅因为它的素材内容取自社会;确切地说,艺术的社会性主要因为它站在社会的对立面。但是,这种具有对立性的艺术只有在它成为自律性的东西时才会出现。”(阿多诺1989:386)由此,他提出:“必须从两个方面来考虑艺术的社会本质:一方面是艺术的自为存在,另一方面是艺术与社会的联系。”(阿多诺1989:388)即艺术的双重本质:自律性与社会现实性。在阿多诺看来,艺术正是在这相互矛盾的双重作用之下,存在于、并参与到社会实践中去。当代马克思主义者对马克思主义美学进行深入发掘,固然有其不足之处,但他们努力将艺术与社会实践统一起来,的确不失为一种有意义的尝试。由此可见,试图切断艺术与现实之间的连线,从根本上说是不可能的,再联系艺术所带来的巨大的社会效应,则否认艺术与现实密切相关的批评主张更是完全不必要的。文学艺术就其本质而言,应当说是文学主体对现实进行审美加工的结果,简言之,文学艺术即现实的审美变形。这里,就让我们从光怪陆离的后现代主义文坛中撷取一株奇葩———戴维•洛奇的《小世界》,围绕其颇具特色的互文性艺术,剖析文学主体在对现实进行改造、加工的过程中所发挥的作用。从带有明显的纷乱、芜杂特征的后现代文本中抽取实例,对艺术与现实的关系这一颇为古老的命题进行分析,从某种意义上看,或许更加强了这一命题本身的生命力与重要性。
2•互文性:《小世界》的杂乱与统一
作为一个公认的后现代主义文学大师,戴维•洛奇的创作带有非常明显的迥异于传统的特征。称之“狂欢化”也好,“拼帖画”也好,“理论的试验田”也好,如此等等,无一例外都强调了洛奇对传统的完整、统一、权威性的创作程式的反叛或者说消解。的确,综观他的代表作《小世界》,我们可以清晰地感受到以分裂、杂糅、多元、异质等为特征的后现代主义艺术气息。然而,这一切并非意味着洛奇有意放弃其创作者的主体地位。与之相反,他的创作伴有鲜明的自觉意识,对于“作者死亡”①之类的理论主张,他明确表示反对,声称:“我不能附和这种对文学文本的偏激观点———它简直不符合我的创作经验。创作一部小说是一件艰苦的工作,它包括想象、描写,将人类命运交织成一个时间与空间的网络,在某种程度上,必须使它在诸多不同层次———文体、修辞、道德、心理、社会、历史等方面同时具有意义。写作,尤其是叙事作品的写作,是一个不断选择和作出决定的过程:让你的主人公做这件事而不是去做那件事;从这个角度而不是从那个角度去描写这个行动。除了按照某种整体设计———从某种意义上说,那是根据假定的读者们的情况而制定的方案———行事,你如何对此类问题作出决断?《小世界》是一部喜剧兼罗曼司,而喜剧或许是与后结构主义美学最格格不入的文体。作品中引人发笑的场面往往不是偶然发生的,也不是读者创造出来的;它们都是作者的构思。”②
可见,与现实相比,后现代文本所呈现的世界尽管有着明显的夸张、变形的特点,充满纷乱和不确定因素,但这一切并非意味着文学主体的无能为力。归根结底,文本是主体对现实进行审美加工的产物,各种现实因素———政治经济形势、文化动态、理论思潮、社会风尚等———深蕴于其中。具体到《小世界》,则文本中所描绘的看似杂乱的场景却不外乎创作主体的统一掌控。戴维•洛奇巧妙地将“互文性”这一当代批评中屡见不鲜、也是他本人颇为推崇的概念渗透于小说的字里行间,于是化无序为有序,化无意为有意,并最终化杂乱为统一,产生种种新鲜、独特的艺术效果。宽泛地说,“互文性”指文本之间互相指涉的关系,由此形成互为文本的文学现象。毋庸讳言,互文性现象其实并非一个新鲜事物,细究起来,在近现代、乃至古代的文本当中均不乏其例。不过,与以往相比,互文性在后现代文坛中的体现应当说还是有其独特之处的,最明显的莫过于,作家非常自觉、也非常新奇地处理与所指涉文本的关系,由此产生强烈的反差,造成巨大的冲击力,甚至给人以怪诞之感。不过,正如许多论者指出的,互文性的意义并不限于对文本进行追根溯源式的研究,也不纯粹是艺术技巧问题。用戴维•洛奇的话说:“文本互涉不是,或不一定只是作为文体的装饰性补充,它有时是构思和写作中的一个决定性因素。”(洛奇1989:114)他把文本互涉的方式分成滑稽模仿、艺术模仿、附合、暗指、直接引用、平行结构等多种,而洛奇的文学创作实践则显示出他本人对这些方式的娴熟运用。体现在《小世界》当中,则滑稽模仿、直接引用、平行结构三种方式尤具代表性。
3•滑稽模仿
所谓“滑稽模仿”,又称“戏仿”、“戏拟”等,简言之,即带有讽刺性的模仿。在文学史上,采用滑稽模仿方式的文学创作有不少,至于后现代文坛,随着消解权威、消解中心的批评潮流以及人的自我反思、自我批判意识的盛行,此类创作更有较明显的普泛化之势,加之在漫长的文学、文化传统中所积累的丰富底料,这一切都有效促成了当代作家对滑稽模仿乐此不疲的现象。滑稽模仿因为往往涉及两种甚至两种以上的叙事系统,其中不乏隐晦、不确定因素,因此必须对相关的文学背景有一定的了解,否则可能难以理解作者的匠心所在。更须强调的是,不管怎样扭曲抑或怪诞,滑稽模仿终究是创作主体“有意为之”的结果,由此而化神奇为普通甚至腐朽,化崇高为平庸甚至卑琐,传达出特定时代特定的生活风貌与思想倾向。谈到《小世界》的构思情况,洛奇表示:“当时我考虑到有可能写一本喜剧讽刺小说,描写一些学术名流乘坐喷气机周游世界,去参加学术上和情场上互相竞争的会议,而小说可以建立在亚瑟王和他的圆桌骑士以及他们寻找圣杯这一故事上。”(洛奇1989:114)这就明确指出了《小世界》对神话和中世纪英雄传奇的模仿,其副标题———“学者罗曼司”———无疑也暗示了小说结构与内容上的特点。如同古代的英雄们百折不挠地寻找圣杯一样,《小世界》中的主人公们也在苦苦追寻着各自心目中的“圣杯”。他们身为学者,社会名流,有着受人尊敬的头衔和地位,仅就此而言,小说中的人物堪与古代的英雄们相媲美,但他们的所作所为完全丧失了英雄的崇高性,他们所追求的“圣杯”亦不再神圣。用作者的话说:“我非常清楚我要表达的是什么———是环球大学的学者们从中国到秘鲁的喷气机旅行中所显现的人类追名逐利的欲望。”(第4页)于是,这样的模仿不免带有强烈的讽刺性,形成洛奇所谓的“滑稽模仿”。
仅就小说中人物的名字看,名与实的巨大反差便极为巧妙地烘托了小说的讽刺主题。比如男主人公柏斯,他的名字与圣杯传奇中最终完成寻求任务的伟大英雄柏西瓦尔极为接近,并且,他也像古代英雄一样,为追求自己心目中的圣杯而义无反顾,勇往直前。不过,他的这个圣杯可没有古代英雄传奇中的圣杯那样的无上的荣耀和威力,只是对于一个素昧平生而一见钟情的姑娘的爱。为此,他花光了所有的积蓄,抛弃了难得的就业机会,甚至冒着渴死的危险徒步穿行沙漠,环游世界各地,历尽艰辛。然而,考虑到其爱情追求的虚妄与微茫,柏斯的勇敢、执着乃至于艰辛,其实都不过徒增可笑而已,根本无法与前人的英雄壮举相提并论。又比如国际文论界的统治者亚瑟•金费舍尔,其名字体现出亚瑟王与渔王的综合,代表着至高无上的尊贵地位,然而他既丧失了学术上的创造力,又丧失了生理上的性能力,干瘪,衰朽,王者之风早已荡然无存,其统治的有效性与生命力可想而知。总之,在这个学者的小世界当中,所谓道义,所谓原则,如同那些在大会上宣读的论文———只剩下一个冠冕堂皇的形式,无论是说者还是听者,谁都不会认真对待。于是,在这里,装腔作势,互相倾轧,贪求享乐……便不可避免了。由此可见,通过对于英雄传奇的讽刺性模仿,作者巧妙地从学者的小世界折射出后现代社会的浮躁、焦虑与沉沦。
4•直接引用
洛奇曾经坦言:“因为我把写小说与学术生涯相结合已经近三十年了,毫不奇怪,我自己的小说越来越间涉各种文本。”(洛奇1989:113)作为一个举世闻名的学者型作家,洛奇无论在学术界还是在创作界,均取得了斐然的成就,表现在他的作品当中———尤其是《小世界》这部以描写学者生活为主要内容的小说,便形成了明显的直接指涉理论文本的现象,用洛奇本人的术语,即“直接引用”。在这个学者的生活圈中,无论是报告,讨论,还是日常的交谈,我们都可以轻而易举地看到活跃于当今批评界的理论主张,并且,毫不夸张地说,它们获得了无比生动而充分的呈现。其中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以语言表征危机论为代表的后现代主义批评主张。比如莫里斯•扎普教授在历次会议上所作的大致雷同的学术报告,用他的话说:“在语言里,意义总是从一个能指转换到另一个能指,绝不可能完全把握它。……语言就是一种密码。但对每一个密码的解释,都是新的密码的编制③。”随之而来,文本就像脱衣舞,“舞女挑逗观众,正如文本挑逗它的读者,给人以最后彻底裸呈的希望,但又无限期拖延。……真正使人兴奋的是脱光的‘拖延’而不是脱衣本身,因为一旦一个秘密被揭示,我们立刻就会对它失去兴趣。……阅读就是听任自己陷于无尽的好奇与欲望的转移,……文本向我们揭示自己,但决不会让自己被把握住;我们与其殚精竭虑地想把握住它,不如在它的挑逗中寻求快乐。”(第43-47页)
既然语言符号能指与所指之间的关系是任意的,文本的意义便不可避免随之陷于永远的解构之中,从中当不难窥见德里达、福柯、拉康等理论的影子。与之相应的,这一群学者在热闹非凡的会议上对有关文学的各类问题自由发挥,似乎充分验证了语言的任意性以及意义的不确定性。尤其小说当中描绘的历次会议的高潮———美国现代语言协会年会,更可谓各种理论文本大荟萃的一个缩影,后现代批评界多元共生、开放自由的特性得以尽显。然而,正如柏斯在大会上向每一位发言人所提出的:“如果大家都同意你的观点,其结果会怎么样?”(第515页)换言之,既然一切都不免遭消解的命运,那么,所有这一切差异、冲突、争论的意义究竟何在?对此,亚瑟•金费舍尔的解释是:“在实际批评领域里至关重要的不是真理而是差异。如果大家都同意你的观点,他们肯定会步你的后尘,那么你便再也不能从中得到乐趣。赢得这场游戏也就是输掉它。”(第516页)原来如此!归根结底,这些高明的学者们不过是为争论而争论,解构之后的建构是无从寻觅的,拨开那些纷乱重重的歧异的面纱,最后剩下的也不过是———一片虚无。颇值得玩味的是,此时的金费舍尔却对柏斯的提问如获至宝,他一改以往的老迈与萎顿,仿佛久病初愈的渔王,恢复了生机和活力。一个毫无结果的问题却引发出了如此令人振奋的效应,一种深刻的反讽意味油然而生。作者戴维•洛奇利用自己深谙各种当今流行的文学批评话语的优势,通过直接引用的方式,在作品当中贯穿着大量理论文本的成份,这一方面与小说人物的学者身份相契合,另一方面更渗透着洛奇本人对诸种看似热闹、实则虚无的批评主张的反思。应当明确,身为创作主体,洛奇的用意决不在于炫耀自己的理论素养,而借助于直接引用,用饱含讽刺意味的幽默笔法,表达了对文学批评、乃至文化思潮的热点问题的严肃思考。
5•平行结构
谈到互文性艺术在《小世界》中的另一具体呈现方式———“平行结构”,则不能不提戴维•洛奇对巴赫金的推崇备至。巴赫金主张在文本之中赋予各种声音———即各种思想观念———以同时迸发、充分申诉的权利和自由,他通过对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的分析,强调文学作品“不是众多性格和命运构成一个统一的客观世界,在作者统一的意识支配下层层展开;这里恰是众多的地位平等的意识连同它们各自的世界,结合在某个统一的事件之中,而相互间不发生融合”(巴赫金1988:297)。与之相应,他还通过对拉伯雷作品的分析,提出“狂欢化”理论。用巴赫金的话说:“是生活本身在狂欢节上表演,而表演又暂时变成了生活本身。这就是狂欢节的特殊本性,它的特殊存在性质。”(洛奇1996:103)巴赫金特别强调的是等级差别的取消,明确表示:“在狂欢节期间,取消一切等级关系具有特殊重要的意义。”(洛奇1996:105)于是,一切所谓主流的、权威的思想意识为民主、自由、平等的精神所取代。不能不说受巴赫金理论的影响,戴维•洛奇在创作中有意识地穿插着大量带有对话、狂欢性质的图景。体现在《小世界》当中,一个明显的特征便是时间顺序的打破,处于中心地位的人物和事件亦无从寻觅。在这里,作者安排多条线索齐头并进,各种大相径庭的场景交错切换,形成平行式结构。于是,关于文学理论专业知识的讨论、世界各地风土人情的介绍、紧张离奇的通俗故事情节等并行而不悖,高雅与通俗、严肃与戏谑、传奇与现实,如此等等交杂在一起,产生类似于电影中的“蒙太奇”效果。加之明显的故事情节拼贴、叙述视角跳跃的痕迹,由此,整部小说呈现出众声喧哗之势,正符合巴赫金所谓“对话”以及“狂欢化”的特点。
然而,如前所述,洛奇本人明确宣称对这一切纷乱和分裂掌握着控制权。换言之,固然小说人物、情节等各种要素交杂纷呈,却归根到底是作者审美加工的产物。洛奇对《小世界》平行结构的安排,无疑有利于多层面地展示现实,也突显了后现代社会快速、多变的时代特征,由此产生强烈的吸引力,引人捧腹,更令人深思。与此同时,不管作者有着怎样的自觉意识,也不管文本自身呈现出怎样杂乱的特质,作为阅读主体,读者们还是纷纷结合各自的生活经历、审美情趣等,从《小世界》中读出了自己的见解。其实,洛奇自己虽然对作者的地位确信无疑,却也不可能脱离他所处的后现代语境———其一个突出特点便是质疑作者的权威、突显语言的功用。他表示:“语言和文学常规的系统性和共同性具有派生各种意义的能力,它们超越使用语言的个别创作主体,甚至与之背道而驰;作者只能从他的读者那里获悉那些隐秘的含义。现在,我就把这任务交给你们了。”(第10页)正是这样,有人从小说所描绘的学术界的丑态出发,视之为一部针砭现实之作,从而引发对社会现状的反思和批判;有人则从消遣的目的出发,迷恋于作品所展现的紧张、离奇的情节,甚至津津乐道于小说中场面的描写;还有人抱着理论研究的态度,专注于小说中大量的学术热点话题,试图从中搜寻种种文学理论依据……凡此种种,涉及政治、道德、学术研究等等各种领域,这样,文本的平行结构又自然促成了读者接受的多元性效果。戴维•洛奇将互文性艺术巧妙融会于小说创作之中,于是,看似纷乱、芜杂的《小世界》却有着丰富、深刻的现实底蕴。换言之,无论文学艺术世界是如何的光怪陆离、千变万化,亦无论主体是积极介入还是力求超脱,文学艺术归根结底是主体对现实进行审美变形的结果。作为一部典型的后现代主义作品,《小世界》的互文性艺术无疑为此提供了一个生动而有效的范例。因此,我们没有理由执拗于千姿百态的艺术世界的表象,而应努力探究其多层次内涵,由此获得更为真切、深入的审美感受乃至现实效应。